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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草庵签诗探源

2016-04-04粘良图

粘良图

(福建晋江市博物馆,福建 晋江 362200)



【丝路文史研究】(主持人:杨富学)

晋江草庵签诗探源

粘良图

(福建晋江市博物馆,福建 晋江 362200)

[摘要]福建晋江草庵是著名的摩尼教(明教)遗址,清代这里的明教徒借用民间信仰占卜形式,制作一套签诗,其内容包含着摩尼教反对黑暗、崇尚光明的理念,保存着一些摩尼教经文特有的术语。对照近年福建霞浦发现的明教坛堂科仪文书,可以看出晋江草庵签诗中嵌入整段的摩尼教经文。由此可以探寻到晋江草庵签诗、霞浦科仪文书与敦煌发现的唐代摩尼教经文一本同源,可以作为摩尼教在华传播路径的佐证。

[关键词]草庵签诗;敦煌写本;霞浦摩尼教抄本

晋江草庵是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罗山镇一处著名的摩尼教遗址,以保存着元代摩尼教石刻等一系列文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路考察团誉为“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

自五代以来,泉州就有摩尼教(时已改名“明教”)在民间活动的记录。在宋代,泉州首邑晋江县摩尼教(明教)活动甚盛,有教徒烧制“明教会”碗,定期于华表山麓的草庵聚会。元代有教徒在草庵建造石室,在山崖上镌造摩尼光佛石像。明初,朱元璋曾下令禁止明教活动,一度给晋江明教徒带来很大的打击,然而禁而不绝,明正统、天顺年间仍有教徒在草庵前山石上镌刻摩尼教偈语,重修草庵寺宇。明嘉靖间,寺庙一度遭到取缔,改为书院,以致零落,但教徒转移到乡村隐蔽,一直到明万历年间,其地仍见摩尼教徒活动。

明代的历史学家、晋江人何乔远在所撰的《闽书》“方域志”记载:“华表山,与灵源山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像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其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摒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因得置不问。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①〔明〕何乔远:《闽书》卷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1-172页。这是关于草庵摩尼教最早的记录。

明清交替时,闽南成为郑成功与清兵交战的战场,原已落寂的草庵更遭到严重的毁坏。民国初年,有本地的佛教徒入住草庵,仍奉摩尼光佛的香火,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曾住锡草庵,称摩尼光佛为“文佛”。使草庵原来的摩尼教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20世纪初,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多认为草庵确为一处富有特色的摩尼教遗迹,是摩尼教在中国最后的历史归宿。但是,对于宋元时代东南沿海地区摩尼教的源流,有的学者认为不像何乔远阐述的那样走陆路从西域传入中原,从中原传到东南来,而是由海路传入。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1921年发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一文,提出:“东都盛时,其流盖微。南北之交,死灰复燃。寻其缘起,别出三山。盖海舶贾传,非北陆大云之旧矣。”②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1921年,第11页。认为摩尼教再度兴起的发源地在福州,是通过当时的海外交通贸易带进来的。此说,得到庄为玑教授的支持③庄为玑:《泉州摩尼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第7页。。

针对“海路说”,林悟殊指出:“公元10世纪后,印度洋和东南亚区域不存在摩尼教的基地,海路输入说缺乏必要的源头”,并以泉州流行的摩尼教作为个案分析,根据当地考古重要发现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其经典和史料与中亚的摩尼教有更深的渊源关系,论证“宋元时期泉州摩尼教乃是承自北方的摩尼教,其于唐代摩尼教的不同,是摩尼教在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下深度华化的产物”④林悟殊:《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67-71页。。嗣后,杨富学教授在林说的基础上又增补另外三条证据:“其一,中唐以来,漠北回鹘汗国取代西亚、中亚而成为世界摩尼教的中心,而开教福建的呼禄法师正来自回鹘,其传教路线不经由海路明矣;其二,闽浙摩尼教有寺院之设,为原始摩尼教所无,在中亚、西亚及印度洋沿海地区也是少见的,寺院之大兴,当自回鹘始,闽浙所见之摩尼寺当效法自回鹘,当然不会与海道有什么关联;其三,福建霞浦柏洋乡新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所用摩尼教术语完全取法唐朝译音,更有许多内容与敦煌汉文摩尼教文献完全一样,甚至一字不差,仅《摩尼光佛》中就有13处与敦煌文献完全或几乎完全一样。”⑤杨富学:《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5页。这进一步坐实了“陆路说”。

