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于连、马丁、祥子与个体英雄的落体定律

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在世界文学史上，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系列个人主义者形象，如下层知识分子于连、拉斯提涅克，美国的水手马丁和中国的车夫祥子等。这些个人主义者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和性格特征：优雅的精神超人，自我奋斗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强烈冲动和不懈努力，在精神导师的引导之下，最终如定律一般走向悲剧的终结。创作主体也对个人主义者的奋斗进行了思想性的反思。这些个人主义者虽然有着诸多的共性，但是，东方语境中的祥子与他的西方语境中的同类相比，却有着更多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

[关键词]个人主义者；个体英雄；导师；反思；落体定律

个人主义是世界近现代思想的主潮，个人奋斗也是近现代文学想象的重要部分。世界文学史上，出现过为数众多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诸如于连（司汤达的《红与黑》）、拉斯提涅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马丁·伊登（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等。在个人主义奋斗者家族中，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当然也属于其中一个。这些个人主义者由于出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创作主体的思想差异，往往幻化出不同的色彩，而祥子与他们又有着显著地不同。

1　精神的超人

个人主义，产生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时期。封建时代固化的社会阶层，导致底层的有为青年无法上升，于是，只能通过个人的奋斗，试图打开通向贵族世界的大门。作为中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世界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者形象，普遍地受到创作主体的佑护，一般都有着优雅的个性和生活态度。从出身来考察，个人主义的自我奋斗者大都出身于底层，乡村家庭子弟是他们几乎共同的身份特征。他们由乡村进入城市，带着梦想，也带着野心；但他们的野心，几乎都有着纯正的人格。

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是一个外省的木匠的儿子，但却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天才的底层青年，他能够把拉丁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的人生理想“出人头地”，他不但要做维里业的市长，甚至是成为“伟大的人物”“成为教皇”“成为黎塞留般的内阁首相”[1]93；更确切地说，他要做一个拿破仑一样的让贵族和教会闻风丧胆的人物。在小说《红与黑》第四节“父与子”中有一段对于连的肖像描写：“他的两腮红红的，两目低垂着”。“表面看来，文弱、清秀，面貌不同寻常。他的鼻子好像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会射出火一般的光辉，又好像熟思和探寻的样子，但是在一转瞬间，他的眼睛又流露出可怕的仇恨的表情。他喜欢深思，探寻问题。”

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提涅克与于连有着几分的相像。他“长着一张道地的南方人的脸，皮肤白皙，碧眼乌发。从他那风度、举止和通常的姿态来看，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幼年曾受过家族的优良传统教育”[2]14。作为一个外省的破落贵族，一个穷大学生，他背负着家境的窘迫和作为长子的责任。初入巴黎的拉斯提涅克是“一个热情的，有才华的年轻人”；他“举止高雅，风度翩翩，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巴黎的奢华激发了他“向上爬的愿望”、“出人头地”的渴望，他想在巴黎干出一份大事业，他“只想凭着他的本领闯天下”[2]27。初出茅庐的拉斯提涅克，显然是一个优雅的绅士。是酱缸一样的巴黎使得他走向了堕落，野心膨胀。

老舍笔下的祥子也很年轻，性格内向，对生活充满了自信，所以表面上很木讷，而内心里总是“在笑”。这是一个饱和着优雅美感的典型的古希腊雕像。作为一个奋斗者，祥子不追求别人的协助，强调独立自由的人格，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自由、独立的车夫”，而且凭借自己的体力和劳动获得尊严。他的行为也优雅有度不失节度，他拉车跑得快，经常抢同行的生意，但也不是有意降价想挤垮别人；这虽然有着“恶性竞争”的味道，但那也符合游戏规则。在追求纯正的奋斗人格这一点上，祥子与马丁·伊登有着相似之处。

杰克伦敦笔下的青年水手马丁是个发愤著书的写作狂，他想通过写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能够跻身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绅士阶层，也就是做一个“独立的作家”。马丁与祥子，虽然奋斗的途径不一样，从事的工种不一样，甚至社会身份也不一样，但是，做一个“独立的工作（劳动）者”却是完全一致的。马丁也是处处碰壁，但是，他如祥子一样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男人，所以他不愿听从女友露丝的安排，进她父亲的事务所，做个所谓的“有为青年”。倒不是马丁不愿意做个“有为青年”，而是他要做自己心目中的“有为青年”。马丁与祥子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崇尚独立奋斗，而不依靠女人的帮助。

