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昭鑫（1995.08-），男，汉族，北京人，本科在读，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专业方向：公共事业管理、经济学。

摘要：“二战”以来，巴西的通货膨胀严重。从巴西奇迹到雷亚尔计划，巴西政府无不体现出了治理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心，但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能准确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即使短暂的降低了通货膨胀，也会付出经济滞涨的惨痛代价。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不仅是巴西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旨在透过二战以来巴西在反通货膨胀上的经历经验，通过计量方法，解析巴西雷亚尔计划前后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探索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之道。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巴西；VAR模型；中国经济

一、“二战”以来巴西反通货膨胀及经济发展概况

巴西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折磨，通货膨胀既成就了巴西奇迹，也让巴西经历“失去的十年”。自二战以来，巴西反通货膨胀的抗争从未停止，可将分成五个阶段来探讨，这对问题的分析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二战后到1973年：在摸索中前进

通货膨胀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58年，当时的巴西政局动荡、物价上涨，但是初次面对这种状况的巴西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施。直至1961年，面对已经发展成为恶性膨胀的局面，政府才被迫探索性的实行温和的货币扩张政策，实现金融活动指数化。然而事与愿违，货币政策非但没有抑制住通货膨胀，反而使物价在3年内上升了90%，进而导致军人发动政变，政府倒台。

为了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巴西于1964-1967年开始实行种种管制和紧缩政策。在这期间，1967年推行的“货币修正法”成为了亮点。货币修正法是一种指数制，在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策根据一定的指数对几乎所有的金融债券实行货币修正的调节办法，补偿企业和个人由于货币贬值而遭受的损失这种办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在投资和储蓄两方面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巴西实行货币修正法之后，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观，通货膨胀率由1964年的91.9%，下降到1967年的16%，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提高。

1967-1973年，政府班底大改，与传统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相比，新的政策认为15%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新政府强调经济增长及灵活运用贷款和税收的政策，出乎意料地引起了经济繁荣。从1968-1973年，巴西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长10.1%，而同期物价总指数稳定地从每年的25%下降到16%。巴西经济从稳定型转向高速增长。

（二）1974年到1979年：动荡时期

1973年，国际石油大幅度提价，这对石油严重依赖进口的巴西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但巴西政府仍未将重点放在稳定物价上来，而不惜大规模借债来继续其发展速度。这导致1979年货币供应量增加73.6%，当年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3位数，达到110.2%。这也为随后的落寞埋下了伏笔。

（三）1980年到1994年：失去的年代

这一阶段巴西的通货膨胀主要为债务危机所引发和加重。1978-1980年，进口费用急剧增加而出口受阻，加之国际贷款利率直线上升，使得巴西的国际收支逆差迅速增加。为了弥补逆差，巴西不得不大量举债。结果由举债发展变成举债还债，由良性循环变成恶性循环。巴西政府为了治理宏观经济环境，降低通货膨胀，不断抛出经济计划。到1994年止，相继出台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有：克鲁扎多计划，克鲁扎多计划Ⅱ、布雷赛尔计划、夏季计划、科洛尔计划、科洛尔计划Ⅱ和雷亚尔计划。除雷亚尔计划外，这些政策虽然都短暂的发挥过作用，但都因为仅仅着眼于表面上降低通货膨胀或者是与国家发展模式不匹配等原因相继宣告失败。通胀率在1990年暴增至2947.7%且这样的恶性通胀状况一直持续到1994年，巴西连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严重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巴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其中五年出现了负增长。

（四）1994年至2009年：站上了新的台阶

1994年的雷亚尔计划，是巴西抵抗通货膨胀的重要里程碑。雷亚尔计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减少公共部门的财政入手，设立了一项紧急社会救济基金，用于社会各部门的支出，避免造成预算外支出，从根本上解决了财政赤字的问题；其次采用了新经济指数—实际价值单位（URV），将URV与美元绑定，以反映物价真实水平，并将其作为工资、服务费用变化的依据。稳定民心，有效的阻止了通货膨胀恶化的惯性；最终将实际价值单位变为正式货币雷亚尔，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这使巴西的通胀率从1993年底的2500%下降到1998年底的2%左右。

