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庆，苏　卉，王永革（.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0；.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晋城04806）



传统乡村社会圣贤信仰与文化建设
——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的研究

荣国庆1，苏卉2，王永革2
（1.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0；2.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山西晋城048026）

摘要：《山右石刻丛编》丛编共收录圣贤信仰碑刻38通，碑文勾勒了传统乡村社会文化构建的基本模式和途径，也充分表达了圣贤信仰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圣贤信仰既是皇权教化思想指导下乡村文化自觉形成的重要途径，也代表着乡村社会的文化追求。圣贤信仰的研究可以为当下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乡村社会；圣贤信仰；文化建设

《山右石刻丛编》丛编共收录从北朝到元代圣贤信仰碑刻38通，其中孔庙、学庙碑刻16通，关帝庙碑刻5通，汤帝庙9通，禹王庙4通，叔夷、伯齐庙9通，二仙庙2通，公孙程二公祠1通，段干木祠1通，廉颇庙1通。这些碑刻主要存于乡村小庙之中，碑文也多出于乡贤小吏之手，虽无才华惊艳之作，但其总体上传递了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品格。正如费孝通《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村民们的这种忠诚（宗教、圣贤信仰），与他们的信仰或教派全无关系。僧侣们从来不向百姓宣传宗教教义，除非是为死亡者念经。”[1]101圣贤人物信仰就是全无教派的宗教活动典型，是乡村民众自我生活经验和历史人物精神契合的产物，代表着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与追求。传统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自然也离不开传统圣人文化的影响，而可以影响乡村的圣人文化并不是四书、五经的说教式渗透，也不是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学理式探求，更多是以文化英雄的形象被追崇，进而渗透到乡村自觉行为中去。考察传统乡村社会，我们会发现可以进入乡村社会并产生重要影响力的有两支重要力量，一是广泛性的圣贤信仰，二是地域性的圣贤信仰，他们在乡村文化培养中有着不同的作用。

一、广泛性圣贤信仰的形成与演变与乡村文化自觉的产生

毫无疑问，孔子信仰和关公信仰是最具广泛性特征的圣人信仰。《山右石刻丛编》共收录孔庙、学庙碑刻16通，关帝庙碑刻5通。孔庙、学庙是皇权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最直接的管理场所，这一场所的建立就是基于对孔子圣贤的信仰。孔子从《史记》中的“素人”，到唐代尊为“先师”、“先圣”，构建庙学一体的信仰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其演进过程中表现出的民风教化意图。但有意味的是，在具体乡村社会实践中，这一意图内却化成了乡村文化自觉。这一点可以从元代《庙学典礼》记中看到，“今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自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2]327a不难看出，到元代孔子庙学典礼在具体的实践中已经成为了皇权意志、儒生、民家子弟共同参与的重要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所有人员既怀着对孔子思想的追崇，又有着自己世俗生活的文化自觉。而且更多乡村士绅还会把这种文化自觉转化为对孔子信仰的维护和支持，他们积极资助乡村庙学的建设，更主动推动尊崇孔子的释奠之礼。《潞州学田记》记文登人刘杰来潞州，曰：“学制苟完，而生徒受业者岁中无以食，于故实不可阙，乃于柳林里取闲田四顷余亩，择谨信吏一人守之，以为二仲月释菜之资，为舍中晨错之餐。”[3]101二仲月就是仲春、仲秋；释菜之资，就是释奠时所需的费用。以一己之力资助乡校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官方政治要求的范围，这种行为在当时并不鲜见，可见孔子信仰已经成为影响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天井关孔庙本息记》“夫子祀事，□特见于一州一邑，虽乡村里社亦有之。”[4]52天井关属元代泽州府凤台县，其碑记所谓“乡村里社亦有之”是推论之辞，但其所述也并非虚构。《米山宣圣庙碑》记“延祐七年，澄城簿郭质来宰是邑，政治大行，惟善以教稽之，大复米山等五十九里之文馆像。”[5]25这里有明确统计之数，考《高平县志》到清顺志时，高平县“统四乡、六坊，六厢，一百里。”[6]44元、明、清三代高平辖区变化不大，故元代也不会超出一百里，也就是说元代高平有近60%的乡村都有孔庙。

