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最大可能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个当代史家的学术追求

龚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宏观的历史是由无数的微观个体历史构成的。史家个体的生涯折射了史学的发展轨迹。中国近代史专家方之光的学术追求，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反映了新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关怀。方之光的“只问是非，不顾其他”的史学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的史学宗旨，对今天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特别的借鉴价值。

实事求是；唯物史观；求真致用

历史学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大批史学家在政治、经济与史学的纠结中孜孜以求这个史学的目标。特别是伴随人民共和国成长起来的一批史学家，他们更是在艰难地实现这个史学目标。南京大学教授方之光就是这样一位当代史家。方之光是我国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他是新中国培养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一生治学以尽最大可能地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学术追求。他的治学历程伴随着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方之光的史学生涯反映了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长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方之光的学术追求折射出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目标。

一、“只问是非，不管其他”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发展趋势就是表现在史学的科学化。“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尽管‘科学化’的内容和准则因派别而易，且与时俱变。”［1］史学从传统的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科学，同时与社会、现实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和政治上的附庸。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不应当先存狭义的功利观念，应当先秉持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著名学者胡适多次表示：“科学态度在于抛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事实走。科学的方法上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大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实证以后，方可奉为定论。”［2］

方之光承继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学脉，主张研究史学要“只问是非，不管其他”，坚持辩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历史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已经逝去的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按照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看法有二：一是“应当整理记录，寻出正确的事实”；二是“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因此，“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史学的首要目的。“真实性一直是历史学的精髓”［3］。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认为史学是 “一门实事求是之学，虑费可以临时卒办”，决不能以“空言淆乱者”［4］。清代著名学者戴震也说：“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5］。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充分反映了史学研究 “只问是非，不管其他”的艰难。作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方之光，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冷热。他以太平天国史为例，梳理了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说明史学研究要做到“只问是非，不顾其他”，才能做到健康发展。他认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也一样经历过了正常、极左、‘拨乱反正’三个阶段。‘文革’前17年，太平天国史研究初期正常和热火，50年末开始向左发展；‘文革’10年向极 ‘左’转变；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又热了近10年。从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出现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50年中，‘太史’研究经历了由热到冷到再冷的过程。”［6］（P330）

方之光基本上全程经历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史学研究只有 “只问是非，不管其他”，才能真正得到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路线指导下，迎来了历史科学的春天。我的绝大多数论文和著作，都是在以后近30年中写成的。”［6］（P330）

方之光既反对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也反对把史学变成赚钱的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学术界又产生了把精神生产商品化的倾向。史学界也出现了‘只讲利益，不论是非’的倾向。我写了《史学变革不宜商品化》的文章，予以抵制。”［6］（P330）他还指出：“史实证明：‘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还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正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以为史学研究既要反对把‘历史变成政治奴婢’的倾向，又要‘反对把它变成商品和金钱的附庸’，任意戏说胡说历史，而应当沿着尽最大可能‘还历史的面目’的方向前进。”［6］（P330-331）

方之光不仅主张史学研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对自己的研究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讳言自己的局限。“‘文革’前我写的文章，明显地也有‘左’的时代局限性。当时号召我们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历史研究‘只有顺道，没有是非’，进行的是‘注经式研究’。文革10年中的文章更是具有‘极左’的时代特点。我也参加讲儒法斗争，写了太平天国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投降反投降斗争等文。我的文章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史学成为政治奴婢’的时代局限。”［6］（P330）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和走向世界的进程加快，一些学者在正确看待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方面，出现了美化侵略和封建统治者的错误观点，在这些大是大非方面，方之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反驳，维持历史的是非曲直，捍卫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如何评价太平天国方面，方之光主张实事求是地评价太平天国。他认为：“与此同时，学术界还出现了否定一切革命的‘告别革命’思潮。我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只问是非，不管其他’的态度写了一系列文章，与持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观点和为曾国藩翻案的专家学者展开争鸣。2000年大型电视剧《太平天国》放映后，国内又出现了把太平天国视为‘魔鬼化身’予以否定的观点，在《文汇报》记者采访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时，我说了两句话：‘神化太平天国固然不对，鬼化太平天国也未必正确。’”［6］（P330）他认为，“对于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我们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而决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好，坏就是绝对坏的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态度。”［6］（P134）他还从20世纪太平天国史学发展出发，总结了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求真务实为根本目的，即要坚持‘秉笔直书’、写信史，决不能因政治需要歪曲篡改历史真实，这是对国民党对太平天国‘始则是之，终则非之’所提供的一条历史启示。”“国民党对太平天国始是终非给我们的第二条历史启示是：历史学既不能成为‘政治的奴婢’，也不能把它变成‘商品’，而应当采取唯物辩证的科学态度。”［6］（P133）

