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汉庆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治国理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向汉庆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毛泽东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道路的过程中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农村调查研究论文，由这些论文汇集而成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包含了较为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其中，关注群众生活、解决民生问题是目标，政治建设必须伴随经济建设，制度是乡、村政权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政府人员作风建设是关键等内容，对新形势下实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性。

[关键词]《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治国理政思想；“四个全面”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传家宝。毛泽东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道路的过程中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农村调查研究论文，由这些论文汇集而成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包含了较为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在当今时代，研究《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文集》研究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调查研究实践所形成的观点、理论作为顶层设计的政策依据；二是将调查研究的具体调查方法作为实际工作的方法论。这两个看似有差异的观点其实均指向同一个主题，即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深入探讨政府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等问题。本文以《文集》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为切入点，以期为成功实践“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寻求理论支撑。

一、《文集》创作主旨在于探索治国理政的经验

《文集》是一部蕴含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经典著作。它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改革开放初期三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集》充满了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虽然《文集》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但从其“出版说明”和主要内容不难看出，该文集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其主体为毛泽东在1930年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政府建设过程中通过实地调查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及一些依据调查数据而修订的政策或法律。即使有新增的材料，撰写时间也都在1941年以前。因而，我们可以说《文集》的真正完成时间为抗日战争时期，而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正面临政府人员教条主义风气比较严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亟待加强等政治环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迫切希望加强政府组织的管理。“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一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二是1941年，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4年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书写了序和跋(已纳入《文集》之中)。”[1]86毛泽东认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2]182也就是说，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由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来决定。 可见，《文集》中的调查报告表明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如何更好地治理中央苏区政府。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毛泽东时常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展开社会调查。他灵活运用调查会、实地走访等方法，在寻乌、兴国、东塘、长冈乡、才溪乡等地展开社会调查，获取了不同领域政权治理的真实数据，并撰写了相应的调研报告，为中央政府全面认识苏区不同阶级成份及其政治倾向、科学修订土地革命政策、正确实行吏治管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正如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寻乌调研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兴国调研的目的在于弄清各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表现，长冈乡、才溪乡调研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展开政治动员工作，等等。虽然各个地区的调研内容有所不同，但均指向同一个主题，即如何解决中央苏区政府各领域的治理问题。毛泽东通过对这些地区的实地调查，对治国理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真正做到了“胸中有数”。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及世界改造之道的过程中，努力解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但是这个极具中国化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可供参考，即使照搬照抄具有相似革命需求的苏联经验也最终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毛泽东不得已展开实地调查，向广大群众学习，不断通过调查的实际数据来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之道。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集》中承载的毛泽东调查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苏区建设中各区域的成功典范实质上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及世界改造之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甚至可以说，中央苏区政府的诞生本身就是其探索路上的重要一环，只是这个环节极具里程碑意义。

历史实践已然证明，《文集》中所体现的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对其治理苏维埃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后的延安边区政府管理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均与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二、《文集》中关于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政府治理过程中时常赴基层展开调查研究，其直接目标在于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中央苏区建政事业之中。他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为中央苏区政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而调查后的研究材料及修订的政策所形成的《文集》更是凝聚了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为苏维埃政府各级领导的决策提供了战略指导。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主张民生问题是政权建设的重点。“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2]308。毛泽东十分关心民生问题，注重提升基层民众的生活水平。他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长冈乡苏维埃通过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使群众“在春季莳田前无饿饭的现象，群众日常中的食油能得到充分保障，肉类的供应相对于以前也有所增加。”[2]304-308这种物质生活条件在革命环境下是不可多得的。而才溪乡苏维埃通过办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识字牌等措施开展文化教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辖区内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正是各级苏维埃用尽一切努力解决政权建设中的民生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中国共产党多次粉粹敌人的‘围剿’”[3]298，保障新生的苏区政权得以巩固和壮大。

第二，政治建设必须伴随经济建设。政权建立前，需要用暴力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夺取政权，以实现政治上的统治。红色革命政府成立后，必须加大经济建设力度，以经济建设促进政治建设，提高广大群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此，不得不深入基层进行调研，以制定相应的政策。而对于如何加强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毛泽东通过调查寻乌、兴国、才溪乡等地经济建设状况，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例如：苏区建设处于战争的特殊时期，许多农村群众在政府动员之下去参军，造成农村农业经济发展中严重缺乏劳动力。为此，必须适时采取措施调剂劳动力。其方法就在于成立劳动合作社和耕牛队，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达到区域内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的社会功效，促进中央苏区政治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强调规章制度在乡、村政权网络化管理中的作用。中央苏区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加强中央政府和区政府的管理，还应强化对乡、村政权建设的科学管理，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相结合。毛泽东特别强调村级政府存在的灵活性，即在“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时候实在需要村政府”从中协调；而田地分完之后，为了节省经济成本，“村政府可以不要了”[2]245。但是，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必须予以坚持。其原因在于，“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委员会与民众团体的坚强领导。”[4]665同时，在乡苏下设立山林、水利、卫生、教育等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五人之中有四人为村委员会主任，从而加强了乡、村组织机构的联系，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聚集在苏维埃之下，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毛泽东认为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越于历史上其他一切制度的最明显特征。对于乡、村政权建设中比较好的经验，如检查制度、值日代表制度、代表主任制度、土地分配的先进做法等等，应以相应的规定性文件予以明确，以降低因个体执行政策的随意性而带来的不必要损失。

