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录

深度报道：全媒体时代报纸的自我救赎之路

文/马录

全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阵地不断被新媒体蚕食，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的安身立命之本仍然是做好新闻的内容，放大和加强文字适宜深度传播的优势，提高深度报道的品质可谓不二的选择。

报纸前途；深度报道；信息传播

千禧年以来，关于报纸前途的探讨成为一种时尚，唱衰报纸的论调此起彼伏，而唱衰论者无一不归咎于蓬勃发展的新媒体。从表面看也似乎的确如此，2014年国内有学者把这一年称为“中国媒体融合元年”，原因是继 2011年网络广告规模首超报纸之后， 2014年互联网与移动增值市场份额一举超过传统媒体（报纸、电台、电视、杂志）市场份额总和。同时，根据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消息，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5.55亿，使用率为83.1%，其中手机新闻用户规模为4.6亿，使用率为77.4%。也就是说，无论从广告市场还是受众规模，报纸的阵地已经不断被新媒体所蚕食，报纸由大众传媒逐渐趋于小众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论是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还是像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企业跨界媒体领域，新闻传播都呈现出“内容＋技术”的世界性潮流。在这场内容与技术相互融合的变革中，技术的发展使内容传播呈现出长尾效应，内容的品质使得技术发展如虎添翼。只是，新媒体需要的内容更加广泛、多元，除去信息的可传播以外，还要求内容的可参与、可游戏、可交易等等，使每一条信息在各个可能的方向上深度延展。做好新闻内容依然是无可替代的王道。

一、深度报道是碎片化传播下的高标需求

自从有了互联网，便有了新媒体、全媒体、自媒体、众媒体等等新概念，媒体的多元化带来了信息爆炸。信息太多，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

打破了媒体信息垄断的壁垒，社会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渐行渐远。缺点是信息的准确性、可信性在大大下降，假消息假新闻满天飞，骚扰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危及公共安全。

●“网上看信息，报上求真相”的怪象

美国有本书叫《流言心理学》，作者奥尔伯特·波斯特曼提出了一个流言传播法则公式：R（流布量、强度）＝I（重要性）×A（暧昧度）。就是说，越是重要的信息，如果传播的态度越暧昧，关于它的流言的流布量和流布强度就会越大。2003年的“非典”之前，我们国家就是这样，很多事不公开，直到传得满城风雨了，才出面澄清。所以，“非典”之后我们有了“预案”和各级政府普遍的“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是，重大公共事件之外，日常生活中网络上的不实信息还是很多。于是，很多传统媒体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威性做一些辟谣工作，如《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栏下语即“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在网络媒体疯狂增长而相关监管措施远远落后的情况下，信息的准确性、可信性大大下降的同时，人们对传统媒体对报纸新闻信息之准确性、可信度要求却在大大提升，于是出现了“网上看信息，报上求真相”的奇怪现象。

●海量信息涤荡后的深度传播需求

根据腾讯企鹅智库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网络媒体的未来2014》数据，现在人们每天在床上、等候或乘坐交通工具、学习或工作、休息和闲暇、上卫生间时，浏览移动媒体信息的时间分别为25.8%、16.7%、9.6%、6.8%、44.9%、27.5%。可见，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虽然使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获取信息，但是获取信息的场景却在不断变化，从而形成碎片化传播模式，进而培养着全民碎片化的接受习惯。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任何传播新门类的出现都是随着传播介质的更新而出现的，虽然介质的不同决定了传播方式的不同，但是每一种介质的出现都有其符合人类特殊传播需求的优越性，只要这种优越性不能被完全替代，它就有在传播阵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理由。报纸携带的简便性、留存的稳定性在经受网络海量信息的涤荡后，其优越性更为凸显。第一，网络海量信息传播带来的选择困难，使报纸的简捷选择显得更加清丽脱俗，大量网络“头条”的出现便是明证。第二，网络海量信息下的碎片化传播，使报纸便于反复阅读的深度传播显得更加厚重成熟。

