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21）

两宋时期杭州丝绸对外贸易情况探究

李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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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2013年提出的国家级顶层战略，分别指的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从这一战略构想提出以来，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词。因为运输方式不同，路线不同，丝绸之路实际上被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自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它是我国古代中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至于唐代，由于国力的强盛，中外的交流贸易空前繁荣起来，胡人、胡商不仅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日本、朝鲜、印尼等国家也与中原交流也频繁起来，海陆丝绸之路双星闪耀。由唐至宋，由于军事实力不如前朝，对西域毫无控制力，因此，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凋落，而海上丝绸之路则蓬勃发展。靖康之役后，宋室南迁，定都杭州，杭州地区不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继河北、四川之后的重要的丝绸中心区域。这一时期，作为丝绸之府和重要对外贸易城市的杭州，究竟对外丝绸贸易情况如何？杭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又占有怎样的地位？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些探索。

1　杭州的地缘环境和港口建设

在宋代，杭州是全国重要的海外贸易城市之一。而这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境内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杭州境内的钱塘江、太湖两大水系与省内省多水系连接，经过开拓与疏浚，已形成了便捷的内河航运。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杭州成为南北水运大动脉的南端终点，南北货物聚集与杭州，杭州内河港口的运输盛况空前，对于杭州内河运输的忙碌景象，我们可从日本僧人成寻的笔下窥见一二：

“着抗州凑口，津屋皆瓦葺，楼门相交。海面方叠石高一丈许，长十余町许，及江口，河左右同前，大桥亘河，如曰本宇治桥，卖买大小船，不如其数。回船入河十町许，桥下留船，河左岩家皆瓦茸，无隙，并造庄严”。①【日】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版，第21页

当时成寻从宁波登岸，走水路经绍兴第一次来到杭州，他看见河道内舟揖穿梭不绝，两岸屋舍齐整，店铺林立，发出如此感叹！

杭州的内河航运往不息，而海外贸易也一派繁荣景象。自吴越国时期，杭州作为首府不仅是繁荣的工商城市，而且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特别是钱塘江中罗刹石凿平之后，航路畅通，杭州湾“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②《五代史补》卷五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宋朝专门在杭州港建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宋会要》：“初于广州置司……后又于杭州置司。”北宋时，杭州、广州、明州三处的市舶司合称“三司”，是当时主要的贸易港。

宋王朝对杭州非常重视，端拱二年（959年）还一度宣布它为全国唯一的国内海船出海贸易港口。后由于明州港口以及宋与高丽关系的一度紧张，杭州市舶司一度被撤销，又几度被恢复，直至南宋定都杭州之后，由于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市舶司利润丰厚，再次恢复杭州市舶司，杭州升为临安府后，杭州市舶司也改成临安府市舶务。至此，杭州市舶司的设置终于设置稳定下来。

两宋的市舶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而其权力较大。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办理手续，才能启航。否则一经查获，货物即被没收，船主必受惩罚。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时，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

“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海外贸易的发达，增加了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北宋九朝，市舶司岁入最高额是英宗朝（1064～1067）的六十三万贯铜钱③《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南宋高宗末年，岁入达到二百万贯①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海外贸易对国家财政收入起着重要补充，宋廷大力鼓励海外贸易，设立市舶司，管理外商船在中国的贸易活动，招徕外国商人互市。而这一切都为杭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贸易城市，创造了良好条件。

2　两宋时期，杭州的丝绸产业发展情况

杭州丝绸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46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经过十国时期的南唐和吴越国的大力推广，杭州丝绸到了宋代，出现了迅猛的发展势头。

北宋时期，朝廷在北方、四川传统的丝绸中心设立地方性官营织造机构，公元995年，在杭州设立官营织室，这表明这一时期的杭州，已经成为蚕桑丝绸生产的主要区域。除了官营织造，北宋时期，杭州的民间桑蚕丝绸产业也不断发展，比如杭州的富阳，就有文献记载：“地狭而人稠，土瘠而薄收，通县计之，仅支半岁，半岁所食，悉仰商贩”，因此“此邦之人，重于粪桑，轻于雍田。”以致“冬田不耕，一枝之桑亦必争护”。在杭州蚕桑业已经普遍成为人们的副业。蚕桑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杭州丝绸业的繁荣。

北宋，沿袭了唐代的两税法，夏税以缴纳丝以及丝绸为主，杭州所在的两浙路输纳的丝绸数量不但庞大，而且逐年增长。除了赋税之外，朝廷还推行向百姓预买丝绸的“和买”制度②“和买”是宋代丝绸贸易中存在的一种制度，广义上说是官府向民间购买物品，狭义专指官府想民间购买丝麻产品。，根据《东坡奏议》记载，仅元丰四年（1081年）杭州就“合发和买绢达二十三万一千匹”，足见杭州丝绸生产之盛。

北宋的杭州丝绸业，虽然已具备一定规模，但是在工艺水平和精美上仍不可与黄河流域以及四川地区相抗衡。比如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向宋索要绢，一千万匹。“朝廷至是尽发内藏、元丰左藏库所有，如数应付”。金人嫌浙绢轻疏，全部退回，强令换成精美的北绢。在北宋，高档的丝绸产品生产区仍然是在黄河流域和四川地区。而杭州丝绸，甚至整个江南丝绸无论在数量还是工艺上，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心，则要在南宋之后。

公元1138年，宋皇室南迁，定都杭州。随着皇室的南迁，大批丝绸业的能工巧匠也被带到江南，杭州丝绸业的技术水平也进一步成熟。

由于杭州被定为南宋都城，因此为皇室服务的中央织造机构也设置在此，主要有少府监下属绫锦院、染院和文思院、文绣院等，大大加重了杭州官营丝织业的比重。一般来说，官营织造代表了丝绸生产的最高水准。

