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旭

(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44)



清代沈阳满族说唱艺术发展特征探析

赵旭

(沈阳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110044)

摘要:分析了清代沈阳城市的文化状况,研究了当时沈阳满族说唱艺术特点,认为随着清代沈阳东北第一重镇地位的确立,形成了以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局面,多种民族文化交融,使沈阳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从而推动了沈阳满族说唱艺术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上层统治者的喜爱和支持,为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沈阳文人出于艺术和民族的责任感积极参与说唱艺术的总结整理与文本的创作,也推动了沈阳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并进而丰富了沈阳古代文坛。

关键词:清代; 沈阳; 满族; 说唱艺术; 文人

从1625年4月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到1644年10月顺治帝迁都进入北京,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沈阳的城市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并形成了以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局面,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而满族说唱艺术就是其中的代表。沈阳作为东北第一重镇,人口流动量大,吸纳了多方来客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并与满族说唱艺术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有见识的文人,尤其是满族文人,他们出于民族和艺术的责任感,或在充分吸收民间艺术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艺术文本的创作,在吸取民间养分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例如韩小窗、鹤侣等人的子弟书创作;或有意识地站在民间立场,对之加以总结整理,形成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记载,如刘世英的《陪都纪略》和缪润绂的《沈阳百咏》《陪京杂述》等,它们不仅构成了沈阳古代文学的重要部分,也推动了诸多艺术形式,尤其是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

一、 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

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满族人在这里有了较大规模的繁衍,随着与汉族文人的不断交流,满族文人的汉文化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迁都后,沈阳作为陪都依然有大量的满族人居住,而且,清政府为了解决宗室和旗民数量过多的问题,又将大量满族人送归关外,有相当多的人居住在沈阳。据统计,1910年沈阳的满族人口达56 652人[1],远远超出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其中的许多人为沈阳文坛贡献了力量,更是推动了本民族说唱艺术的发展。

满族是能征惯战的民族,也是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说唱艺术在满族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受到满族上层统治者的提倡。清初在沈阳的宫廷庆典、祭祀和接待外国使者过程中经常会有杂戏表演。如朝鲜人所撰《沈馆录》记载崇德三年正月初一清廷宴会,“是日杂陈百戏,我国之女乐俳优交进于前”[2],可见当时对说唱艺术的青睐程度,甚至朝鲜的艺术表演在中国也是受到欢迎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第二次东巡,在沈阳祭昭陵后,宴群臣,作《告祀礼成宴诸臣于旧宫》曰:

阊阖门开玉座春,金枝遍插绮筵新。铿锵佩剑千官集,曼衍鱼龙百戏陈。

功定舞干歌靖乱,恩留过沛乐同民。大风猛士何烦忆,仗下班联绛灌臣。[3]

这首诗对宴会上的艺术表演活动做了清楚的描述。乾隆四十七年(1782)沈阳故宫西院嘉荫堂对面的戏台搭建后,每年正月初一与万寿节(皇帝与皇太后生日)演戏庆贺更是成为了定例。嘉庆十年(1805)嘉庆皇帝东巡,也曾在沈阳故宫嘉荫堂观戏,《嘉庆东巡纪事》载:“嘉庆十年……二十四日驻跸盛京……嘉荫堂赏饭,午正三刻,进内伺候,其处与热河大戏台一样。未初皇上升座,王公大臣分左右在东西廊内坐定,开戏……”[4]

满族上层统治者如此,民间就更加繁盛了。在沈阳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中,满族的说唱艺术占有很大比重,具有诸多表演形式和丰富的内容。

如祭神歌,特别是萨满神歌,这是保留数量较多的说唱艺术作品。萨满教是蒙古、满、赫哲、鄂伦春等民族普遍信奉的宗教,用萨满调、跳神曲以及其他祭祀曲来祈祷的都是萨满神歌。歌谣大部分是用来颂扬祖先神灵,祈求得到佑护的。而满族对萨满文化,包括萨满神本、祭祖仪式、祭天仪式的保存和流传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萨满文化已经成为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5]29此外,用八角鼓演奏的岔曲、单弦牌子曲,还有太平鼓演奏的诸多曲目,都是富有满族特色的说唱艺术形式。从嘉庆十七年(1812)开始,清廷将部分宗室迁回沈阳,宗室的回归更是将满汉民族特色和文学性的子弟书艺术传入沈阳。子弟书是满族民间曲艺表演形式,“它是道道地地的满族民间文艺”,“跟变文、弹词等其他民间文艺一样,都产生于民间。子弟书的创兴,实受满洲祭祀的巫歌,‘单鼓词’影响较大”[6]57,“起源于满族民间,而随着满汉民族逐渐自然融合而获得繁荣”[6]58,道光之后,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子弟书创作逐渐进入繁荣阶段。子弟书因宗室遣归而传入沈阳,遣归者忧愤郁积的心理,更容易接受高亢慷慨的东韵子弟书,而且子弟书本来是由三弦等乐器伴奏表演的,但在传回沈阳后,不再用乐器伴奏,于是沈阳的子弟书便被称为“东韵清音子弟书”。其内容,有淡化情节而直接描写沈阳风情的,如《沈阳景致》;有从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戏曲中改编而成的,如《黛玉悲秋》《得钞嗷妻》和《忆真妃》;也有的是文人主动结合社会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如奕赓结合自己作过宫廷侍卫这段生活经历而写成的《侍卫论》《老侍卫叹》《少侍卫叹》等。辛亥革命后,满族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子弟书也随之衰落了,但子弟书的许多优秀曲目被东北大鼓、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广东木鱼书和东北二人转等艺术形式所借鉴吸收,直到今日仍然被传唱。

