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倩月（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文化资源的转移对发展“非遗”产业的启示——以竹枝歌和五句子的流变为例

柳倩月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摘要】当代社会的文化产业竞争以文化资源的争夺为表征，而文化资源主要来自于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竹枝歌由巴渝地区转向江南地区，进一步演变为中华竹枝词的过程；还曾出现五句子歌由“安徽歌圈”向“湖北歌圈”传播的过程。这两个民歌文化资源的转移事件中包含着文化资源发生转移的基本规律，并启示今人,发展“非遗”文化产业应具有共享历史文化资源和自觉保护、传播文化资源的意识。

【关键词】非遗文化产业；资源转移与共享；竹枝词；五句子歌

编者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往往会导致“保而不用”的极端理想主义和“用而不保”的极端实用主义，而二者都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从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高度，对其多重价值给予具有学理性的论证，有助于树立“非遗”保护工作的科学理念，并促进公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资源的转移对发展“非遗”产业的启示》一文，以历史上巴渝民间竹枝歌向中国文人竹枝词的时空演化，安徽五句子歌圈向湖北五句子歌圈发生转移的时空演化为案例，提示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应该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在文化资源的共享上达成共识。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注意“各从其类”。《关于“非遗”保护三个基本问题的话语分析》引入文化哲学话语理论，从价值与目的、原则与措施、主体与权益等三方面，深入解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强调了“以人为本”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传统社会的民众生活的载体，它的流传与演变会随着时空的变迁而演化，所以，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有助于推进当下的“非遗”保护工作。《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一文，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口传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为案例，总结经验，提出问题，给出建议，对于各地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在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发展生态环保的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文化资源的争夺成为文化产业竞争的重要表征。今天所发生的种种争夺文化资源的事件，其实与文化资源发生转移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它说明宝贵的文化资源很难由某一个地区或群体所独占，共享文化资源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两个应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民歌文化资源的转移事件。揭示它们发生变迁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有助于说明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自觉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并共享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一是宋代以前盛传于西南地区，尤其是巴渝地区的竹枝山歌，经文人的介入，在明清之际演变为以“西湖竹枝词”为代表的江南人文盛事；二是兴盛于明朝嘉靖、隆庆年间的安徽桐城五句子歌，明清以来由安徽歌圈向湖北歌圈的转移。两个民歌文化资源的转移事件，历时千余年，横跨长江流域，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为在原生地渐趋衰弱，在新生地逐步兴盛的趋势。由于文献的跟踪记载不足，导致近代以来人们误以为西南巴渝地区的竹枝山歌已经彻底消亡，五句子歌也已经不再传唱。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的综合研究有利于澄清这种误解，竹枝歌的核心形式和五句子歌不仅仍然在民间传唱着，而且应该成为相关地区发展非遗产业时共享的文化资源。

一、从巴渝竹枝歌到中华竹枝词

传世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山歌是竹枝歌，源于巴渝地区，古人对此早已有了明确的认识。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描写蛮儿巴女唱竹枝的情形：“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1]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小引”中说自己在建平听“里中儿联歌《竹枝》”，分析它可能来自于荆楚沅、湘江间人民的迎神词，受其感染，他拟作了九首《竹枝词》。但是，他在“小引”的最后又说：“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2]，从而确认了这种民歌应源于巴渝地区。明代徐献忠在《乐府原》中也说：“《竹枝》，本出巴渝。”[3]可见，竹枝歌源于巴渝应是历史上的代表性观念。

巴渝竹枝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唐朝开始，由宋元至明清，它仍然为世人所知，踏入巴蜀大地、追踪巴人之音，也成为宋元以至明清以来文人颇为向往的事情。比如明代王士性在书信《复陈思俞》中就说：“仆幼慕栈道、巴江之胜，志怀入蜀，顾不得官中行，而出守一邑吏，每每侧身西望，未尝不在武都、白马之间也。”[4]文人们的足迹踏上西南巴渝大地，追寻自古以来就赫赫有名的蛮儿巴女之歌，他们所发现或听闻的，其实仍然还有野唱形式的竹枝山歌。宋代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云：“当筵女儿歌竹枝，一声三叠客忘归。”明代本武孟《竹枝歌》诗云：“阿郎贪唱竹枝歌，只隔巴江一线波。”清代张乃孚《巴渝竹枝词》云：“谁言蜀道青天上，百丈牵船自在游。到此长年齐拍手，竹枝声里是渝州。”清代张蕴辉《合阳竹枝词》云：“江上田家小儿女，骑牛日月饮江湄。双鬟初露垂髫影，也解春风唱竹枝。”这些文人竹枝词的描写，都能说明由宋元至明清，在巴渝大地的民间仍然传唱着竹枝歌。

