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南才媛王端淑的诗歌创作*

2016-04-04蓝青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关键词：女性文学格调诗歌

蓝　青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论江南才媛王端淑的诗歌创作*

蓝青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王端淑是明清之际女性诗坛上一位颇具特色的诗人，其诗歌内容丰富，时事感怀、咏史怀古、交游题赠等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诗歌创作题材；艺术风格上亦突破了女性诗歌习见的闺阁气与脂粉气，格调沉郁，取境清幽。王端淑之诗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审美追求均别树一帜，艺术价值独特。

关键词：女性文学；王端淑；诗歌；格调；取境

按照传统道德观念，诗歌领域向来为男性所专属。虽然才媛代不乏人，但受“女子不宜为诗”[1]、“内言不出于阃”[2]等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然至晚明，才媛辈出，闺阁中掀起创作高潮。季娴曰：“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天启、崇祯以来，继起不绝。”[3]毛先舒云：“大江南北，闺秀缤纷，动盈卷轴，可谓盛矣。”[4]这一时期女性诗歌不仅数量繁多，远超往古，在诗歌主题与艺术风格上亦多有创获，极大地突破了前代闺阁诗“粉泽胜而气格卑”[5]2(吴本泰《竹笑轩吟草叙》)的传统。如刘淑感时忧世，师法汉魏、杜甫，“结体苍劲，笔有威棱”[6]；顾若璞“力宗陶、柳一派”(《古香楼诗序》)[7]，平淡淳美，清逸脱俗；王微受竟陵派影响，其诗幽妍孤峭，结体清遥，“如珠泪玉烟，无复近情凡采”[8]72。王端淑诗歌亦颇具特色，集中时事感怀、咏史怀古、交游题赠诸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诗歌创作题材，艺术上格调沉郁、取境清幽，颇值得专题探讨。尽管学界对于王端淑研究已有所涉及*参见闵定庆：《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7-33页；周淑舫：《山阴才媛王端淑与女性文学传播：从〈伊人思〉〈名媛诗纬初编〉两部辑集比较谈起》，《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7-12页。，然大多集中于诗学批评，对王端淑诗歌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尚缺乏深入探究。有鉴于此，笔者重点考察王端淑诗歌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以期对明清女性文学研究有所助益。

一

王端淑(1622？—1702？)，字玉映，号映然子，又号青芜子，浙江山阴人，晚明著名文学家王思任(1575？—1646)之次女。王端淑容姿婉丽，资性聪慧，自幼与诸兄弟一同受教，“授《四书》《毛诗》，过目即成诵”[9]卷四。王思任颇以此女为荣，尝言“身有八男，不易一女”[10]。王端淑性嗜读书，耻事铅粉，以文士自居，尝自称“世浊无所宜，止有书堪读。偶然烦虑生，对此精神肃”*诗见王端淑诗集《映然子吟红集》卷四，引自《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本文所引王端淑诗句多出自该书，以下诗句凡出该书者皆不再出注。(《书香》)，“亭亭有玉树当风之致”[9]卷四(孟称舜《丁夫人传》)。年及笄，即以博学闻名于时，如同里丁启光称其“博极群书，湛深理学，居然有儒者之风”[9]卷四十二。崇祯十一年(1637)，嫁与同里丁圣肇为妻。婚后益耽诗文，丁圣肇《吟红集序》中称：“黛余灯隙，吟咏不绝。雪霁葱岭，云障金台，内子得句不废疾书。”[11]卷首

崇祯末年，兵火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王端淑与其夫避乱流离，“丧乱踉跄”[12]75(《送雪痴兄北上序》)，备极困顿。顺治三年(1646)方返乡，经济上陷入严重困难，“上衣不蔽身，朝餐不及夕”(《出门难》)，靠亲友接济度日。顺治十二年(1655)，王端淑因家计艰难外出觅生，寓萧山县才女吴山处，为闺塾师，开始“舌耕暂生为”(《出门难》)的授徒生涯。王端淑与吴山交谊颇深，通过其结识了不少文坛名流，“与四方名流相唱和，对客挥毫，同堂角尘，所不吝也”[13]，自此名声大噪，远播宫中，顺治帝尝“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禁中教授诸妃主”[14]790，然为王端淑婉拒。王端淑之遗民情结与其父王思任有着密切联系。王思任力主抗清，怒斥权奸，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顺治三年(1646年)，绍兴失守，王思任绝食而死。王端淑身历顺、康两朝，然秉承父志，始终以明遗民自居，自称“逸同篱菊仍思晋，志老山薇亦傲周”(《八月十三日社集张毅孺草堂，迟宗子不至，代睿子作》)。王端淑对明王朝之忠赢得了不少仁人志士的赞叹，丁耀亢、徐夜等遗民尝作诗以赠，对其品行推崇备至。