和孔子信仰不同的是，关公信仰走过了一条民间人格传颂——建祀以存其义——官方认可——道教与圣贤信仰合一的路子。“在关羽被神化的历程中，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归纳起来有三条脉络：即民间、封建帝王和正统宗教(佛教、道教)，它们分别以其各具特色的方式对关羽加以崇奉，而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完成了这一神化。”[7]综合考察乡村社会对关羽的偶像崇拜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关羽为人忠厚，讲究诚信和义气，这正是中国百姓推崇的上等品德；二是关羽忠君护主，忠贞不渝的官场操守，得到历代统治者的首肯。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和皇权的教化同一化，成为皇权大力支持关帝信仰普及的主要动力。圣贤信仰也就成为乡村文化自觉和国家教化思想相互认同的重要通道。

孔子和关公都是乡村社会需要的文化英雄，他们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作为伟大事件的责任人，有着与其任务相匹配的人格和行为；二是有着和儒家文化相匹配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和国家教化思想高度契合。在乡村社会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中，这种品质文化英雄一旦获得乡村社会认同，就会扎根乡村，演变成为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

二、地域性圣贤信仰的追崇与乡村社会文化追求的形成

《山右石刻丛编》中还收录了地域性的圣贤信仰碑刻，晋南地域的禹庙，夷叔庙（永济），晋南、晋中的汤王庙，长治、晋城两地的二仙庙。考察这些碑刻，可以看出地域性圣贤信仰形成有三个基本要素：圣贤活动的正义性和荣耀性；圣贤与地域的文化关联性；圣贤信仰的实用化。我们以叔齐、伯夷二圣信仰为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君子人伦的道德化追求成为儒家的重要学说，因此，二人的故事在这个时期受到了重视，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史记·伯夷叔齐列传》把他们视为清士，是儒家“士”的代表人物，虽然后世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儒家先师的行列，因此没有形成广泛性的圣贤信仰，但不妨碍其活动地的人们对他们的崇拜。《封二贤碑阴记》说：“河中府南五十里有山名之曰首阳，乃伯夷、叔齐所隐之地也。上有二贤庙一所，自古迄今，历代相传，官民士庶以时祭享。”[8]496可以想象，随着首阳山所在地乡村人们对夷齐庙不断的祭祀活动，叔夷、伯齐的行为方式和人格精神取向就会不断地被人们提起，不断的讲述，尊崇其贤德，也就会转化为人们的向往和追求。唐代韩愈《伯夷颂》碑刻说：“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9]693韩愈从伯夷的行为中找到读书人的气节，“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这也是韩愈自己想努力达到的人生境界。正如韩愈把对叔齐、伯夷的尊崇内化成为了自己人生的感悟和追求一样，叔齐、伯夷故事的内涵也就内化成为了地方的民俗、民风。《二贤加封记》说：“二贤遗风愈远愈新，俾人敬慕而不忘。”[10]655乡村人们对二贤的追崇中也必然形成了特有的民风，这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地域性精神特质，《蒲州府志》描述其民风说：“河东西河，其土地沃少瘠多，是以伤于俭吝，其俗刚强亦风气然。”“论者皆言蒲为舜都，兴唐魏之旧，盖有其遗风。”[11]卷三“其俗刚强”，虽然我们不能说他一定表现为二贤式的特立独行，但地域性圣贤信仰不断被乡村文化进行解读，也一定会成为了传统乡村的文化追求，也就必然形成特有的民风。而且这种文化追求和世俗的功利相结合，又进一步加大了其影响力。《续汉书·五行志》引蔡邕夷齐庙碑云：“熹平五年，天下大旱，……上闻诏使者登山升祀，天寻雨，是夷齐庙祷雨之灵”[12]386。因人格的高贵而被人解读为可以呼风唤雨，解决民生疾苦，满足世俗需求的神，夷齐二圣就成为维系这一地域人们情感的纽带，也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民们内在的文化追求，人格追求。