所有的个人主义奋斗者的形象都具有精神性、思想性特征。于连自始至终都停留在自我的世界里不能自拔。他是一个生性孤僻的人，他将自己的理想都闷在了心里。这一点倒是与祥子有几分相像。相对于祥子的东方式的含蓄内秀，马丁·伊登则是一个真正的张扬的思想家和演说家。他到处和别人争论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激烈抨击会现实，斥责其为“杂种式的民主制度”，“以空话作外衣的假社会主义”，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顽固不化的敌人”[3]315。《马丁·伊登》有着太多的政论色彩，马丁·伊登这个人也有着太多的政论家的色彩。这可能与这部小说的自叙性有关，也与美国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有关。而老舍的《骆驼祥子》也是有政论色彩的，诸如老马与祥子的思想交锋，但只不过老舍将这部小说设计为了第三人称叙事，尤其主人公祥子是一位来自乡村的不识字的农民，因此作家不可能让祥子承载着过多的思想家的雄辩才能。如果那样的话，祥子的身份也就可疑了。假如与马丁相比较的话，祥子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思想家。祥子木讷不善言辞，但在内心中他却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那就是靠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

无论是于连、马丁还是拉斯提涅克，他们都是个人奋斗者，都是具有高贵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于连虽然有着市长夫人等一系列贵族女人的爱情，但他始终保持着精神的高贵。拉斯提涅克似乎是继承了于连的高贵精神，他虽然混迹于一批下层人物中，但是，他根本就看不起他们。尽管他对于高老头有一定的同情心，但是他依然蔑视他的存在。马丁更是一个具有藐视众生的尼采式的超人。他说：“我是个反动分子，一个十足的反动分子，你们生活在一种盖着纱幕的社会组织的谎言之中，你们不够敏锐，看不透那纱幕，因此难于理解我的立场。我看你们是自以为相信强者生存、强者统治的理论。差别就在这里。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几个月以前——我也相信过那理论。你看，你和你们的想法也曾经影响过我。但是，生意买卖人最多也不过是些没有魄力的统治者。只会一天到晚在赚钱发财的食槽里哼哼着，拱来拱去。可是，对不起，我已经掉回头去相信了贵族统治。我是这屋里唯一的个人主义者。我对国家无所求，我只对强者怀着希望。我希望那马背上的人能把国家从腐朽无能的统治之下拯救过来”[3]316。

祥子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他对于所有的车夫，对于虎妞，甚至是小福子，也都保持着精神的高贵。他有着英雄般的骄傲感：他看到许多车夫到老了还过得那么惨，心里很不理解，还多少有点看不起。他看不起虎妞，更看不起刘四，他有着一颗高贵的心。他可以同情他们，甚至也想拯救他们，但是，他依然从高处看待他们。他不愿听从老马“蚂蚱要打成阵”的劝告，他放弃凭借集体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的途径，他自始至终坚持个人奋斗的道路。这正是一个个性贵族固执的禀性。即使妻子虎妞帮他买了车，他也不认为自己实现了理想。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他奋斗的成果。靠女人实现理想，那损害了他作为男人的人格尊严，特别是靠别人实现自己的理想，那损害了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人格尊严。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车夫，其精神人格是有洁癖的。他正直，不偷不抢，凭着自己的劳力吃饭；他不乏善良，对老马爷孙两人伸出援助之手；他对人也不乏责任感，尽管这样的责任感使他上了虎妞的圈套；他更不乏对人的仗义，尽管这样的仗义使他在曹先生逃走后被敲诈得倾家荡产。祥子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儒家道德伦理的人格典范。祥子的英雄性不仅表现在这样的“绅士风度”，还表现在他的勇气和超人的能力。英雄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英雄都是土匪，祥子有着自己的信仰，那就是独立和自信；英雄都有着非同凡响的意志力，而祥子不但是在坎坷的生活中跌倒了又爬起来，屡次三番，坚定不移地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坚强地抵抗着来自于身体情欲的种种困扰，作精神的苦斗。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人格的透明，光亮和可敬、可爱；也看到了祥子形象的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品质。

这些奋斗者家族中的许多人，如祥子和马丁都有着道德洁癖的人。假如我们把祥子的形象，与诸如于连等个人奋斗者的形象进行比较的话，于连等人的身上有着一股个人奋斗者的邪恶，而祥子则几乎是一个“道德完人”，而且是一个既具有国际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完美的个人主义者”。每一个奋斗者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祥子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独立的车夫”。虽然做一个车夫并不伟大，甚至很低微。但是，祥子与所有的车夫都不同，他做的是一个“独立”的车夫，一个享有自由的车夫。这是所有的其他的只为混口饭吃而浑浑噩噩的车夫所无法企及的精神理想。可以说，老舍赋予了他笔下的祥子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祥子也是老舍的现代价值理想的体现。而于连和莱斯提涅克身上的邪恶，也使得欧洲的个人主义者到处受到道德诘难。

精神的高贵是这些个人奋斗者奋斗的动力，也是他们傲视世俗得以活下去的理由。所有的个人奋斗者都属于同一家族，都有着同一的近现代个人主义思潮的背景。精神的高贵是启蒙思想家普遍的精神状态。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家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无论他是大学生，还是一个穷作家，还是一介车夫，都是如此。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形象，也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精神特征和其身份的知识特性。

2　精神导师们

个人主义思潮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它历经百年而不衰。个人主义思潮是在诸如伏尔泰等一批思想导师的引领之下而兴盛的。因此，个人主义者在文学的想象中，一般也都会有一个精神导师。

