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举业之作与作中举业
——论李振钧作品中的创作主体差异

秦文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安徽太湖籍状元李振钧在金殿对策时察微虑远，展经世之才，诗集《味灯听叶庐诗草》却多伤于场屋的幽情耽绪之作，几无反映社会现实之篇。从剖析李振钧创作中“创作主体”差异这一现象出发，可明显见出举业之家族、文化地理意义对主体创作的规定性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焦虑。

李振钧；举业；创作主体

科举制度自隋唐见雏，至明清大致完备，其作为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人才擢升的重要途径被沿用近一千三百年，以读书求进取成为其时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场屋之学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问题，学界对此关注由来已久，代表性成果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皆集中探讨了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后有蒋寅单篇论文《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重点考察以明清时期八股文为中心的科举文化体系对文学生态的负面影响，然其所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合理性的两个命题——“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与“科第盛则文学亦盛”[1]在分析李振钧这一个案时却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对抗。清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状元李振钧的举业之作与作中之“举业”看似相互勾连，实存在着鲜明的创作主体差异。本文将在爬梳李振钧作品、观照太湖李氏家学及清代中晚期政治场域的基础上，探析这一特殊现象的成因，从而见出士人之多面性。

1 对策与诗草中“创作主体”之异

李振钧（1794-1849），字秉亭、海初，号仲衡，安徽太湖人，清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状元。他生于科甲世家，天资聪颖，奈何履挫于应试之场，连应九次方凭金殿对策夺得魁首，扬名天下。“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镕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2]。天子临轩策试，检验的是考生应付时务的能力与技巧及陈述政见时显出的修养与胸襟。道光九年（1829），刘有庆等二百二十一位贡士对策于保和殿，“夫敦化以善民俗，浚川以利民生，简贤以励官常，振武以靖边圉，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多士稽古有年，先资拜献，其各陈谠论，毋有所隐”[3]382。“正俗斯能成化，济运莫如导河，致治在乎得人，怀远期于振德”[4]208。李振钧高屋建瓴，先抒己意，再分点论述，行文清晰，逻辑缜密。他讲求儒家治平之学，“古圣以同民本，至仁以育物。固已匝宇归仁而翕河献颂，弹冠志庆而脱剑扬休矣”[4]208-209。多征引《周易》、《尚书》等经典。乾隆末年起，民变之事便屡见不鲜，如清水教之乱、甘肃回族之乱、湘贵苗族之乱、川楚教匪之乱、浙闽海寇之乱、山东天理教之乱等，更互迭起。道光年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单靠“仁”、“礼”已无法解决这一社会隐患。李振钧的论断颇带书生意气：“夫民性非本漓也，民俗非本偷也，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鲜廉寡耻而俗不长厚也。将欲使之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嗜欲源灭而礼义心生，固非多设科条广颁文诰之所能奏效也”[4]210。并未触及民与统治阶级的根本矛盾。但他在论及治河之道时，却掷地有声，除了展现出嘉道以来风行的考据色彩外，亦不乏灼见，总结历朝治河得失后发己论，“夫治河之法，惟就下之性不可拂，而遏厥狂澜宣泄之宜不可达，而慎其启闭、曰疏曰防，其大要也。然非束清御黄，两坝安能蓄清以刷黄乎？因时启闲，治河即以通漕，河道深通，重空军船北运南旋，岁以为常，咸称利济矣。第扼清黄之要津者，莫如高家一堰。蓄清尤必慎加保旧石堤，摸砌功费浩繁，所以防九折于天来，望千帆之云集，经久之策可勿讲平昔哉”[4]212。论证有理有据，不失为治河良策。针对西夷之乱，他主张用武，并强调善任将帅的重要性，“然必慎固封守，而绥靖边隅者安不忘危，耀德而非黜武，戢德正所以安邦也。欲疆内以警外，则善将兵莫如善将将矣。……固当壮元老之猷以赵屯田为法，无使书生矜纸上谈如贾谊、晁错、陆贽辈之议其后也”[4]209。在态度上，他亦表现出为人臣之恭敬、敦厚，“臣之愚陋，何足以知体要。顾念泰山峻极犹资土壤之微，沧海宏深不遗涓流之细。敢不就平素所诵习者，敬效元资之拜寿乎”[4]209。此篇策论虽诤谏不足，然胜在所论颇富见地，且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古帝王夕爽选政，晨旦调风。操天人协应之机，本内外交修之实”[4]208。行文骈散结合，匀称之外兼得参差错落之美。