21世纪初,晋江草庵发现一部制作自明末清初,有浓重摩尼教色彩的签诗。签诗是民间寺庙常见的一种占卜形式。以竹制签条刻写序号,置于签筒,让人卜杯求取,寺庙中另置有按序号写着诗句的签诗簿或印有诗句的纸条,卜者以随意取得的一支竹签来查得对应的签诗,根据诗句的内容来解读前途吉凶。草庵摩尼光佛案前设置的这一套签诗,共计81首,内容见于拙作《晋江草庵研究》⑥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4-106页。。但未及对签诗内容及其来源进行深入探讨,深以为憾。近期,霞浦摩尼教文献的发现,为草庵诗签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今据以略作探讨。

草庵签诗前80首,诗题皆取自历史传说及戏曲故事,上至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下至清康熙年间晋江名人施世伦,以至于小说《水浒传》的宋江、孙二娘,《西游记》的孙悟空,都是旧时民间熟知的故事和人物,让人容易领会诗签表现的主题。诗句兼有五言、七言两种形式,字句都比较浅白,读来朗朗上口。从诗题看,有涉及清康熙年间的历史人物,签诗制作的时间或在清初。

从形式上看,草庵签诗与其他闽南民间宫庙所置的签诗并无二致,然而就内容分析,却自有其独特的一面。

首先,草庵签诗的内容表现了明教对日月光明的崇拜,对黑暗邪魔的摒弃以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基本教义。如五言诗句中有:

“新月如弓在,看看挂镜台”(第二签);

“明来降伏暗”(第十一签);

“日出群阴伏”(第卅签);

“明蟾挂碧霄”(第卅二签);

“劝君行好事,正色在天高”(第卅六签);

“天高正色苍”(第六一签);

“愁云风捲尽,红日挂天中”(第六二签);

“佛日镇长明”(第六三签);

“明月满松筠”(第六八签)。

类似的文句也见于七言诗中,如:

“黑云捲尽生明月,回首江山万里晴”(第四一签);

“几年明月挂松杉”(第四三签);

“月落高峰云自收”(第四四签);

“高台冰镜分明在”(第四六签);

“明月当空绝点尘,团圆宝镜照佳人”(第四八签);

“太阳正照群阴伏,万里民心喜气多”(第五十签);

“正好楼前望明月,无端数阵黑云行,何如点起银台灼,自有光辉满室生”(第五七签)。

诸如此类诗句,多至17首。当然,其他宫庙的诗签也会看到以日、月、光明隐喻事物的诗句,但像草庵诗签这样连篇累牍以日、月、光明为主题的诗句当属仅见。不能不将它与明教“崇尚光明、反对黑暗”的教义联系起来。

草庵诗签一些诗句更阐明明教历来倡导的除邪扶正、善必胜恶的教义。如:

“护法佑明徒”(第十四签);

“善神扶我背,剿绝暗魔军”(第十七签);

“消除灾疫障,福力佑群生”(第卅签);

“保护有真经,覩来运未亨;时来防劫曜,身泰自康宁”(第七八签);

“护卫诸正教,除邪奉正宗;坚心能尊习,福临祸必藏”(第七九签);

“礼拜勤求功得力,须存方寸觅前程”(第四一签);

“助法善神常拥护,持刀宝剑剉邪魔”(第五十签);

“圣力加持佑汝身”(第五三签);

