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吉梅

(1.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2.山东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洪堡特的语言观、翻译观与典籍英译*

谷吉梅1，2

(1.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062；2.山东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奠定了其语言观和翻译观的基础，语言观决定翻译观，翻译观影响了翻译的标准判断。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及其主要语言思想与其辩证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典籍英译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有助于建立我国典籍英译的标准和目标，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在充分挖掘译入语的创造潜力的同时，有必要保持多译本并存，必要时还可对典籍进行反复重译，这是典籍英译的必由之路。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应当树立科学的语言观与翻译观。

关键词：语言世界观；语言观；翻译观；中国典籍英译

引言

中国典籍主要是指1911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1]，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典籍英译是翻译及语言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典籍英译在我国发展迅速，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典籍英译分会以来，已召开了七届典籍英译研讨会，大大促进了典籍英译的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典籍英译在此过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典籍英译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典籍英译的理论建构，而理论建构的基础是语言观和翻译观的确立。汉语典籍英译理论的建构需要逐渐完善。在这一过程中，需借鉴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力图建立比较科学的典籍英译的理论。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洪堡特(Humboldt, 1767-1835)的语言世界观及基于语言世界观的翻译观对于典籍英译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语言观是语言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决定了语言研究的方向。不同的语言观决定着语言研究中不同的语言理论、目标、范围、途径、方法、重点、结果、政策、教学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2]笔者试图系统地阐述语言世界观与基于语言世界观的翻译观之间的关系，以及该理论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启示。

一、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

洪堡特最重要的语言思想是其语言世界观，其核心思想是任何语言里都含有一种特殊的世界观。[3]70语言是人类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桥梁，人需要借助语言来识别和了解客观现实，任何一种语言都为其特定的民族设定一个界限，只有学会另外一种语言，才会从已有的界限里跳出来，获得一种新的世界观。[3]45-46因此，语言之间的不同不仅是语音语形等符号方面的不同，还体现出世界观的不同。 潘文国先生认为，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包含以下几个含义：语言反映各民族的意义和概念体系，语言所反映的并非客观现实，而是通过语言抽象化了的现实，因此人类所了解的现实与客观世界并不完全相符；语言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所遵循的价值体系及思维方式。[4]以此为前提，洪堡特进一步说明了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语言是“一”又是“多”，语言具有民族性及创造性。

(一)语言是“一”又是“多”

语言世界观是认识语言共性与个性的基础。“语言是一，又是多”[5]64，这一辩证的观点说明了语言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洪堡特认为，“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是相互协调的，可以说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还可以说任何一个成员都有其特殊语言”。[6]尽管不同民族或不同的个人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就能进行沟通。

重视语言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抹煞语言间的同一性。各民族语言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任何语言，包括每个地区的方言，都有其特殊性，但另一方面，人类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始终同时存在，共性使语言互相关联，形成一个整体，而差异使语言分裂，形成各语言的个性。

(二)语言具有民族性

语言世界观提示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既能够表达思想，还能体现该民族所独有的思维方式。民族的精神就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也是民族的精神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语言的根基在于民族的精神力量；民族的精神力量如果对语言施加恰当的影响，语言的发展将越合乎规律，从而更加丰富多彩。鉴于语言是民族意识的产物，如果不从民族精神力量出发，对于与极富生命力的语言构造相关的问题，以及语言的重大差别如何产生等问题将无法解答。[3]21语言比较研究是对语言之间的差异进行探索，然而，如果这种探索不考虑语言与民族精神力量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失去所有重大意义。[3]37

每个民族的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内在形式，若要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出与其完全对应的词绝非易事。语言具有民族特征，反映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语言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世界观之间的差异，翻译实质上就是不同语言之间或不同世界观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在某种特定语言和文化中长大的人与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长大的人看待世界的方法是不一样的。[7]

(三)语言具有创造性

要理解洪堡特所论述的语言的创造性，需要理解他对语言与言语的阐述。洪堡特认为，言语指的是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而语言指的既不是口头上的言语也不是书面上的文字，是言语活动的总和。具体而言，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就是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语言的创造性就体现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语言所使用的领域总是无止境的，语言的创造性就体现在人类思想的无极限。语言的创造性其实就是语言规则的无限使用，而语言规则是有限的。