王端淑一生著述颇富。据王士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载，王端淑“著有《吟红集》三十卷，又有《留箧》《恒心》《无才》《宜楼》诸集，选明代以来诗文为《名媛诗纬》《文纬》二书，所辑有《历代帝王后妃考》”[8]250。然除《吟红集》与《名媛诗纬初编》尚存外，其余著作均已散佚。《吟红集》共30卷，现仅存两部。日本内阁书库所藏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初刻本，共有赋5篇，诗、词、曲共293题404首，文56篇，卷首有王绍美、吴国辅、王登三、丁圣肇之序以及丁圣肇《刻〈吟红集〉小引》一文，书末有邢锡祯跋。湖南图书馆所藏为增刻本，较日本内阁书库藏本多出诗16首、文7篇，然多有残缺，前后序跋仅存丁圣肇《刻〈吟红集〉小引》一文，《清代诗文集汇编》所录《映然子吟红集》三十卷即该版本之影印版。《吟红集》中颇多黍离之痛与身世之悲，沉郁悲凉，苍劲质实，迥异于传统闺阁诗之绮艳柔媚。《名媛诗纬初编》共42卷，始编于崇祯十二年(1639)，成书于康熙三年(1664)，现存清康熙六年(1667)清音堂刻本，南京图书馆、四川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

二

传统的儒家性别伦理对于男女之职有着严格区分，“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15]，“女妇日守闺阁，躬习纺织，至老勿逾内门”[16]。女性被限制于阃内，其创作所展现的生活场景非常狭小，闺怨相思、离愁别恨遂成为闺秀诗歌的主要内容。至晚明，女性生活内容与生活空间发生了一定改变，尤其是易代之际，不少女性被卷入时代巨变的惊涛骇浪，避难流离，漂泊不定，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诗歌的表现领域。王端淑早年遭遇家国之变，中年又辗转谋生，其创作无疑有着典型意义。

(一)时事感怀诗

受“女祸论”影响，女性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女性囿于闺阁之内，“除却春愁没个题”[17](徐元端《南乡子·春情》)，其所思所感大多难以越出家庭范围，不免内容单薄，气格纤弱。如王嵩高曾评论闺秀诗“总有习气，非调脂弄粉，剪翠裁红，失之纤小，即妆台镜阁，刺刺与婢子语，俚俗尤多”[18]。然至晚明，不少闺秀博通经史，对政事与民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如顾若璞“常与闺友宴坐，则讲究河槽、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10]548；丁玉如“慷慨好大略，常于酒间与灿论天下大事，以屯田法坏为恨”[19]；吴琪“尤好大略”[14]27，常与密友周琼“红烛夜谈兵”[20]。政治热情促使她们脱离闺阁情爱的狭小天地，不再“沾沾于一己之穷通得失”[5]102(杨德建《竹笑轩吟草叙》)，抚时感世，缘事而发，以慷慨激愤而又深挚悲凉的笔触，书写时局民瘼，实现了女性感怀题材由家到国的转变。

王端淑素有经世济民之志，“喜为丈夫妆，常剪纸为旗，以母为帅，列婢为兵将，自行队伍中，拔帜为戏”[9](王猷定《王端淑传》)，其时政感怀诗直言朝政弊端与民生疾苦，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如《先翁文忠公殉珰纪述》以犀利的笔调揭露了阉党“肆横任恣行，朝野尽结舌”的腐败现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王端淑继承了王思任“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21](张岱《王谑庵先生传》)的风格，如《贪吏》《秽吏》二诗矛头直指“株连蔓益滋，竭血敲空髓”的贪官污吏，高呼“问天假霹雳，立击除奸酷”，慷慨直率，淋漓犀利，不减其父。

