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波尔 /

赵孟頫和王铎书法艺术分别代表元代和明清之际的至高水平，影响深远，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二位书法大师在身世命运、书法取法、艺术风格、思想世界等方面均有不少可比较之处。比如，书法“复古”思想和实践是赵孟頫和王铎最为突出的艺术主张；由于相近的“贰臣”经历，后世从传统伦理角度对他们的书法艺术均予以“因人废书”的评判等等。梳理和总结他们的书法历史背景、思想底蕴、个性心理、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相同和差异，对于探索中国书法发展规律具备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书法“复古”是赵孟頫和王铎最为一致的艺术主张与实践，从二位的书法复古背景、复古审美取向以及后世对他们书法成就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书法的成功实践以及因为传统伦理道德评判所遭受的相同命运。

（一）力矫时弊：相近的复古历史背景

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1254—1322）为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十世孙，南宋亡后，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二十四人，赵孟頫得以首选。仕元后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艺术征服蒙古统治者，荣耀一时，官登一品。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极大并形成庞大的赵派书家群体。他的书法“复古”思想与身世命运密不可分：赵孟頫作为宋室皇裔，出仕元朝毕竟大节有亏，痛楚惭愧心理自不待言，因而始终有归隐之心，亦仕亦隐的内心矛盾借助书法艺术得以宣泄；他追溯魏晋，取法晋人韵致逸趣，借此表达内心超逸等等。除了身世命运的影响之外，复古亦与当时书坛古法衰疲有关，赵孟頫出仕后第三年，曾写信给友人表达了对当时书法发展的思考，他说：“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①当时书坛颜书流行，虽然颜体开博，篆籀气足，但学之不当极易形成多肉少骨、弱而乏韵等弊病。在赵孟頫看来，学书未若直接取法二王，力图以取法二王挽救颓危的时代书风。事实上，书法发展到了南宋，无论在形式技巧还是气质上，都逐渐显现出荒率与单调的弊病，这股萎靡之风一直持续到元初，加上蒙古族取代汉人政权给传统文化带来的破坏，元初书法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地步，“古法扫荡”矣。赵孟頫就在这种情况下，力挽狂澜，扛起复古主义的大旗，他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②“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③他的书法崇古立场使得元代书风走向古典主义，影响深远。

明清之际王铎（1592—1652）与赵孟頫一样都经历朝代更替和“贰臣”身份的相同命运。在书法方面，王铎同样推崇古法，他说：“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④这句话可谓他书法艺术的总体宣言。他重视古人笔法，也重视古人结构，极力反对动辄仿效时人的流行浅俗书风。在书论题跋中，他的论调近乎回到了晚明七子的时代，不断重申拟古、学古、崇古，认为推崇古法是矫正“时流”“嫩弱俗稚”之病的有效手段。虽然王铎的青年时期正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兴起，竟陵派、公安派、阳明心学、李贽“童心”说流行的时期，青年的王铎受此影响表现出十分激烈的个性，但他并未因此走向极端，除了个性解放以外，王铎也看重古法，他不效时流，既凸显创新又力求复古，把“个性”与“古法”的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另外，王铎终身接受儒家正统教化，性格刚直，“贰臣”经历使其背负巨大的伦理道德谴责，从而造成其内心痛楚苦闷无比。以书法求“复古”也是心理上向传统儒家回归和聊以慰藉的一剂良药。

