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生

在印度，曾有一个杰出的中国学者，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妇孺皆知。他为了中印文化交流，为了印度的中国学的建设奋斗了整整五十五年。他与圣雄甘地有过亲密的交往，与师尊泰戈尔亦师亦友，与印度历届总统、总理都有着不一般的友谊。许多印度人把他看作圣人、师尊。他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伟大民族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被人们誉为“现代玄奘”。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和艰苦曲折。他才华横溢，志气宏远；他坚毅蹈厉，妙笔生花；他苌弘碧血，忠义双全；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泰戈尔的鼓励与支持下，开创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惨淡经营，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同时，他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他曾不辱使命至拉萨拜谒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达中央政府“中央与西藏地方联合统一合作，共谋国事”的精神。他主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工作后正逢抗日战争开始，他团结印度好友尼赫鲁等公众领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对保证中国有个稳定的国际后方印度做出了贡献。他从1928年到印度至1983年逝世，在印度几乎生活了一辈子，但他在精神上却没有一天真正和祖国分开过，至死他也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就是湖南茶陵人谭云山。

一

清光绪戊戌年（1898）九月初五申时，谭云山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长乐村一个颇有名望的书香之家。他的祖父谭名汉，授国子监生，家境较为富裕。父亲谭洪谋（号谭清能，又号谭云龙）由官府议叙为从九品。这在过去的中国农村，是少有的官宦之家和文化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家庭。谭云山的母亲肖氏，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国农村妇女。

茶陵古称茶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六千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自己的文化。茶陵位于湖南东部，和江西接壤。现在比较偏僻，不在交通干线上，古代却是四通八达的“吴头楚尾”。因它处于贯通湘赣粤交通线上的要津，历为“军重控扼”之地，有“三路襟喉”之称。茶陵受到中亚热带季风的陶冶，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全世界稻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被茶陵独具的魅力所吸引，长住于此种五谷、尝百草，最后崩葬于茶山之尾，茶陵因此而得名（历史上也称“茶王城”，“茶王”是神农的别名之一）。传说中的南岳圣帝相中这里是“可以长生、可以避世”的福地，在此修建了避暑行宫——南岳宫。“好山千迭翠，流水一江清”道尽了茶陵山多水汪、山奇水清的极致。秀美的自然风景，迷人的神话传说，浓郁的人文色彩，渊远流传的文化历史，吸引了众多古今中外的游客。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山水造就一方人。钟灵毓秀的山水铸就了茶陵人独有的灵性。他们勤耕作，办私塾，兴书院，“农勤于耕，士勤于学”。古时的茶陵各村均办有规模大小不一的私塾，有的村甚至一办就是几所。书院自宋至清代共办有三十多所，在湖南名列前茅。元代李祁在《学校记》中称：“茶陵学校于湖南为盛。”之后，宋代居湖南第三、元代居第二、清代居首位。浓郁的学风、文风，使许多的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成为官宦之家、书香门庭，跻身上流社会，独领文坛风骚。“自唐至清，中进士者百廿七人，遥居湘各郡县之首”，自唐天复元年（901）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茶陵中进士者一百二十七人，其中有谭用式、肖锦忠两名状元；曹诒孙、尹铭绶两名榜眼；张治、谭延闿两名会元。明、清刘三吾、李东阳、张治、彭维新等“四大学士”名噪一时，有“四相文章冠两朝”之誉。

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吸取了茶陵山水的灵气，开创了“茶陵诗派”，开明一代诗风而载于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首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在中国现代史上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无一例外地镶嵌在茶陵这个偏远的星空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在这地处“吴头楚尾”的僻壤远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谭云山是家中满崽，又是父母晚年得子，自然很受父母宠爱，这种宠爱在他后来对童年回忆的诗句中可以看到一些片断：

朝骑父背游庭阶，晚睡母怀坐绿苔；

邻舍翁姑每笑我，龙儿仔仔凤儿孩。

可是好景不长，父亲四十五岁便因病去世，此时谭云山年仅六岁。三年后母亲也撒手人寰。母亲身体本就不好，父亲去世后，家境日趋困难，她也自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将谭云山最小的哥哥启财托付给了胞兄，谭云山则在九岁时由谭云山父亲的同窗好友彭蔚仁（又名彭先德）收为养子。所幸的是，彭蔚仁不仅待他如同己出，同时对他悉心培养，送他上学。他不惜花费家财，为谭云山择取良师，先后将送他到四联村罗家、浪滩村陈家念私塾，后来还卖了家中的六亩田送他进茶陵县立一高读书。对彭蔚仁的养育之恩，谭云山一直念念不忘。

二

谭云山在私塾学习的这段时间，正值中华民族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挽歌唱响前夜，1905年9月，一件令中国教育发生逆转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晚清重臣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联名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兴办现代学校。他們建议“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文武学堂”，对科举“取士之法”进行“改弦易辙”，确定“兴学育才”的方针，开始实施包括统一全国学制，创设新式学堂，进行书院改革等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清廷同月即谕示从1906年始废除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一书中写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封建、开阡陌。”