“法令严行遍天下,鬼神钦服自潜藏;雷鸣震地张威势,大展神通圣化功”(第五八签)。

上述内容皆以真经、正教、圣力、善神与暗魔、邪魔等词汇和意境,以寓明教与黑暗邪魔的对立。

如果将草庵诗签与敦煌写卷S.2659《下部赞》①图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57页。比较,一些诗句和经文表达的意境十分相似、契合,就像对译的文字。如:

《下部赞·叹无常文》之“汝等寻求解脱者,须应觉了谛思量,布施持斋勤读诵,用智分别受净戒……”与草庵诗签第七签的“愿力未偿他日债,徒将民事枉劳求;何如肯办香灯烬,月落高峰云自收。”

《下部赞·叹五明文第二迭》之“复告善业明兄弟,用心思惟诠妙身,各作勇健智船主,渡此流浪他乡子。”与第九签的“无有空中物,随波逐浪鸥;险滩流水急,航舵速宜收。”

《下部赞·叹诸护法明使文》之“今请降魔伏外道,以光明手持善众,勤加勇猛常征罚,攻彼迷途害法者。”与第十四签的“加被善神背,护法佑明徒;勇健常随护,报应决无私。”

《下部赞·叹诸护法明使文》之“真断事者神圣者,游诸世间最自在,能降黑暗诸魔类,能灭一切诸魔法。进途善众常提策,与诸善业恒佑助;与听信者加勤力,于诸时日为伴侣。”与第十七签的“善神扶我背,剿绝暗魔军;福力宜收健,皓月出重云。”

《下部赞·赞夷数文》之“我被如斯多障碍,余有无数诸辛苦。大圣监察自哀怜,救我更勿诸灾恼。”与卅签的“消除灾疫瘴,福力佑群生;日出阴邪伏,农民乐野耕。”

《下部赞·赞夷数文第二迭》之“无知肉身诸眷属,并是幽邃坑中子,内外堛塞诸魔性,常时害我清净体。”与卅四签的“障碍为妖暗蠹生,家神引透外精神;可宜急作商量计,免被侵侵入骨城。”

《下部赞·赞夷数文第二迭》之“唯希法镢利刀镰,斫伐焚烧令清净。其余恶草及荆棘,愿以戒火尽除之。”与五十签的“助法善神常拥护,持刀宝剑剉邪魔;太阳正照群阴伏,万里民心喜气多。”

所表达的理念都有相通之处,这一类例子还有不少。对此,林悟殊教授指出,很多宗教义理都离不开阐发善恶、明暗的关系,并非只有摩尼教关注这个问题。81首签诗中,较为明显地借喻这一理念者已逾十分之一,实际上便已默证其与摩尼教的内在联系。在阐发这一理念时,尚保存了敦煌唐写本汉文摩尼教经的一些特有术语,除“明使”这一典型摩尼教术语外,还有摩尼教专门用语“骨城”。此类术语不见于其他宗教,更非世俗日常用语,彰显出与摩尼教的渊源关系①林悟殊:《泉州新发现摩尼教遗迹辨析》,《华学》第9辑《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4页。。此外,还有一些在汉文摩尼教经典中常用的术语,在草庵签诗中也频频出现。除上述“日月”“光明”“黑暗”等词外,还有如“暗魔”(经文“赞夷数文第二迭”有“莫被魔军却抄将”句)“加被”(经文“叹明界文”有“内外常加被”句)“勇健”(经文叹五明文有“又作勇健诸伎能”“各作勇健智船主”句)等。