近现代以来，巴渝竹枝歌并没有完全灭绝。主要的依据是文献所记载的竹枝歌的体制在今天仍然可以找到活态传承的证据。据文献记载，早期竹枝山歌的典型体制是在每句第四字后面和以“竹枝”，第七字之后和以“女儿”，这就是竹枝歌的野唱形式。被记载下来的竹枝野唱形式，有系于唐代皇甫松名下的六首七言二句体竹枝山歌和宋代孙光宪名下的两首七言四句体竹枝山歌，有明代胡震亨所谓“竹枝……有和声，七字为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儿’”[5]的说明，有清代毛奇龄的《竹枝》，直到今天的重庆、达州还有传唱此类形式的民歌[6]。明代王廷相谪任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四川，正德戊寅正月，由汉江乘船至四川阆中，所听到的巴人船歌其实就是巴人竹枝歌。他用诗歌的形式给予了描写和评价，诗云：“片舫连双桨，呕哑杂哩啰。惯听吴棹曲，羞杀阆中歌。”[7]这里的所谓“哩啰”，是形容阆中巴人唱船歌时，夹杂着“哩”“啰”之音的情形，即所谓“哩啰调”，类似于现今仍然盛传的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和声衬词的风格，其和声衬词虽非“竹枝”“女儿”，但其所处位置也正好在各句第四字之后和第七字之后，这种情形在今天的西南地区所唱民歌中还颇为普遍。比如在今天的湖南邵阳就流传一首《看到小妹捡柴烧》，又称《啰哩歌》，歌词为：“这山没得啰哩啰那山呃高呃，看到小妹啰哩啰捡柴呃烧呃。你何不过来啰哩啰相交我呃，柴不捡来啰哩啰水不呃挑呃。”[8]可见，由唐至今，有和声衬词的竹枝山歌的野唱形式，一直在民间流传，并未灭绝。

但是，在现存文学史的书写中，说起竹枝词，人们虽然认同它起源于民歌形态的竹枝歌，主要还是视其为文人诗体之一种，并认为民间传唱的竹枝歌已经灭绝。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清以来文人介入竹枝词写作的规模十分庞大，导致人们的关注焦点转向文人竹枝词，而对民间竹枝歌的关注程度大大降低。

将人们的关注目光从巴渝大地上的竹枝歌引向江南文人竹枝词的标志性事件，是元末明初杨廉夫所作的《西湖竹枝词》。杨廉夫的《西湖竹枝词》完成了将巴渝竹枝山歌转换为“泛言风土”的文人诗作的改革。由于《西湖竹枝词》一时风行天下，明代人们唱和蔚然成风，致使源于巴渝的野唱竹枝歌被雅化，并染上了浓厚的江南风格。仅仅在明代，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江南竹枝词，被记录下来的数量就已远超巴渝地区的竹枝词。比如《中华竹枝词》所辑明代竹枝词的数量，属于四川（含重庆）的仅30题，而江南地区仅仅在浙江以《西湖竹枝词》为标题的就有69题，这还不含江苏地区的明代竹枝词。再加上竹枝词“泛言风土”的体制特点，致使竹枝词的写作，在实质上还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展示与较量。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华竹枝词》中所录竹枝词遍及全国各地，扑面而来的就是一幅幅风俗画卷。竹枝词的这一特点并不是今人才发现的，明代曹学佺早就论断“竹枝者，闾阎之细响，风俗之大端也”[9]。王士禛也说：“唐人《柳枝词》专咏柳，《竹枝词》则泛言风土，如杨廉夫《西湖竹枝》之类。”[10]正是这一特点使《竹枝词》具有浓郁的地域及民俗特色，经不同地域的大量文人的介入，巴渝竹枝歌的俗唱形式经由江南竹枝词的雅化，最终演变为遍及中华大地的“中华竹枝词”。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民歌文化资源转移的事件。可以说，巴渝竹枝歌是巴渝地区民歌史上的一段辉煌，在宋代以前，巴渝地区曾经是人们追踪民间歌唱传统的西部中心，但是这段辉煌在文人竹枝词兴起之后被渐渐遮蔽了，或者也可以说，它已演变为中华民族共享的文人诗体。

二、从安徽桐城歌到鄂西五句子

在活态传承的五句子歌被大量发现之前，人们主要以文献为据，认定五句子歌在明代中期开始流行，此后渐渐消亡。事实上，五句子歌的生命力非常强大，至今仍然盛传于民间。只不过，它的核心传唱区域，由明朝时期的安徽歌圈，转向了今天的湖北歌圈。