科举废，新学兴，谭云山当然也进新学堂了。按照“癸卯学制”，由于他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家学和私塾教育，可以直接进初等小学堂了。今人已不知道他是哪一年进新学堂的，但从他发表的诗作中有“十岁呤咏学旧律，成人趋俗唱新诗”句，可以推断他大概1909年前还是在读私塾的。

无论是在私塾还是在新学堂，谭云山读书都刻苦用功。茶陵乡间至今还流传他当年跟随四联罗家桥罗竹樵先生发奋苦读的故事。说他两年时间跟随罗竹樵先生读完了《四书》《左传》《东莱博议》《幼学》等著作。老师白天讲课，他自己晚上苦读。晚上读书，家中只给点一灯盏的灯油。这一灯盏的灯油用完之后，再点香背书。每一根香读熟并背出七行书，共点完三根香，再写好日记才能睡觉。这样的学生自然在同学中成绩突出，无人可与其比肩，因此竹樵先生逢人便夸他是自己的好弟子。后来进入茶陵县立第一高小读书，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当时的老师，后来当过茶陵县汇文中学校董，大革命时期当过茶陵农民协会负责人的陈兰契，在为《云阳莲溪谭氏邓陂九修族谱》所写的“赠谭君云山序”中写道：“云山吾长，县立第一高小时，所许为及门之英也。天资记忆冠全校而自修之，勤立志之高远非诸同学所可及。”

谭云山天资聪颖，好学强记，求知欲强，因此无论在读私塾还是进新学堂后，都如饥似渴地找书读，家中的藏书自然都被他读遍了。在所有读过的这些书中，有一本对他影响最大，那就是《西游记》。《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让他对西天（印度）充满了向往。他在后来所写的《印度周游记》中说：“我自己从小时读《西游记》，便总觉得印度不可不游。”以至决定了他以后一生的生活和事业，这是后话。

三

1919年，谭云山小学毕业之后，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至今我们可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名册中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民国十一年下学期一览表第一号”，其中“十八班”学生谭云山的记载为：“年岁：二十一；籍贯：茶陵；入校年月：（民国）八年八月；前在何校毕业或修业几年：茶陵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备考：原名绍书。”民国十一年（1922年），谭云山已二十四岁，此处记载或者有误。而谭云山父母按族谱给他取的名字是“谭启秀”，“字号”则是“联科”，他在茶陵读书时用的名字是“谭绍书”，至于“绍书”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已无可查证，但“绍书”与“联科”意义相近，取“绍书”代“联科”似乎与废科举、兴新学有关。

从这里我们看到，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谭绍书一变而为谭云山了。谭云山意识到，走出茶陵，是他展翅高飞，朝向远大前程的转折点。他希望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纪念这一个新的开始。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有经过这种转变而改名的。唐朝当过大官的白居易，自称“乐天居士”和“香山居士”，于是“白乐天”和“白香山”的名字就传开了。茶陵县城外三公里有座云阳山，云阳山峰连七十二，方圆七十余里。这里群峰耸立，丹崖流霞，飞瀑垂练，深谷笼幽，古洞藏奇，层峦叠嶂，钟灵毓秀，素有“小南岳”、“亚衡山”之称，还流传着许多美丽的故事。古籍的记载，神奇的传说，更为云阳山增添了魅力。《湖南通志》载：云阳，炎帝故封，为湖南封建之始。《史略循蜚》载：唐初，云阳始封为南岳。不料朝臣刘晏到茶陵后，说云阳山“虽其灵异峭绝莫俦”，但洣水滩险流急，“切虑艅艎莫济”，因此改封衡山为南岳，故云阳山有“古南岳”之称。民间传说更为神奇，说老君在紫微峰“肉身成仙”。因此云阳山被道家视为“可以隐居，可以长生”的神仙福地。

谭绍书改名谭云山，显然是出自家乡的云阳山。改成这个名字，一方面带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同时也借山水明志，激励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奋勇登攀。

长沙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文化名城，许多著名文人、诗人都在这儿生活过或留下过他们的足迹。这里又学府林立，以“潇湘洙泗”（这是北宋真宗皇帝赐给岳麓书院的匾上的四个字，变成标榜长沙文化兴盛的符号）著称。从宋代开始，长沙的学术研究就全国闻名，以“湖湘学派”闻名于世，明清以来又出了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历史名人。二十世纪的上半叶，长沙更变成中国的“革命摇篮”，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有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宋教仁等脱颖而出。

谭云山在长沙进入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著名学府，培养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时等许多优秀学生。谭云山一走出偏僻的茶陵就投身这样的学术环境，受到良师益友的思想熏陶，和毛泽东早期在知识界发起的进步思想运动有了很深的情结，这对以后谭云山的人生经历都有影响。

