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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满台湾题材小说批判

2016-04-04

关键词:批判

蔡 榕 滨

(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2.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19)



西川满台湾题材小说批判

蔡榕滨1,2

(1.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2.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19)

[摘要]西川满是日据时期活跃于台湾文坛的“二世”日本人,他在台湾度过了三十余年,不论在战前的殖民地台湾时代还是战后的返日时代,西川满以台湾为题材创作的小说颇多。通过解读西川满台湾题材小说,可以得见西川满根本没有象其所谓的对台湾有着“无限的慕情和赞美”,他真正不过是以日本民族本位去理解并看待殖民地台湾,并投注部分感情而已。

[关键词]西川满;台湾题材小说; 批判

西川满三岁渡台(1910年),二十一岁返日求学(1928年),于早稻田大学法文系毕业后,因“有志於建构南方文学而返台”[1]134,直至日本战败次年,他才随多数日人被遣送回国。西川满在台湾生活近四十年,他曾多次提及自已对于台湾的“深情”,并肯定台湾是其“内心最深爱的”[2]233。不论在战前的殖民地台湾时代还是战后的返日时代,西川满以台湾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甚多,“西川满小说十之八九都是写台湾正史、台湾风俗文物、台湾生活抒情”[3]5。叶石涛曾指出,“台湾才是他(西川满)生命的核心”,并认为西川满的台湾意识比现今一部分台湾作家更为浓厚,他挚爱着台湾这块土地和人民[1]3。张良泽也极力推崇西川满对于台湾的爱,他曾反问“一个不爱台湾的人,能写那么多台湾诗歌和台湾小说?”[3]6那么西川满到底对台湾怀抱着怎样的情感,笔者试图对西川满台湾题材小说的解读探析其台湾观。

一、真实与虚构

日本文学研究者近藤正已曾经指出,西川满的台湾是“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 ”[2]234。诚然,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的:“事实上‘小说’本身就含有虚构或编造之意”[4]42,为此就小说创作性质层面而言,若说西川满的小说多是沁杂了作家本人的幻想情绪写成的,或为其空想之作,或是其追忆之作,并无可诟病之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在西川满的小说书写中随处可见到其将故事真实化的努力。首先,其小说书写多是有具体社会语境的,如西川满颇为得意的在台期间的代表作《赤崁记》,即取材于明郑家族悲剧史;《采硫记》则脱胎于清代地理学家郁永河的《裨海纪游》,写作了郁永河由东宁(台南)前往北投采硫磺之事;《龙脉记》则与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修建台北至基隆段铁路一事相关;《惠莲的扇子》则是西川满感怀於“二二八”事件,为寄怀追思其门生林秋兴而作。其次,不论是否为历史题材,西川满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体,“我 ”或者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如《惠莲的扇子》中的“我”、《神明祭典》中的“我”、《月夜的陷阱》中的“我”以及《血染枪楼》中的“我”;或是作为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或偶然目击者身份参与到故事的叙述中来,如《风水谭》中的“我”、《嶽帝庙的美女》中的“我”。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着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在这时候……小说有一种仿佛是某人真实的生活经历的如实写照而不是一篇虚构故事的幻觉。”[4]306西川满小说中在设置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同时会极为注意,甚至刻意地对故事上演的地点与时间进行颇为细致的交代,如《血染枪楼》的开篇即是“听到临海峡的古都‘鹿港’的名字,我的血液就会沸腾起来。当时血气方刚,遇到生涯第一次冒险的经险,真叫我难忘。一九三九年,我受台湾总督府嘱托,正在调查汉民族的风俗习惯……”[3]63《惠莲的扇子》的开篇是:“惠莲啊!本以为能够把一切忘掉,放水流走,乘上依斯特尼亚号离开,但是,住惯了十八年的台湾,台湾的岛影,浮现在浪波边际……”[3]81《月夜的陷阱》开篇:“异趣的奏乐声,今夜又在响。已经不知继续几个晚上,夜深就会听得到。像似信号,从远方传来奇妙的奏乐声……”[3]137此外,西川满对台湾民情风俗、宗教信仰的书写也真实可感,如端午吃粽、香包驱邪、元宵赏灯、水灯招魂、妈祖信仰等。