二、纯文字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深度表达方式

新媒体环境下，报纸的优势只能皈依“新闻纸”本身，一是上述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二是文字本身的传播特性。

报纸的优点是携带的简便性，内容传播的相对及时性、丰富性、参与性。这些在新媒体面前几近消解殆尽，究其原因，是这几个特点不是报纸的天然特性，是时代赋予的后天特性，很容易被后来者取而代之。那么报纸本身天然特色是什么？是纯文字的传播过程。

文字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此只能简而括之地探讨。文字作用于人类的意识，是“抽象——具像——抽象”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人们用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特定抽象符号（中国象形文字尤其如此），根据这个特定抽象符号人脑中会出现一些与之相关的具像图像，这些图像经过大脑的重新排列组合，总结归纳成受众的自我意识，重组为变化了的抽象文字符号，如此往复，完成阅读的过程。因为每个人的身份、环境、文化素养的不同，同一段文字一百个人看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印象、结论，甚至同一个人看同一段文字，由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也可能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其所以抽象就是它所传播的内容有一个在人们头脑中二次加工的过程，这个结果有无限的延展性，从而产生无限多的可能性，也就是内涵上的极大丰富性。这是具像的图片、视频所难以

企及的。所以，文字适合反复阅读，给人思考的空间，这样的传播过程比看视频这样纯粹的具像过程来得更有深度。有人说“聪明人读书，笨蛋看电视”就是这个道理。

文字传播的深度优势，在新媒体产生之前就在报纸上天然存在，只是在没有新媒体大规模竞争之前，这个优点还不那么显性而已。由此，报纸未来发展的主流一定是放大、加强文字适宜深度传播的这一优势。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已然走在前列，减少稿件条数增加稿件深度，成为版面上的新常态。

三、深度报道是更加高标的传播

深度是高标准的传播。在信息碎片化的喧嚣中，需要保持独立的精神，在众声喧哗中坚持真理，考验的是新媒体环境下报人追索梦想的定力。

●深度的意识：抵制片面化的新闻范式故意

互联网催生的最重要产品是新媒体与无以计数的自媒体，以往只被传统媒体垄断的舆论高地成了人人可以发声的广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人们在高呼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被泛滥的信息所困扰。为了求快，求吸引眼球，甚至别有居心，大量网络信息只反映表面现象、片面现象、反面现象，如此种种甚至有演变成为一种新闻范式化的故意。

作为传统媒体的排头兵，报纸必须坚决抵制这种“故意”，坚守新闻的道德高地，以专家的眼光、文学家的笔法来采写新闻，编排稿件。《南方日报》原总编辑杨兴锋，曾以这张报纸的定位语 “高度决定影响力”为名主编过一本书，旗帜鲜明地强调“高度”，把深度报道的内涵上升到文化层面，诠释媒体的道德自律与社会责任。

这种责任不仅是让新闻带给受众感官愉悦，更要带给受众思考的空间，进行社会的监督、给党委政府提供建议。思考社会前进中的积极方向，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监督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推进中的公平、正义；通过思考调查，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办法、思路。

●深度的作风：现场是永恒“王道”

习近平主席在杭州G20峰会上讲，做事要当“行动队”，不能当“清谈馆”。深度报道就是如此，需要记者永远冲到新闻事件最前沿，下到生活最底层，通过现象揭开真相，发现本质，探寻真理，因为真相、本质、真理从来不会明晃晃地站在那里，甚或还会以种种假象掩人耳目。

首先，需要细致入微的探索精神。深度报道涉及的问题之所以“深”，是因为它往往埋藏在一个个简单的事件、现象的背后。只有先发现这些现象，然后抽丝剥蚕搬开假象，才能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新闻界曾广受好评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都是如此。