在如何正确认识列强侵略中国的问题上，他认为：“近百年中国历史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是造成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的根源。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后更加贫穷落后。”“否认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统治者是造成近百年中华民族空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不对的。但同时也应当承认西方侵略者客观上带来的先进资本主义文明值得中国人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理所当然地谴责掠夺中国的各帝国主义的罪行，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述，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马克思这段话告诉我们：在殖民地的印度和半殖民地的中国，生产力的发展的成果主要是为英国等西方列强所获得，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和其他列强的‘枷锁’之后，做到‘生产力归人民所有’，才能得到‘它们（西方列强）播下的新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这就是说，首先要完成外争独立、内求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6］（P297-299）

关于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问题，方之光认为：“理性地总结晚清时期三次人民革命斗争的失误是必要的，以免重蹈历史覆辙，但不能因此否定这些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这种把灾难制造者的罪行加在受害的中国人民头上的做法，显然有失学者的公正，不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管这些学者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宣传一种早被驳倒的唯心历史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功，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有理。目的是否认反帝反封建是近代历史的主题，重复蒋廷黻教授60多年前提出的近代化（现代化）是近代史主题的看法。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告别革命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所支持的’一种旧论点。”“史实证明：近代一切革命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逼出来的中国人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7］可见，革命是人民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人权。因此那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告别革命论’是一种违反人权的错误理论。”［6］（P300-304）

如何评价农民战争，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界存在严重分歧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对农民战争给予了充分肯定。进入21世纪后，一些人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方之光以太平天国为例，正确地评价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他认为：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乱自下起，“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是伐无道、诛暴君、反苛政的，就像汤武革命一样，是‘应乎天顺乎人’的，是正义和有理的。说农民反暴君、暴政无理，即‘造反无理’，像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一样，显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6］（P311-312）；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把农民革命视作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显然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在纠正这一片面错误时，否定在阶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显然是不正确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实质上扫除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力量，无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那种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说成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把太平天国反对清朝推进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成是阻力的观点，既颠倒了历史的真相，也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是否定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唯心观的翻新”［6］（P312-314）；内战造成的破坏和灾难应该由地主阶级负主要责任，“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不是引起内战的祸首，也不应对内战的浩劫负主要责任。正好相反，这场内战的罪魁祸首先是清政府，对内战造成的灾难亦应负主要责任。”“那些把灾难制造者清政府和侵略者犯下的罪行转嫁到反对他们的太平军头上，是一种歪曲、颠倒史实真相的唯心史观，目的是为引发内战的罪魁祸首和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革命开脱罪行。”［6］（P314-317）

针对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引发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方之光作为太平天国史专家，进行了有力地反驳。他认为：太平天国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太平之世；农民起义和皇帝的天道观是对立的；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推动了中国的进步；造成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6］（P103-108）。

为什么史学家在农民战争问题上会产生这么严重对立的分歧呢？方之光分析了改革开放前后对农民战争评价出现对立的原因。他认为：“建国后30年内对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的评价，强调的是其正义性、合理性、革命性的一面，忽视了其落后性、保守性以致反动性的一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30年来，有的学者强调的是其落后性、保守性一面，而否定农民战争的正义、进步合理的革命性的一面。”［6］（P318）

方之光“只问是非，不管其他”的史学态度是一个追求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基本要求，也是新中国史学曲折发展得出的惨痛教训。他毕生治学践行了这一史学理念，反映了新中国大多数史家的学术追求，对于今天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二、“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研究的指导”

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人类历史观上的一次重大的革命，使人类对历史的研究变成了一门科学。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8］。唯物史观使历史破天荒地第一次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之上，开辟了从现实出发对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道路，把对历史的认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评价说：“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解释历史的理论。”［9］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方之光认为，要在史学研究中做到弄清是非，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与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存在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的。唯物史观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及其运动规律”［10］。他认为，唯物史观不仅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指明了把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坚持唯物史观，必须搞清楚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为一名对史学理论有深入研究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方之光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方之光也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他在《论唯物史观与历史发展的动力》一文中阐明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他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不是阶级斗争；生产力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不是对抗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6］（P247-251）。他还对学术界在历史发展动力上的种种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目前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不同意见，即生产力、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论，虽然都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提出来的，但未免各执一词，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贯通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我认为之所以产生分歧，首先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理解不同，其次是混淆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把阶级社会的特殊动力表现形式当作普遍形式。而分歧的关键在于没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6］（P254）

