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英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014年“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综述*

黄爱英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在学术界毛泽东研究中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且颇具争议的研究热点。2014年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在过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其呈现出的关注点主要有：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研究、关于毛泽东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过的研究，以及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的年度成果进行综述，有助于及时了解和掌握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前沿与最新动态，推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2014年；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综述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征程。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在学术界毛泽东研究中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且颇具争议的热点。2014年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在过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其呈现出的关注点主要有：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研究、关于毛泽东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过的研究，以及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其中，关于毛泽东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过的研究是该年度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研究的重点和特色。

一、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研究

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探索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和出发点，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理论先导，因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不曾缺乏。此外，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现实需求，也进一步激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热情。

(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根据社会实际状况，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况、性质和特点。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思路。[1]毛泽东还具体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毛泽东根据矛盾具有特殊性的观点，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对症下药，提出解决两类矛盾的基本方法；根据矛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的观点，提出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转化的；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2]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主要载体。黄允升认为，这篇文献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基本状况，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明确提出并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3]李捷认为，这篇文献的理论贡献至少有以下六点：一是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基本动力学说；二是创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三是提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论断；四是提出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五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六是提出统筹兼顾思想。[4]此外，还有学者从树立矛盾思想、社会矛盾的认知、社会矛盾的界定、社会矛盾的处理、民主和自由的辩证法、思想问题的解决、矛盾性质的转化、社会矛盾的功能，以及社会矛盾的根源九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这篇文献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义。[5]

(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评价

学界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给予了客观评价。一是高度肯定其科学性。顾玉平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1]何敬文、李放认为，毛泽东透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答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理论，进而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奠定了立论基础和核心内容。[6]梁柱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7]二是指出了其不完善的地方。欧健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侧重的是生产关系，有忽视生产力的倾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一理论上的失误导致了实践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8]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一篇充满辩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独创性贡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对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5]李捷认为，这篇文献将关注点集中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突出矛盾上，因而更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方面，表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及其规律的探索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这篇文献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破天荒地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引入人们的视野，并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了出来。[4]梁道刚认为，这篇文献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9]

综观以上研究，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研究备受学术界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该年度研究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注重以经典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二是注重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现实意义的挖掘。在今后的研究中，立足当下，以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启迪当前社会矛盾与现实，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二、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研究

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内容。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期盼与梦想。

(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背景和历程

郑德荣、王占仁分析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国际国内背景。就国际上而言，美国统治集团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望，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早在1949年7月，面对其扶持的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节节败退，美国统治集团就已开始形成“和平演变”的战略。就国内而言，当时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的是一个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非常薄弱且极其落后的工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之间，就关于中国是否需要搞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而发生了意见分歧。[10]此外，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反思与突破也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背景。鲁碧华认为，毛泽东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进行反思，提出以重工业为主，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思想；对苏联在获取工业化资金上对农民剥夺较重进行反思，提出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来保证重工业发展的思想；对苏联实现工业化标准进行反思，提出了实现工业化标准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对苏联管理体制中经济管理权过于集中进行反思，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11]黄坚论述了毛泽东工业化战略构想的演变历程。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6年，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目标；第三阶段：1958年至1960年，以赶超战略为核心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速度；第四阶段：1961年至1965年，打破常规发展尖端技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2]

(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成果

郑德荣、王占仁认为，毛泽东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思想主要表现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总方针，以及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10]总路线宣传提纲和“一五”计划是标志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理论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文献。冷兆松探讨了其九个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作出关于中国旧有工业水平和性质的基本判断；作出关于三年恢复时期后中国工业的水平和性质的基本判断；第一次全面定义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科学内涵；把社会主义工业化明确为中国工业化的本质特点；以“四个就可以”说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以“四个可以不”批判不重视工业化的种种错误思想；以“一个只有”、“四个如果”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启动阶段必须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本依据；提出“两个优先发展”的工业政策和“两个显著增长”的发展目标；提出以“两个中心”为工业发展重点，把国民经济推进到现代化的技术轨道上；作出关于苏联经验、装备和技术援助的评价。[13]

(三)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评价

欧健指出，实现工业化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经济价值目标。[8]黄坚认为，毛泽东的工业化战略构想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客观要求，符合党心民心所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整体进程，而且具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合理的发展轨迹，是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创造性的有益探索。[12]张化认为，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是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二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为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积累；三是领导人民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4]赵明义认为，毛泽东开创的工业化道路是中国传统现实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举，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辩证结合，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顺序由“重、轻、农改为农、轻、重”。这一中国式传统工业化道路，同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有很大区别，从而为改革开放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15]

综观近年相关研究，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不过，相比往年，该年度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厚重了不少。鉴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研究有待今后进一步拓展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毛泽东为何会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对其如何评价等相关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和争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该年度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全面。

(一)毛泽东与“大跃进”