上古三皇五帝，圣贤名流，其曾经活动的区域，乡村社会的民众都会建祠庙以纪念，因为他们象征着区域文化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传统乡村社会人们的文化追求。此外，传统乡村社会也会尊崇那些具有英雄品质，高尚人格力量的普通人，因为他们能够激发乡村世俗的道德力量。山西省很多地方流行乐氏二仙信仰就是典型的例证，乐氏二仙原本是两个极为普通的女孩，但是由于恪守孝道，事迹被广为流传，最终演变成神化人物，至北宋熙宁四年获得“二仙”称谓，被赋予了神的品性和地位，其事迹影响之所及，代表着乡村社会普通人的文化向往。

三、从圣贤信仰看乡村文化建设的两难境遇

圣贤信仰已经成为传统乡村社区的重要文化品质，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它们逐步丧失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功能。这里固然有着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圣贤的品质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乡村社会的文化需要，乡村社会必须重新构建文化自觉和文化追求。正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所录马林诺夫斯提出的文化功能理论：“在他看来，文化包括物质、器具和社会思想，只有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前提下，才能留存和传播，一旦失去这种功能就会消失。”[13]74圣贤信仰文化功能的丧失，新的信仰又没有产生，这给现代乡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空白，这也是中国当下乡村社会文化荒漠化的原因之一，而且文化功能的丧失也注定了传统乡村文化记忆在现代文明中的危机。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现代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追求发生的模式和轨迹并没有变，考察现代乡村社会，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出现过影响乡民们的新榜样，然而因为没有与其任务相匹配的品质，最终都失败了，生硬地制造英雄的方式，很难和乡村社会发展的轨迹相契合。相比之下，虽然教化意味浓厚的圣贤信仰已经不能唤起今天乡村社会的尊重，但仍然是乡村社会隐性的文化品格和情感维系的方式。如旧阴历的使用，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传统的阴历，最广泛使用在记忆感情的事件，以及接洽实际事物等场合，它被用作传统社会活动日的一套名称。”[14]139费孝通先生真切描述了旧习俗的价值，当下社会中很多习俗就是社会活动日，承载着民族的情感记忆。因此乡村文化建设有必要借鉴圣贤信仰的模式和方法，重塑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

“民俗文化是培养社会认同感和信任感的桥梁，民俗文化是千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心理素质的积淀和综合。……现如今，社会流动性加强之后，这种依靠共同地域和民俗联系起来的同乡关系显得格外明显和重要。各种形式的同乡会的建立则是这种心理和文化认同感的集中表现。同乡会的建立对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也增进了同乡之间的感情，架起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和信任的桥梁。”[15]基于文化心理认同和道德品质的信任而出现的同乡会就是乡村社会沿袭传统乡村社会构建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模式，虽然是松散型的社会组织，但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却不能被忽视。但这样的组织信仰最终会走向何方，取决于其组织成员的人格追求和道德意志，这又让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有些不确定。而可以确定的是，现代社会仍然需要有文化英雄，一个基于现代乡村社会的新的“圣贤信仰”。当然，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需警惕轻率的“造神”运动可能给乡村社会造成的情感伤害，以及其可能出现的非理性的文化追求。

参考文献：

［1］［13］［14］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庙学典礼［M］.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史部第648册，1983.

［3］［4］［5］［8］［9］［10］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908册，1983.

［6］范祖绳.高平县志［M］.顺治十五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卷一.

［7］张晓粉.关帝信仰形成原因探究［J］.宗教学研究, 2006,(04):33.

［11］周景柱.蒲州府志［M］.清乾隆20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12］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5］曾维亮.新农村建设中民俗文化的价值定位.经济研究导刊［J］,2009,(18):40.

（责任编辑史素芬）

Sage Belief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Rong Guo-qing1，Su Hui2，Wang Yong-ge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 2.Ji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ncheng Shanxi 048026）

Abstract：Shanyou stone carving series includes 38 sage beliefs inscriptions,which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basic mode an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culture construction.The sage beliefs are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nd represent the cultural pursuit of rural society.The study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of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ultural pursuit.

Key words：rural society; sage beliefs; cultural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荣国庆（1971—）男，山西陵川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21

基金项目：2014年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资助项目（2014041060-2）。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14（2016）01-0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