崇祯末年，清兵南下，更加重了民众的苦难，凡战火所经，狼烟四起，满目疮痍。王端淑身遭亡国破家之难，饱经流离之苦，发为歌咏，特多凄楚感怆之音。如“凌残汉室灭衣冠，社稷丘墟民力殚。勒兵入寇称可汗，九州壮士死征鞍”(《悲愤行》)，“铁骑纷纷破国初，片时尘已蔽宫庐”(《次宫妃宋蕙湘四韵二十八首·二十四》)。面对忧患，王端淑自觉肩负起见证乱离的使命，如《代夫子赠钱子方兼呈周又元》曰：“去冬滞虎林，运薄厄阳九。栖窘岁已终，兵临夺鸡狗。余本儒门儿，况兼挈家口。身心两彷徨，无策止束手。……买舟江上回，敢避风雪走。青衫破一襟，两袖将露肘。画卷置舆中，携粮不满斗。”[9]卷四十二实录兵荒马乱中的流离生涯，颇具“诗史”特质。国难亦引发了王端淑对英雄事业的倾慕与向往，如《侠士》：“一目识肝胆，头颅值几何。异书临水读，利铗傍崖磨。”《秋夜吟》：“壮发渐凋残，神京何时克。空掩楚囚悲，恨乏木兰力。”她渴望成为披坚执锐的豪杰侠士，然英雄之志最终只能沦为壮志难酬的巾帼之恨，令人唏嘘。王端淑有着强烈的遗民情结，明朝的灭亡始终是其胸中难以抹平的隐痛，诗集名《吟红》，即是对朱明王朝的沉痛悼念，丁圣肇《吟红集序》称其“多长沙三闾之句”，“集曰《吟红》，不忘一十七载黍离之墨迹也”[11]卷首。王端淑始终保持着炽烈的爱国热忱，如“新亭景物悲千古，旧事沧桑泣数行”(《次韵答李季子》)、“更增禾黍叹，歧路惜王孙”(《次周风远江岸韵》)、“风流不展回天手，空识铜驼在棘芜”(《读古今舆图次韵·其六》)等诗句，均流露出凄苦而深沉的黍离之悲，忠爱之情，感人至深。

(二)咏史怀古诗

在古代社会，史学领域向来为男性所专属，虽汉有班昭治史，但毕竟属于少数。至晚明，治史作为一种风气在闺阁中流行开来，盛况前所未有。这一时期女性涉猎史学的例子几可谓俯拾皆是，如吴令仪“喜读书史、女传”[22]，周琼“喜纵观古史书”[19]66，梁小玉自称“余最爱阅史，以为罗万象于胸中，玩千古于掌上，无如是书”[8]162，顾若璞自述“自四子经传，以及《古史鉴》《皇明通纪》《大政纪》之属，日夜披览如不及”[14]839。史学的浸染深刻地影响了女性的诗歌创作，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咏史怀古诗的涌现。

王端淑自幼痴迷于史学，甚至达到了取代女红的地步，如丁圣肇称其“性嗜史书，工笔墨，不屑女工”[11]卷首(《吟红集序》)，陈维崧称其“意气荦荦，尤长史学”[14]19(《妇人集》)，毛奇龄更是赞其“著书不让汉时史”[23](《雨中听三弦子适女士王玉映将之吴下过宿萧城西河里因作长句书感却示》)。深厚的史学修养促使王端淑创作出一批出色的咏史怀古诗，这在明清之际闺阁诗人中是较为突出的。

王端淑对于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忠义之士颇为仰慕，时常以诗歌形式重述人物事迹，叙事体尤为其所擅长。如完璧归赵与渑池之会二事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着详细记载，而这些情景在王端淑《蔺相如》一诗中得到了重现：“连城易和璧，弱赵堕其谋。畏秦似狼虎，孰敢犯锋矛。舍人蔺相如，慨愿共遨游。函谷欣然出，渑池洗筑羞。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头。威武胡能屈，积愤志轻酬。谦引廉颇愧，猷谟白起愁。英标光史册，千古壮春秋。”此诗将平易畅达的史传语言转化为精炼传神的诗歌语言，字里行间渗透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王端淑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不时有出色的细节刻画，如《虞美人》刻画霸王别姬一幕时加入了相当的艺术成分：“乌骓何不逝，红颜属阿谁。殷勤事新主，休增长别悲。美人哀愤极，叹王弗我知。妾曾读女史，从一此其时。死等鸿毛易，捐躯报主宜。”这段精彩的对话为《史记》所不载，系王端淑之想象，然颇具艺术感染力。