马丁·伊登的精神导师，显然是尼采。尼采给他个人奋斗的思想，也给了他蔑视众生的精神境界。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尼采式的超人的形象。但是，在马丁的思想中，还有着自觉的阶级意识。他对自己与上层资产阶级的阶级差异非常的明确，并对资产阶级贵族的虚伪的文明有着近乎刻骨的仇恨。这是美国十九世纪左翼激进主义的一部分。但是，在马丁的人生故事中，他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身份确认，是有着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的。马丁也碰到了一个帮助她的女人，上流社会的露丝小姐，受她的启发，发愤自学，并开始了艰苦的创作生涯。受女人的启发而开始奋斗的征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祥子的身上是不可想象的，而在马丁身上，在美国的语境中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出身水手的马丁，一开始遇见资产阶级女孩露丝的时候，他充满了自卑，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有着疯狂的崇拜。所以，他要将自己改造成一个资产阶级的绅士，这个时候，他疯狂地爱上了露丝，并将她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导师。正是这个女人启发了马丁对于世界的梦想，自我实现的梦想。这个导师并不仅仅是教导和引导，而是以她的家庭和爱从反面激发了他的自尊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但是，他的内在的底层精英意识最终战胜了他对于资产阶级的羡慕，可以说，他真正的导师只有尼采。正是尼采的个人主义将马丁变成了傲视尘世的个人主义者。马丁的大段的个人主义言说，都具有尼采哲学的思想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马丁就是尼采的幻身。

假如说露丝之于马丁的导师身份还不太明显的话，拉斯提涅克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导师了。当他感受到靠自己的勤奋学习求上进的路太艰苦，也太遥远，还不一定行得通的时候，包赛昂夫人及时给年青的拉斯提涅克提供了指导。她给他分析了形势，并将自己对于人生的经验与他分享。她教导他，社会又卑鄙又残忍，要他以牙还牙去对付这个社会。她说：“您的算计愈冷酷无情，您的前程就愈远大。毫不留情的打击别人，您便是一个可畏的人。”她同时教授给他获得成功的途径：“倘若这里没有一个女人对您感兴趣，您将一文不值。您需要一个年轻、富有、高雅的女人”。“把这些女人作为驿站的马一样，去把他们骑得疲惫不堪，再换一匹”[2]69。在表姐鲍赛昂夫人的庇护和教导之下，拉斯提涅克陆续勾引了高老头的二女儿纽沁根太太等几个女人，顺利进入上流社会。当然拉斯提涅克的导师还有一个，那就是目光敏锐的逃犯伏脱冷了。他也给拉斯提涅克上了一课：在这个互相吞噬的社会里，正直清白老实一无用处。要想往上爬，“不是像炮弹那样轰进这群人之中，就是像瘟疫那样侵蚀进去，正直顶个屁用”。“倘若人们不能将他埋在污泥底下的话，就只好崇拜他”[2]63，伏脱冷对于社会的言说，与鲍赛昂夫人完全一致，他促使着拉斯提涅克不择手段复仇社会。可以说，两个导师给与拉斯提涅克所上的课程的内容是一样的。两个人生导师，都充满了对于社会的仇恨和强烈的报复欲。巴尔扎克通过这两个人物表达了他自己对于当时法国社会的强烈不满，也通过这两个人物及其教导出的学生拉斯提涅克实现了对于社会的报复。

拉斯提涅克的精神先辈于连，其人生导师在司汤达的叙述中是明确的，就是拿破仑和卢梭。他最爱读的书有两本：卢梭的《忏悔录》，从这本书里他领悟到人应该是有尊严的。但出生的低微又使他往往得不到尊严，他因之而痛苦着；另一本是拿破仑的《圣埃伦岛回忆录》。于连狂热崇拜拿破仑，觉得拿破仑给自己开辟了一条路：出生低微的年轻人也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打拼出一番事业。一个对贵族社会和教会充满了仇恨的乡村青年，在卢梭的著作里读到了平等和自由的思想，在拿破仑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底层青年壮怀激烈的令贵族和教会闻风丧胆的英雄业绩。于是，拿破仑就成了他的人生导师。一个受到很好教育的底层青年，把拿破仑的帝国作为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尽管他会背诵拉丁文的《圣经》，但是《圣埃伦岛回忆录》和《忏悔录》才是他真正的人生《圣经》。但是，拿破仑和卢梭也只是他的精神导师，现实中的导师老军医，他是于连的启蒙导师，他让于连认识了拿破仑，认识了卢梭。他死去之后，他实际的导师则由谢朗神父和彼拉尔神父充当。他们欣赏于连的才干，洞悉于连的追求，分析自己的人生轨迹作为于连的借鉴，他们指导于连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实现他的现实理想。彼拉尔神父说：“像咱们这种穿教士袍的人，要出头非要走达官贵人的门路不可”[1]222，于连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向贵族阶级的德拉摩尔候爵出售自己的才华，依附于候爵及其政治集团往上爬，并小有成功。彼拉尔神父是于连的保护神也是于连的观察者。他对于连说：“您的性格里有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如果您不能飞黄腾达，便会被踩在脚下，您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1]222。他清醒地剖析了于连的性格，清晰地预测了于连的命运，并且在最后时刻来拯救于连。若果说德·雷纳夫人是“肉”的引导的话，那么彼拉尔神父则是“灵”的引导。相对于鲍赛昂夫人的邪恶的教诲，彼拉尔神父则充满了宗教的悲悯情怀，不过，从整个的小说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彼拉尔神父其实也在将于连作为教会内部以及教会与王国贵族之间斗争的工具，而这一切都与于连想成为拿破仑式人物的人生理想背道而驰。

