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举业之作与作中举业
——论李振钧作品中的创作主体差异

秦文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安徽太湖籍状元李振钧在金殿对策时察微虑远，展经世之才，诗集《味灯听叶庐诗草》却多伤于场屋的幽情耽绪之作，几无反映社会现实之篇。从剖析李振钧创作中“创作主体”差异这一现象出发，可明显见出举业之家族、文化地理意义对主体创作的规定性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焦虑。

李振钧；举业；创作主体

科举制度自隋唐见雏，至明清大致完备，其作为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人才擢升的重要途径被沿用近一千三百年，以读书求进取成为其时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场屋之学与文学创作关系的问题，学界对此关注由来已久，代表性成果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皆集中探讨了唐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后有蒋寅单篇论文《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重点考察以明清时期八股文为中心的科举文化体系对文学生态的负面影响，然其所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合理性的两个命题——“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与“科第盛则文学亦盛”[1]在分析李振钧这一个案时却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对抗。清道光九年（1829）己丑科状元李振钧的举业之作与作中之“举业”看似相互勾连，实存在着鲜明的创作主体差异。本文将在爬梳李振钧作品、观照太湖李氏家学及清代中晚期政治场域的基础上，探析这一特殊现象的成因，从而见出士人之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