二、 深厚的文化土壤积淀

清代以来,沈阳作为清初的首都,后来的陪都,关外第一重镇的地位得到确立。这为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清代的沈阳有许多茶楼和戏院,如大观楼、萃芳楼、第一楼(广庆茶园)、天盛茶园和三盛茶园等。《清稗类钞·戏剧类》中的“奉天戏园”一条记载:

奉天为边陲开府之首区,戏园之多,固不为异。乃至一县一镇一村落,亦皆有之,而每园必男女杂糅,写声写色,外县为尤甚。其戏台之构造,与天津相等,为京师所弗及。女伶亦美[7]。

此处可以看出当时沈阳演出场地之兴盛,规模连北京都赶不上,可以与天津比肩。这对说唱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相关的说唱艺人行会组织也健全起来。例如沈阳小西关外的关帝庙就是“五行上会亦集于此”[8]74之地,其中的柳行就代表着说唱艺人行当。光绪四年在沈阳小东关“手艺行中上会之所”[8]76的老君堂成立的江湖会更是著名的组织。老君堂祖师碑上刻有评词、变彩、八角鼓、大鼓、弦子书五种艺术形式,并有48名艺人的名字。经研究者考证,这48人中有13名评词艺人,12名奉天大鼓艺人,1名乐亭大鼓艺人,1名八角鼓艺人[9]。艺人的行会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将各门派加以梳理,强化管理,以利于自身的生存,客观上也起到了对说唱艺术的保存和研究的作用。

当时,沈阳有不少民间说唱表演形式,如东北土生土长的蹦蹦戏,其表演形式就有单出头、二人转和拉场戏等多种。此外,还有木偶戏,这种表演形式在清初被征入内廷供奉,所以又被称为“宫戏”。沈阳的木偶戏表演形式很多。按照缪润绂《陪都纪略》的记载,有扁担戏、洋戏(提线木偶)、耍耗子等,在表演过程中,艺人口中唱出诸多戏曲,如扁担戏中演唱《猪八戒背媳妇》《高老庄》等。而且随着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发展和统治者的提倡,诸多艺人汇聚此地,诸多外来艺术形式也随之传入沈阳。各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既有汉族的,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它们都与满族说唱艺术有着很好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满族说唱艺术的形式和内容。

三、 活跃的文人参与状态

说唱艺术属于“口述传统”,其唱词和故事往往具有文学性,所以“这一类口述传统,除了有民俗的意义之外,更有着文学的意义”,它“不再只是民俗学家或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更是文学史家,或是一般文学研究者以及民间文学家的研究重点”[10],而且因为“在传统社会里,文人借着文字的力量,主导了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11],所以,基于这种口头传统而形成的艺术文本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价值。

满族说唱艺术文本的形成主要有三个途径。首先是表演者出于提高表演技艺的需要或者民众为了生活实用的目的而主动记录下来的一些具有提纲性质的文本,如专门用来记录神歌,“祭祀什么神就唱什么歌,历历在目”,“作为珍宝一直珍藏在每个满族家庭之中”[5]70的“民间传承下来的‘神本子’”[5]91就属于这一类。其次是官方组织编订撰写的文本,如乾隆十二年(1747)为了“传承萨满文化”[5]46-47而由乾隆皇帝下令编撰的“对满族萨满文化的全面概括与总结”[5]46的《钦定满族祭神祭天典礼》一书,其中就收录了与19种萨满仪式相配合的106首萨满神歌;而文人,尤其是满族(这里的满人取宽泛的意义,即把旗人视为满人,按张杰的解释“清朝入关前,满族指‘八旗满洲’,清朝入关之后,凡是旗人均可以视为满族”[12])文人出于艺术和民族的责任感而主动参与创作的文本则是沈阳满族说唱艺术文本的主体。以子弟书为例,沈阳是子弟书艺术繁荣的重要区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子弟书文本,“其文本成为了沈阳古代文学的重要内容”[13]。晚年生活在沈阳的子弟书作者奕赓在其《集锦书名》中列举了156篇子弟书作品,其中就包括韩小窗、奕赓、喜晓峰等沈阳文人的子弟书作品,足见沈阳的子弟书文本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作品在遣词、设句、叙事、人物刻画、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平”[14],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沈阳文人团体,如芝兰诗社和荟兰诗社,以及当时的出版机构,如程记书坊和会文山房,他们的积极参与创作,都极大地推动了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