茶陵下东乡有老人回忆，谭云山曾经参加“新民学会”的活动，有一年曾带了一师的同学回到茶陵黄塘，带回《新华月报》，宣传反对妇女缠足，反对男人结辫子，主张建新学堂。谭云山参加“新民学会”一事，《茶陵县志》也提到。1973年新加坡周颖南采访谭云山后，在《南洋商报》撰文说谭云山在长沙时曾“担任湖南全省学生总会及崇新学会主任”。湖南汪其昌1991年在《株洲日报》登载的《泰戈尔与谭云山》一文中说，谭云山“早年就读于湖南一师，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新民学会’与‘新文化书社’……”茶陵同乡、曾任新华社印度分社社长的谭仁侠在《茶陵文史》第二辑写的“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谭云山教授”也谈到谭云山“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就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写了许多文章和诗篇，他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新文学社’，并编辑了《新文学》周刊作为《湖南日报》的星期日增刊，他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新民学会’和‘新文化书社’。毛泽东离开长沙后，谭云山在一些朋友的支持下还创办了一个新的文学团体，叫‘中兴学社’”。从他后来发表在新加坡《叻报》的诗作中，可知他在一师期間还组织过“文学研究会”和“茶陵学社”。

四

1909年，中国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派遣学生留学美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又迫使许多有头脑的学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出国留学自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高扬了科学、民主的大旗，给传统思想以巨大的冲击，更新观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是多数年轻留学者的追求；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竞争意识大大增强，这也促使一部分青年去经风雨、观“洋潮”；“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浪潮的重新突起，为献身革命而出国探求新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股热潮。这些因素的交织在一起，为第二次留学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促使留美、留法、留苏不断升温。

当时，毛泽东等也积极动员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于是，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当时的湖南尤其是长沙，形成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这股热潮推动下，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三百四十六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一千五百七十六人中占有百分之二十二，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

湖南赴法学生除人数多外，还有两个引入瞩目的地方。一是女子较多。当时全国赴法学生中共有女子约四十六人，湖南就占了十二人，是留法勤工俭学女生最多的省份。二是有两个“老学生”。一个是在长沙已从教二十年，并担任过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和长沙师范校长的徐特立。他以四十三岁的年龄，决心做一个“扶拐棍的老学生”，以求成为“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他到法国后与其他勤工俭学学生一样，首先补习法语，然后到一个钢铁厂半工半读，以后又考入巴黎大学选学数学和物理。另一个“老学生”是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她当时已经五十四岁了，仍不畏艰难，毅然与儿女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她在法国一边做工，一边接受中等女子教育。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1920年的《时事新报》曾登载文章称赞她“可谓勇矣”。湖南《大公报》更高度评价她“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甚是难得！”

毛泽东在成功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后，在一师工作期间，又积极组织湖南青年留俄学习和到南洋开发教育。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一师毕业生张国基被派往南洋任教，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二十多人被送往俄国。

谭云山这个即将走出校门的热情充沛、思想活跃、好学上进的青年，面对着这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留學运动自然不会无动于衷。据周颖南在《南洋商报》一篇采访他的文章中说：“……事物的发展，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新动向。他对我说：‘当时，我想着：要做好新文化工作，长期留在国内是不行的，为了扩大视野，我来到了新加坡……’”其实，当时他思想上的新动向是有的，但并不是来新加坡，而是也打算去法国留学，只是这时留学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经过一系列矛盾斗争而逐渐走向衰落。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身面临的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工厂歇工、工人失业、工潮迭起，勤工俭学生处于勤工困难、俭学不易的境地。当时入工厂者不到十分之四五。中法反动当局和投机政客们又不满勤工俭学生日益走向革命的倾向，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发出通知，宣告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学生多方呼援无路，2月28日发生了“争生存权、争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6至8月，留法勤工俭学生又发动旅法华人反对北洋政府来法代表团以出卖国家权利为条件向法国政府借款三亿（后增至五亿）法郎的斗争。9月，爆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一致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原为勤工俭学生筹建，但创办后，却置留法勤工俭学生于不顾。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联合行动，9月21日，各地代表一百二十五人到里昂占据了中法大学，但却遭到中法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们在被囚禁了二十八天以后，除了个别人外，大多数被武装押送回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此进入低潮。

这时，正好还有另外一种向外发展的思潮，即到南洋去。二十世纪初，很多在南洋新富起来的华侨希望自家子弟能受到祖国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华文化，便办起华侨学校，到国内招募年轻知识分子。

当时从湖南到南洋，要到香港去坐邮轮。谭云山为自己安排的路线是从长沙坐船出发，经武汉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再回上海坐船到广州从香港出海。从1924年5月16日从长沙登船，至1924年6月27日从广州西江码头坐船去香港，共历时四十多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