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婧

1949年后，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用心经营，最有趣”的小说《围城》，在大陆一度声名湮没，直至1980年在陈梦熊以及柯灵等人的“劝说”下，钱钟书将《围城》做了一番修改，重新刊发。《围城》的这次“出土”，又一次引发了阅读的热潮，直至今日，小说几乎年年再版。

八十年代末，孙雄飞和黄蜀芹多次与钱钟书沟通，希望他同意把《围城》改编为电视剧，而钱钟书以“拙作不宜上荧屏”为由多次拒绝，此外并不再做解释。然而，为柯灵热情的“推荐信”所“打动”，钱钟书还是同意了授权拍摄。当编导们向钱钟书征询剧本的改编意见和要求时，他说自己毫无想法，直言希望剧组能够自由发挥。

电视剧《围城》播出之后，不断有人发表评论文章，还召开了座谈会，专题讨论此剧的得失成败，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改编，电视剧保留与呈现了原著的精髓。那么，钱钟书最初对《围城》不适合登上荧幕的判断是否准确？他为何拒绝参与改编剧本？《围城》剪辑成片后，他自言看得“津津有味”，对电视剧肯定与褒扬之声中是否也包含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

不妨先来考察电视剧在诠释《围城》的主旨思想方面是否与原著一致。

一谈到《围城》的主旨，马上会联想到小说的序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

《围城》主要是借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来探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即“人性”之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