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受制于民意的应变:九一八事变新探

陈力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结合九一八事变的相关史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和应变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自万宝山事件后,基于革命外交的原则,发动民众贯彻经济绝交,有意利用民意作对日交涉的后盾,此举客观上迎合了民意,同时也促使民意在决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试图继续操作民意却均告失败,最终使民意因素主导了政府的决策,其本质上乃受制于民意。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 万宝山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 民意; 应变; 舆论与学潮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变,学界早有相关研究。传统上认为,当局的处置与主流民意相悖,指责蒋介石忽视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坚持“安内”为主,处处退让,使局势恶化,当局阻挠、排斥自发组织的民众运动,不仅挫伤民众的抗日热情,还加深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抗争最为激烈的学生团体,其诉求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回应,以至酿成学潮的频发与激化[1-3]。

近年,部分学者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并非完全与民意对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4-6]。可惜这些研究虽觉察到民意因素对当局决策的影响,但对于其作用机制、影响程度、当政者的反应等关键细节,则仍语焉不详。

结合相关史料,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并非如传统看法所言,始终压制与无视民意,恰恰相反,其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意,为民意所驱导。

一、 革命外交与利用民意

九一八事变就个案而言,固属突发,但早在事变前,南京政府已注意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之心。1931年4月8日,中央委员吴铁城出席黑龙江党部成立典礼时告诫各人:“北部有赤俄的眈眈虎视,南部有日本的着着侵略,处在这两个赤白帝国主义者的挟击当中,情势是非常危险的”。据其判断,日方意图在于“挑拨我们的感情,引起我们的争战”,故对策重在对内息争,“希望东北同志在国民党指导的下面,共同努力,使党务一天一天迈进,……切莫为了个人的利益而酿成纷争”[7-8]。

1931年7月,万宝山地区的中朝农民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日本舆论乘机大造谣言,煽动朝鲜境内的反华情绪,致使朝鲜掀起大规模排华暴动,华人死伤惨重。始作俑者日本却主张强硬,进一步激化事态。事件发生后,国内群情沸腾,舆论纷纷要求当局吸纳民意,以作抗争,“由外交当局以民气为后盾,从速交涉”;“我们很希望外交部及东省当局,与地方民众速立一确定政策,以资对付”[9-11]。在此情况下,南京的姿态趋于积极:“我们对于外交,应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如果处处让步,抱着静默的态度,则外人以为我们可欺可侮,当然要更进一步的侵略,所以我们应本着总理革命外交的方针去努力,这样才有希望”[12]。所谓“革命外交”,愿景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手段以广大国民为后盾[13]。 “外交之胜利不在国家之强大,而在民众之觉悟。民众的势力,比任何都要雄厚。民众如果团结起来,就是蛮横无理的帝国主义者,也不能不畏避退缩。……就是要借民众的势力与帝国主义者反抗,……唤起民众,实为革命外交成功的条件。吾们厉行革命外交,当然要从唤起民众着手了”[14]。

1931年7月12日,鉴于“民情激愤,无可再忍”,国民政府对各地民众“凡合理的及秩序的行动”,皆抱持容许的态度。

1931年7月22日,南京组织“首都各界反日救国护侨大会”,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行政院等300余个机关单位派出千余人参会,大会主席为南京党部执委萧吉珊,官方色彩甚浓。议决要案27件,其中不乏如“请国府从速派兵赴韩保侨”,“通令全国党员,实行军事训练,以备对日宣战”等案,对日态度之强硬,可见一斑。会后,大会代表前往外交部,提出“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日本在华一切特权”等要求,外交部长王正廷承诺照办,并称“若余办理不善,愿自引咎”。至此,当局的决策已有与民意趋合之势。此时,民众仍支持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军阀造反,赤匪披猖,与夫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暴行,盖各相策应,互为因果,而不先安内,固无以攘外也。……但知阻挠剿匪之叛逆,勾结世仇之汉奸,皆吾民众之公敌,国家之罪人。势必拥护中央,廓清扫荡,助力捐资,义无反顾。”[15]

中共一方面指责民众受到政府的欺骗:“上海及各大城市的对日经济绝交的号召,是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卖空买空的活动”,另一方面,亦承认“广大群众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之积极化,是不能掩过的”[16]。