近期,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写本,进一步证实了草庵签诗与摩尼教的密切关系。2009年,福建霞浦县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一些记录早期明教的族谱和方志资料,发现一批明教文物,如乐山堂遗址、姑婆宫遗址与林瞪墓、三佛塔、飞路塔等。可以证实霞浦明教早在宋初就已盛行②陈进国、林鋆:《明教的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事迹辨析》,《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3-389页;樊丽沙、杨富学:《霞浦摩尼教文献及其重要性》,《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6-193页。。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即建有坛堂,而且世代相传,尤其在林瞪时期,霞浦摩尼教进一步发扬光大,影响及于福建各地,甚至北渐至浙江一带③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9-124页。。同时,在霞浦一带还征集了一批当地“香花道士”保存的《乐山堂神记》《请神科仪本合抄》《奏教主》《兴福祖庆诞科》等科仪文书。对于霞浦新发现的明教坛堂科仪文书,已经有学者着力研究,发表论文,都认为霞浦这些科仪文书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摩尼教写本《下部赞》等出土文献同源。如杨富学教授在《〈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乐山堂神记》所记众多神祇中,有十二位可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找到对应内容。”④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辑,第150页。林悟殊教授在《霞浦科仪本〈奏教主〉形成年代考》一文指出:“复考上揭《摩尼光佛》科册的文字,不乏袭自《下部赞》者,敦煌卷的第 11、30、42、119、127、135、140、169-172、206、301、303、410-414等行,盖可在科册中找到对号,敦煌卷凡423行,从科册所袭诸行于卷中之分布看,科册制作者显然读过《下部赞》全卷。”⑤林悟殊:《霞浦科仪本〈奏教主〉形成年代考》,《九州学林》第3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芮传明先生曾传给笔者一件霞浦收集的手抄本《兴福祖庆诞科》小册子,仅15页(对折30面),其中录有若干段经文,每段前缀一篇梵文音译的经文,后面是汉语的经文,其形式很像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摩尼教经文《下部赞》抄本,而且这些汉语的经文不仅与敦煌本的文字句式结构仿佛,有一些内容竟然相同,比如:敦煌本《赞夷数文》有“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性。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现复如是。”《兴福祖庆诞科》作“大圣自是吉祥时,普曜我等诸明使。妙色世间无有比,神通变现获如是。”仅差2字;敦煌本的《叹诸护法明使文·第二迭》有“惟愿今时听我启,降大慈悲护我等。任巧方便自遮护,务得安宁离怨敌。”《兴福祖庆诞科》作“惟愿今时听我启,降大威神护我等。任巧方便自遮护,务得安宁离怨敌。”也仅差2字;敦煌本《赞夷数文》有“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洗我妙性离尘埃,严饰净体令端正。”而《兴福祖庆诞科》作“愿施戒香解脱水,十二宝冠衣璎珞。洒除坛界息尘埃,严洁净口令端正。”也才差7个字。不管所差文字是后人传抄出错还是有意窜改,明显的是,后者脱胎于前者。也就是说,该科仪文书与敦煌本出自同源,这是可以确定的。这种情况在《下部赞》与霞浦本《摩尼光佛》中表现得更为明确。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摩尼光佛》与《下部赞》用词用语上有很多相同之处,有的完全相同,一字不差;有的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字与词小异,而且这些小异或是音同字异,或是同义词,还有的属于因形近、音近而造成的讹误,并不影响字句的理解。这么多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对应语句,是绝不能以偶然巧合来解释的,这只能说明《摩尼光佛》与《下部赞》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既有可能是同源关系,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①杨富学、包朗:《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与敦煌文献之关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3-414页。。

