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1 问题的提出

“士绅”“地方精英”等范畴一度构成理解中国传统基层治理的基本线索,形成了基层治理的精英研究传统[1]。这种精英视角也进入了村民自治的研究视野。村落精英在村庄治理、发展经济以及改变农民的价值观念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2]。随着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发展,乡村精英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研究脉络中的独立研究对象,并接续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精英范式。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村庄精英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3],提供了一个透视基层治理逻辑和国家治理转型的切入点。

目前,一部分研究主要将乡村精英放置在乡村社会场域结构中,将精英的行动逻辑视为地方文化传统、村庄社会结构和政府官僚体制等多种力量共同影响的产物。在这种结构视角下形成了诸如“士绅”模式[4]、“经纪模式”[5]等理论视角和“双轨政治”[6]的分析框架。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和村落场域的重构,乡村精英的角色冲突[7]275-293和精英更替[8]受到较多关注。另一部分研究则体现了更为明显的能动视角,并结合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对精英治理机制展开了具体研究。例如,“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9]21-46的策略行为以及混混治村[10]、富人治村[11]等多元村治现象冲击着精英治理的理想类型。相对于结构视角对体制性精英的聚焦,能动视角呈现了乡村精英的多元性和精英治理样态的复杂性,乡村秩序一定意义上成为精英能动性的产物,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分利秩序”[12]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