洪堡特认为，人们普遍拥有构词能力，能使用从未使用过的词语，能说出从未说过的句子。然而，这种创造能力如果基于以往的经验与规则，这种创造就是规则创造，往往能够重复，可以预测，反之就是不规则创造，这种不规则创造源自人的精神力量，可以创造出新的从未使用或听说过的表达，因此这种不规则创造往往是偏离常规语言的。

洪堡特认为，语言不是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精神流射。[8]也就是说，语言具有创造性，而不只是结果。这种创造不由自主，超越规则，却又不可预测，是一种非规律的创造。[5]128这种创造力体现在言语活动中，而语言是言语活动的总和。[9]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在语言中创造足够的词汇来表达任何事物，语言的创造力推动了不同语言间的可译性。

二、基于语言世界观的辩证翻译观——可译与不可译

洪堡特的翻译思想根植于其语言思想。洪堡特曾为《阿伽门农》写了一篇序言，其中阐述了其翻译观[8]。有人误将洪堡特视为“不可译论”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洪堡特的翻译观实则是一种科学的、辩证的翻译观。

洪堡特对于不可译性的论述可见于他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提到的关于不可译的论述。洪堡特认为所有翻译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几乎任何译者都难以避开两种倾向，要么贴近源语要么贴近译语，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找到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由该论断可以看出，源语和译语之间能达到完全对等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本质上，译文与原文都是不同的，但同时他也肯定可译性，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可用来理解并表达其它任何一种语言。[10]36语言之间既有可译性又有不可译性这一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辩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洪堡特的翻译观是一种辩证的翻译观。一方面语言之间结构与概念方面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可译的；另一方面语言具有创造性，能够解释并表达另一种语言的任何概念。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种辩证关系表明语言之间的可译与不可译是相对的，语言与精神方面同时达到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语言具有无限的创造性，总能找到一种方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外一种语言。 洪堡特指出，如果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形式或者说世界观之间的差别越小，那么其可译程度越高；反之，如果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或者世界观之间的差别越大，那么其可译的程度就越低。一个词即使是被当作单纯表示概念的物质符号在具体的场合来使用，它在不同个人的头脑中也难以引起相同的表象。语言之间的共性使翻译能够跨越社会文化因素，使语言之间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11]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之间都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二)不可译性与语言的个性

洪堡特在致施莱格尔的信中指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译前言》中，他也提到译者越追求忠实，译文越偏离(原作)，这一论述说明翻译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12]无论译者忠实于源语还是忠实于译语，必然都会以牺牲另一语言的特性为代价，译者越忠实于一种语言，其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差异也越大。这种翻译观与其对于人类精神力量的分析是密切关联的。构成语言差异性的基本原则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个性及创造性，精神力量是真正的创造原则，而精神力量的出现无法预料，其表现不可解释。[3]29大到民族之间，小到个体之间，都存在着精神力量的巨大差异，而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力量差异可表现为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丰富的文化表现在各自使用的语言上，必然会产生各具特色的语言特点和风格。

洪堡特通过研究发现，语言之间除了一些纯实物的词之外，从来都不是一一对应的，语言之间最多也就是近义词关系，只是差别大小不同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之间高度对应的词也只是近义词而已。

语言不仅仅是概念符号，原因在于概念是人创造出来的，概念本身是不存在的，不借助于语言，概念是无法记录的。因此，每一种语言无论是结构上还是意义上都是独特的。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本身就是语言现实的体现，是每个民族所特有的，因此要实现彼此之间完全的对等是不可能的。

(三)可译性与语言的共性

洪堡特认为，语言的共性和人类精神力量的同一性相联系，而且语言的同一性源于内在精神力量的同形性，语言的同形性突出表现在智力方面。语言的自然禀赋为人类所共有，这种自然禀赋在儿童语言学习和外语学习能力方面得到充分证明。儿童所具备的这种语言能力，说明人类在运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具有共有的潜质，这正是洪堡特强调的可译性之所在。所有事物在某一特定的语言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10]36翻译就是用不同语言去表达相同的事物，供人们相互交流， 这恰恰是语言的最精妙之处。因此，翻译被视为一种交流的过程，同一种事物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是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沟通能力和理解能力，其目的是帮助人们进行沟通，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

