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筱青，柯镇昌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5）

中国民间道德与儒家思想的公共性

甘筱青，柯镇昌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5）

民间道德是相对于官方道德而流行于下层民众的行为规范。民间道德和官方道德一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两者关系紧密，但在生成方式、社会功能等多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中国民间道德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本分、厚道、仗义、敬祖等为主要内容的体系。中国传统民间道德的缺失，是当代诸多社会问题滋生的重要原因。弘扬优秀的民间道德，有利于构建当代精神人文主义。中国的民间道德及其所反映的儒家思想，绝非局限于个人私德的修养，而是展现了鲜明的公共性。

民间道德；儒家思想；精神人文主义；公共性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数千年来共同的智慧结晶。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强势侵入，中华文化一度式微，民族自信也因此受到极大伤害。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为冷静的认识。中国民间道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与儒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尤其紧密，鲜明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公共性，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当今的诸多社会问题，传统的民间道德依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意义正有待于我们重新发掘。

一、民间道德及其与官方道德的关系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1］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中对道德的内涵作出了深入探析与界定，其道德内涵包括：普遍的行为法则、人是目的、意志自律。在汉语词典中，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和一定阶级的舆论约束，对社会生活起作用。“道德”一词最早出现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2］其实早在荀子以前，老子、孔子等众多有识之士就已开始了对伦理道德的阐释，但这些论述中的道德更多侧重于君子之德，针对流行于普通民众间的道德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中国很早就是一个自由民组成的社会，没有经历过长期的奴隶制，也没有欧洲封建社会那种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蒙元时期除外）。中国的民间社会，特别是乡村地区的民间社会，有着自治的传统，这种自治的组织形式是由乡贤和乡绅阶层依据其民望或道德声望进行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佐以家族族长、家族宗祠的社会基本单元的管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们调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时，更多是借助于民间道德的规范。所谓民间道德，就是相对于官方道德而提出的一种自发生成并流行于民间的行为规范。这里的“民间”是相对于上层社会而言的，不一定就是指社会底层，而应是处于社会基层的民众，亦即数量上占据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民间道德和官方道德一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力量，两者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不同的历史时代，形成不同的官方道德和民间道德。官方道德主要由上层统治者所倡导，它一旦形成，就会对民间道德形成引领作用。官方道德一般针对全体成员，而民间道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不同地域中，只要是本区域大众认可的、为众人所接受的，都可以称之为民间道德。

民间道德受官方道德影响，但其变化速度远慢于官方道德。官方道德与法律一样，体现的是上层社会的旨意，受到政治兴变的影响也更为直接。周代殷商、秦并六国、王莽改制、辛亥革命，每一次统治者或统治阶级的更换，都会迅速对官方道德形成影响。相比而言，民间道德的变易则要缓慢许多。民间道德有着自身的循环更新体系，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民众意愿不断冲击现有的民间道德，使之与现有社会状况相吻合，所以民间道德的发展是渐进式的，而非一朝一夕形成。民间道德底蕴深厚，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智慧结晶，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社会伦理的思考。因此可以说，民间道德与民间智慧密切相关。

民间道德并非一味顺从于官方道德，当官方倡导的道德规范与民众意愿大相径庭而显得不合时宜时，民间道德就会背离官方道德的指引方向。政治兴变只是影响民间道德的间接因素，民众的意愿才是决定民间道德的直接标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倡导官方道德时必须考虑民众意愿，因此民间道德又是形成官方道德的重要源泉。正是因为生成原因和变易速度的区别，官方道德比民间道德具有更多的争议性。政府在倡导某种道德观念时，往往需要旗帜鲜明、力求迅速地传达到民间，其中与民间道德有抵触的内容，常常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抵触。民间道德是在民众间自发形成的，其中的争议性已在长期的演进历程中磨砺殆尽，因此民间道德的内容往往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一定社会关系中存在矛盾的双方在引用民间道德时，具有更多的解读空间。中国民间道德及乡村自治的传统，使中国的基层社会在王朝更迭时不会形成剧烈动荡，也使得基层组织结构在经历大的动荡或战乱以后，能够很快自我修复和恢复起来，重新发挥作用。