（二）书宗二王：相似的复古审美取向

赵孟頫和王铎都将书法“复古”的取法对象指向魏晋二王，从他们的临摹作品、书论题跋、后人论书以及书法艺术风格中可以窥见大概。赵孟頫的书学经历时人概括为“初临思陵、后取则钟繇及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⑤由此大致可以概括出赵孟頫书法的审美取向。“思陵”即宋高宗赵构，高宗书法以“复古”的姿态，极力倡导师法钟繇、二王法书，并身体力行，钻研颇深，在南宋书法史上影响极大。赵孟頫作为宋王室后裔，书法学习赵构，即是间接继承魏晋书法传统，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偏向于以魏晋书法为风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在赵孟頫掀起的书法回归古典潮流中，二王作品重新成为经典学习的对象，至今保留的赵孟頫论书文字中，也以论述二王书法为最多。如著名的《兰亭十三跋》《题淳化阁帖祖本》《跋王右军服食帖》《题王右军保母帖》《跋王羲之七月帖》《跋王右军快雪时晴帖》等，都表现出他对二王书法的推崇和研究。赵孟頫在书法史上最大功绩就是复兴晋法，取晋人逸趣，力求超然，纠正了南宋以来“尚意书风”末流所造成的时弊，使得二王法度经两宋时代一度疏远后又被重新重视。

王铎从学书之始，便宗二王，十三岁攻《圣教序》，临之三年，字字逼肖。尝自言道：“予书独宗羲献……”⑥“《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⑦王铎书法上追“二王”，尤其以王献之为主，同时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对《淳化阁帖》用力尤为精深。从王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临摹《淳化阁帖》中的王羲之、王献之作品占极大数量，如《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1625年）、《临兰亭序并律诗帖》（1625年）、《临王羲之丘令帖轴》（1640年）、《临王献之省前书帖卷》（1647年）等等，可见他对二王书法极其推崇并为此下过很深的功夫。王铎在二王一脉笔法中浸淫之深超过同时代任何书家，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书法均发源于此。后人沙孟海也指出：“（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得其正传……”⑧可见，赵孟頫和王铎在书法审美取向上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对二王的欣赏，他们具有相似的复古审美取向。

（三）因人废书：相同的伦理评判悲剧

赵孟頫为元代书坛盟主，王铎则为明清书法集大成者，他们对传统书法艺术的维护、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现实中同为“贰臣”的经历，使他们的艺术成就受到世人不同程度的贬低，后世“因人废书”的道德伦理评判在二位书法家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在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评价往往占据人物评价体系的首位，蔡京书法遭到世人唾弃即是典型一例。同样，人们对于赵孟頫和王铎书法艺术的接受和评价也受到他们“贰臣”经历的影响，如明代项穆在评价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成就时就将其与失节相联系，他说：“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雠之禄也。”⑨董其昌则在贬低赵书时说：“因熟得俗态……无不作意……”⑩赵孟頫的书法确实存在太熟的不足，但董其昌称其“熟”“俗”“作意”，实际上是以书暗喻和鄙视其人品。清代傅山刚烈倔强，以气节著称，他年轻时虽然学过赵孟頫的书法，但也明确说“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傅山坚决不投靠清廷，因此内心不喜有“贰臣”经历的赵孟頫实属正常，所谓“恨屋及乌”，连其书法一并否定，的确是典型的“因人废书”。王铎的书法受到其“贰臣”经历影响更为明显，他在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未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在清代前期的书学论著中也很少提到他。清康熙年间，因皇帝喜好董其昌书法，论书者以董为尊，王铎书法鲜有人道及。王铎在清代极不受欢迎，乾隆年间被夺谥而禁毁其书，后人在编纂《清史列传》时将其列入《贰臣传》。时人评议：“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观此卷乃知王觉斯于书法亦专骋己意，而不知古法也……若王觉斯之真楷，则有时争胜董文敏，而其率意行笔则逊之远矣。”由此可见王铎艺术境遇之凄惨。王铎的书法尽管风格雄放，个性突出，但随着满清入主中原，这种个性书风赖以存续的文化环境很快消失，他本人及其艺术遂成为清政权文化钳制政策的牺牲品，直到近代才开始受到重视。而赵孟頫书法柔媚平和，在乾隆时期曾得宠一时，相比较而言，王铎书法艺术的悲剧性更为突出。

二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赵孟頫和王铎的书法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他们在师承取法、艺术风格和思想底蕴方面均展示出极大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也从深层反映出二位书家身世命运、心理个性、思想影响等多方面的区别，由此决定二位书家的风格面貌和艺术成就。