王端淑不仅历史知识渊博，而且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如“倩水照颜色，飘流逐片纱。固知随国灭，应悔悮夫差”(《西施》)，既没有将西施写成红颜祸水，亦没有将其写成有大觉悟的女英雄，而是将着眼点放在女性命运上，关注政治斗争对女性自身带来的影响，以女性视角审视历史，颇具特色。王端淑更多的咏史之作是借历史题材来寄托故国禾黍之思，如“默默惊魂随败楫，离离故黍悼空弨”(《吊钱塘战场》)、“夜夜花挥亡国泪，鹧鸪啼彻玉颜寒”(《游西施山房》)、“金瓯碎尽知难复，一幅图画恨转多”(《读古今舆图次韵·其一》)等等，慨古伤今，借史明志，既表达了黍离之悲，又含蓄蕴藉，典雅浑成。

(三)交游题赠诗

在封建社会，男性被定位于“外”，女性被定位于“内”，整个社会建立在内外空间严格分离的基础上。女性被幽禁于闺阁内，其社交圈非常狭小，大多仅限于家庭成员。然晚明不少闺秀都有过走出闺门的经历，尤其是明清之际，一些女性身遭丧乱，家计萧然，她们主动承担治生重担，或卖书画，或出任闺塾师，或打秋风，为谋生走出闺阁，这无疑扩大了她们的社交空间。王端淑尝为生计四处奔波，结识了不少在当时颇有地位与影响力的名媛闺秀，如吴山、商景兰、黄媛介、季娴等，其中往来最密者当属吴山。《吟红集》中与女性酬唱之作共计五十余首，其中与吴山的唱和之作多达30首。王端淑尝寓吴山之所，为闺塾师，故诗中对吴山多有感念知遇之恩。王端淑亦常参与女性诗社，集中有不少宴集之作，如《上元夕浮翠吴夫人招同黄皆令、陶固生、赵东玮、家玉隐社集，拈得元字·其二》：“佳气延春日，和风霭上元。拂花开绮席，爱客近文园。拨篆香分玉，挥毫翠落轩。红灯辉彩袖，素影耀清源。”[9]卷四十二赏花对酒，唱赋新词，这样轻松逸乐的场景在充满黍离之悲与身世之感的《吟红集》中是不多见的。

儒家性别伦理强调男女之间疏远甚至隔离，对于男女交往有着严格限制。然晚明不少闺秀跨越性别限制，积极结纳文人才士，如黄媛介与钱谦益、吴伟业、李渔、汪汝谦等文坛名士均有酬唱。王端淑所交往的男性文人多达八十余位，其中不少文人在文坛颇具影响力，如她曾邀钱谦益、许兆祥等人为《名媛诗纬》作题辞，亦受李渔之邀为《比目鱼》作序。王端淑得与众多文人名士保持文字之交，与其夫丁圣肇的提携与支持有着密切关系。丁圣肇不仅酷好结交文人侠士，“越城内外稍一技之能，靡有不与之游者”[12]87(王端淑《酒癖散人传》)，亦鼓励其妻子广为交游，故王端淑得以频繁参与男性雅集活动。《吟红集》中有不少文人集会之作，如《睿子同诸子社集草堂，予与一真师姊次韵》《秋日同诸子社集邢淇瞻先生今是园，阅其所著〈鸳鸯扇词记〉，限衣字，代睿子》《八月十三日社集张毅孺草堂迟宗子不至，代睿子作》等，王端淑与诸男性盟友纵情山水，诗酒为乐，成为这个文化圈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王端淑经常代丈夫履行社交之职，其诗集中代拟诗数量庞大，多达四十余首，为前代或同时期闺秀诗集所罕见。其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祝寿、赠别、恭贺升迁、悼亡以及文学酬答等。在这些代拟之作中，王端淑有意模仿男性语气，多发奇倔跌宕、慷慨豪迈之壮语，如《喜周公勷盟兄别驾常州代》：“周公年少名流钦，慷慨结客轻黄金。狂歌斗酒欢清音，都门倾盖予独深。……美才遍郡颂贤箴，即欲买棹谈宿心。布衣交或念淹沉，吴江越水听棠吟。”全诗豪迈奔放，气势宏阔，透露出慷慨情怀与雄杰之气。又如《宝剑歌为李席玉寿代睿子咏》以闺阁诗中少见的刀剑意象为题，高情壮思，雄才奇笔，颇具鼓怒风云之气，丝毫不见女性特有的脂粉气与闺阁气。大量的代拟之作促使王端淑诗风更加男性化，浩歌壮言，豪气郁勃，一反闺阁诗柔媚纤弱的阴性传统。时人评价王端淑诗歌时多着眼于此，如吴国辅《吟红集序》所云，“世之真为妇人而作魁梧奇伟之文、见魁梧奇伟之志者，非映然子而谁”[11]卷首，是对王端淑诗中雄杰之气的高度肯定。