假如将两部小说对照来读的话，于连的人生导师似乎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鲍赛昂夫人。他的人生正如拉斯提涅克一样是从“征服几个可以做后台的妇女”开始的。正是在彼拉尔神父的“指导”之下，他先后征服了德·雷纳夫人和马蒂尔德小姐，并几乎就要跻身上流社会了，几乎就要成功了。最重要的当属德·雷纳夫人了。于连在征服的她的过程中又被她所引导，尤其是德·雷纳夫人，她以恋子般的情感帮助了于连，启发了于连的爱情，充当了他的爱情和人生的引导者。当然，她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恋人，又是导师，因此，她启发了于连，同时又毁灭了他。而高傲的马蒂尔德小姐，被于连征服，她不仅满足了于连的对于少女的情欲，更满足了于连征服贵族的傲慢的野心。德·雷纳夫人和马蒂尔德小姐，是贵族的两种风格，温柔体贴与桀骜不驯。正是在这两个女人的引导之下，于连才真正体验到了贵族的生活，并窥破了其真相。这些女人对于于连来说，都是辅助的，给他提供性的满足倒不是主要的，最为重要的她们给他提供了往上爬的导引的“阶梯”。

与马丁、于连、拉斯提涅克相比较，祥子的奋斗中，并没有一个像样的导师。车夫祥子如同一个懵懵懂懂的野兽，凭着自己的人生信念，一路莽撞地往前走。同为车夫的老马，曾经教导他“蚂蚱要打成阵”，但是祥子也并没有依照他的指导往前走。更何况，老马与此说是导师，不如说是预言家，他准确地预测了祥子最后的失败，“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人生结局。所以说，在《骆驼祥子》的叙述语境中，人生导师并没有真正出现。老舍的创作，在这一点上完全不似当时的左翼叙事。在左翼叙事中，革命导师的角色往往是作品中主人公走向人生辉煌的重要线索。那么，谁才是导师呢？也许只有隐伏在叙述中的作者老舍了，正是他给祥子设计了一条通过自我奋斗而实现人生梦想的道路；但是，他又不能不眼看着他走向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祥子充当了他的导师的批判社会的试验品和工具。

祥子在他的人生中，也如于连、拉斯提涅克、马丁一样遇到了几个女人，如杨太太、老妈子、虎妞和小福子等，她们也都给他提供了人生不同的经验，杨太太对祥子主要施行的是歧视，杨家的老妈子对其施以的则是情欲幻想，虎妞则是一种女人对于男性的羁縻，而小福子则诱导着他的平等和同情心。在某种层面上来说，祥子所走的也是通过女人阅历社会的道路。只不过，中国社会的语境，不可能有贵妇人，有的只是下层妇女。在祥子的人生中，小福子与虎妞一直代表着两条道路。贫穷的弱势的小福子，所激发的是祥子的同情心和男性的保护欲，她引导着祥子向着向善的路上走；而极具占有欲的强势的虎妞，所引发的是祥子的恶心感和男性的挫折感，虽然虎妞在人性上有着可同情之处，但却诱导着祥子走向恶走向毁灭。

无论是《红与黑》《高老头》还是《马丁·伊登》，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作者，都通过男性主人公对于若干女性的征服，来征服这个世界，实现自我的理想。但是，在中国语境中，老舍笔下的祥子不是去征服女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在不同女人的征服之下，理想走向了溃灭。所以，在司汤达等作者的笔下，女性多少能够充当导师的角色，而在老舍的笔下则完全不能够，小福子可以是祥子最后的希望，但却不能充当其精神引导者的责任。这也是东西方语境的差异所造就的独特现象。

于连、拉斯提涅克的导师们，以邪恶的话语引导他们走向邪恶；马丁的导师除了塑造一个超人以外，就是引导他的弟子走向理想主义的破灭，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导师，最后都引导着他们的弟子走向共同的自我毁灭。祥子的导师则显然有所不同，他的话语是良善的，尽管这样的良善受到社会环境的无情嘲弄，也没有以恶抗恶的邪恶。