（一）宗晋宗唐与“独宗”羲献：取法之别

赵孟頫和王铎共同取法“二王”只是体现出二者有相似的书法审美取向，如果将他们作更深入的对比，取法上又呈现出一定差别。赵孟頫传世作品中，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数量较多，可见他对魏晋书法艺术的倾心。然而，赵孟頫的书法师承视野并不止局限于魏晋时期，他对唐代书法同样也有广泛涉猎，曾言“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如果我们作细致甄别，还可以在其书法作品窥见陆柬之的影子，由此可见唐代书法在其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赵孟頫早年学习钟繇、萧子云等大家，中晚年则视野十分开阔，他以二王书法为主，尤其致力于王羲之《兰亭序》、王献之《洛神赋》和智永《千字文》的研习，并以此三帖为中轴，旁及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李北海、陆柬之等唐代名家书法，可见赵孟頫是晋唐兼修的，宗晋宗唐是对赵孟頫学书历程的高度归纳。

王铎认为自己的书法艺术独宗羲献，其实“独宗”并非“纯粹”，他是把唐、宋诸家当作“羲献之传”来看待的，在他心里“师唐宋”实质上还是“师二王”，因此王铎自称的独宗羲献，只是他对宗法古人的一种广义理解，而并非事实中的行为。王铎除倾心于二王书法外，对米芾用功尤勤，其诸多行、草书作品沉着痛快，恣意张扬，跌宕欹侧，很明显受到米芾书风的影响，而在赵孟頫书法中，米芾的影响并不明显。王铎还曾多次表达对米芾的钦佩，他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矩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不过，文中除了表达对米芾书法的喜爱外，可以发现它的另一层含义：评价米芾仍以二王为参照，由此再次证明了二王对其影响之深。从传世作品看，王铎的涉猎面也相当广泛，如《善建城碑铭》出自颜真卿，《拟山园帖》中的大楷源于柳公权，小楷则出自钟繇，另有不少临摹草书大家的作品，从汉代的张芝到西晋的索靖再到唐代的张旭、怀素，包括他终身标举的二王草书，均有其临摹之作传世。王铎似乎对狂草更有偏好，而赵孟頫对草书的爱好不及王铎狂热，二者书法在师承取法上有较大的不同。

（二）妍美清真与高古雄放：风格之别

赵孟頫书法重韵致，显阴柔之美，而王铎书法重气势，呈阳刚之美，二者在书法风格上也显示出极大差异。赵孟頫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书，继承二王的“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形成典雅平和、清真妍美的书法风格。他一心向往晋人书法境界，并在《论书》一诗中云：“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清真俊逸是其书学的审美理想。赵孟頫的书法各体兼善，上取魏晋，下接宋唐，结体匀称端庄，法度严谨，流美外见，筋骨内含，给人洒脱清丽、流畅自然之感。传世《洛神赋》《秋兴赋》《归去来兮辞》《赤壁赋》为其代表作，从中可窥见秀美潇洒、风流倜傥、宛若魏晋名士般的精神气质，这点与二王书法所呈现出的美感如出一辙。同时，赵孟頫对唐朝法度也有较多吸取，如小楷《道德经》《汲黯传》《金刚经》等，皆体现出唐楷该有的谨严法度以及精到笔法，读来让人顿觉清爽与平静。除此之外，赵孟頫还有不少行草作品，风格大多流畅妍美、节奏舒缓，很少热烈奔放而多为情感平和收敛型。

王铎师古而不泥古，扬弃而不否定，在继承中创造，故个人风格十分明显。其书法以行、草书为代表，所营造的草书世界，大多充满力的激烈冲突之感，开创出魏晋以来的新境界，即在“二王”中和之美外建立起一个与之相联相通但又截然相反的书法艺术形象——雄强恣肆之美。王铎的行、草书属于大写意一派，陶铸百家而以一己之胸襟化古法于笔端，以一种风行雨散、强悍不羁的性情，迥异于前人面目，其行、草运笔跌宕起伏，线条连绵不绝，结体怪状奇崛，墨色酣畅淋漓，气势浩瀚磅礴，深得古人韵致。其高古之风得益于二王书法的转化性创造，同时王铎也取法汉魏碑版，故线条淳古雄厚，显现出独特风格。他善用行笔的涩势，线条韧性多姿，加上学习米芾欹侧的结体和章法轴线的强烈摆动等等，从而形成震荡起伏、雄强壮美之风格。其书法“纵而能敛”，因此与赵书一味内敛大为不同，也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极力追求的“不激不厉’“温文尔雅”的魏晋书风拉开了距离。