三

王端淑诗歌不仅在题材内容上迥异于传统闺阁书写，在艺术风格方面亦颇具特色。传统的闺阁诗歌大多“粉泽胜而气格卑”[5]，纷靡绮丽，纤媚柔弱。王端淑力主摒除闺阁气与脂粉气，曾在《名媛诗纬初编》中反复予以强调，如卷三“钱氏”条曰“若为绮语怨词，最所忌”，卷五“李玉英”条曰“女子不可作绮语怨词，予已言之再四矣”。王端淑的诗歌创作亦严格遵循了这一诗学理念，集中几乎看不到闺阁诗常见的少女情怀与婚姻情爱，直追须眉，“绝去腻粉涂胭之状”[11]卷首(吴国辅《吟红集序》)。王端淑诗风多样，集中诸咏“有淡远如陶五柳者，有媚秀如王少伯者，有整肃如孟东野者，有敏捷如王摩诘者，有灵爽如李青莲者，有峭洁如韦苏州者，有隽爽如杜少陵者，有险仄如李昌谷者”[12]77(王端淑《草堂漫咏序》)。风格的多样性正是女诗人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其中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悲凉与清疏澹远。

(一)格调沉郁

王端淑生逢明末动乱时代，亲身经历了亡国惨痛，其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或述乱离，或哀民生，或伤鼎革，愀怆之词，感慨深至。孟称舜《丁夫人传》尝谓其《吟红集》“志悲也”[9]卷四。集中弥漫着悲凉凄苦的气氛，破庭败壁、废院残扉、荒山颓岭、狼烟鬼火、枯树荒冢等意象境界，在在有之，如“抔士瘗壮夫，狸穿吸枯髓”(《吊义冢》)、“草庐风度空如磐，败壁尘蒙冷敝锅”(《中秋乏炊》)、“袭袭阴风吹古木，燐燐鬼火照孤丘”(《吊古冢》)等，构成一幅幅凄恻哀怨、惨绝人寰的画面。尤其是反映动乱的叙事长篇，如《悲愤行》《苦难行》《叙难行代真姊》等，虽从一己之遭际出发，然生动地再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字里行间注入了深沉的忧思，形成了史诗般的悲壮氛围。王端淑的丧乱诗与蔡琰的《悲愤诗》、杜甫的《北征》等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既得“诗史”之精神，兼具杜诗沉郁悲凉之风格。王端淑在悲伤与哀叹的同时，往往为诗歌贯注一股慷慨壮烈的豪气，情感悲凉而骨力苍劲。如《悲愤行》曰：“椎击始皇身弱单，谋虽不成心报韩。天风借吹膻血干，征贤深谷出幽兰。”《叙难行代真姊》曰：“闻兵往西来，劫掠寻村宿。姑子能两全，此颈宁甘戮。”虽沉痛悲凉，然并不消沉，屡屡表白身处逆境而不低头的顽强精神，浩然郁勃，哀而有劲。

王端淑诗风沉郁悲慨，是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结果。清兵南下，明王朝统治下的民众遭遇了空前的灾难，中原板荡，沧桑鼎革。这是一个天崩地裂、风饕雪虐的时代，碧血满地，白骨撑天，故国沦陷之痛，生民流离之苦不时撞击着诗人的心扉，视野所及，一切景物都笼罩上阴冷凄厉的色调。诗中荒寒凄苦的意境，正是大劫之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残破景象之真实反映。王端淑诗歌格调沉郁亦与其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有着密切联系。鼎革之际，王端淑与其夫“历艰苦困穷，国破家迁”[12]75(《送雪痴兄北上序》)，处境极为艰难，“饥馑不堪，朝不保夕”[12]74(《梦杨忠烈公小记》)，此亦加重了诗中的凄苦之声。如“淹蹇将三十，清空半世囊”(《寿睿子》)、“荒墟尘寂冷茅室，秋风乍起微寒慄”(《董大素柔过访乏炊》)、“世浊如尘镜，家寒若废琴”(《春感》)等等，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老病穷愁的恶劣境遇并没有使作者沉溺于哀怨，反而成为其耿介不拔的个性精神赖以存在的典型环境。如《蓬门》曰：“凤岭知难效，鹿门且耐贫。残篇任意读，不羡骑辚辚。”《耐贫》曰：“夜深黄鼠偏为祟，坐久青毡欲变妖。陋巷不堪人共惜，清幽余爱乐箪瓢。”这种坚忍不屈的自我形象在前代或同时期闺秀诗人中是不易见到的。