关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原因，学术界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一是社会发展动力视角。龚培河认为，“大跃进”运动兴起恰恰就是试图通过发挥中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克服苏联模式动力不足弊端的一种努力、一种探索。它试图把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理想感召直接作为动力激发源，并以此构建起社会发展动力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原则高度统一的动力机制。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当时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热气高，干劲大”的六亿人口。毛泽东设想利用理想感召力把上级的指标化与基层的自主化统一起来，发挥中国人多优势，来克服苏联模式弊端，走出一条动力与价值原则高度统一的跃进之路。[16]二是毛泽东个人因素视角。孟醒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最深层的原因是他要当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毛泽东那种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只要想干，什么都能办成的盲目性，自觉不自觉地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可能性。[17]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相反造成了严重后果，因而他在“大跃进”期间多次进行自我检讨，开展纠“左”和理论反思。尹韵公认为，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先后在不同干部层级、不同会议范围内作过十次自我检讨，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严以律己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也显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强大能力。[18]唐正芒研究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纠“左”思想和措施，主要有：划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线，以及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制止一平二调、坚决算账退赔；发展家庭副业、实行按劳分配；关心群众生活、反对虚报浮夸；大兴调查之风、带头调查研究；尊重群众意愿、取消公共食堂；吸取反右教训、长抓生产不懈；缩小社队规模、克服平均主义等。[19]毛泽东在纠“左”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反思。李捷指出，毛泽东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提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论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重申深入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认识论上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问题，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4]

作为“大跃进”的发起人，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要对其作出公正、客观评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唐正芒认为，对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应予以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既要看到他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既要看到犯大跃进左倾错误的主观因素的一面，也要看到犯这一错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一面；既要看到毛泽东对大跃进左倾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一面，也要看到确有党中央乃至全党集体责任的一面。[19]毛泽东的大跃进设想在一定意义上是情势所迫中的无奈之举。大跃进的问题，是不成熟的社会，不成熟的党，不成熟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民群众，所酿成的一种不成熟的行为。大跃进也是共产党取胜进城以后应对历史考试的第一关，是我党由革命战争年代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习治国理政领导建设事业的一次“试错”行为，同时也是国际国内的紧迫环境促使我们做出的一种应激反应。[20]

(二)毛泽东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对此，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做了较大调整。高其荣认为，毛泽东解散公共食堂，废除供给制，划小社队规模，确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些调整，每一步都是毛泽东对自己设计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突破，因此是艰难的，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调整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一大二公”的理想模式，但却是当时促进全国农业形势好转的关键性措施，从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21]孟醒认为，毛泽东一直在积极寻找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问题的途径，因而将错误一股脑儿推到其头上是不公允的，将错误的根源集中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更是荒谬的。[17]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于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李端详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实践根源和社会根源。其中，思想根源，即毛泽东关于办公共食堂的设想与刘少奇的宣扬是内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意志与喜好是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决定因素。[22]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量，毛泽东于1961年专门就农村公共食堂的存废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不仅倡导全党上下一起动手调查研究，而且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组织实施。经过大量由“点”到“面”的调查研究，并在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毅然做出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决策。张海燕认为，毛泽东对农村公共食堂存废问题的调查研究，不仅表明了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积极态度，而且体现了他实事求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23]

关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学术界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评价。一是关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原因。欧健认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设计，其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其理论来源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论述的教条化解读所致。[8]郑德荣、王占仁指出，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与思想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认为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的思想根源分不开。[10]二是关于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不少学者不仅正视其消极作用，也肯定其产生的积极效果。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中国在30年的集体化时期基本解决了农村小到农户，大到自然村、乡、县、市、省的各个圈层的小水利、大水利的几乎全部难题，实现了水利化，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农业基础。当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集体化并非没有问题。集体化的成功在生产条件领域，但问题集中在生产过程之中。集体化的问题是因为农业的产业缺陷、干部素质等原因，生产过程更适合承包方式，而非企业管理方式和“大呼隆”的方式。[24]孟醒指出，如果从巩固国家独立的战略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是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联系当时的国际形势，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有合理性的，问题出在上层领导与普通民众的目标并不一致，国家富强与“填饱肚皮”之间难以平衡。[17]

综上所述可知，关于毛泽东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作为一直以来的关注点和争议点，在该年度其研究热情不仅有增无减，而且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关于毛泽东纠“左”的研究一直倍受关注；二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如关于毛泽东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研究等。随着这一研究的持续深入和向前发展，我们将更加深刻了解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与努力，进而对其作出更加客观、公正与真实的评价。

四、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过的研究

如何评价毛泽东一直是学术界毛泽东研究中极具争议的热点之一，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前提是要解决立场和方法的问题。在毛泽东评价问题上一直存在几种错误倾向，主要是：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25]此外，还有毛泽东研究中的“辉格”解释方式：一是问题归因的线性化；二是叙事语境的当下化；三是研究意识的客位化。[26]研究毛泽东应超越情绪和意识形态化的干扰[20]，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必须坚持唯物、辩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方法。[20]可以说，正确的立场与方法不仅是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基础，同样也是客观、公正、科学、全面评价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过的基础。