（三）超逸佛道与刚烈儒家：信仰之别

赵孟頫书法偏于优美，王铎书法偏于壮美，二者书风不同，与各自的思想信仰不同关系极大。对于传统士大夫来说，赵孟頫和王铎都受到儒家正统教育，早年积极济世色彩都很浓厚。而赵孟頫后来笃信佛道，与僧人道士交往频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有“出世”之倾向。王铎虽降清后不被重用，但没有皈依佛老，依然在儒家思想中借助书法艺术进行心灵的锤炼升华，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积极性。思想世界和信仰的不同，是他们书法艺术风格迥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赵孟頫的书法名篇，如《道德经》《常清静经》《胆巴法师碑》《心经》《参同契》《波若波罗密多心经》等莫不反映他的佛道因缘。他对写经的用力之勤，历代书家无一过之，从中可见赵孟頫一生以佛道寻求超逸的精神境界。他身经宋元鼎革之变，以宋室仕元，虽官至荣禄大夫，却时有“出山为小草”之叹，直到晚年仍有“一生事事总堪惭”的嗟伤。出仕、归隐、内疚、超脱等矛盾复杂的心理在他内心当中反复上演。但佛老思想的影响又使得赵孟頫对仕途保持一颗平常心，人生的超逸境界和他书法的优美风格相一致，仕元后壮志难酬的焦虑和不被元朝重用的失落更多被化解在他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之中。

纵观王铎一生，为人正直，性情刚烈，受儒家思想影响极为深刻。即使折节降清，不受重用，内心郁闷，也没有走向佛道归隐、寻求超逸淡然之路，而是在儒家刚烈自强人格的激发中不断从事书法创造。“先秦儒学所赋有的仁爱博大胸怀和担当天道的崇高坚毅品格，通过明代阳明心学的发挥，在儒士内心激发起强烈的道德热情和信仰力量，树立起有明一代出世入世无不自得的洒落狂者人格。这种时代精神力量和阳刚超逸的人格气象美，推动书法创作者试图超越优美和雅玩，向崇高雄肆的气势美逼近。”周睿对明代阳明心学影响书法的动因剖析，阐明了晚明书法狂放个性风格形成的思想机制，所谓书者，心画也。王铎书法的形成，既合阳明心学风靡天下的时代，又遭逢朝代鼎革，山河巨变。在异族政权偷生而不得重用的身世背景下，我们不难领会王铎心绪的困苦，而他的书法是解读其内心精神世界的极佳载体。当王铎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与屈辱的人生经历发生冲突碰撞，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悲痛、矛盾与复杂。此时主体与命运抗争的苦难感和砥砺感，借助书法将痛苦的情绪恣肆地宣泄出来，从而展示进取和抗争中的自信和力量，恢弘大丈夫的浩然之气。这是儒家的刚烈不屈、阳刚之气的激发使然，与赵孟頫走向佛道的平和淡逸截然相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王铎的书法虽然追求“复古”魏晋，但事实上创造性更足，他一反魏晋的温文尔雅，构筑出雄强恣肆的个人风格。