其次，需要保持好奇之心。这是新闻学的一个常识，不过在实践过程中，记者这样一个类似社会活动家的职业，往往因为见多识广反而容易思维纯化嗅觉麻木，好线索很容易从眼前“滑”过去。所以，一个好记者要保持恒久的好奇心。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搞局长接待日，报道往往是今天多少多少局一把手到了现场，接待了多少人，解决了多少问题，被解决的群众如何如何。程序性的东西太多，把重要的线索都埋没了。其实，只要好奇心重一点，其中深度选题很多，什么问题最集中？什么样的人群反映问题最集中？哪个局委办的问题最集中？通过几轮接访，哪方面的问题反映量下降最快，哪方面基本没有变化？这些都可以反映出社会矛盾焦点之所在以及如何解决矛盾才更有效等等，对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导向极具参考价值，而这正是党报责任所在。

再次，需要现场意识，永远站在新闻最前沿。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篇全国甚至全球知名的新闻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报道邓小平南巡，报道一出，迅速平息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不但为特区建设正名，也为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报道的采写者是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在回忆这篇稿件采写过程的时候，他说，“我在采访中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尽量往前挤、往前靠，离小平同志越近越好。尽管论资排辈我该站得远远的，但是那样怎么能听清楚小平同志的每一句话，捕捉到每一个细节呢？”

这是记者善于抢现场的一个典型。其实，抢现场依然是一个新闻采访的常识问题，但也是许多记者尤其是当下年轻记者常常做不好的问题。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日益发达，使很多记者习惯于用微信、QQ、电话进行采访，这么做的最大问题是记者采访的永远是间接现场，接受的是间接感受与认识，很难形成现场共鸣，表述时就生涩、不流畅，笔者称之为“磕吧体”，可读性尚且不能保证，更不要妄谈深度。更有甚者为了弥补“磕巴”会进行“理所当然”的想象性叙述，违反新闻职业道德，致使假新闻泛滥。因此，现场的意义对于新闻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萝卜快了不冼泥”的碎片化传播氛围当道之时，在现场一定是新闻采写的“王道”。

●深度的文风：做好表达的“潜伏”者

报纸新闻作品最终要落实到字面上，所有的采访、思考都要通过写作来完成，文风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稿件的深度。

中国的党报常被人诟病为“假、大、空”，为什么？

一是没有细节。主要是前期采访不深入，问的不到位，不在现场，没有鲜活的素材可用，把消息写得像言论，把通讯写成流水账。实际上，优秀的新闻作品都是采访笔记比成品要长要多，思路梳理到哪里哪里就有可以信手拈来的事件、人物、细节、观点乃至采访前后收集到的背景资料，而且可以优中选优。这在很多优秀报人的传记中都被反复提到。

二是官僚口吻。主要是习惯了浮在会议上、文件里，把官话直接拿来当新闻，一副教育人的口气。从受众心理来讲，“平等”是每个人的天然需求，没有人愿意被没来由地教育，因此官员式的“教育”写作应该列入新闻禁忌。

更进一步地讲，这里还需要探讨新闻作品中“记者”的站位问题，就是记者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在新闻作品当中。《参考消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面的新闻几乎都是外电，在这些稿件中很少能看到中国报纸中经常出现的“记者看到”“记者来到”“记者认为”这样的字眼。为什么？因为记者一旦在报道中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受众就会认为报道中说的只是记者的观点，可能会有偏见。西方新闻学讲求“新闻自由”，其所罗列的都是新闻当事人的意见，而不是记者的看法。所以，成熟的记者不是自己跳出来发表意见，而是要让自己“潜伏”其中，通过新闻素材的取舍，以新闻当事人的行动、思想来诠释记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只有两种情况下例外，一是署名的新闻评论；二是当记者成为新闻当事人，其行动、语言成为新闻元素，比如体验式新闻、暗访式新闻、问答式新闻等。因此，笔者个人观点是除去新闻“电头”外，新闻作品中要尽量消灭“记者”这个词。

三是没有自己思想。这样的新闻大多只写程序，很少关注具体内容，人云亦云，只当传声筒，而且这样的新闻充斥在党报各个版面，除去意识、作风、文风以外，这与体制有关，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马录，《长春日报》专职编委，高级记者，长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责任编辑 董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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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784/j．cnki．22-1299/d．2016．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