策论这一文体固然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创作过程中的指向及审美意蕴，但我们仍可从中想见李振钧察微虑远、忧国忧民之为人。孟子言颂其诗、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李振钧以“魁首”身份站上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在反观其文学创作时就不免有所预设和期待。但将李振钧亲自删汰的《味灯听叶庐诗草》与殿试策论对读时，又不难发现二者所呈现出的创作主体差异。“先生为诗若干卷，手订之颜曰《味灯庵嗣》，改曰《味灯听叶庐诗草》，然通籍后所作多散佚不全”[4]序4。此集较客观地反映出李振钧入仕前的生活面貌。除于道光九年（1829）进京赴会试途中所作《凤阳道中》《至定远县》外，李振钧为诗鲜发察世情、治民生、安天下之论。他自由地通过文本表达审美理想与生命体验，以山林花鸟入诗，以生离死别、“踪犹萍梗性同鸥”的愁绪入诗，或将风声、水声、雪声、樯声、蒿声、橹声、柝声、钟声、雁声、鼠声、棹歌声、梦呓声注于笔端，或用文字再现十八种情境下的美人姿态，亦或赋七夕月、云、雨、星，字句间充斥着对自我生命的观照，却鲜有社会性的意识，远异于殿试对策时的慷慨激昂。而统摄这一切描写对象的情感线索，则是诗人久试不第及其后渐为名所累的心理创伤。如其初试铩羽而归后，不谙世味作《小歩》《扫雪》等诗。

黄叶不可扫，白云不可攀。落叶与飞云，诗意参其间。穷阨易降辱，显达忘辛艰。幻梦觉者谁，翛然见寒山。世外独俯仰，桑亩歌闲闲。日暮天容低，曳仗归故关。

——《小歩》[4]14

落花飞不尽，片片上阑干。奇夜月魂断，新痕风力残。身虽全洁白，世不耐高寒。那似香尘软，墙阴拥帚看。

——《扫雪》[4]14

遭遇连试不中的窘境后，他叹“秋花春月年年度，乌帽绯衣事事迟”[4]32。李振钧的个人情志在家族的功业科名之盛中被挤压，但他仍竭力持守簪缨甲第之赫奕门风，虽自嘲非族中白眉，终不改其志，“老树著花喧冻雀，芳泥沾絮戏轻鸿。寄言高卧清吟客，知我登临兴不穷”[4]25。嘉庆二十年（1815），发妻汪正珠的过早离世更进一步坚定了他势必考取功名的信念，“夫壻封侯会有期，更期蚤岁勖燃藜”[4]42。他在“通籍”前所作诗歌几乎皆笼罩着伤感困于场屋的幽情耽绪，似与“状元”盛名下的经世俊才相左。即便在其登科多年后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这种情绪依然挥之不去：

老槐压屋月阴阴，入骨风寒尚悄吟。钗卜凉宵灯影碎，衣缝远道线痕深。难忘九转成功日某九应乡试始获隽，敢有千金望报心。廿七年前辛苦地某庚午科始应京兆试，忍教此事任升沉。