(二)取境清幽

王端淑《吟红集》中虽多有荒寒之境与凄苦之音，然并不仅限于此，其诗风因处境、题旨的不同而多有变化。当王端淑身处丧乱之际，颠沛流离，生活凄苦，发为歌咏，往往深沉悲凉；当生活略微安定之时，诗便多有幽隽清疏、澄净澹远者。王端淑性格疏放，颇喜幽居，尤好山林僻景，自称“夙兴忘栉盥，山色看将痴”(《晨起》)，“终朝痴对罢，暝色更萧然”(《暮捲》)。诗中摹写田园山林之作大多幽静、恬澹、清远，如《溪屋》：“碧流清且浅，照出茅垣痕。月落惊鱼梦，渔灯半绕村。”《山韵》：“皎月出山巅，山光与月映。猿雀唳空林，声落流云靓。”就其诗学渊源来说，陶渊明之幽淡自然，王维之空灵明秀，孟郊、贾岛之幽峭冷逸均可在《吟红集》中体会到。除却山林幽景，《吟红集》中亦颇多描述日常生活之作，然不见梳发、刺绣等闺阁之事，而是品茗赋诗，俨然文人雅士。如《新居·其二》：“却病居幽僻，烹茶拂净瓯。云飞出岫远，月为小窗留。泥古诗翻俗，声新鸟悉秋。草庐肥遁足，三顾敢希求。”《茶烟》：“初试幽兰美，香怜雀舌熏。炊声出竹外，清气落花闻。火温性渐熟，静水幻奇纹。飘曳风前绕，襟舒漾野云。心茶两寂寂，浮碧起氲氲。虚斋吹一缕，尝傍古征君。”山野幽居，烹茶拂瓯，别具一番韵致。

王端淑诗中的清疏气与其佛禅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尝自称“莫谓诗人偏淡薄，从来佛法本清虚”(《初参三宜和尚》)。佛教讲求“戒绮语”，故王端淑集中绝少有闺阁情爱及华辞艳藻。王端淑虽未曾祝发为尼，然其受佛禅浸染颇深，尤其是易代之后，与佛门人士多有交往，集中颇多酬答僧尼之作，如《赠比丘尼纯宗师寿》《化愚师至》《呈三宜和尚》《三大师讲经》等。《吟红集》中经常提到习禅生活，如“残篇饶课子，啜茗学参禅”(《新居·其三》)，“暂绾莲花梦，心同蕉叶舒”(《白莲禅室》)。参禅拜佛深刻地影响了王端淑的创作，诗中时常连缀佛语，如“梵钟初透无生梦，身在清凉第一峰”(《清凉静室》)、“根源归一本，深悟此生浮”(《显圣寺溪》)。佛禅信仰亦影响了王端淑的审美取向，突出表现在对清静幽僻意境的偏好。王端淑集中富有禅意的佳句颇多，如“光流无迹溪中月，泛出浮生钵里莲。数句梵音超浊骨，闲幽余愿老枯禅”(《蜀阜即事》)、“欲知更漏永，远寺断钟声。月接清溪影，风飕败竹鸣”(《山居夜咏》)等等，澄净清远，幽寒明寂，耐人寻绎。

总之，王端淑是明清之际颇具特色的一位女诗人。她创作了大量的时事诗、咏史诗与交游诗，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创作题材。特殊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与人生经历亦使其诗歌突破了女性创作习见的闺阁气与脂粉气，格调沉郁、取境清幽，从而奠定了王端淑在明清之际女性诗坛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 袁枚.随园诗话:下册[M].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90.

[2] 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册[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43-44.

[3] 季娴.闺秀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331.

[4]毛先舒.皆绿轩诗序[M]∥汪启淑.撷芳集.刻本.杭州：古歙汪氏飞鸿堂，1785(清乾隆五十年).

[5] 李因.竹笑轩吟草[M].周书田,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6] 吴锜.个山遗集序[M]∥刘铎,刘淑.刘铎刘淑父女诗文.王泗原,校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388.

[7] 钱凤纶.古香楼诗[M].清康熙刻本：卷首.

[8]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 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M].刻本.绍兴：清音堂，1667(清康熙六年).

[10] 沈善宝.名媛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