很巧的是,就在这《兴福祖庆诞科》中,还有两段经文,与草庵签诗有关系。一段是“清净喜庆大欢娱,愿从无上明尊降。加被天仙尊神辈,在此殿堂居处者。勤加踊跃相冥卫,一切灾祸永消除。内外安宁无障碍,广现欢荣新庆乐。”另一段是“敬礼及称赞,勇健诸明使。助善尊神辈,护持正法者。土地诸灵相,加动相保扶。护法威灵相,加动相保护。”而如果按顺序将草庵签诗(自第1签到79签)首句第一个字(有的连至第二、三字)连缀起来,就会形成一段文字:“清新喜庆大欢娱,愿从无上明尊降,加被天仙善神背,在此殿堂居住地。勤加踊跃相冥卫,一切灾祸永消除。内外安宁无障碍,广见欢荣新庆乐。敬礼及称嗟,勇健诸明使。助神尊神背,扶持正法仁。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与《兴福祖庆诞科》两段经文相比照,仅有“善神背(尊神辈)”“居住地(居处者)”“称嗟(称赞)”“正法仁(正法人)”“加勤(加动)”这几个词语有些许差别,其中有的是谐音字或近义词,如“背(辈)”“仁(人)”“居住(居处)”“称嗟(称赞)”。至于“加勤”一词,《兴福祖庆诞科》本作“加动”,是抄写的笔误。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草庵签诗编写者,是将其平时所诵读的经文编入签诗中,而这经文内容又与霞浦的经文是一样的,当然也与敦煌本唐代摩尼教经文同一源流。霞浦的科仪文字、晋江草庵签诗都能与唐代敦煌摩尼教经文写本挂上钩,对上号,则来自北方的呼禄法师“授侣三山,游方泉郡”的路径便有了实证;“宋元时期泉州摩尼教乃是承自北方的摩尼教”这一观点得到有力的证明。

那么,草庵明教徒有什么难言之隐,要将经文隐秘地糅合到签诗中呢?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清朝初期,为加强君主集权,大力推行文化统治,一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一面对不利政府的思想强行取缔。《大清律例》严格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不及众者流三千里;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康熙间福建巡抚张伯行就曾大力弘扬理学、排斥异教,“建鳌峰书院,置学舍,出所藏书,搜先儒文集刊布,为《正谊堂丛书》以教诸生。福州民祀瘟神,命毁其偶像,改祠为义塾,祀朱子。俗多尼鬻贫家女,髡之至千百,伯行命其家赎还择偶,贫不能赎,官为出之”②〔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937页。。同时,他还上疏请废天主教堂,以维护儒教名教。这一建议,在雍正元年得以实行,“安插洋人于澳门,改天主堂为公所,严禁入教”③〔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9《世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1页。。迨至乾隆十一年,“四川大乘教首刘奇以造作逆书磔于市……云南张保太传邪教,蔓延数省,谕限被诱之人自首,其仍立教堂者捕治之”④〔民国〕赵尔巽:《清史稿》卷11《高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9页。。接连不断的高压政策,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使历来被统治者打上“邪教”烙印、在明代屡受打击的明教徒不能不心生畏惧,他们不愿意放弃历来信守的教义,不愿意抛弃多年念诵的经句,又不敢“妖言惑众”“私有妖书”等,只好采取“瞒天过海”的对策,将宗教活动转入地下,借用民间信仰常用的签诗形式,将世代诵读的经文不露痕迹地嵌入在诗句中,以便公开地面对世人,使其教义得以继续传承。

(责任编辑:赵旭国)

[中图分类号]B98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3-0010-05

[收稿日期]2016-12-01[网络出版时间]2016-06-15 02: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霞浦摩尼教研究”(14XZS001)。

[作者简介]粘良图,男,满族,福建晋江人,福建晋江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福建摩尼教与泉州历史文化研究。

Origin of Divination Poems of Cao’an Temple in Jinjiang

NIAN Liang-tu
(Jinjiang Museum,Jinjiang 362200,Fujian,China)

Abstract:Cao’an Temple in Jinjiang is a famous relic of Manicheism(Zoroastrianism).In the Qing dynasty,the believers of Zoroastrianism composed a set of divination poems in light of the folkreligion of divination.The contents of the poems included ideas of opposing darkness and upholding brightness and kept some unique terms of Manichean scriptures.Referring to the books of rites found in Xiapu in Fujian,we find that the divination poems were embedded with whole paragraphs of Manichean scriptures.It follows that the divination poems of Cao’an Temple in Jinjiang,the books of rites found in Xiapu and Manichean script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found in Dunhuang have the same origin,which is one of the proofs of the travel path of Manicheism in China.

Keywords:divination poems of Cao’an Temple;Hymnscroll of Dunhuang;Manichean manuscript in Xia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