——《秋闱分校奉简同事诸君子七律六首》其二[4]193

2 举业之家族及文化地理意义对创作主体的强制规定

李振钧举业之作与诗集中所呈现的创作主体差异首先缘于家学引导。在科举考试中获进士者，皆不乏深厚的经学、文学功底与治国之才，状元更可谓其中翘楚，“称始于唐，因唐制举人赴礼部试者，皆须投状，殿试第一谓为状元，意义如此”[5]118。他们多或为官宦世家之后，或生于名士之家，大有一门占尽风流者。李振钧便出自安徽太湖著名的科甲世家树林冲李氏，“长森乾隆甲辰二甲一名进士，臣胞兄振祜嘉庆辛酉二甲进士。堂兄振庸己巳二甲第七名进士，入翰林。从堂叔长蓁、从堂兄振翥同登壬戌进士，翥入翰林。从堂兄振习、从堂侄世彬俱相继成进士”[4]196。李氏家族在太湖的影响力主要基于辈出科举之才，因此其家内部有着明确的“勋业文章”观念。李振钧从幼年起便接受目标明确的制艺之学。“七龄受业刘香芸师。日课五绝一首，有题画句，云：‘水绕前村绿，山横远树青。诗人工著笔，添个小茅亭。’师虽喜之，颇不欲其专务也”[4]序7。家族为其预设的科举入仕的人生规划令其无暇钻研文事，“少长窃窥经史，未暇吟咏”[4]序7。且李氏家族倡以业世其家，不重吟咏之学，据《太湖县志》“艺文志”中“书目类”载，李振钧诗集为其家唯一见录者[6]373-375。清代文人有着鲜明的创作意识，加之当时印刷业繁盛、去今未远，故存世诗文集在数量上远胜前代。今人柯愈春编《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收著作四万余种，还不包括已散佚的集子[7]凡例。因此，称有清一代为文学高产的时代是毫不为过的。但辈出俊彦的树林冲李氏却无意于风雅事业，显然与当时的文学环境、“科第盛则文学亦盛”的命题甚不相符。

李振钧在接受家塾教育的同时，还随侍父李长森宦游，走出乡邦以开阔眼界。“南穷牂牁，北溯淀津。泛洞庭，涉彭蠡。观海于东莱，渡河于袁浦。吊祢衡之芳洲，坊滕王之高阁。上石城以眺秋，蹑金山而调水，淼淼焉，汤汤焉。风、帆、沙、鸟、烟、云、竹、树，其得助者多矣”[4]140-141。灵动的山水滋养了他的文性与雅致，“于花辰月夕、临水登山，意之所欣，辄不能已”[4]序7。他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自然连接起来，近山水而远世故，为诗歌注入清丽之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士人主体精神及社会批判意识。同时，其在随侍期间也多得与古恰博雅之士往来，如嘉庆六年（1801）于山东莱州观察署赋诗宴客、嘉庆十二年（1807）于贵阳按察使署拜见顾皋等，朝夕讲论，熏陶渐染。“大人观察莱州筑一簣山房为钧课读之所，居之五年”[4]16。可以想见，他的交际圈从一开始就是被规定的。其父李长森二十九岁中进士，列二甲第一，官至江宁、云南、福建布政使，胞兄李振祜二十五岁中进士，仕途显达，外父汪志伊官至闽浙总督，由此而来的交际网络之于李振钧时，他便失去了许多与普通百姓对话的可能。此外，他自幼接受以追求端正高雅为美学宗旨的举业教育，鲜以俗人、俗物入诗，这一创作习惯也是造成其诗歌内容单一化的重要原因。推而论之，状元群体中难出一流诗人，大概与他们所接受的程式化文学训练、家学及有限的生活阅历是息息相关的。“士自束发受书，习制举业，去风雅甚远。迨致身通显，以其余闲，习为歌咏，言未易工，工未必至。”[8]恰正是这种相对优越、隔离式的生活环境使李振钧保有赤子之心、一片深情，随着眼界愈大、个人经历愈坎坷，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挖掘也愈深。道光五年（1825），三十二岁的李振钧自感：“潦倒中年，情怀萧索，转不若少时之天真”[4]序8。或许，他删汰、整理诗作正是希望保留昔日情怀，一成“主观之诗人”寻后世知音，故不排除他刻意规避与社会现实题材相关作品的可能。