民间道德体现出更多的平民精神，后者是相对于贵族精神而言的。传统社会中上流阶层衣食无忧，在物质上有着良好的保障，因此更加注重对精神层面的追求。杨春时认为：“贵族社会形成了贵族精神，具有超越性、自由性、高贵性，并形成了精英文化。”［4］相比而言，古代的普通民众生活并不富裕，他们大多需为生存而奋斗，为了温饱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辛勤的劳作中，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同那些上层人士是迥然不同的。受到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难以接受长期而系统的教育，也无暇对抽象而深邃的哲学问题作出深入思考，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更倾向于轻松而又朴实的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中，传达得更多的是民间道德观念，这在明清小说、戏剧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总之，民间道德与官方道德关系紧密，但它们在生成方式、社会功能等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在以往关于“道德”的论述中，我们大都集中在对官方道德的思考，对于民间道德则研究不多。民间道德不仅仅是官方道德的补充，两者互相影响，互为依存，又不可相互替代。民间道德起源于民众，对于民众的影响更为直接，在历史长河中又更显稳定。理解了这几点，我们就可以对它的社会价值作出新的判断。

二、儒家思想对于民间道德的影响

中国古代官方道德并不等同于儒家伦理道德，但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一直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家伦理观念也由此成为官方道德的思想内核。儒学起源于先秦，孔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孟子、荀子等人又对其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儒学由此逐渐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学派。自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历代君王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儒家的伦理思想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官方提倡的道德内容。

儒家的伦理思想并不只影响到官方道德，它对民间道德的影响同样深刻。早在春秋后期，官学失守的现象便已出现，是以孔子感叹：“礼失而求诸野。”［5］孔子授徒时讲求“有教无类”，将原来仅限于贵族阶层的文化教育推及民间，普通民众如颜回、子路都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官方的道德意识形态在乡村等基层地区的渗透率很高，与重农抑商、耕读传家的传统一起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参照系。这种在乡村地区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官方道德的存在，往往以浸透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兼具儒家思想资源的乡规民约为代表，并以乡学为传播方式。例如公元1179年，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重振庐山之麓的白鹿洞书院，订立了新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其首就引用了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学规很快成为南宋书院效仿的教学章程，后来又成为元明清历代书院的章程范本。接受书院教育的，很多都是民间学子，他们未必都能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其中很大一部分学员又回到普通民众间，儒家的伦理思想随之得以在民间传播。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中华民族的民间道德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思想体系，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以下几点共性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本分，即安于自己所处的职责和地位，守规矩，正与儒家的 “守礼”思想相契合。儒家特别重“礼”，《论语》中记载了孔子重礼的许多言论，如“富而好礼”（《学而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篇》）、“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等。中国士人多有“怀才不遇”情结，往往会形成好高骛远的毛病，例如东晋末期的桓玄，20多岁就做了义兴太守，袭爵南郡公，居然感觉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6］桓玄野心勃发，发动叛乱，篡夺帝位，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而民间道德崇尚的本分之人，不以自身所处的环境为忧愁，能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可以克服好高骛远的毛病，有利于敬业精神的培育。

二是厚道，即为人诚恳，宽于待人，正与儒家的“忠恕”思想相契合。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曾子在评价孔子的思想时也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厚道之人忠诚朴实，不算计别人，不对他人提出苛刻的要求，因此能为人所信赖。民众间的彼此信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三是仗义，即能主持公义，伸张正义，正与儒家的“信义”思想相契合。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孟子同样倡导仁义，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自称“善养吾浩然之气”，并称其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关羽熟谙《春秋》大义，经过千年来的民间传颂，尤其是《三国演义》的传播，关公在民间被视为“义”的化身，关帝庙在民间随处可见。《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个个行侠仗义，被百姓视为扫除不平的英雄。仗义的好处是可维持社会秩序，“大路不平有人铲”，如果民众普遍具备这一素质，就可以“替天行道”，而不是非要依赖政府的力量。