尽管西川满小说有其真实化的用心,尽管西川满也曾自言“要以自已的力量编缀未开拓的台湾历史。”[3]1但是,在笔者看来西川满真正所关心者并非如其所谓之“编缀”台湾历史,其所真正在意的是相对于日本的异域风情和浪漫情调,他“将台湾文化从他们的历史语境中剥离,让它仅仅服务于日本读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2]233。比如,尽管他“在叙述内容中夹杂着某些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但《血染枪楼》《惠莲的扇子》《青鲲庙的艳婆》《嶽帝庙的美女》《恋情与恶灵》《月印剑潭》等无不涉及英雄救美桥段以及冒险猎奇情节,或为夺宝而处心积虑,或为谋杀亲夫而设计嫁祸,或美女乔装易容为男儿而英勇御寇,或为复仇而伺机刺杀等。而且,西川满小说中多偏重男女情爱的书写,即便是写作明郑家族悲剧史的《赤崁楼》,其中的“我”在面对台湾青年陈某请求以赤崁楼为题材写作故事时,“我”首先构思出的仍是一个以花妓为主角的、充满香艳的浪漫故事,赤崁楼真正的只不过是一个背景存在;而在书写郑氏家族悲剧史时,“我”所侧重于浓墨重彩的仍是郑克臧夫妻的伉俪情深。如此,西川满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对台湾生活的‘憧憬’和‘追忆’,更多的不过是怀着域外人的猎奇心理追求异于日本本土的异国情调。”[5]45而这种缺乏对“台湾人所处状况进行深刻考虑和解释”[5]45的作品,与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确实是有着巨大差距。为此,西川满笔下的这些以台湾为题材的小说更多的其实不过是安置了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其自身的“台湾世界”而已。

二、东方与西方

陈千武认为,“在台湾文学史上,没有第二个作家,写台湾题材的诗和小说,质与量可与西川满相比。”[3]6然而,对于西川满,陈映真则曾经犀利地指出其未能“入祠于客观的日本文学史”,原因便是他“在文学专业上没有起码的成就”[2]233。在笔者看来,陈千武的评价不免言过其实,“量”上估且不论,“质”上如此高的评价,那他将那些筚路蓝缕为开创台湾新文学者,那些为发展兴旺台湾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台湾作家们,如“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杨逵、杨云萍等置于何处?诚然,西川满小说的确也有着因为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体而产生的弊端,“在同一个作家那里,他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文本中的叙述者不仅千人一面,而且这一面也缺少真正独特的光泽”[6]314。然而,至于说西川满在文学专业上没有起码的成就,在笔者看来也不免绝对。尤其,西川满还是较早将西方现代文学带到台湾文坛的作家,不仅体现在其小说现代叙事策略上“既有法国、日本的自然主义与日本私小说的交融;又有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气氛,还有日本新感觉派分析的影子。”[5]45而且在内容书写上,除了不时地引用中国经典诗词曲赋,如引用《楚辞》《韩非子》《庄子》等,用杜甫、张祐等诗作,以及化用《倩女幽魂》等故事;除不时写及台湾的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如中秋赏月、七夕乞巧;同时也极为有意采用了不少西方文学元素,化用西方诗歌、小说甚至影视剧中片断,如《青鲲庙的艳婆》中对于《威尼斯商人》的化用,《月夜的陷阱》中对于《哈姆莱特》“捕鼠机”情节的化用,《玫瑰记》中对于英国诗人汤逊“sister song”情节的套用,比如《惠莲的扇子》中对美国电影《摩洛哥》最后一幕场景的套用等;同时西川满还不时设置小说中的人物阅读马拉美、阿那多、欧·亨利等西方名家作品,甚至还常将中国的妈祖信仰与西方的圣母玛丽亚信奉相并举。

然而,这貌似天衣无缝的东西方文化的缝合,架构之用心,在西川满的小说中却同样也多呈现出“皮相的异国情调”[2]233,未必那么自然,甚至在笔者看来还不免有拼贴之嫌与突兀之感,从而造成败笔。诚然,西川满颇多以台湾为题材的小说,其所采用的西方现代文学的书写策略以及执着于西方文化元素,虽然不免与其自小养成的唯美的艺术趣味以及师从矢野峰人、岛田谨二等有极大关系;但在某个层面上确也在证明了,不论西川满是否具有“政治无意识”,是否有着有意为之的为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成分[5]49,作为文学家的西川满即便在文学书写上其实际上是面之于台湾而心向之于西方的。