第四，注重政府人员的作风建设。吏治一直是毛泽东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央苏区政权建设过程中，长冈乡、才溪乡等辖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走在了全区的前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在整个苏区进行推广，但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的吏治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突出表现为政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一方面，政府人员摆官僚主义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不倾听群众的心声。另一方面，也是官僚主义最严重之处，“就是强奸民意”[2]246。毛泽东认为，少数地区存在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确定的现象；即使有选举的候选人及名单，也因候选人数量等于应选人数，导致群众无法就选举的候选名单进行有效监督，基层的民意无法得以充分表达。

三、《文集》的治国理政思想对新形势下实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改革也处于攻坚期。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政治建设处于艰辛的探索阶段，经济上一穷二白，文化教育落后。这既是我们的弱势，也是我们治国理政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扬长避短，不受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既有发展模式的束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当然不会等同于解放前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治国经验，但局部执政中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当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某种基因。因而，《文集》的治国理政思想得以彰显其价值。它对当前实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启迪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加强社会事业管理，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首先表现为群众的吃饭问题。在苏区政府管理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广大群众的吃饭问题。当了解到由于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得当，广大群众不再挨饿、甚至有肉吃、有新衣穿之时，他表示非常满意，并认为苏维埃政府动员的成功“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5]106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仍然要十分关注民生问题，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社会事业管理。努力克服社会事业管理中的公共性困境，使中国的社会事业管理朝着服务型、包容型、参与型和保障型方向发展，确保改革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切实满足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诉求，从而获得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大推动力。

第二，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6]441。在中央苏区政府管理过程中，为了动员群众参与到苏区建设和革命队伍之中，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后提出政治建设必须伴随经济建设的主张，基层组织建设需要以改善生产方式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前提。他的这一观点对当前中央政府的部分政策措施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中国当前正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指出，在“涉险滩”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否则，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必然引发多种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进而阻碍改革向前继续推进。因而，现阶段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时，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注重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创新驱动发展代替以资源和劳动力驱动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经济基础。

第三，优化村、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结构，构筑有效的政策传导机制。村、社区等基层组织与广大群众联系最紧密，是公共政策上传下达的关键环节，其组织建设历来受到中央领导的密切关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中，曾赴吉水县东塘村、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地进行调研，了解村级政权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对其成立各种委员会和制度建设尤为肯定，同时也实时指出村级单位在执行上级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是因不依据中央相关法律法规而产生严重偏差的现象。例如，高级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规定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在执行时却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毛泽东认为“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7]323这一现象表明，公共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策执行的最终效果。因而，有必要对村、社区等基层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优化，以减小政策传达的误差。现阶段，虽然可以通过政府官方网站、微信、微博、电子信箱等途径来实现公共政策的上传下达，但村、社区等基层自治组织的桥梁作用不容忽视。针对村、社区等自治组织运行中存在的缺少群众监督、财务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当前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有必要优化该组织的治理结构，提高群众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中的参与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为基准，制定适合本村(社区)的规定性制度，为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和反馈提供有效的平台。

第四，注重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干部队伍建设是政权组织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十分注重政府人员的工作作风问题，并多次发声反对政府人员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作风。不经过实地调研或不进行正确调研而作出的决策极易使主观愿望脱离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执行失败，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甚至造成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而在实践中必须反对这种不正之风。新形势下，在实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和敌对势力的强烈反对，因而需要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反对投机分子，反对官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允许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存在，从而提高政府领导层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反腐倡廉活动、“三严三实”教育专题活动等多种措施“打组合拳”，深入城市和农村基层进行实地走访，在了解基层发展现状的同时，总结新时期极具中国民间智慧的治国理政经验并加以推广，以提高整个领导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水平。

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所展开的一系列调研活动是近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和革命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实情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寻求中国现代性问题解决之道的根本诉求。在当前推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背景之下，我们讨论《文集》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毅强.毛泽东《农村调查》出版背景及当代价值[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中共中央马恩列斯作译局.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向汉庆(1987- )，男，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

[基金项目]2015年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 “纵向分权视野中的县政改革研究”；湖南省研究生创新项目“从老司城‘德政碑’看湘西土司王朝的执政道德”(CX2014B172)。

[中图分类号]A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1-0025-04

[收稿日期]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