三

（一）赵孟頫与王铎“趋同性”比较之启示

赵孟頫和王铎均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书法为“复古”美学主张，摒弃时俗。梁启超指出：“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复古”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的一个文化现象，比如西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思潮。而在中国文化里，“以古为徒、为训、为诫”的历史和道德价值原则，更为久远和普遍，比如韩愈的古文运动、康有为的变法，都托古改制，崇尚老古，回溯古往悠久的经验历史积累，这不仅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观念和道德理念，也是取得社会认可、重建典范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二位顶级书法大师在书法发展转折、危机时代，为何均以“复古”、维护古法作为共同的价值标准，他们的书法复古思想印证传统文化具备一定的循环论惯性。尽管后人“因人废书”，但赵孟頫和王铎的书法艺术魅力穿越时空，作为元朝和明清书法的巅峰，备受后世热爱、尊重和取法。真正的艺术生命力是强大的，对他们以片面伦理性评价压倒一切未免偏颇。清人吴德旋云：“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这算给王铎勉强的评价，王铎降清之是非功过学界多有争论，不可断然以人品颓丧定论。艺术自有艺术品评的内容和标准，人的政治品德不能简单等同于书品。我们只有将王铎的平庸政治生涯与仕清行为所形成的历史与个人的诸种原因有所了解，才能破除迷障，逐渐深刻地认识王铎的艺术价值。王铎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功不可没，但自投清后数百年而不闻，实在是历史悲剧。今人论赵孟頫和王铎书法，不宜将伦理道德判断和艺术价值标准混为一谈。

（二）赵孟頫与王铎“相异性”比较之启示

从他们的不同处观之，赵孟頫是宋皇室之后，出身极其显贵，他身上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禀赋与显贵的皇族血统不无关系。虽然赵孟頫出生在赵宋王朝风雨飘摇的年代，但从小家族显贵，大量的藏书和文人士大夫的密切交往为其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而王铎出身在一个知悉诗书，但家境破落的农村环境，小时受尽贫寒之苦。所谓“陋室出公卿”，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苦学，进而走上干禄仕途之路。他日后的家庭变故（子女夭折）、仕途险恶、道德谴责更是让他受尽打击。相比贵族公子赵孟頫，出身贫贱的王铎经历了生活的大磨大难，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由此不难领会王铎相比赵孟頫多了一分倔强与阳刚。因此同为书法复古，二者书法优美和壮美之别显而易见。另外，同是“贰臣”的耻辱人生和儒家正统教化的士人身份，赵孟頫后来沉醉于佛道，而王铎坚守儒家风骨，他们书风的差异，植根于思想文化的深层，传统儒佛道文化对书法的重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同为取法魏晋二王，相比较而言，赵孟頫继承大于创新，故其书法魏晋风流尚存。但赵书被后世讥为“奴书”，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对元代书法回归传统、维系古法功不可没，但他匍匐在二王脚下，书法的创造性不够。而王铎在二王之外，更注重开拓发展、综合创造，他眼力极高，复古、师古而不泥古，善于转化性创造，创新大于继承，如他独创的涨墨法、轴线摆动章法、大幅宣泄的草书等皆为历史性开创贡献。

总之，赵孟頫和王铎均为朝代鼎革之际的书法大师，相近的复古历史背景、相似的复古审美取向以及同样遭受不良伦理道德评判的事实为我们对二者进行比较提供了颇具意义的视角。而从书法取法、艺术风格和书家性格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又能深刻触摸书法创造的部分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书法家的创作总是与时代以及自身性格命运的多个层面紧密联系的。赵孟頫和王铎书法艺术的多向比较为我们探索艺术创作规律提供一定的启示，多方面对比元代赵孟頫和明清之际王铎二位大师的书法艺术实践，对书法比较学的拓展和把握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注释：

①吉林博物馆藏：《宋元名人诗笺》，载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总二十九期。

②韩性：《书则序》，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第196页。

③黄惇：《从杭州到大都——赵孟頫书法评传》，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④（明）王铎书：《琅华馆帖·临张芝、崔子玉帖跋尾》。

⑤（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九《题赵魏公书大洞真经》。

⑥（明）王铎：《临淳化阁帖与山水合卷跋尾》。

⑦（明）王铎：《拟山园选集》王 刻本卷三十九《题跋》。

⑧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历史文脉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⑨李永忠编，项穆：书法雅言·心相，中华书局，2010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