3　奋斗者的悲剧

个人主义的奋斗，都会走向毁灭，这是《红与黑》《高老头》《马丁·伊登》和《骆驼祥子》中关于个人奋斗者的共同叙述结局。无论是祥子，还是马丁，拉斯提涅克和于连，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马丁自杀，于连甘愿被杀，祥子变成了流氓，虽然方式不一样，但都是走向死亡，不仅肉体的死亡，而且是精神走向死亡。

青年水手马丁·伊登是在爱情的引导之下而产生了对于资产阶级绅士阶层的无限向往的，当他成功之后，则迅速走向了幻灭。当他突然时来运转后，以前被退回的稿件纷纷得到发表，马丁成为了当红作家。以前看不起他的亲友都争先恐后地来请他吃饭，连已和他决裂的女友露丝也主动前来投怀送抱。从表面上看，马丁是因为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是爱情幻灭，人生幻灭而自杀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尼采式超人在成功一刹那的对于人世的洞穿，尽管他依然有着同情心，但是，他的人生注定不属于这个浑浑噩噩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属于这个庸人的社会，他的自杀其实是一种鄙弃和远离，他的自杀更是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蔑视。他的自我奋斗的成功，典型地表现了美国新教徒的价值观，而他的自杀却来源于欧洲大陆的尼采哲学和叔本华哲学。一个精神高蹈的超人，是无法容忍庸俗和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自己的消费的。

于连和拉斯提涅克都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都来自穷苦家庭，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和生活方式引诱着他们，但等级制度固化了每个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他们只有通过非常的时段，才能试图跻身那个社会。但于连虽然有着强烈的“向上爬”的冲动，但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善良的心，他虽然看上去在利用那些女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与她们之间却有着真感情。于连对于德·雷纳夫人和马蒂尔德小姐都有勾引和利用的成分，有证明自我价值的成分，但又有着真感情，他的“过度的、疯狂的爱情”复杂得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从游戏开始却最终陷入了自己设计的游戏里去了。在德·雷纳市长、拉摩尔侯爵这些中上层人物心底，于连只不过是一个从下层爬上来为自己服务的幸运儿而已，于连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是找不到出路的自由派青年所拥有的典型特征。于连最后大彻大悟，甘愿被绞死，放弃神父对自己的拯救，这实在是一种自杀，是一种自我奋斗精神的幻灭。一个底层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却被抛入无助的低谷，他的所有的奋斗都被无情的消解了。从于连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阶层重新固化，底层知识分子毫无上升的通道，以至于对于社会彻底的绝望，以至于只求一死以解脱。

拉斯提涅克的冲动与于连极为相似。作为有才干的法律系的学生，他的学问同样不能给他以上升的通道，他只能在邪恶的道路上狂奔。他与女人之间的交往，是在教唆下进行的。他追求纽沁根太太，几次三番地勾引泰伊番小姐，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情。他对于爱情的冷漠，反映了他精神的冷漠。为金钱与权势所控制的拉斯提涅克，已经没有了人的情感，所有展示于人的情深似海都是虚假的作秀，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已成为恶的化身，虽然说不能说他无“善”可言，但巴尔扎克确是将于连的行为中的善良剥离以后给了他。他的人生是一个善良的人被社会所毒化的悲剧。资本主义的金钱势力在心灵深处败坏了拉斯提涅克的良知，也败坏了人类的道德。祥子最终也在社会恶的逼迫之下而走向了恶，拉斯提涅克也是现实残酷的人生之下而放弃了他的善良的本性，违背了他古朴的家训，善良、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终于屈服于金钱和权力。

与于连、拉斯提涅克以及马丁不同，作为一个奋斗者，祥子却始终没有品尝过成功的喜悦。老舍采用了传记的形式叙述了祥子的“一生”。在一般意义上，生命是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的；但是在哲学意义上，生命是从它获得主体性开始到主体性消失结束的。祥子的生命是从他进入城市自我意识觉醒开始的，当他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的车夫”开始的，而当他的车子被迫卖掉小福子死亡结束的；当他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就走向了终结。《骆驼祥子》是1930年代表现城市劳动者的奋斗和沉沦的最富于意味的一部小说。祥子的英雄性也使这部小说别具一格。它在艺术上采取了一般现实主义叙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三起三落的人生过程，在叙述的过程中充满了悬念，结构故事的方法是情节性的，并最终交代了人物命运的走向，与中国传统小说如《水浒传》等的人物的有始有终是一致的。但是，这样的悲剧性结局和作品所洋溢着的浓郁的悲剧意识，却具有西方悲剧的特征。在情节上与传统的情节小说不同的是，它还存在着一个心理的线索，即祥子从信心饱满，到受到打击；重拾信心，到再次受到打击；到坚韧不屈，到再次受到打击后彻底堕落的人生过程。这一心理线索与小说的情节线索，相互呼应，同步发展，共同走向终点。这两条线索，实际展示了主人公祥子的人生意志，怎样在不间断的外部人生的打击之下，逐步消耗，直至最后消散的过程。人物的命运是曲折的，并在不断的挫折中最终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中国传统悲剧，主要张扬的是悲情；而西方的悲剧精神却强调的强硬的精神折断之美。祥子作为一个不屈的车夫，最终堕落于接连不断的打击之下，恰恰彰显了英雄的意志力。整部小说冲突尖锐：一方面是祥子的坚强的求生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无穷无尽的无法抗拒的具有宿命特征的苦难。悲剧的结局是走向毁灭，一种崇高的死亡。因此，抗争、行动、毁灭构成了悲剧的三要素，成为悲剧哲学的主要内容。从人生即痛苦的观点出发，叔本华认为，悲剧“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回的失陷”等[4]369。祥子的悲剧在结尾达到了高潮。祥子的意志力，这样的精神性，很显然是英雄主义的。更重要的是，祥子即使堕落了，他也没有变成苟活和唯唯诺诺的人，象《离婚》中的张大哥那样，而是变成一个地痞流氓，这样的人是令人可恶和可怕的，但又自有他的可敬佩之处。因为社会残害了他，他转而回过头来报复这样的社会。老舍将祥子的悲剧用西方式的精神悲剧演化成了中国式的悲剧。作品以悲剧收场，也打破了中国文学的大团圆的结局，与西方悲剧的末日尾声是一致的。处于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小说创作，不受到西方美学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老舍曾在英国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老舍表现了了意志的坚韧及其折断，具有极强的现代悲剧的意味。