为此,当局的策略乃引导民众“厉行对日经济绝交,及加紧协助政府剿灭赤匪”,以平衡安内与攘外的矛盾。号召民众“继续对日经济绝交的工作,抵制一切日货,坚持到底”,“此外各种反日方法,只要不至引起敌人藉口,及妨害地方秩序,俱无妨尽量采用,推行全国,以作政府声援”[17]。体现出其谨慎利用民意的意图。然而,民意对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上海反日援侨大会指出,现阶段虽“追随奋发,誓死拥护”,但亦强调,“尤望讨剿逆匪而后,全国统一,上下努力,外抗强夷,以复旅韩侨胞被杀之仇,以雪数十年来城下订盟之辱”。为迎合这种期许,当局在“安内”的同时,不忘强调“反日”:“彼日帝国主义者盖已不复以人类侪视我中华民族,故能恣意屠杀,曾无禁忌。倘国人不速谋抵抗,则同样的惨案,必至继起无穷,亡国灭种之祸,近在眉睫!……它们的军警,遍布内地,它们的铁路,直贯南满,它们的军舰,出入无阻,我们不但时时受它的威吓,而且随时均有覆灭的可能。这不仅是满蒙的紧急关头,而且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唯一有效的对策,便是对日市场封锁,贸易绝交,使失经济上之活动能力”[18-19]。蒋介石对附和民意的做法感到担忧:“中央对国民排日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藉口”。然而,鼓动起来的民意已一发不可收拾,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大江南北。

中共观察到,“大部分没有得到党的领导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潮流正在继长增高,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特别是在万宝山及鲜案以后,这种情形使资产阶级更加努力的进行武断的民族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对民众有相当吸引力,因而中共决定“积极的赞助抵货运动”[20]。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基于革命外交的原则,推行“经济绝交”策略,此举极大程度顺应了民众要求对日强硬的公意,为“攘外必先安内”赢得了民意的谅解,使得在事变初期,舆论对南京及东北方面的“不抵抗”行为出现暂时的容忍。

二、 驾驭舆论之失效

1931年9月20日,《大公报》发表评论:“东北素鲜自卫组织,……不特沈阳一地在他人已视如囊中之物,随时自由行动,……而不知外交之坏,决非一朝,抵抗强权,须有远计。……而东北外患之实力发动,卒致不能抵抗,亦为漠视外交国防之总结账”。辩称非有意不抵抗,实为多年积弱以致无法抵抗。《晨报》亦称:“东北当局以变起仓猝,事关挑战,为保持国家大局计,只得隐忍严令军队不必抵抗,自行撤退,静待正当解决,此乃不得已之苦衷,自为国人所共谅。……惟值此危重时机,务常勉抑感情,忍辱负重”。《申报》亦号召国人对事变应“持以镇静,勿轻举妄动,……不放弃原有之剿匪救灾等工作,拯生恤死,一面安内,一面对外”。

1931年9月22日,《大公报》再称:“此次事变,我国军队,服从命令,横逆之来,不加抵抗,其心至苦,其情极愤,退却各军,景况极堪悯恻,宜筹慰抚以奖忠诚。……今政府方将根据外交轨道,慎重应付,则民间自不宜不与政府方针相扣,免令政府为难。”

1931年9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向国际联盟及非战公约各国提出控诉,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对内则“要求国民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由于处理万宝山案时,当局采取的革命外交手段,将发动民意作为对日外交的重要手段,因而在事变后,民意成为当局决策的重要考量。当局遂试图通过舆论来引导民意,为决策创造空间。9月19日,中央宣传部指令各级党部以及民国日报、华北日报、武汉日报、中央日报数家报纸,要求“言论并应力持沉着,勿使过分搏动情感之论调”[21]。然而,当局所能掌控的舆论,不过占少数,民营报刊在舆论上的影响,为党报所望尘莫及,且有相当独立性。主持《国闻周报》的胡政之称:“尽管在不自由之中,我们总算利用着超然独立的地位,多少发表一点真事实,说上些许良心话,所享受的言论自由,实在要算最多得了”[22]。曾主理上海党报的叶楚伧颇艳羡其影响,盛赞“国闻周报者,举国所信”,相比之下,国民党在舆论上不仅无法造时势,还往往沦为众矢之的,令叶氏深深不忿。对本土民营报纸尚无法掌控,更遑论外资执掌的上海各报。时人对此有精辟记述:“上海是人才荟集之处,一改几年来言论沉默情况,开会聚议,拍电主张,无可阻止。……一班人都在热烈和冲动之中,怨恨敌人,指谪政治。国家的真实情形,人不尽知,不知的原因,为没有健全的舆论指导”[23]。