四是敬祖，中华文化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包括亲情、乡情和友情），敬祖则是重情的集中表现，正与儒家的“孝悌”思想相契合。有子说：“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特别强调了亲情的重要性。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慎终就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远就是要追念祖先，总之就是要尊敬先人，懂得感恩。注重人情，可以消解人际间的许多矛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尊敬祖先，就会以光宗耀祖为荣，以保家卫国为责，即使慷慨就义也奋勇前行；就会谨言慎行，遵纪守法，绝不可损伤门楣和丢却祖宗颜面。

综上四点，就是要信守仁道，培养仁德；要秉持中庸，执中守柔。在笔者《<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等系列著作中，曾揭示出贯穿先秦儒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庸”思想。中国民间道德的精髓，实质就是要持守中庸之道，做任何事都掌握一定的度，“过犹不及”，本分者不逾越，厚道者不苛求，仗义者不放纵，敬祖者不忘本。本分厚道，但绝不陷入懦弱，路见不平时，还要拔刀相助。中庸在伦理上常表现为孔子所说的“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官方道德，对于中国民间道德的感染同样深刻。当然，中国的民间道德包含的不只是儒家思想，道家、佛家、墨家、法家等各门各派的思想也都糅合其中，例如道家注重守柔（蕴含本分），佛家注重行善（蕴含厚道），墨家注重兼爱（蕴含仗义）……但中国民间道德中渗透着浓郁的儒学色彩，儒家思想对于民间道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是毋庸置疑的。

三、民间道德更多反映儒家思想的公共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交流，不同区域间的文明形成碰撞与交融，传统的社会价值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我们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物质的繁荣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便利，一方面又给我们留下了诸多隐患。国际上，资源的争斗使得列国之间时常以武力相对峙，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威胁。在国内，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助长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过度追求GDP而导致国人道德的滑坡与生态的恶化；许多人在前进的路途中迷失了方向，城市飞速发展和人才急剧流动，打破了传统的自然和谐的农村群居生活，人与人之间日益陌生化。如何处理这日渐陌生的人际关系，就成了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民间道德尽管受到过较大冲击，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在伦理道德观念上并没有太多改变。改革开放之初，民间道德依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宗亲乡土观念影响下，许多农民正是在能干的乡亲邻居带领下，仗义相扶，亲帮亲，户帮户，村帮村，一批一批地涌入城市务工。本分、厚道的农民工为资本并不雄厚的各类新工厂提供了敬业精神十足的廉价劳动力，传统的民间道德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 89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6 610万人。短短的30余年的时间，中国大地上2亿多农民比较稳定地完成了向城市工人角色的转换，这在世界史上堪称奇迹。21世纪初，中华民族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已达到近4 000万人，他们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立足繁衍，也与“本分、厚道、仗义、敬祖”等民间道德的传承和弘扬戚戚相关。

然而，随着社会局面日显复杂，传统民间道德的力量逐显衰微。有些人在物质利益面前日显浮躁，不甘心置身于平常的工作中，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前进。他们急于求成，梦想一夜暴富，迷恋于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事物，因此抛弃了民间道德中的“本分”。为了走致富的捷径，有些人通过欺诈、掠夺等手段，获取不正当的财富，甚至讹诈那些善良的救助者。这些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一旦遇到挫折就迁怒于人，与传统民间道德中的“厚道”背道而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导致相互漠不关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行为无疑有悖于传统民间道德中的“仗义”。独生子女日渐增多，亲戚们在打工潮的驱使下各奔东西，原来亲情被消释；人与“祖先”的距离逐渐扩大，感恩之心淡薄，传统民间道德中的“敬祖”之风颓然渐逝。总之，当代社会中的诸多不良行为，常常都与传统民间道德的衰微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民间道德的形成经过了数千年的磨砺与凝聚，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面对21世纪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传统，发掘固有的民间道德，弘扬民族精神，以求建立和谐自然的社会新秩序。《论语·颜渊篇》记载颜渊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杜维明先生指出：“以仁的内在主体性为基础，以物随心转的方式来行事，由内在主体来建立礼、履行礼，这样的人文观可以称之为精神性人文主义。”［7］传统的民间道德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充分展示了儒家的仁德思想，其中本分、厚道、仗义、敬祖等内容，都是强调人们要依据规矩，遵循礼节。由此而言，中国传统民间道德与当代精神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许多的契合之处。弘扬中华民族的民间道德，是建构精神人文主义的重要方式。