于连、拉斯提涅克、祥子一样也出身底层，但他们堕落之路又有不同。假如说祥子是最后走向堕落的话，而于连和拉斯提涅克则是在叙述的开始阶段即走向了堕落，至于最后反而清醒过来。假如说祥子的堕落是被动的结果，而拉斯提涅克的堕落则是主动的选择，他的堕落也“更从容与彻底”。在《高老头》中，拉斯提涅克的善良只是前故事，而在《骆驼祥子》中却是故事的主体。也就是说，拉斯提涅克一上场就变坏了，而祥子只是在最后才变坏。拉斯提涅克走上“堕落”之路最快，他一进入巴黎社会就蜕变了。家境的窘迫和作为长子的责任，引起了他内心的骚动，家庭的经济危机很快引发了他的道德危机，他对于权势和金钱的欲望膨胀，拉斯提涅克走上了求富贵的捷径。拉斯提涅克的道德崩溃，始于奋斗之前。社会先摧毁了他的道德，然后摧毁了他的人格，从而使得他的奋斗成为一次堕落之旅。而祥子则是受到了社会的一次次打击，在奋斗的热情遭到嘲弄之后，才最终走向堕落的。不同的道德堕落的轨迹，说明了祥子在人格上有着更为令人尊敬的可贵之处。拉斯提涅克一开始几乎就是一个罪恶的奋斗者，而祥子是作为一个奋斗者而被社会摧毁的。

只有于连和马丁坚持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能实现则一死了之。可以说，拉斯提涅克和祥子都堕落了，沉沦了，而于连和马丁则守住了自己的清白。

主体在哲学上是指有意识的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认识世界并有实践能力的人。生命的主体性最集中表现在他的生命意志。具有生命意志的人，可以称之为“英雄”。在祥子、于连、拉斯提涅克、马丁等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所描述的那种意志英雄的悲剧，“我们在悲剧里看到那些最高尚的[人物]或是在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最后永远放弃了他们此前热烈追求的目的，永远放弃了人生一切的享乐；或是自愿的，乐于为之而放弃这一切”[4]350。众多个人奋斗者的共同的人生轨迹，使人看穿了作为现象的个体生命及其欲望的徒劳无益，进而看穿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即宇宙生命意志的虚无性和自相矛盾。

4　对于个人奋斗的反思

个人主义思潮及其文学个人奋斗者想象，从它出现的时候就一直伴随着反思。创作主体处于不同的民族语境和时代语境中，反思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现实主义为了批判社会的需要，将个体意志置放于广阔的末日社会图景中，展现了个体及其意志的折断，批判了社会的黑暗及其对个体的迫害。马丁几乎就是一个社会批判者，一个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但是，他身上的个人主义同样存在弱点，脆弱，热情，而难以持久；大话炎炎，难以落在实处。他拒绝女友及其家庭的帮助，但又不得不寄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他那尼采式的人格，高高在上，充满启蒙者的贵族精神。这一切都在表征着他的典型的左翼领袖的身份。他的迷茫，借助于他对失去爱人的心情表达了出来：“失去了爱人，我如失去了航海图，丢失了舵，又不知道去哪个港口，只好随波逐流，避免去正视生活，因为让我感到痛苦的正是生活本身”[3]。这是资本主义语境中，左翼个人主义的精神迷茫。杰克伦敦对于马丁的个人奋斗，是有批判的，但是，更多的是欣赏和沉醉。在这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中，马丁表达了美国语境的个人奋斗者的高贵精神。