日本面对国联的压力,表面上虚与委蛇,实则不为所动。主流舆论对政府之处置手法,由谅解转趋批评,号召中国应速变无为之策,取有为之办法。

1931年10月4日,《申报》痛斥当局指望外交解决,无异于“忍辱负重,吞声饮泣,惟以镇静与无抵抗态度,坐待强敌之宰割”。16日,《时事新报》抨击国联立场软弱,遇事回避,“无非焦思苦虑于如何躲避于夹缝之中”。19日,《大公报》质疑国联毫不足恃:“而非战公约中,根本并无制裁办法,是故世人终怀疑于国联之软弱无力,非战公约之大而无当,……如果专赖外人,静待其发挥最后之力,则终是至危之道”。

作为“不抵抗”政策执行人的张学良,更被推上风口浪尖,顾维钧遂建议:“自东省事变以来,沪上各界对兄议论,诸多误会,尤以报界为甚。弟等以为上海为全国舆论重心,似宜选派富有资望、交友广众而与报界领袖相熟之人前往上海,设法疏解,以正听闻”[24]。可见,当局对舆论无法直接掌控,只能以间接的人情交谊途径影响之。事实证明,舆论对此并不买账,讽刺、指责、咒骂之语依旧连篇累牍。稍平和者,要求张学良戴罪立功,限期收复失地,稍极端者,更称其“死有余辜”[25-26]。

1931年11月28日,《大公报》称:“两月以来,三省直接之军事当局,受责难甚烈,然究最高责任,在于政府。”至此,国民政府对舆论的驾驭可谓彻底失败,不但未能为东北地方之不抵抗行为辩护,更引火烧身,令舆论集矢于中央政府,造成决策处处受困。蒋介石于日记中感叹:“对日交涉,此时中央实处于内外夹攻之中,而各报章舆论又为反动派所蒙蔽,是非不明,人心不定,此国家所以乱也”。

三、 先成后败的学潮应变

当时民众中最激进的群体当数学生。目前,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国民政府压制学生运动的方面。事实上,当局对学生运动采取了有效的疏导,保证学潮在事发后长达3个月时间内,保持相对温和的局面。

学生大规模请愿始于1931年9月26日,在此之前,当局颁布《义勇军教育纲领》,规定:全国高中以上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实施军事训练,成员须遵从“援助政府、服从指挥,终身不用日货,不得罢课,但在不妨碍课程之时间,可组织宣传队,努力于唤起民众之工作”。

不难看出,青年义勇军之设,固在争取青年学生,使其纳入到官方组织中。另一方面,青年义勇军确进行相当程度的军事训练:如野战训练,“使全军学生,均能娴习作战之技能,以资应敌”,其组织纪律与军队无异,甚至还获配发枪械以作训练[27]。虽训练时间仅为6个月,各地落实程度亦颇参差,规模大者如贵州,参加者高达2万余人,规模小者如天津,仅不到500人。就组织而言,最完善者当数上海,中央特派中央委员王柏龄指导上海义勇军训练,意在使其“守秩序,遵纪律”,蒋介石对中央大学义勇军训话时,亦称:“军事训练要明白军人的三个要求,一、整齐的军装,二、猛利的军器,三、严厉的军纪”[28],不难看出,当局建立青年义勇军之动机在于,一方面回应学生的主战情绪,另一方面使之受到管控。此举客观上起到了动员之效:“自辽吉变作,举国震恸,青年学生,尤表愤激,政府向机利导,因有军事训练办法发表,南北各校,纷起组织,气甚壮也。军事训练不贵有形式,更贵有精神。……现代战争,重在全国动员,故兵力不过一端,而教育、科学、财政、经济、工业、制造等,无一不可以备对外奋斗之运用。”[29]