另一方面，应举者不仅背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乡试、省试之后更逐步承载着地域的期待，具有典型的文化地理意义。科举考试中向来有地域之较，其中又以南北之争最为明显。南宋以后，南方举子在考试中开始渐占优势。当他们身居高位，于选贤任能一事上掌握话语权后，这种优势得到进一步固化。“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先后245年之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员，共计244人；南方计215人，占88%；北方仅29人，只占12%。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科，先后选举者267人；其中江苏占78人，浙江68人，江西36人，安徽19人，四省共计201人，高占全部人数75%”[9]。李振钧参加的道光九年（1829）会试中额上南北分庭抗礼：“满洲取中八名，蒙古取中四名，汉军取中五名，直隶取中二十二名，奉天取中二名，山东取中十八名，山西取中九名，河南取中九名，陕甘取中六名，江苏取中十八名，安徽取中十三名，浙江取中二十二名，江西取中十七名，湖北取中九名，湖南取中七名，福建取中十名，广东取中十名，广西取中六名，四川取中六名，云南取中八名，贵州取中五名”[3]363。因此三甲之席便显得至关重要。李振钧的夺魁除了其拔萃的经世之才外，或许也有主持殿试的同为安徽人的曹振镛、父执读卷官卢荫溥等人的隐性助力。曹振镛(1755—1835)，字俪生，号怿嘉，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与李振钧皆为安徽人。殿试卷虽不用誊录，却仍要求弥封以防徇私，八名读卷官删选出最优十本后，方进呈皇帝以定名次。“以大学士长龄、协办大学士卢荫溥、内阁学士朱方增、吏部左侍郎杜堮、户部尚书王鼎、兵部左侍郎宝兴、刑部尚书陈若霖、都察院左都御史潘世恩为殿试读卷官”[3]380-381。八位读卷官中，除长龄、宝兴为满人外，卢荫溥、杜堮为山东人，王鼎为陕西人，朱方增为浙江人，陈若霖为福建人，潘世恩为江苏人，可谓力图做到地域上的公平。然读卷官中有三位或已知晓李振钧之为人、为学。卢荫溥与李振钧父李长森为同榜进士，其在夺魁后作《蕊榜金泥》言：“珍重师恩兼父执，白头笑为插宫花。”附自注：“卢南石师相与先大夫同登己亥京兆榜”[4]198-199。朱方增、杜堮与胞兄李振祜亦为同榜进士。“圣天子修和有夏，恺泽如春。道昭乎遍德敷文，化治乎近光保极。海隅日出，安平和亲，喁喁向化，盖歌康衢而赓击壤矣”[4]211。李振钧在此番歌颂天子治世的论述中似隐有暗示己号“海初”之嫌，此号因父李长森在赴广西任主考官的路上梦见海日初升而得，既为祥瑞之兆，或为父执兄友所晓亦未可知。因此，在观照李振钧夺魁一事上，地缘、家族的优势不容忽视。

“太湖之邑，郡属安庆，当东南孔道，民朴而士文，亦名区也”[6]395。作为清代第二位太湖籍状元兼望族之后，地缘、家族成为他的助力，同时也赋予了他更高的期待。李振钧入翰林院后，清代首位太湖籍状元赵文楷孙赵继馨和其旧作，可视为当地两大科甲世家跨越时空的文学交流活动：