同样被欣赏的，当然还有于连和拉斯提涅克。于连性格中最特质的东西是自我奋斗。然而，究其本质，其深层结构依然是平民意识，自我意识，这与他的出身和启蒙教育有关。于连出身于小业主家庭，家庭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或多或少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尽管他极力逃避父亲和兄长所处的圈子；启蒙教育使于连接受了朴素的“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对拿破仑这一偶像的崇拜，这些都促使于连走上奋斗之路。作者司汤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肯定了于连奋斗的时代意义，甚至是“进步”意义。司汤达站在新兴阶级的立场上，肯定了于连的平民阶级的反抗意识，他的一生中时刻强调自己与别人平等的权利，蔑视贵族阶级，梦想着拿破仑时代的到来。在作者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于这个失败的个人奋斗者的同情与庇护。于连的行为中，显然有着不择手段以及借助女人往上爬的卑鄙的野心，以及过度的自卑感和自尊感，复仇的情绪，但是，作者通过将他与德·雷纳夫人和马蒂尔德小姐的情爱关系爱情化处理，为他的利用女人往上爬的卑鄙手段进行了辩护。

个人奋斗者于连的爱情面纱，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则被无情地撕去。同样来自底层的大学生拉斯提涅克，所有的爱情都是简单的往上爬的阶梯，他根本不再顾忌所谓的爱情道德。巴尔扎克几乎将拉斯提涅克塑造了一个贵族阶级的复仇者，一个底层阶级的打手。作家对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什么批判。这种马基雅弗利式的不择手段，被作者用来宣泄他的对于贵族阶级的不满；他根本不顾及这对于人物精神境界的损害。可以说，巴尔扎克用拉斯提涅克的形象将于连身上的恶魔性推向了极致。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中的个人主义者形象。拉斯提涅克的形象，对于资本主义和贵族社会的批判是有力的，但是，同样也是教唆年轻人犯罪的活教材。对于拉斯提涅克身上的低俗的缺乏精神境界的个人主义之恶，巴尔扎克是清晰的，但是，他却是崇拜者而不是反思者。

而祥子，却是一个善良的个人奋斗者。在他的奋斗过程中，并不掺杂恶的因素。祥子的奋斗中也有着不顾一切抢生意的时候，但那也完全与损害他人或邪恶不沾边。东方语境中的个人主义者，显然不同于西方。西方的个人主义者是富有侵略性和进攻性，而祥子却总是处于守势，处于被动。祥子的形象明白无误地表征着老舍的东方道德伦理姿态。老舍似乎就在用这个善良的形象，来反衬社会的恶。尽管这个个人主义者是如此的善良，还是受到了作者老舍的反思。在谈到祥子的形象时曾说，祥子是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5]204。但是，老舍的反思是值得考究的，他似乎不是在反思个人主义，而是反思祥子式的个人主义。作家对于祥子的批判似乎是有的，他主要的还是表达了对于个人主义及其失败的奋斗的钦服。通过老马与祥子的对话，所谓“蚂蚱打成阵”，他反思了个人奋斗在中国走向失败的必然性；通过祥子的失败，他批判了社会的黑暗，以及它的对于善良人们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全面损害。老舍对于祥子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带有更多的同情。

老舍的这种价值取向，可以从他所赋予祥子的连串的苦难中找到证据。老舍让祥子总是处于苦难的折磨之中，并以此来考验他的精神意志。在祥子的奋斗历程中，活着是艰难的，生存是充满苦难的，当一系列的苦难，有时甚至是永无休止的苦难就象无穷无尽的风一样袭向作为人的生存之旅时，人会怎么样？人能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这是人在面对活着、面对生命、面对存在时不得不思考也无法躲避的一个根本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命题解答的方式决定着主体处理个人与内心，社会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祥子最初选择的是坚韧地忍耐，在苦难中尽量地保持自己的自信心，但是，苦难最终打败了他，他最终选择了道德意义上的所谓的“堕落”——地痞流氓。另外一种生存的方式，一种在弱肉强食的时代维持生存的方式。当善良的品行不得生存时，兽性必然大行其道。处于自己理想中的祥子，就像一匹只知道负重的骆驼，他莽莽撞撞地在黑暗中行走奔忙，但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个人主义者祥子是可笑的，但当一个想凭着自己劳动获得独立生活的人却被逼得走投无路时，那个社会就更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了。