此外,还有文人有意识地总结整理了说唱艺术的文献资料,如缪润绂的《沈阳百咏》与《陪京杂述》,对把握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沈阳百咏》和《陪京杂述》都刊行于光绪四年,而《沈阳百咏》在民国十一年(1922)又经作者修订出版,诗作和按语都做了一定的修改。《陪京杂述》的写作目的,如《陪京杂述·东霖自序》所言:

仆生沈阳二十有七年矣。生于斯,长于斯,即托业于斯。斯之长与为缘者,诚所谓室家沈阳,而乡里沈阳。于此,而不知沈阳,其去衣服在躬,记所谓妄者,夫又何间哉。是知生为沈阳之人,即宜备知沈阳之事[8]。

缪润绂出于对家乡的至诚之心,“生为沈阳之人,即宜备知沈阳之事”,在繁忙的备考间隙,“举业暇日,不揣固陋,自古迹迄旧闻区为十类,笔之于书”[8]2,完成了这部笔记类的著作。其中,“杂艺”类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说书”、“数来宝”和“八角鼓”这三种说唱艺术,并加以评价。

《沈阳百咏》也着眼于记述沈阳的风俗人情。它在说唱艺术形式的记录上很用心,光绪本第十五首和第十六首描述了元宵节前后“十不闲”、“唱秧歌”等艺术表演形式;第五十五首描述了帝后诞辰时商贾“祝万寿”时梨园演出情况,并且对戏台的朝向问题提出质疑:“戏台南向,令我皇上修北面之仪,殊为大谬”[15];第八十首和第八十九首描述了祝嘏酬神时的戏剧表演情况;第九十首则记述了沈阳怀远门外至大十字街一带戏园中的演出情况。

总的来看,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满族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沈阳肥沃的文化土壤积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都是满族说唱艺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文人,尤其是满族文人出于艺术和民族的责任感主动参与创作的说唱艺术文本和总结整理的相关文献资料,不仅真实记录了清代沈阳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特点,而且本身也具有文学性,“现存沈阳古代文学史料非常匮乏”[16],而这些文本文献则是沈阳古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沈阳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 王俊. 沈阳满族概括[G]∥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沈阳文史资料. 第17辑, 1990:3.

[ 2 ] 不著撰人. 沈馆录[M]∥卷一. 金毓黻,辑. 辽海丛书. 沈阳:辽沈书社, 1985:2768.

[ 3 ] 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诗词集注[M]. 王志民,王则远 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137.

[ 4 ] 不著撰人. 嘉庆东巡纪事·卷一[M]∥金毓黻. 辽海丛书. 沈阳:辽沈书社, 1985:2550.

[ 5 ] 赵志忠. 满族萨满神歌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

[ 6 ] 关德栋,周中明. 论子弟书[J]. 文史哲, 1980(2).

[ 7 ] 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5044.

[ 8 ] 缪润绂. 陪京杂述[M].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9.

[ 9 ] 耿瑛,王传章. 关东艺林[M].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8:69-70.

[10] 胡万川. 从集体性到个人风格——民间文学的本质与发展[G]∥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际. 台北:里仁书局, 2010:111.

[11] 胡万川. 民族、语言、传统与民间文学运动——从近代的欧洲到日治时期的台湾[G]∥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际. 台北:里仁书局, 2010:3.

[12] 张杰. 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9:12.

[13] 赵旭,陈海玲. 清代沈阳子弟书论略[J]. 满族研究, 2014(4):96.

[14] 王肯,等. 东北俗文化史[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161.

[15] 缪润绂. 沈阳百咏·自序[M]∥沈阳:沈阳出版社, 2009:114.

[16] 赵旭,刘磊. 试论《入沈记》中的沈阳文坛[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5(3):323.

【责任编辑李美丽】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of Manchu Rap Art of Shenyang in Qing Dynasty

ZhaoXu

(School of Culture and Law, Shenya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41, China)

Abstract:The cultural situation of Shenyang in the Qing Dynasty i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 rap art of Shenyang at that time are studied. Shenyang became the first city in Northeas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Manchu and Han based multi-ethnic populated situation was formed. The diverse cultural blend made Shenyang ha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henyang Manchu rap art. The support of the rulers created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chu rap arts; for art and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he scholars of Shenyang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ummarizing of rap art and the creation of rap text, which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henyang Manchu rap art, thus enriching the Shenyang ancient literary

Key words:Qing Dynasty; Shenyang; Manchu; rap art; scholar

中图分类号:I 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464(2016)02-0153-04

作者简介:赵旭(1975-),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课题(L15BZWOO3); 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WJQ2014053)。

收稿日期:2015-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