当然，通货膨胀的降低是有代价的，固定汇率导致了国际收支严重失调。大量流动资产逃离市场。不过这也促使了国家推动经济的结构性改革，1999年1月18日，巴西央行发表公报，宣布雷亚尔兑换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至此，雷亚尔完成了从钉住美元到完全自由浮动的转变。同年6月21日，卡多佐总统宣布巴西将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

自此之后，巴西政府一直沿用着紧缩型货币政策，扩大汇率，增加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较低范围内，正如图2所示，国家总储备占外债总额比例的不断提高和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的不断降低，使国家的金融市场环境变得更加稳定，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国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也随之加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巴西实体经济影响非常大，但得益于危机前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提升以及危机中政府的应对政策与措施，使巴西成为全球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五）2010年至今：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

自2010年以来，巴西国内通胀率一直高于通胀目标。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带动其国内需求非常旺盛，中产阶级的需求也逐年上升。但巴西产业体系不健全，产品供应不能满足需求，这样极易导致通胀。此外，巴西宏观经济监管系统又会在经济增长率达到一定水平时采取遏制措施，发行大量货币，再次加剧了通胀。2015年世界银行下调巴西年经济增长率为1%，在巴西政府紧缩财政的境况下，巴西投资疲软，贸易逆差大，增长缓慢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巴西深陷“高通胀、高利率、负增长”的困境。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当地时间11月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份，巴西过去12个月的年通胀率高达9.93%，逼近两位数，创2003年以来新高。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上升，物价暴涨，民众收入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将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二、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和数据选择

本文采取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对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实证分析。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提供的1981年-2014年的巴西GDP增长率、CPI指数和M2。

（二）单位根检验

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协整性。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三个经济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三）VAR模型的建立

在确定VAR模型之前，还要确定时间滞后的阶数。本文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Schwarz（SC）准则以及FPE标准来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经过计算发现1981年到1994年的滞后阶数为2，1995年2014年的滞后阶数为4。1995年-2014年和1981年-1994年两个阶段的VAR模型结果如表2、表3。

从表2可以看出CPI（-1）、CPI（-2）、CPI（-3）、M2（-1）、M2（-2）、M2（-3）、M2（-4）、GDP（-1）、GDP（-2）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过CPI（-1）、CPI（-3）的数值与CPI（-2）相反，M2（-1）、M2（-3）的数值与M2（-2）、M2（-4）相反，从长期效果来看大体上互相抵消，GDP（-1）、GDP（-2）数值相同，作用叠加。从长期上来讲，核心影响巴西GDP增长的因素是前两期的GDP增长率，但CPI和M2对GDP的增长有着剧烈的摆动作用。而从短期来看，前期GDP的影响较为温和而主要影响方面为M2和CPI。

从表3可以看到，GDP与CPI的关系发生了反转，GDP和M2对CPI有解释作用，其中M2的解释作用大，GDP的影响效果不显著。这一阶段巴西处于迷失的阶段，允许适量的通货膨胀带动经济发展的政策越来越偏离经济增长的目标，最初CPI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变成了后来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CPI的暴增。巴西经济失去了均衡点，进入了恶性循环。

（四）Granger因果检验

为了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计算，1981年至1994年阶段，GDP、CPI、M2之间都不存在格兰杰原因；1995年至2014年阶段，CPI、M2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而GDP不是CPI、M2的格兰杰原因，如表4。

（五）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

对两个阶段的CPI、GDP、M2分别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1994年前M2、GDP和CPI之间存在1个协整关系，1994年以来M2、GDP和CPI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即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长期关系式分别为：①GDP=0.060054CPI-0.063820M2

②GDP=-9.674620CPI-30.80942M2

（六）结果分析

综合VAR模型的计算及相关检验，足以证明巴西经济在1995年发生了巨变，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清晰。在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非常小的促进作用，持续的通货膨胀是不能换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或者说持续的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赤字持续增大负债累累，社会动乱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已经盖过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有恶性循环的趋势。自1995年以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有了长期的协整作用，通货膨胀率的降低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三、结合研究提出的建议