怎样在史学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呢？方之光认为，“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首先就得尊重史实这个基本出发点，而决不能从原则出发。黑格尔说：‘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随意依照一个原则去乱抓材料了。’［11］（P113）中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要任意抓几条材料来证明现实需要的几个观点，那确实是容易的事。但是，这与科学的研究历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只有先对这些汗牛充栋的史料，认真地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才能做到史实正确。对史料的训诂、考订、辨伪，乾嘉史家‘尊疑’、‘重据’的治史方法，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西方计量史学等方法，当然也要汲取。”［6］（P258）“一堆知识的聚集，并不能构成科学。”［11］（P35）“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从史实联系中去把握史实，进行分析综合，由具体到抽象，做出科学的概括。”［6］（P258）

在具体史学研究中，方之光身体力行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如在太平天国研究、人物评价、农民战争研究、晚清史研究等等。

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历史上相当一部分历史人物功过是非、正邪，常常是并存的。形而上学的好坏评价，是很难完全恢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的。方之光结合学习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学习，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实出发，阶级地、历史地、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力争尽可能客观地、正确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还历史人物真实面目”［6］（P328）。他还从马克思评价路易·波拿巴中得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具体启示：首先，不能出于感情义愤而从伦理立场来评价历史人物，更不能以今人伦理标准来评价古人；第二，纯客观主义的立场也不能正确、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第三，要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范围之内，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离开具体阶级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要把历史性和现实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具体评价历史人物时采取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好坏二分法的不科学态度。在阶级社会评价历史人物，还必须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克服超阶级的唯心史观的影响［6］（P324-327）。

在农民战争研究方面。方之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深入研究农民战争史的意见。他认为：

第一，在研究农民战争史时，首先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纠正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态度。“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它的评价持不同看法。凡是持肯定的学者强调的往往是它合理性、革命性的一面，而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往往强调的是它落后、保守性的一面。中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战争的发生，肯定有其正当合理的一面，也有落后、保守和必然失败的悲壮的一面。我们必须采取唯物辩证的、扬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该肯定的，否定该否定的，肯定中有否定和否定中有肯定。”“我们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态度。”［6］（P321）

第二，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为什么中国农民战争都跳不出兴亡成败的历史怪圈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过去研究农民战争，包括笔者在内，大多数只停留在‘只知其然’，即发生性质、作用等是什么的层面，而对它为什么会以一治一乱的形式出现，即‘知其所以然’的层面，则缺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6］（P321）

正因为方之光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所以他的史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辩证的，也是具有说服力的。他评价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是“耕者有其田”，太平天国在一定地区、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太平天国没有普遍地、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6］（P3-10）。这些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坚持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普遍的共识。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科学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是指引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可靠指南。坚持唯物史观，有助于深入历史实际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准确把握历史进程；有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历史的主流，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不至于陷于历史的细节而不能自拔；有助于从凌乱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探寻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使人们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正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的，“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12］坚持唯物史观还有助于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把握历史发展的正确导向，站在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研究历史，实现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因此，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还历史以真面目，做到“求真”与“致用”、实践性和科学性、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诚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刘大年所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一切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中，惟一真正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学说。”［13］“要求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作用和最大意义所在。”［14］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方之光的史学研究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三、“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

史学研究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前提下，要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用。方之光一生治学主张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既反对“为研究历史而历史”，忽视时代对史学的新需要；也反对“史学无用论”，主张求真务实和创新致用的统一。

紧密联系现实，“学必经世”，是中国历代史家的优秀传统。在方之光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前，历代史家不可能做到求真务实和创新致用的统一。除了极少数史家敢于秉笔直书，‘为治史而治史’外，大多数史家都是片面理解或歪曲历史去‘经世致用’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都没有摆脱‘君权神授’和‘历史为心力造成’的唯心史观的束缚。因此，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中国史学，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科学。”［6］（P256）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学做到了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前，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正是沿着唯物史观开辟的科学途径，对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从而使历史学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认真研究历史，取得了更丰硕的成果。”［6］（P257）但是，新中国历史学家在运用唯物史观过程中，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由于我们没有完整、准确地掌握实事求是这个唯物史观的精髓，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在一个时期里，犯了把阶级斗争观点绝对化、简单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从而使我国历史科学遭到严重的挫折。1958年的‘史学革命’，就是从背离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开始的，结果把历史研究引向非科学的道路，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并把它推向一个极端，造成了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空前的大破坏。”［6］（P257）