所有的个人主义奋斗都带有意志论色彩。马丁·伊登直接宣称自己是个“尼采主义者”，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他说：“尼采是正确的。我不想花时间来跟你们介绍尼采是谁。我只是说，他是正确的。世界属于强者，他们高贵，他们并在生意买卖的猪栏里打滚。世界属于这些真正高贵的人，属于伟大的金头野兽，属于不肯妥协的人，属于一言九鼎的人，他们会把你们吞掉，你们这帮害怕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自以为个人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温良恭俭让的这套奴隶道德救不了你们。——哎，我知道，我的话你们根本听不懂”。“奥克兰的个人主义者还不满半打，马丁·伊登就是其中一个”[3]316。对尼采的崇拜，是马丁作为意志论者的有力的证据。而祥子的意志论人格，却体现在他坚韧的行为中，体现在他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的历程中。马丁有着强烈的拯救国家的愿望，而祥子的理想是局促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假如说有所拯救的话，他也是在拯救自己，当然也包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小福子。老舍对祥子的失败寄予了同情，说那“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错”[5]192。他欣赏他的坚韧的意志，虽然这个意志最后被折断；他欣赏祥子的孤独的奋斗，尽管这样的奋斗一败涂地。此种意志论色彩，在于连和拉斯提涅克身上也都有着显在的表现。以个体对抗社会，在对抗中彰显自我的精神意志，孤胆超人的形象是意志论叙述的一般表现。

于连、拉斯提涅克、马丁的个人主义意志，看上去都带有新兴阶级或社会主义的阶级论成分。于连和马丁都毫不避讳地声称自己的阶级身份，于连甚至在死刑审判的时候，特意端出了自己的阶级论，但是，他们的人格实质依然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他们也都并没有找到同志，也没有找到阶级这一集体作为同道，他们都是他们所声言的那个阶级的孤独战斗者。老舍是有阶级意识的，他将祥子这些车夫都划入了底层阶级的范围之内，但是，与于连、马丁以及拉斯提涅克不同，祥子却是没有阶级意识的，所以老舍将他归结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于连、马丁与祥子们，与他们的阶级关系，是超人与群氓。于连最终被他试图代表的自由派送上了断头台，在他的眼里，这些自由派一个个都是脑满肠肥蒙昧无知的；而在马丁的眼中，他的那些底层的朋友，除了让他付出同情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祥子同样也是如此，在他的眼中，其他的那些车夫，也都只不过是庸碌无为之辈而已，他只能同情他们，却无法实现与他们的精神交流，更不要说从他们那里寻找精神的支持了。不过，老舍与司汤达等不同，他在佩服祥子的个人奋斗的同时，也为他与其同阶级的车夫的差异，和不能与他们共同奋斗而心生惋惜。

文学史家夏志清说：“儒家英雄与恋人及好色之徒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以大公无私的精神献身于公道与秩序，以求实现自我。满怀奉献热诚的大无畏的个人主义者，是历史及侠义小说的主要人物”[6]25。于连、拉斯提涅克和马丁，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献身于公道与秩序，以实现自我”的英雄，但是，他们主要还是以恶的身影出场的，以恶抗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的身上如影随形。而老舍笔下的祥子，却是一个善良得有点概念化的玻璃人，这样一个人物要是不被社会摧毁，那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了。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老舍在祥子身上所倾注的哲学是理想主义的。老舍将一个理想主义的个人奋斗者，放到中国的社会之中，在他的失败中，谴责了社会的恶。

司汤达、巴尔扎克、杰克伦敦，以及老舍，在塑造个人主义者形象、性格，以及叙述他们的故事，特别是在反思个人主义者的精神本质的时候，总体上来说，他们对个人主义者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尊敬和同情，借用一个似乎确实超越历史或意识形态的定义，所谓“英雄与偶像”意指那些“向我们展示了勇气、忘我、超人的能力和令人惊异的优雅的人们”①。对于造成个人主义者奋斗失败的社会环境进行的批判，也体现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共同性。但是，因民族和时代语境的差异，他们的情感态度都有着很大的民族和时代差异[7]。欧洲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者形象的野心家本色，是一脉相承的；而美国的个人主义者形象，虽然承续了欧洲的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但又显然沾染了清教徒的色彩；中国的个人主义者形象，也从欧洲承袭而来，但，老舍的祥子是与所有的个人主义都有所不同，他濡染着东方的儒家人格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承担精神和忍耐品格。

注释：

①美国1999年6月14日《时代》周刊在1999年评选最具影响的世纪百人时对“英雄与偶像”一栏的定义。

参考文献：

[1]司汤达.红与黑[M].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巴尔扎克.高老头[M].韩沪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

[3]杰克·伦敦.马丁·伊登[M].周惟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老舍.骆驼祥子[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

[6]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7]方维保.原始主义价值的民族与时代语境——婚外情叙事的跨语境阅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28-32.

[责任编辑：余义兵]

Julien,Martin ,Xiangzi and Individual Heroical Law of Falling Bodies

Fang Weibao
（College of Arts,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In the world history,a series of individualist images appears from 19th century to 20th century,such as intellectualsoflowsocialposition,Julien,Rastine,Americansailor Martinand Chinese Xiangzi.Theysharecommon thought and personality,like graceful spiritual supermen,under the direction of spiritual mentors,they approach tragic end.These individualists shar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but compared with the counterparts in the western context,Xiangzi in the eastern context is more characterized with Confucius culture.

Key Words：Individualists; Individual Hero; Supervisor; Reflection; Law of Falling Bodies

作者简介：方维保（1964-），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23

DOI:10.13420/j.cnki.jczu.2016.01.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6)01-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