尽管上海各大学自1931年9月26日起实施罢课,但总体而言,学潮并未激化,其中原因在于青年义勇军的推行:学生最大的诉求在于对日宣战,“平日若无训练则必施以短时期之军事教育,在此受军事教育期中,即须牺牲平时所享之自由,俾成为整齐严肃之战士”[30]。是故,青年义勇军便成为激进学生的缓冲手段,宣战的前提为能战,能战则需受训,受训的同时,也就削弱了其参与社会运动的机会。

因而,在1931年12月10日前,除冲击外交部一事外,学生运动大体保持和平,形式以请愿为主。所谓请愿,“费数千里之跋涉,聆几分钟之训词,请愿者为无效之求,被请愿者作搪塞之答。而党部、而国府、而外交部,问答既毕,高呼口号以退,于是乘车整队而往者,又整队乘车以返。”不过,军训中所灌输的勇武和牺牲等信念,又为更激烈的学潮积蓄潜能。经过义勇军训练的学生,不但情绪高昂,组织性也更强,精神面貌更大为改观,有人慨叹:“五四运动的精神——从觉醒中起而为正义斗争的精神——在今日青年学生中复活了!”

学潮转趋激烈的导火线在于北大示威团的南下,北平开展义勇军的时间比上海要晚得多,迟至1931年11月21日才得以组建。其时,马占山抗击日寇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主战之声蜂起,义勇军对学生已再无吸引力,示威团称其不过是“缓和民气,敷衍学生”的把戏:“既在这种原则下训练着,修养着,其视线自然转不到别处去,也不至于妨碍要政”[31]。

示威团于1931年12月10日到达南京。15日,示威团冲击外交部后,包围中央党部,殴伤前往相劝的陈铭枢、蔡元培。17日,京、沪、平、苏、皖各地共5 000学生捣毁《中央日报》社,后为军警驱散。18日,军警进驻中央大学,将盘踞的示威学生强行遣送回籍,学潮得以平息。事实上,在学潮中各大学立场并不一致。如中央大学对过激行为颇谨慎,12月8日曾暂缓示威行动。在中大主导的运动中,基本没有出现过激行为,仅是“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17日的冲突后,中大528名学生联名登报,否认该校牵涉其中。18日,中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率先全面复课。种种迹象都显示出,学潮之所以激化,原因在于北大示威团的独断。

当局对示威团的影响早有预计,令张学良设法阻其南下。但学生盘踞平汉、平绥车站,导致交通瘫痪,“外交团方面,纷纷援辛丑和约换文来相诘责,倘再不解决,当此外交危迫之际,恐招不良影响”[32]。无奈之下,遂准一小部分学生登车南下。顾维钧亦称:“各公使馆不断地要求外交部为他们安排去北京或上海的特殊交通工具,因为沪宁铁路被上海来的学生堵塞了,津浦铁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地向南京前进的学生堵塞了。这种混乱情况使任何认真的谈判都不能进行”[33]。北平学生瘫痪交通之举,不经意起到“挟洋自重”之效。本来,“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34]。示威团之南下,将平静局面打破,卒至武力弹压之结局,实出乎当局预料。

四、 民意之逆袭:蒋介石北上救国

国民政府在事变后对民意的态度,呈现出从“主动引导”向“被动顺从”演变的态势。

事变之初,当局力求镇静以求国际公道,但迫于民众压力,不得不作出强硬宣传,如1931年9月23日《告全国同胞书》称:“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人期望”。1931年10月12日,蒋介石演讲称:“我相信以国人现在知识程度的进步,到了万不得已而至和平破裂,我们一定不会失败的。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但我们国民知识程度的进步,实在可以与强敌决一死战,……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开战必胜”的论调,显系违心之论,但在强大主战民意下,蒋介石亦只能用鼓动性的措辞附和。