另一方面，南宋时期，杭州丝绸的生产规模较北宋又有扩大。除了由临近的婺舟和徽州拨给部分丝绸之外，每年杭州还要缴纳夏税：九万五千八百十三匹绢，四千四百八十六匹绸、五千二百三十四匹绫，五万八千五百二十一辆和预买本府绢四万三百九十九匹，绸七百九十五匹。江阴郡和买绢七十二匹③乾道《临安志》卷二《赋税》。杭州丝绸生产规模可见一斑。

丝绸业的兴盛，朝廷对工商业的重视，加之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宋代杭州丝绸业，尤其是南宋，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商业活动极为频繁。《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了杭州城中的29个行市，其中丝锦市、生帛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绢市、银朱彩色行等6个行市都是出售丝绸或者与丝绸衣物有关的市集。在这些市集里面矗立着很多的丝绸商铺。宋代文人吴自牧在《梦粱录》记载，杭州城自淳祐年有名气的106家商铺中，有局前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纽家彩帛铺，水巷口徐家绒线铺，清河坊顾家彩帛铺，三桥街柴家绒线铺，沿桥下生帛铺，铁线巷生绢一红铺，共九家直接出售丝绸和丝绸半成品的。与丝绸有关的有：保佑坊前孔家头巾铺，市南坊沈家白衣铺，抱剑背街李家丝鞋铺，升阳宫前季家云梯（头）丝鞋铺，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等约十九家。与前九家合计为二十八家，占总数的26.4%。由此可见杭州丝绸产品消费之盛况。因此吴自牧又说杭州处处有彩帛、绒线等铺。

杭州不仅销售本地所产丝绸，作为北宋时期的东南第一郡，以及南宋时期的都城，丝绸商贾在此云集，不仅将外地的丝绸贩运到杭州，也将杭州丝绸出售到全国各地，这从文献记载的商人税务情况便可窥见一二。天圣元年（1023年），“据杭州状，富阳县民蒋泽等捉到客人沈赞罗一百八十二匹没纳入官，支给赏钱。省司看详条贯，婺州罗帛，客旅沿路偷税，尽纳入官，即无条件支告人赏钱。”这是发生在杭州境内的贩卖丝绸偷税案件，这类案件也时有发生，如孙姓商人在杭州向萧山的郑旻买纱，发现郑旻偷税的纱就有几万瑞，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宋代杭州丝绸的贸易的发达。

而杭州丝绸贸易的繁荣，丝绸商人活跃，加之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提倡，则促进杭州丝绸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3　两宋时期，杭州丝绸的对外贸易

两宋时期，因为军事实力颓败，每年不得不给辽、金、西夏等国输送大量的岁币以换取边境的和平。这就使得宋朝廷不得不开辟财政来源，重视丝绸贸易。而有宋一代，西北丝绸之路被阻断，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尤其是宋室南迁之后，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要的对外贸易通道。杭州，是当时东南地区主要的丝绸集散地。而且由于杭州地处海陆交通和运河航运的枢纽，贸易条件得天独厚，因此宋朝廷很早就在此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杭州位于钱江将入海口，西端与日本、高丽相距较近。两宋时期，与这两个国家贸易往来频繁；南宋时期，杭州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与成为南海诸国朝贡、贸易地点。

宋代与日本的丝绸贸易。因为浙江沿海港口距日本相对较近，所以很多商人从杭州或明州出发，前往日本。当时日本需要的锦、苏枋、香药、茶碗等物货物，商人们输入的大体就是这些货物。比如，1028年，福州商人周文裔在给日本敬献的货物中，有翠纹花锦1匹，小纹丝殊锦1匹，大纹白绫锦。1185年，“有唐锦十端，唐绫、绢、罗等百十瑞……等运往日本”，而这些丝绸被献给了白河法皇。日本现在还保存的道元缎子和大灯金澜，都是南宋时期的丝绸，其中不乏杭州丝绸。

宋代与高丽贸易。杭州商人前往高丽，大都走海路，可以直接从杭州出发。而元丰之后，杭州商人则改为明州出海，南宋时，由于与辽、金关系紧张，规定“杭、明州不许发舶往高丽，违者徙二年，没入财货。”但是因为海外贸易利润丰厚，地方官员也多轻罚了事，贸易不绝。而高丽地方“不善蚕桑，其丝线织紝，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可见高丽丝绸业所需原料，其中一部分要依靠丝绸贸易从杭州等地区输入。

宋代与南洋诸国贸易，《梦粱录》里说“杭州海商到南洋贸易自泉州，便可放洋”，较为便捷。《诸藩志》记载的与之进行丝绸贸易的占城（今越南境内）、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一带），单马令国（今泰国、马来半岛一带），这一区域的很多国家不仅喜爱丝绸，而且由于自身没有精巧的染织技术，主要依赖中国丝绸，入真里富（今泰国东南岸）国：“其所用绯红罗、瓦器之类皆本朝商舶到彼博易。”

两宋时期的杭州丝绸业，蓬勃发展，成就了其丝绸之府的美誉。而以杭州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陆路、水路以及海洋的交通网络，联通了全国主要的商业城市，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其他货物输入杭州，在借由海陆贩卖到海外。同时这些网络也是双向的，海外诸国贸易商品到达港口后，又源源不断流向杭州，巨大的地缘优势，以及自身手工业、商业的发达，使得杭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的商业城市，也是宋代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城市之一。从这里出发，无数的中外商人、外国使团将大批精美华丽的丝绸装载到海舶上，满载着财富在广袤的大海上竞相远航。因此杭州，也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的重要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