据现存文献，五句子歌的原生地应为安徽桐城，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开始流行。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里衖童孺妇媪之所喜闻者，……后又有《桐城歌》《挂枝儿》《干荷叶》《打枣干》等，虽音节皆仿前谱，而其语益为淫靡，其音亦如之。”[11]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说：“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12]两则材料互文，说明安徽桐城歌流行于嘉靖隆庆间，其时已经广及两淮和江南地区。明代所谓“桐城歌”的主要样式就是五句子歌。冯梦龙所辑《山歌》卷十中所辑入的24首“桐城时兴歌”中有23首都是五句子歌；李子汇所辑《风月词珍》中辑入的52首“时兴桐城山歌”也是五句子歌；晚明戏曲选集《乐府万象新》中辑入了14首五句妙歌，其中有5首和《风月词珍》中的“时兴桐城山歌”几乎完全相同[13]。这些都说明“桐城歌”以五句子歌为代表，在明代的确十分流行。

还有一些相关史料甚至能证明桐城五句子歌的流传走向。由于安徽桐城和江西弋阳在地理位置上紧邻，在嘉靖、隆庆期间，桐城五句子歌就已经在江西流行了。比如《大明天下春》中收录的14首《弋阳童声歌》和32首《时兴玉井青莲歌》五句子山歌，都是属于流传于江西的五句子歌。通过歌词文本的对照，可以发现江西弋阳五句子歌的来源就是桐城五句子歌，《弋阳童声歌》第一首歌词“时人作事巧非常，歌儿改调弋阳腔”便是证明[13]。

然而，明朝中期以来如此盛行的五句子歌，在清代及近代文献中却记录甚少，在人们熟知的民歌集如《粤风》（李调元）、《粤讴》（招子庸）、《再粤讴》（香迷子）、《白雪遗音》（华广生）、《霓裳续谱》（王廷绍）、《新镌南北时尚丝弦小曲》（王君甫）、《越谚》（范寅）和采录的部分民歌的笔记及诗文集中，以各种时调小曲及四句山歌为主，五句子歌的收录极为罕见。1922—1926年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时调大观》（野鹤道人）、汪静之编《白雪遗音续选集》、西谛编《白雪遗音选》中也没有收入五句子歌。正因为相关文献记录不足，人们便以为五句子歌失传了。然而，民间口头歌唱传统的稳定性又怎能因文献的记录不足而加以否定呢？当代学者江明惇所说的在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还有一种五句体的乐段结构”[14]，就是指仍然在民间流传的五句子山歌。学者梁前刚在查阅了数百种各地《歌谣集成》及与100多位全国各地的五句子爱好者的互教互助中，发现五句子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鄂南山区、大别山区流传较为广泛，最突出的是形成了以湖北为中心，环湖北地域的五句子歌圈，并且沿长江发展到了上海；向南、向北也有所发展，南方稍多，北方较少”[15]。基于当代学者们的田野调查，得到的结论就是五句子歌至今仍然在中华大地上被民众歌唱。

今天所谓湖北五句子歌圈的核心区域，尤其以湖北西南部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最为突出，堪称为当代湖北五句子歌圈核心区。徐开芳、王月圣等人所编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歌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田发刚编著的《鄂西土家族传统情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甘武、曾楠等主编的《恩施市民间歌曲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丽红、甘武主编的《恩施市太阳河山民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歌集中都有大量经田野考察得来的活态五句子歌便是证明。另外，虽然在梁前刚所列的当代五句子歌较集中的地区中没有安徽桐城，这也并不意味着安徽桐城区域就不再传唱五句子歌了。安徽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做了大量搜集、保护、研究“桐城歌”的工作，叶淑、张志鸿主编的《桐城歌》一书中就收入了不少活态流传的桐城五句子歌[16]，它们已被纳入“桐城歌”的整体，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通过与民歌直接相关的文献史料难以确证为什么五句子歌会从明代的安徽歌圈转移到今天的湖北歌圈，但前文说安徽桐城歌在嘉靖、隆庆期间就已经流行于两淮及江南地区，这是它往北和往东流传的线路，往西南的线路则是江西。明清时期的湖广东部，正好与今安徽、江西接壤，将三省贯穿为一个经济文化整体区域的则是长江航道，说明桐城五句子完全具备向湖北流传的条件。由安徽桐城，顺长江航道西行，先后经江西弋阳、鄂州、岳阳、武汉、荆州、宜昌，继续西行便是巴东、奉节，就在这一段长江流域地带，今天的民间仍然传唱着五句子歌。在巴东以西、奉节以南的夹角地带，是今天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北部，人们对于五句子歌的热爱程度超乎想象，笔者在该地的太阳河乡进行了田野考察，发现不少不识字的农民，也能随口唱出多首五句子歌。