前文已述,自万宝山案后,当局惯以“经济绝交”号召,然而,抵制日货只针对中国商人:“日商不论如何作商业上之交易,既未与之为难,亦未加以骚扰。且从未有人勒令日商店歇业,或阻止大众进入日店。……并不直接使日本人民受损失”。成效并不理想,促使当局采取更为冒险的方式来回应民意。当局强调,一旦调停不如人意,“吾人应随时作对日最后决战之准备”,号召“全国国民之青年及壮年者,俱宜尽速从事于军事训练,妇女亦须学习看护等常识,各级学校,更应增设军事课程,组织学生义勇军,刻苦锻炼,……一面集中人力财力以待政府之最后命令,万一有急,即作全体之总动员以作最后奋斗”。实际上以战时动员的方式,回应民众对日宣战的诉求。

在决策层面,中央亦愈加受到民意左右。1931年10月21日,国联行政院主席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向特种外交委员会主席戴季陶提出,需予日方3星期以便撤军,戴氏坚持日方须立即撤军,原因是“国民的激愤已到达极点,如时间过长,危险更大,……也许到了某个时期不能再忍耐”。

1931年11月,戴季陶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称:“此时一切政策,以固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虽“决不先对日宣战”,“但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在所不恤。故对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对于天津事件,亦须力保省政府完全之地位,以巩固人民对政府之信心”[35]。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当局彻底倒向民意的标志。大会召开前夕,上海日本问题研究会进行大范围民意调查,收到45.8万余份回复,其中“抗日最好的办法”一项,高达43.7万余人选择“对日作战”,主战比例高达95.3%[36]。

1931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会上演讲:“一般国民责备本党,责备政府,……我们自己省察一下,真觉得无以对总理,无以对先烈,无以对全国国民,我们现在要急起直追,……恢复本党的生命,安慰国民的失望”。为贯彻此主张,蒋介石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策略:“我们要对外不屈服不妥协,唯有对内讲求团结的方法。如果对内不肯退让,那就对外不能进取,不但不能进展,而且对外与对内的效果,完全成一反比例,我相信,对内如能退一步,那就是对外能进十步,假使对内要进一步,其结果必然使对外完全失败”。

1931年11月19日,蒋介石提出,为争取民意,愿亲自北上救国:“我们一定要起而行,才不使一班国民失望,说明你们今天开了代表大会,对于党的纠纷,东三省的存亡,马占山这样的恶战苦斗,有什么补救。不过徒有其名罢了,一般国民已存在了这种心思。……一般国民心理,到现在为止,对我们党已绝了望。所以现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的信仰,……现在国民一般心理,很容易看得出来,若有一点小的事情使他失望,那就全盘的事情都是失望,若有一点小的事情使他信仰,也就逐渐生出很大的信仰。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由本党同志站在国民前面来保护国权,……如此才可以使得一般国民增进本党的信仰。”蒋介石甚至称:“到北方去尽我的责任,就是死也愿意的”[37]。大会通过紧急动议,“请蒋中正同志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申报》一改往日的批判口吻:“全国人民聆此悲壮之演说,与断然之决议,盖无不投袂而起,准备牺牲一切,以为我政府后盾。……谨以无限之热忱,表示拥护”。蒋介石对上海请愿学生表示,此番北上,“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心,无论如何,必尽力保全领土,捍卫国家”,学生对此表示满意,和平散场[38]。实际上,蒋介石北上一事,并非仅为应付民意的宣传手段。1931年11月23日,蒋氏电告张学良,请其协调警卫军驻地,提议由蒋驻军石家庄,张坐镇北平,“则可内外兼顾”。然而,该计划遭到顾维钧反对,其担忧此举予日方藉口,令本获国际同情的外交环境恶化。刘哲亦称,进驻石家庄后,青岛方面的日军“随时有出动之可能”。蒋介石不为所动,称:“余驻顺、石,即是控制青岛之意”,并派特使赴北平,与张学良密商北上事宜。北上之举,在当时而言,并未获得政经人士支持,消息传出,北平、上海证券市场应声暴跌,交投惨淡。为交接权力,蒋介石三度派陈铭枢赴沪,邀粤方派人任国府主席及行政院长,但粤方久无回应,令蒋氏迟迟无法动身。而党内响应者亦属寥寥,朱培德在特种外交委员会议中指出,“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面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各方的掣肘,显示出蒋氏北上之举,并非来自内部高层的共识,而是来自对外部民意的应激反应。