(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功绩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功绩是显著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高屋建瓴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其伟大功绩。[27]学术界众多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毛泽东的探索功绩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魏礼群总结了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重视价值规律的理论观点；鲜明地作出了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关系的论述；开始提出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科学论断；强调提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国外学习的思想，以及围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28]张晶平认为，毛泽东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主要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注意统筹兼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调动各方面一切积极因素；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有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29]

李捷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三个突破：第一，突破了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框(这主要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第二，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轻重为序，发挥“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第三，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一个具体的国家，特别是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框，形成了独立自主搞建设、独立自主搞国防、独立自主搞尖端技术、独立自主搞外交、独立自主进行道路探索的一系列思想。[20]靳辉明认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突出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倡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强调不照搬苏联模式，提出走自己的路；三是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另辟蹊径，采取了一套有别于苏联的新的做法；四是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30]

(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

毛泽东评价中争议的产生主要是源自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失误。因此，关于毛泽东探索失误的研究是众多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肯定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绩的基础上，也直面和正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27]学术界众多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毛泽东的探索失误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尚庆飞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不是由所谓“两论”中存在的“理论缺陷”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证明了“两论”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与真理性。[31]刘林元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错误。[32]陈雪薇指出，在历史视域下看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生原因，一是思想上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不符合、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以及封建思想残余影响等问题；二是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基本国情等重大问题的判断存在着混乱和“左”的错误；三是组织上偏离和损害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四是制度上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社会主义僵化模式和党领导体制的弊端。[33]倪德刚指出，从“中国化”的视角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生原因，一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道路；二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三是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34]此外，胡为雄指出，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放置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进行动态考察，中国这个东方小农大国的经济基础、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中国革命以农民武装斗争为形式的阶级斗争实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反对内在的封建专制压迫和外来的殖民侵略斗争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使中国社会内部造成一种态势，在主观的、客观的、历史的、现实的各种条件相互交错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毛泽东步入错误境地。[35]

石仲泉指出，我们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如“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要彻底否定，但这个彻底否定不只是简单地抛弃，更不能是恶毒地咒骂，最重要的是善于辩证地扬弃，做能量转化工作，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为积极，使过去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36]李慎明认为，对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进行实事求是地评价，就要正确区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重要贡献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所犯错误；正确区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正确区分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与严重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干扰特别是蛻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正确区分毛泽东晚年对阶级斗争估计严重的一面和他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担心的正确一面，正确区分毛泽东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正确预言与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37]刘建武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经验教训：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而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提倡“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而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通过“突出政治”的“抓革命”和批“唯生产力论”的“促生产”来进行，而必须从具体的国情和国力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建设社会主义决不能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而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38]

综上所述，该年度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功过的研究较为丰富和厚实，其基本观点是：对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功绩，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采取不回避、正视的态度，并提出正确的对待方法和总结经验教训。今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持续深入，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科学、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

五、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

改革开放的进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是在毛泽东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39]没有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及其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发展及其重要成果，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毛泽东为新中国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40]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飞跃。该年度学术界主要从道路、理论、制度三个维度对两者关系进行了阐述。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道路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成于邓”，即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探索，到邓小平时代终于找到并开辟了这条正确道路。两个阶段的探索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飞跃。[40]杨先农探讨了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作出的巨大贡献：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价值导向，锤炼了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法宝，把首先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段性，提供了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方法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动力，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铸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形成了鲜明独特的中国和平发展外交风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41]余品华总结了毛泽东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的许多宝贵经验：提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经验，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经验，提供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的具体经验。[42]王伟光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反右斗争扩大化”甚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先尝试和摸索过程中出现过失误和挫折，就否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43]

(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供了重要理论成果。靳辉明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原则、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理论、关于十大关系的论述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关于国体与政体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理论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30]另外，张宇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例如，关于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和技术革命、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关于商品生产的作用，对于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44]总体上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成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新时期党建思想的基石，毛泽东社会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发展理论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石。[45]作为毛泽东理论遗产的主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之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36]

(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开创和确立的。毛泽东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45]丁素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政治和实践上的准备。新中国特色政权制度的构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应体现特色提供了政治方向上的规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根本性的理论基础；多党合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党的核心作用提供了政治保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社会主义法制的确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石。[46]

综上所述，该年度关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在前一年度白热化研究状态下以及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拓展深入。可以说，该年度研究是过去研究的升华，不过，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维度的研究上，学术界依然更多关注道路和理论维度，制度维度的研究还是稍显薄弱。总之，学术界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不仅使得两者关系更加清晰和明朗，而且这也是体现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贡献的一个重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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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95(2016)02-0006-09

作者简介：黄爱英，女，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项目基金：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井冈山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4CKS028)

收稿日期：2016-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