为了能够直观的看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笔者自定义了“通胀指数”概念

即：

通胀指数=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并将1981年至2014年的通胀指数计算出来绘制了两个阶段的直角坐标图（如图3、图4所示），在此基础上做相关总结与建议。

通胀指数表示了通货膨胀率每增长百分之一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能够反映每年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率的实际效用。从最大值来看，图3中，每百分比的通货膨胀率最多能够带来0.06%的经济增长，而图4中，每百分比的通货膨胀率则能够带来1.8%的经济增长。从振幅来看，图3振幅最大在0.1%之间徘徊，到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率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而图4有将近2%的振幅，且数据波动活跃。可见1995年后通胀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用有所增加，市场比较活跃。

结合前文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债台高筑，物价飞涨，面对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政府出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甚微，治标不治本。面对接二连三的国际经济危机，内向的经济模式无法换债款，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显现出弊端，经济发展动力低迷，且过多依赖金融投资，在实业上没有落到实处的进展，使得市场泡沫严重，虽然通货膨胀客观上对经济增长有所效果，但是自1985年以来，通胀指数仿佛陷入了类似于边际效用递减的怪圈。短期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但并不能长期如此。这也是通胀指数逐步递减在低位徘徊的原因。这种状况自1995年有了巨大的改观，以雷亚尔计划为代表的巴西政府，汇率盯住美元，稳定民心，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率，维护了社会秩序，并且从根本上解决了阻碍经济发展的财政赤字，政府通过筹措资金用于公共事业的建设，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增加就业。在整体社会稳定后，不再过度发放货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浮动汇率并辅以政府管制，将经济命脉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胀指数持续有效地震荡上行。

通过图表对比可以得出结论，在通货膨胀率保持低位的前提下，通货膨胀的波动要配合经济增长的波动才有意义，分析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到两者的联动性，只有通胀指数波动活跃才会使经济有发展的可能性。经济发展必须伴随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反复，且不可能稳定在某一平台，因为，从长期来看，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通货膨胀率不可能一直降低保证经济增长率的增长，所以一旦通货膨胀率降低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通胀指数增大后，通胀指数便面临着极大的下调风险，这便是我们看到的图4。因此，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市场，必须要经得起通货膨胀的震荡，短期的经济增长率降低不足为奇，而长期的通胀指数低迷值得警惕。通胀指数表现了一个市场的健康度，当波动平缓时便要考虑通过适当的手段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促进改革的诞生，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影响。

四、通胀指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为方便分析，笔者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胀指数（如图5）

通胀指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有以下两方面：

（一）客观反映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从整体上来讲还是很稳定的。不过图中两个时间段值得我们关注即1993年-1997年和2007年-2008年通胀指数的大幅下降，这两个时间段的下降幅度均达到了各自时间节点近十年以来的最大跌幅，1993年-1997年通胀指数突破了时间周期，以下降时间持久为特点；而2007年-2008年的通胀指数突破了之前波动较缓和的趋势，以急促的下跌为特点。这两个时间段恰恰反映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持续的混乱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和2008年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负面作用。这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明显的两次通货膨胀，前者由于自身结构问题导致的下降周期过长而后者则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因素导致的通胀指数振幅过大。

（二）对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判断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自2009年以来我国的通胀指数已经连续4年下降，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乏力，也正符合了李克强总理说的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论断。我们需要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或者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十三五规划中，我国强调在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技术性结构改革。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低迷状态，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发展，使我国进入了一段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而面对这次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进一步导致内部结构问题放大的时间周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问题，我们要开始深化改革的进程。过去中国一直强调需求管理，而这次十三五规划我们看到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都是总供给管理。新常态下我国将在在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个领域深化改革，使具体经济发展任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闭环，促进经济走向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重要的关头，经济急需一个更加稳固的增长模式。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要挖掘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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