此计划终因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无疾而终。

五、 结语

纵观国民政府针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变,受民意所制的现象甚为明显。根源在万宝山案后,当局基于革命外交原则,依托民意为后盾,以经济绝交手段来平衡攘外与安内的矛盾。民意之高涨,为其后情势之易手埋下伏线。

当局试图通过掌控舆论以及疏导学潮的手段驾驭民意,均告失败,加之外交调停不力,促使民意的影响急速上升,主战公意势不可挡,最终促使当局于四全大会作出“坚决主张国民政府应速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保障中国领土之完全”的表态。大会还通过提案:“严令各地文武官吏,遇外侮侵入,应取正当防卫,不得放弃职守”,从法理上确立了积极抵抗的原则。蒋介石于锦州形势危急之时,调派空军一部飞赴北平候命,交由张学良指挥,这正是贯彻该原则的行动。

蒋介石下野后,以一介布衣身份于奉化演讲,坦承不愿开战的主张,遗憾其主张在民意的压力下,最后未得采纳:“国民方面虽然激于爱国之热诚,时时对政府加以督促,同时又以判断力之薄弱,对于督促政府之行为,事实上乃无异掣肘政府,……时时加之扰乱妨害,自毁阵线,俾政府不能专心应付,则所谓爱国适以误国,宁不痛乎!”[39]此番言论,明白无疑地反映出当局决策为民意所把持的处境。

换言之,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并非单纯的压制,而是呈现出“利用——顺应”的阶段性特征:当局对民意的利用,客观上促使其坐大,同时,驾驭舆论的失效与应对学潮的失误进一步压缩当局决策的余地,为民意的表达拓展了阵地,最终令民意反客为主,形成了对政府决策的主导局面。此前,这一过程为学界所忽略,导致对九一八事变中当局与民众的关系,产生浮于表面的解读,以至于过低评价人民大众在国难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国民政府在事变中的角色,亦得出有所偏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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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沈亦云. 亦云回忆:下[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432.

[24] 顾维钧,罗文干. 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J]. 民国档案, 1985(1):12.

[25] 国府非严令张学良限期收复失地不足以消民愤而拯国危[J]. 抗日专刊, 1931(1):10.

[26] 死有余辜的张学良[J]. 残日周刊, 1931(6):3.

[27] 上海各大学领到枪械[N]. 申报, 1931-11-17(10).

[28] 蒋主席对中大学生训话[N]. 申报, 1931-11-8(8).

[29] 明耻教战[J]. 国闻周报, 1931(40):8.

[30] 中央告全国学生书[J]. 中央周报, 1931(174):8.

[31] 大学生的“军事训练”[J]. 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 1932(1):56.

[32] 致蒋介石等电(1931年12月7日)[M]∥毕万闻. 张学良文集:第1册.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549.

[33] 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全13册[M].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13:404.

[34]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9:131.

[35] 戴传贤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时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G]∥革命文献:第35辑.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1228.

[36] 请战之声响澈云霄[J]. 中央周报, 1931(182):5.

[37] 蒋中正. 对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词[G]∥革命文献:第35辑.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1146-1150.

[38] 京沪学生昨日齐集国府请愿[N]. 申报, 1931-11-27(7).

[39] 蒋主席辞职后在奉化故里讲: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G]∥中华民国抗战时期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317.

【责任编辑刘洋】

Reaction Subject to Public Opinion: New Exploration on Mukden Incident

ChenL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data related to Mukden Incident, the decision and reaction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re explored. It considers that, after Wan Baoshan Incid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mobilized the masses to break off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tended to use public opinion as the backing of negotiations with Japan. This act objectively met the public will, and also promoted public will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decision-making.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to continue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opinion, but were unsuccessful, and finally public opinion factors led government decisions, which in essence is subject to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Mukden Incident; Wan Baoshan Incident; Nanking National Government; public opinion; reaction; public opinion and student movement

中图分类号:K 2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464(2016)02-0184-06

作者简介:陈力(1987-),男,广东广州人,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