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革军

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外部、内部不确定性的双重叠加增大了政策选择的难度。面临类似政策选择尴尬的并非只有中国，这也是很多经济体的共性难题。当美联储2015年末开始加息时，一些观点就认为美国可能因此进入小幅而漫长的加息周期。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经济下行的隐忧就改变了很多人的预期。欧盟、日本也是如此，各种经济矛盾交织，央行不得不持续量化宽松。变幻莫测的经济正在加剧政策的调整频率，也使相机抉择成为必然选项。

在日益不确定的环境下，很多人开始担心通缩或滞胀的风险，甚至担心会发生新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宽松政策，延缓结构改革，并引入负利率机制，以刺激社会总需求。我国面临的环境同样严峻复杂，既要摆脱对以往发展路径的依赖，又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既要解决短期供需矛盾，又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既要恰当处理内部经济矛盾，又要加强外部政策沟通与协调。面对诸多的二元选择，亟需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突破。

面对全球化的环境，准确判断未来世界经济变化并不容易。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复杂环境下的政策导向，也拥有许多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共识。我国已经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明确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致力于构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体制，这为我国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寻求突破奠定了政策框架基础；同时，我国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政策储备，在各方面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现在需要做的是，按照这些政策方向，坚定地推进改革、精准发力、改善结构、完善市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只有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希望走向新的彼岸。面对经济增速的下滑和外部环境的趋紧，毫无疑问需要适时调整宏观政策。但实施宽松政策不能以延缓结构改革、甚至加剧结构性扭曲为代价。我们应汲取过去刺激政策的教训，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在宽松政策与结构调整中把握平衡。

我们能做什么？各种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并形成了一些共性的方向：加强公共产品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一个二元大型经济体而言再强调也不过分；加大产业间融合和产业链价值的拓展，以扩展技术的综合运用和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深化价格、利率、汇率改革，校正扭曲，优化资源配置；改进创新创业环境，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和机构的结构性改革，广泛吸纳社会资本，激发资本的力量；改善薄弱环节的精准供给，提升全社会的消费需求。

我们不能做什么？比较一致的共识是，政府不能用计划手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涉足市场性、商业性的项目。因此，应通过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把政府有限财力用于公共领域，通过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用市场完善市场，以市场振兴产业和实业，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所有变革中，经济制度变革是关键要素，也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变量。制度变革是我国成功进行改革开放的基础，也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好的制度总是给人带来信心和力量。我们应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全面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经济制度，有效动员和凝聚各种生产要素，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来源：《中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