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代表着独特概念的符号，但这种符号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无限变化、定义、分离和组合的。因此，可以创造出大体跟另一种语言里相似的概念。可译性在于语言的创造性，正是由于语言具有创造性，一种语言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包括那些目前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原始人的语言。

洪堡特的辩证翻译观正是其辩证语言观的表现和延伸。洪堡特的语言观本身就是辩证的，以其为基础建立的翻译观也是辩证的翻译观，是洪堡特将辩证的哲学观引入语言研究的结果。语言的共性和同一性说明语言间是可译的；而语言的个性体现出语言间的不可译性，这种不可译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是可以通过其它手段进行处理，以实现说不同语言的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洪堡特的不可译论以他提出的语言的个性为基础，而其可译论以语言之间的共性为基础，即语言的共性和同一性，因此可译与不可译两者之间也是一个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此外，洪堡特的语言观和翻译观皆源自他对人类本质的哲学分析，因此都是其人文观的产物，而其语言观源自其对人类本质的研究，同时又是翻译观的源泉。 可以说，辩证的观点是理解洪堡特语言思想的金钥匙。

三、基于语言世界观的辩证翻译观对典籍英译带来的启示

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及其基于语言世界观的辩证翻译观为我国正在开展的典籍英译提供了启示。既然每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之间似乎注定不可译。语言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翻译中的差异，无论译者如何努力去实现对等性和同一性，越追求忠实，译文越偏离，这是由于追求忠实的同时会努力模仿其独特性。换而言之，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某些富有中国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内容具有不可译性，那么我们的任务在于如何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典籍中的文化特色的内容，解决好这一问题，我国的典籍英译也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典籍英译应以“简单忠实”为标准

洪堡特主张，如果将一种语言或民族中已有的或是有但形式不一样的东西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首先要求译文“简单忠实”[12]，而如果译者要忠实地传达原文内容及精神，就需要理解并走入作者的世界。在典籍英译原则方面，许渊冲先生曾提出包含音美、意美、形美的译文三美原则。[13]该原则主要是在语言层面或者说是在语言的表层结构上的要求，即要求译者在音形义三个方面与原作对等的同时，尽可能“美”。潘文国曾提出“明白、通畅、简洁”[14]原则。关于典籍英译的语言，一直以来存在学院派与通俗派的争论。前者主张古朴高雅，后者主张简洁明快。而译者若能以学院派的态度深入原作，以通俗派的态度译出原作，往往会实现译文通俗明白的效果。潘文国提出的翻译原则与洪堡特的“简单忠实”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与上文提到的其他学者提出的典籍英译标准可以充分相互结合，更好地指导汉语典籍英译活动。

“简单忠实”还意味着典籍英译应以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为目标。尽管语言之间存在不可译性，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进行翻译。恰恰相反，一个民族最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其文学翻译。洪堡特指出，翻译有三个方面的用途：其一是让不懂源语的人初步认识原作；其二帮助目的语读者了解原作；其三是帮助目的语读者欣赏原作。典籍英译的用途也大抵如此。典籍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其在译入语国家及其文化中的形象和身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经典作品译文的影响。译入语民族通常是通过经典作品的译文来看待源语文化的。典籍外译时既要传达典籍的文本，又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征。

(二)典籍英译应做到 “和而不同”

有人说翻译要像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一样，洪堡特却认为这种思想忽略了一个事实，除了科学事实以及对客观存在的物体的描述，最优秀的作家也不会用母语之外的语言以同一种方式记叙同一件事。[15]138洪堡特主张翻译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让译文带上异域色彩，但这种异域色彩并不是怪异的陌生感，而只是一丝异国情调，这样翻译才算达到其最高目标。[14]本雅明也曾说一部译作如果读起来像是用源语创作的并非一种赞美。[15]207

洪堡特的这一思想启示我们，译者可以适当使用一些“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重构民族文化身份，让译文带上一丝中国情调[12]。潘文国先生指出，在当前中译外的系统工程中，必须特别重视对中译外独特规律的研究。[14]包通法先生主张，我国典籍英译实践中应加强“文化平等对话”[15]的自觉意识，打破历史上欧洲中心主义的翻译思辨观和译介现象，让译语读者阅读时有偏离本土文化的陌生感。[16]