卓午款荆扉，田家出未归。荷锄行得得，唤坐语依依。菊瘦酒初熟，霜浓蟹正肥。犹堪敦古处，转叹世交非。

一幅辋川图，真堪乐岁娱。未谙农学稼，尚少吏催租。驯犬知迎客，荒鸡自引雏。宦游人几许，秋思起莼驴。

地僻风犹古，年丰俗易淳。老翁谈往事，稚子乐嘉宾。竹荫炊烟绿，桑园酿酒醇。陶然邀共醉，击壤作尧民。

寒烟高树外，流水小桥西。绕屋田三亩，窥园菜一畦。饷无童子黍，食有丈人鸡。为与东邻约，相将更杖藜。

——李振钧《田家小饮》[4]89-90

曲曲池连屋，中藏太古民。尘原无处著，俗是本来淳。秋色无今古，深秋孰主宾。家贫具樽酒，还胜旧醅醇。

卅年为一世，人往水流西。旧是登临地，新添菜麦畦。老翁闲倚仗，往事说无稽。何限存亡感，沧桑事不齐。

——赵继馨《和李海初殿撰田家小饮韵》[10]

《田家小饮》组诗为李振钧道光三年（1823）于树林冲读书时所作。赵继馨在和诗中称李振钧为“李海初殿撰”，当为道光九年（1829）四月李振钧金榜题名后所和。二人虽都以太湖乡间之景为描写对象，但李振钧之作以体现田园生活的恬淡、闲适为旨，这与其优越的生活环境有关，故而他可不谙农事之苦但感田园之乐，在“老翁谈往事，稚子乐嘉宾”的温馨情境前生出“陶然邀共醉，击壤作尧民”的美好愿景。相较之下，赵继馨之作和其韵却不偕其意，“旧是登临地，新添菜麦畦”的感慨中更多是表达作者在世事变迁前的无力感。赵继馨诗艺及气象固然不如李振钧原作，但和诗这一文化活动却可见出李振钧夺魁之于太湖的文学、文化影响。

李振钧仕途中唯一可书者仅为道光十七年（1837）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其时胞兄李振祜已官至左副都御史。二人相较，李振钧难免失落。加之当时士风颓丧、吏治腐败，为人戆直的他身处其中更显另类。嘉道年间，“汉人亦志节日衰，吏治日窳”[12]。洪亮吉在上疏中直呼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矣。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及人人各得所欲，则居然自以为得计”[13]。祖籍为安徽宣城的梅曾亮于道光年间任户部郎中时作诗《偶出》，生动描绘公卿门内众生相，可为其时士风、吏风注脚：

人招我饭辞不得，登车欲赴犹逡巡。座中有客共深语，如骄似喜还疑嗔。自言文字胜契戾，连掇科第信有神。时命忽谬乃一跌，蓬山直到泥与尘。如某某者讵胜我？佹得佹失当何因。酒酣颇述得意事，召优不至惭其宾。立呼伍伯拘至席，泣言喉痛方病呻。不知官乃为身怒，纵极鞭辱宜加身。回悲送喜敬爱客，客大欢乐主意伸。闻者拊手颇称快，连啖肥炙飞觞频。酒阑语罢一哄散，仓卒未暇询何人。

——《偶出》[14]

李振钧在朝虽尚有翰林院同僚安徽人方锴引为座上宾客，“铁君公尝集诸同年于京邸，殿撰李海初先生振钧性通脱，不拘小节。公（倭仁）则践履笃实，不妄发一语。铁君公戏之曰：‘今日之宴，可谓风流才子、理学名臣并萃于吾榜矣’”[15]。但他的骄傲与耿直始终与大环境格格不入。“傲岸不羁，语言戆直，不合于时。……谓宣武坊南无之与语者，其生平落落寡合可知矣”[4]序3。渐崩的政治局势也未及让他一展抱负，恰应《过徐州题壁》所言：“我是蹇胪曾过客，碧纱不欲姓名留。”[4]153慷慨激昂的金殿策论为他赢得才子之名、状元之衔，却既未一挽道光朝的颓势，也不曾是其康庄仕途的开始。家族、地缘的期待与他的现实境遇形成的巨大落差令其四十五岁便郁郁而终，如宝鋆所叹：“后之读先生诗者，当哀先生之遇也”[4]序6。