史学研究做到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方之光认为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史学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正确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强调史学‘薄致用重求是’时，往往容易忽视它的社会价值；在强调史学‘史为今用’的社会价值时，往往容易忽视其求实求真的学术价值。这两种倾向都有，笔者认为以后一种倾向为主。因此，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尽可能把求真与致用辩证地、内在地统一起来，即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去创新致用，在创新致用时不违背求真务实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克服‘执古以绳今’，即‘颂古非今’的‘巫今’的倾向；更要纠正‘执今以律古’，即从现实需要出发改铸历史的‘巫古’的倾向。为了尽可能做到两者的和谐一致，我们除了批判继承我国历代史家‘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等优秀传统，汲取西方一切‘黜伪崇真’的科学方法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展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的宝贵传统。”［6］（P257-258）

致用不能建立在歪曲历史基础之上。方之光提出致用必须以“求真”为前提。他认为，“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我国历史的真实过程及其运动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特点，就愈能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帮助，就愈能发挥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功能。事实证明，‘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就愈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历史科学的有用性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即科学性。”［6］（P259）［15］“以歪曲史实真相去求新致用，不仅与中外史家治史的优秀传统相抵牾，更与科学的唯物史观无丝毫共同之处。1962年，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中指出：“‘如果能够反映历史矛盾的本质，那么，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最好地达成了古为今用。’发挥史学创新致用的社会功能，既不是‘以复古为解放’，也不是以追逐时髦为发展，而只能是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创新致用，即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史学研究才能真正发挥‘鉴往而知来，察古而知今’的社会功能。”［6］（P258-259）

基于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的理念，方之光一直反对“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他在《中国农民学：历史和现实的呼唤》一文中提出建立“中国农民学”，指出“中国农民学应是一门时代感很强的学科，立足于近代、当代，服务于现实应是这门学科的特点”［6］（P267），这反映了他的现实关怀和对农民问题的关心。

虽然方之光是研究历史的，但是对于现实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予关注。他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代变革的延续。“探讨这30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当前的改革开放实际是1840年后种种被迫开放、变革的继续。因为170年来，中国的种种变革和开放，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大环境而作的一种发展道路的选择。”［6］（P305）

针对有人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认为：“中国走十月革命的路，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正确的。因此，以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来否定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显然是违背历史的不正确看法。”［6］（P305）

他还从历史的角度反对新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20世纪的历史证明：极端的自由主义往往忽视社会公正，使社会动荡不安；极端的集权主义会扼杀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失去人民支持，导致崩溃。可见极端的‘左’和‘右’，都可能造成大灾难。”［6］（P308）

他还从历史的长河角度关注21世纪中国的发展路径。2007年，他发表文章提出：“在去年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我认为有两种看法是不够全面和正确的：一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片面误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民主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另一种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主张回到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老路上去。”“如果一种制度（一个社会）既没有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所宣示的公平和社会正义，那么，无论姓‘资’还是姓‘社’，它都是最坏的那一种。造成目前我国腐败屡屡不止、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是：把市场经济的负面东西和计划经济的坏东西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把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坏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既反对那种超越初级阶段走老路的观点和主张，又要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观点和主张，要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对立的局限，结论只能是：以追求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因素为主，融合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切合理因素在内的一种发展路径和道路，我认为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中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所在，也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和道路。”［6］（P309）上述观点反映了方之光作为一个史学家的现实关怀。

宏观的历史是由无数的微观个体历史构成的。史家个体的生涯折射了史学的发展轨迹。中国近代史专家方之光的学术追求，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反映了新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关怀。方之光的“只问是非，不管其他”的史学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的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必须求真致用的史学宗旨，对今天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特别的借鉴价值。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Vi.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5.

［3］张文杰等.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史译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261.

［4］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19.

［5］段玉裁.京韵楼集娱亲雅言序［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2.

［6］方之光.历史反思集太平天国与近代史探索［M］.北京：三联书店，2014.

［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2.

［8］列宁.论马克思主义［A］.列宁专题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

［9］［英］杰弗·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

［13］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

［1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刘大年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1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4.

【责任编辑：周琍】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Truth'in the Best Possible Way”：the Academic Pursuit of a Contemporary Historian

GONG Yun
（Institute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

History is composed of countless individual experiences.Life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 historians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Fang Zhiguang is an expert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His academic career，in some way，mirrors the progress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new China and the concern of new China’s historians for history.In his study，Fang“only seeks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nothing else.”He insists history study be guided by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ory and work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seeking and pragmaticism.His attitude toward history study，his research method，and principles will exert great impac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Chinese history study.

seek truth from facts；historical materialism；truth-seeking and pragmaticism

K 03

A

1000-260X（2016）04-0130-07

2015-12-15

龚云，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