笔者曾经猜想，会不会安徽桐城的五句子歌本来是受到了湖北五句子歌的影响才形成，而由于湖北五句子歌传唱的文献记录不足，所以才导致了人们认为安徽桐城才是五句子歌的起源地？这种五句子歌的流传走向为由西向东的猜想缺乏证据，相对而言，由东而西的流传走向更具有合理性。因为除了长江航道可以贯通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生在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移。大面积的移民不仅使四川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使与各水道、陆道相毗连的地域发生了文化的变迁。比如湖广、安徽、江西人口的西移，都在整体上导致了民歌传唱习俗的西移。五句子歌完全有可能随着这样的移民进程，从长江中游顺水而上，或沿古盐道由东至西传播。

三、文化资源的转移与文化生产

由唐宋时期颇具盛名的巴渝竹枝歌，到明朝以来演变为江南文人竹枝词，以及明朝中晚期盛行的安徽五句子歌圈发展为当代的湖北五句子歌圈，这两个值得深入解读的文化资源转移事件所引发的思考，对于正确处理好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两个民歌文化资源转移事件发生的原因其实非常明确。第一，必须有地缘相邻、交通便利的条件。巴渝竹枝歌向江南地区的转移及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享的诗体形式，与长江流域的水道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峡江行舟之歌本身就是巴渝竹枝词的代表。在巴楚与吴越之间，通过长江水道行舟是最通常的线路，巴渝竹枝歌由长江流域中上游顺水而下完全具备条件。同样的道理，桐城五句子歌能向西流传至今天的湖北西部，不仅流传地域之间有密切的毗邻关系，同样也有水、陆交通提供了经济和文化往来的便利。第二，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往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刘禹锡对巴渝竹枝歌的拟写就引起了文人对竹枝歌的关注。明代以来引发人们对“西湖竹枝词”的追慕，关键还是有杨廉夫这样的著名文人的介入，自杨廉夫《西湖竹枝词》出现起，人们心目中的巴渝竹枝歌的地位便开始被江南竹枝词所替代。同样，人们之所以能认定五句子歌的发源地在安徽桐城，所依据的正是像冯梦龙这样的知识分子做了大量记录与整理的工作。当活态传唱的五句子歌在湖北西部通过文人学者的田野调查被大量发现之后，人们也才可能找到明代流行的桐城五句子歌与今天的鄂西五句子歌之间的内在关联。

正由于竹枝歌和五句子歌在历史的变迁进程中发生了文化空间的转移，所以它可以成为相关地域发展文化产业的共享资源，所谓“你的”或“我的”的观念应该抛弃。文化资源是当今社会发展文化产业、拉动文化经济的重要资本，为了经济利益，人们对于文化资源的地域独占意识往往会增强。但是，由于文化资源的生成和积淀是长期的过程，它常常会发生地域上的流变，所以形成共享文化资源的自觉意识也很重要，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与传承、开发工作由曾经的单干到现在的尽可能联合申报，也说明共享宝贵的文化资源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通过以上的分析还可以看出，在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希望拥有宝贵的文化资源，必须关注文化资源的历史演变及传播走向，从而与相关地区共享文化资源，这样才能使文化资源最大程度地增值。

历史上发生的文化资源转移事件也说明，代表着某种时代潮流和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引发文化资源发生重大转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拥有某种文化资源的地区，应该涌现出一批具有这种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将各种文化形式记录在案，使某段文化的历史成为铁证也是自我证明的关键。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共识并付诸实践，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为未来的社会保存更多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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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贤忠

Inspirations on the Transfer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Industry —Taking the Evolution of Zhuzhici and Five Sentence Songs as Examples

LIU Qian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China）

Abstract:Contemporary cultural industry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ultural resources. Cultural resources mainly come from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Zhuzhici from Ba-yu was transferred to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for 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Zhuzhici, five sentences song from Anhui song circle to Hubei song circle. These two events contain a basic law of cultural resource transfer. In order to develop intangible cultural industry, we should learn to share cultural resources，protect and inherit them conscientiously.

Key words:the intangible cultural industry; transfer of resources and resource sharing; Zhuzhici; five sentence songs

作者简介：柳倩月（1970—），女，湖北恩施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明清以来湖北恩施地区民歌形态与源流研究”（项目号：2013-570）；湖北民族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鄂西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的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号：MY2014B045）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9-08

中图分类号：F5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04（2016）01-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