三、真情与假意

西川满曾经多次表达其对台湾的“深情”。他曾经多次提及将台湾视为自已的“第二故乡”,并意于在此终老[2]234。在《西川满小说集》2序文中,西川满甚至极为动情地写到,“这一卷是,我以深挚的感情,献给曾经允许我居住过、生活过,使我爱上的台湾。”[3]6西川满的小说甚至还可以见到其对于中日战争之反思,对于日本人侵略行径的一定检讨,如“日本人不应该那么非人情” “日本发动了错误的战争。”[3] 107在《惠莲的扇子》中,西川满甚至让小说人物雄二道出了“台湾人也是日本人,日本民族本身就是混血民族”[3]87。然而,如果因此就认定西川满对台湾社会就怀以无偏见的接受,平等视之,真切爱之,则是过于轻率了。在《玫瑰记》中,西川满写了一个从日本早稻田大学英文系毕业的高等知识分子郑子贤,因为台湾人的身份而使他在与日本女子莅佳子结合时费尽周折,“她的母亲彻底反对,姊妹也反对。只有父亲深刻地思考,不反对却也不乐意地抽着烟而已。”[3]277这段文字实则在无意间写出日据时期严重的民族歧视真相,对于其所代言之殖民政府的“内台如一”、“一视同仁”,可谓是极大嘲讽。

此外,西川满小说中还多次写及那些嫁给台湾男子的日本女性之不幸,如《阎王蟋蟀》中王四郎的母亲即“慨叹自已嫁给台湾人而成为寡妇的厄运”[3]192;《玫瑰记》中年轻美丽的日本女子莅佳子与台湾男子郑子贤结婚,居住于台湾,不仅生活不再优裕,那双原本用以弹钢琴的纤纤玉手只能整日操劳于饲鹅、洗菜头等日常繁琐生活,不仅物质上穷困,精神上还要备受丈夫出轨的折磨而“沉溺於孤独的深渊”[3]295,最后在儿子佳贤的忌日因遭遇蛇吻而死。相较于对日本女性的柔顺美丽之不吝溢美之辞,对于日本女性不幸之怀抱莫大的同情。西川满在小说中对于台湾女性的书写则复杂得多,除了《剑潭印月》中智勇双全又不失柔情万般的美女陈芳春;《惠莲的扇子》里的那个令“我”永远无法忘怀、为夫复仇的美丽而绝艳的女子惠莲;以及《神明祭典》中那个薄倖而痴情的艺妲彩娥等;西川满还写出了如《血染枪楼》与《玫瑰记》中与美丽柔顺善良隐忍的日本女性千鹤、莅佳子形成极为鲜明对照的,虽然有着美丽名字然而实则恶毒善妒凶狠的台湾女性杨美玉与彩娥,而且还有意地设置了两位台湾男性陈宝明与郑子贤对台日女性作了绝对的情感选择。

不论是日本女性之不幸的遭遇,还是台湾女性之善妒恶毒的性情,在西川满诸多小说中都是由“我”作为亲历者或是倾听者而加以确证的。正如之前所论,西川满小说中多以“我”为叙述视角。而这些“我”多为日本人身份,他们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知识分子,其身份不是教授便是医生,或是民俗学者、新闻记者;这些“我”多不同于台湾男子之负心,三妻四妾不能专情,也不同于台湾人之嗜赌,更非台湾人之迷信愚昧及善妒、恶毒;这些“我”多是些人道主义者,他们多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对那些陷于困境中的台湾人施以援手、给予温暖,比如《嶽帝庙的美女》中的须崎对刘凤姿小姐的拼死解救,比如《恋情与恶灵》中的“我”对陈世得的悉心医治,比如《青鲲庙的艳婆》中的村田对小娥的倾力相助等。

总之,西川满小说中的这些有着日本人身份的“我”多是站在高处俯视评判着整个事件,而这毫无疑问都确证了西川满自身作为在台湾的日本人的绝对优越感,即他根本没有如其所谓之对于台湾有那般“无限的慕情和赞美”。他真正不过是以日本民族本位去理解、去看待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而已[2]234。

[参考文献]

[1]西川满.西川满小说集:1[M].叶石涛,译,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

[2]陈映真.陈映真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西川满.西川满小说集:2[M].陈千武,译.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

[4]周立人,周闻.小说与小说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4.

[5]李诠林.现代叙事策略下的原始与神秘——论日本殖民作家西川满的台湾题材小说创作[J].华文文学,2003,(2).

[6]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责任编辑鲁守博)

[收稿日期]2016-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写台湾文学史”思潮研究(13BZW133)。

[作者简介]蔡榕滨,女,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16)04-00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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