3 从创作主体差异看李振钧之焦虑及士人多面性

激烈的科举竞争及家族、地域的殷切期待滋生了李振钧诗集中的焦虑与愧疚，这种心情在清人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若“白头困场屋，抱志终未伸”[16]、“人生中年奋迹已不早，况复场屋频潦倒。求名不遂家又贫，荏苒世间行自老”[17]者不胜枚举，亦有自叹者似“少小有大志，思得尽读古今秘书奇字，山大云多，吐文万牒，卓然成一代巨儒。奈为制举业所困，囚气璅词，猥与俗伍”[18]。即便洒脱如高咏“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19]的龚自珍亦六赴会试至及第方休。其时不少士人已看出场屋之学的弊端，“今世俗教子弟上焉者，学文章为制举业，驰逐声利之场次，则广交游习，机变自矜，识时达务，以愚乡曲。最下则顽率奢傲，张子所谓‘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者，比比而然，是可慨也”[20]。履应会试不中的陈澧高呼：“天下人才败坏，大半由于举业”[21]。概而言之，似无功名之累，便无困苦之情。举子的压力不可消解，但随之而来的政权开放性的“诱惑”又使得辈辈读书人甘愿寒窗苦读，“士之怀才抱器，毅然思有所表见于当世者，靡不由是以进矣”[22]。“先君子专精此艺，赍志以没，切心腐齿，欲博一第，以慰泉壤”[23]。

现代语境中对“状元”的阐释通常只注意其光鲜的身份，往往忽略了他们的士人精神及政治困境，“国家科第以取士，登俊也。科第之士而题其名焉，志也，劝也”[6]393。登科乃至夺魁从来不是李振钧的人生终极目标，彼时其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士人情怀不应被遗忘。“平生不愿受人怜，醒亦狂痴醉亦颠”[4]100。作为清代世家子弟、科考精英中的典型代表，李振钧承载过家族、地域的期待，经历着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经历的落第之痛，他一朝夺魁，却又因极端的士人性格而难容于官场，演绎着与众多登科者相似的默默无闻。在人生的悲喜起落之间，他深刻地体会着时代与士人群体的痛感，最终在觥筹与政治理想的互镜中萧索一生。我们应正视李振钧的举业之作与作中“举业”呈现出的创作主体差异，但也不必因其诗作鲜发政论、少关注社会现实便忽略其擅长发掘内心世界的艺术特点。他未如同榜进士龚自珍那般以心血成《己亥杂诗》名留诗史，也未如翰林院同僚倭仁一样得朝廷器重、领士林之风，这固然是李振钧人生的遗憾，却绝非是否定其人、其作的理由。他捕捉着自然界中瞬息万变的声色并将个人的生命经历、当下心绪摄入其中，一成心谱，为我们今天研究士人的多面性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源。同时，亦可见出在程千帆、傅璇琮、蒋寅诸先生对科举与文学关系的洞察创获之外，纷繁的文学现象中依然存在主体创作之文体表达的差异性，拙文或可为对前贤高论的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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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

Difference of Creation Subjects in Li Zhenjun ’s Works

Qin Wen
（College of Arts,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

Li Zhenjun,No.one scholar in the imperial exam,was a talent with a great ability to rule the country.The collection of his poems are mainly the works with exquisite emotions,few of which reflect the social reality.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of creation subjects in Li Zhenjun’s works,the famliy of the imperial exams and cul⁃ture geograhical significance play a role in prescription of subject creation,which brings the individual anxiety.

Li Zhenjun;Imperial Exam;Creation Subject

I206

A

1674-1102(2016)04-0001-06

10.13420/j.cnki.jczu.2016.04.001

2016-05-21

秦文（1989-），女，江西南昌人，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