杜维明先生指出：“不少学者认为政治和道德必须分开，政治的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公私分明，批评儒家是泛道德主义，对民主政治和政治过程方面也缺乏认识。于是强调儒家讲的只是个人修身问题，没有公共性。如梁启超就认为儒家有私德没有公德，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五伦关系’主要是私德，儒家体现的不是个人中心，就是家庭中心、社群中心，没有公共性。从儒家思想体系的实际来看，这些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 ”［8］

从一些学者看来，源自古希腊的西方道德体系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公共性，是因为他们主张“公正”，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最善良的人，不但以德性对待自己，更要以德性对待他人。待人以德是困难的。所以，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邪恶。”［9］英国学者亚当·斯密说：“有一种美德，对它的尊奉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这种美德就是正义，违背它就是伤害。”［10］

但是，中国儒家思想及其所体现的精神性人文主义并不缺乏公共性。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人与人之间应是“和而不同”；孔子曾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篇》）可见他同样注重社会公正。对此，我们既可以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教化思想等方面来论证，更可以从上述民间道德的内涵及其社会效能上来支撑。中国民间道德中的“本分”与“厚道”，要求人们为人诚恳，不得妄取，即不能伤害他人利益，实质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这不只是自身的事，它同样会影响周围的人，自然具有公共性。“仗义”即主持公道，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义，与古希腊提倡的“公正”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敬祖”强调要重视感情，尤其是亲情，并且由近亲扩展开来，推己及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些成分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公正、敬业、诚信、友善”戚戚相关。由此可见，传统民间道德有着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关怀，更多地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公共性。

四、结 语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9月24日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通过上述分析论证可见：中国儒家思想体系及其影响下的民间道德，绝非仅仅局限于个人私德的修养，而是展现了鲜明的公共性。中国传统民间道德的缺失，是导致当代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当今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对民间道德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将有利于构建当代精神人文主义，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6.

［2］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8.12.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4］杨春时.贵族精神与现代性批判［J］.厦门大学学报，2005，（3）：5.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46.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86.

［7］杜维明.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从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解读出发［J］.学习与探索，2014，（2）：8.

［8］杜维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义［J］.南方周末，2014-12-26.

［9］亚里斯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90.

［10］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97-98.

［责任编辑：来小乔］

Publicity of Chinese Folk Ethics and Confucian Thought

GAN Xiao-qing，KE Zhen-chang
（LuShan Mountain Culture Research Center，Jiujiang University，Jiujiang，Jiangxi，332005）

Relative to official ethics，folk ethics is the code of conduct popular among the lower classes.Like official ethics，folk ethics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ideology.They are both the product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but different in generation mode and social functions.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Chinese folk ethics gradually forms a system with obligation，honesty，justice and reverence to ancestry as its main content.Unfortunately，Chinese traditional folk ethics is now missing，which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many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Carrying forward good folk ethics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spiritual humanism.Rather than being confined to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virtues，Chinese folk ethics and the Confucianism it reflects demonstrate distinctive publicity.

folk ethics；Confucianism；spiritual humanism；publicity

B 2

A

1000-260X（2016）04-0047-05

2016-04-20

九江学院庐山文化传承与传播协同创新中心招标重点课题“中国民间道德与强国路径关系探究”（XT201504）

甘筱青，九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孔子学院总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主要从事儒学研究；柯镇昌，九江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