此外，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要保持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其实质是尊重差异，在保持民族文化自觉自信的同时，尊重他者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17]努力探求共同点，同时承认差异，允许特殊性的存在，使不同文化形成互补，求同存异，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三)充分发掘语言的创造力

洪堡特认为，语言能通过有限的手段，表达无限的思想，做到“有限规则的无限运用”，语言具有巨大的创造潜能，翻译对人们了解语言状态、发掘语言潜力具有重要作用。[5]121-131对于典籍英译来说，可以充分发挥语言的潜力和创造性，对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事物或概念，可以考虑构建“中国英语”。傅惠生先生指出，目前我国的典籍翻译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如何传播中国文化和如何构建“中国英语”的问题。他主张以《大中华文库》所包含的各典籍为代表的“中国英语”，应该兼顾本土性与世界性、独立性与基础性，应将《文库》中各种典籍的英译本打造成为“中国英语”的基础，而不是依附于英语的对应产物。[18-19]建构中国英语就是要充分发掘译入语的创造性，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新词表达译入语中不能或不便表达的内容，这对于典籍英译很有价值。译者在典籍英译实践过程中，要充分发掘语言的创造力，尽最大可能将原作中的文化与精神传达给译作读者。

(四)有必要建立多种译本

由于个人及民族的世界观不同，译者的译文也会呈现出很大差异。洪堡特认为，如果不懂得源语，译入语的读者最好能够阅读多种译本，以便深入理解典籍的原旨，原因是每一个译文只能传达原作精神的某一部分，真正的精神永远只能在原作中寻找。[5]171-183由于不同的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及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不同，读者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译本进行参考，以便更好地理解原作的精神。这一观点启示我们，在典籍英译的过程中可以参照不同的译本，深刻挖掘原作的精神，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典籍翻译有必要推出多种译本，供目的语读者从不同的侧面理解把握并欣赏原作的主旨思想。此外，由于目的语读者的兴趣不同，阅读目的也不同，可以考虑根据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或阅读目的建立多种译本。

(五)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接受性

任何译本的最终目标是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译文无论如何正确如何忠实，如果没有读者的认可，翻译终将失去其意义。这就要求译者注意增强对比意识，努力学习与源语及目的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知识，了解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及其体现出的世界观，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翻译过程中在把握原作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尤其注重差异性，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社会背景、语言表达方式、阅读习惯、文化心理等因素，走向并靠近目标语读者。惟有如此，译者才能更好地将原作语言与文化传达给目标语读者，实现语言与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本始终以读者的喜好或需要为中心，无论是译本数量有多少，各译本都应以如实传达原作的精神为第一要旨，否则翻译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结语

综上所述，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奠定了自身的语言观及翻译观的基础，而其语言世界观源自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他的语言观及翻译观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典籍英译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有助于建立我国典籍英译的标准及目标，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此外，在充分挖掘译入语的创造潜力的同时，有必要保持多译本并存，必要时可对典籍进行反复重译，这是典籍英译的必由之路。故而，我们一方面应汲取洪堡特语言及哲学思想中的精华，充分了解其语言世界观的内容及意义、辩证的语言观及翻译观，将它们运用到我们的典籍英译的事件中去；另一方面，在典籍英译的实践基础之上，建立起典籍英译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推动下，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此外，在典籍英译的实践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树立科学的语言观及翻译观，这是提高典籍英译水平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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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燕)

Humboldt’s View 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GU Jimei1，2

(1.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Abstract：Wilhelm Von Humboldt’s linguistic worldview is the base of his view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he view of language determines the view of translation, while the view of translation influences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Humboldt’s linguistic worldview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major thoughts of language and his dialectical view of translation are of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and guiding function for the going-ou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oday, are of great help for the setting-up of criteria and objectives and for the diffu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an inevitable course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o maintain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versions and retranslation of classics if necessary while excavating the creative potential of the target language. Scientific views of both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ould be held during the cours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linguistic worldview; view of language; view of transl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16)02-0097-06

作者简介：谷吉梅，女，山东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英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