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朝霞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及启示

刘朝霞

摘要：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总体上是经济认同大于政治认同。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发展模式也有争议，但他们大多是按照西方的那套价值标准和话语范式来评判中国的发展。他们的一些观点对我国的青年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国外学者的批评和质疑，我们应进行理性地思考和回应，而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补齐发展短板，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学者；争论；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高速发展，成效显著，国外一些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研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成立了“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专门研究中国的发展现象。经过几十年的跟踪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现象，国外学者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性质、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等，国外学者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他们之间也有争论。总体上看，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有的能够发挥“旁观者清”的优势，客观审视和评价中国的发展；有的则坚持“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歪曲甚至否定中国的发展。

国外学者的观点在我们国内已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解这些观点对我国大学生的影响，我们进行了问卷调查。

面对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要努力“建构起自己的话语权”［1］。梳理国外学者争论的内容，探究其争论背后的实质，从而进行理性地思考和回应，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都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外多数学者是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来加以界定的。其中，主要的几种观点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类似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2］。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确有许多相异之处，但在精神实质上则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3］。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认为，中国在走“第三条道路”，即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之路。总体上看，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调查对象中有40%的人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60%的人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可见，国外学者的观点对我国当代大学生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

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97 983亿元人民币（约6.04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的学者用“中国奇迹”来形容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他们争议的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经济”。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国家计划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强大［4］。总体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都持一种赞赏的态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对其性质存有争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有关认识大体一致。有55%的人认为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35%的人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谈姓资还是姓社没有意义，重在经济发展；有10%的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三）关于中国的政治民主

民主和自由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民主，在古希腊意指“人民的统治”。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我国的民主政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国外学者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反腐倡廉、执政能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党的未来前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其中分歧较大的是关于中国的政治模式。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是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截然不同的一种体制独裁统治，是威权政治，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6］。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先发展经济后发展民主，但最终还是会导向民主化，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经济改革先于民主化。多数学者对中国的反腐颇为认同，认为自习近平上台后进行的铁腕式的反腐取得了实际成效，赢得了民心，政治民主建设取得了成就。

问卷调查显示，有80%的学生认为西方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有50%的学生对一党专政能否实现民主持保留的态度。其实，中国的政党制度不是一党专制，也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西方国家所认为的独裁专政。

（四）关于“中国模式”

2004年，美国经济学家乔舒亚·库伯·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到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之后，“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被广泛运用。国内外学者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等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论战。争论结果没达成一致，反而趋向政治化，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不过，其中也有认同的声音。在2015年11月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有的国外专家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在引起世界的兴趣，中国的文明具有普适性。“中国模式”话题的提出，表明西方希望解读中国发展奇迹，把握中国未来走向，但其实质是故意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对中国特例的宽容是建立在对中国特例的暂时性和未来回归的期许之上的［7］。对于“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国内也有许多学者表示认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0%的学生认为模式概念不重要，发展强大才是硬道理。

二、争论的原因及实质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从主观方面讲，这是由于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研究范式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关注中国是基于不同的心态和需要［8］，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不一样。从客观方面看，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一些质疑和不解的声音。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世界处于低潮，而在中国却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景象。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可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而遭到西方的质疑甚至抵制，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论，主要是按照西方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话语范式来评判中国发展模式是否成功、有效。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批判的视角，其分析不完全是客观的，有的观点是偏激的，其中还有误解甚至诋毁的成分。他们试图用“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9］，但实际上却未能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未能真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实践特点。

三、国外学者的争论给我们的启示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学者有肯定也有质疑，总体上是经济认同大于政治认同［10］。他们的争论结果是趋向政治化，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模式”是否会被发展中国家所偏爱，进而对西方发展模式构成挑战，这是他们特别在乎的方面。发展中国家会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但他们并不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模式，这也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一个基本态度［11］。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应当关注国外学者的一些观点和论调。一方面，这些观点和论调已经对我们的青年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会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他们的有些观点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向世界提供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它带领人民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来给出答案。我们要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为人民的幸福安康、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的发展依然还有短板，而我们的短板也恰恰成了批评者们的着力点之一。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就是要不断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弥补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全体中国人民切实体会到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让世界各国因为中国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共同繁荣，这是对各种批评与质疑的最有力的回应。

参考文献：

[1]任天佑.总体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J].求是，2014（19）.

[2]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3）.

[3]李燕，康晏如.季塔连科论中国社会主义现象[J].国外社会科学，2014（5）.

[4]迟福林.坚持共享发展[J].当代兵团，2015（21）.

[5]范春燕，冯颜利.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不同视角[J].国外社会科学，2012（2）.

[6] THOMAS A. The Rise of the‘China Model’and‘Beijing Consenus’：Evidence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J]. Contemporary Politics，2012（4）.

[7] MARTIN L，PAUL B.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M]. Delhi：Daanish books，2007：138.

[8]粱饴.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情况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2014（6）.

[9] WEST M O. China，Africa and the Bandung Idea，Then and Now[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14（1）.

[10] GRIES P H.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 -Conflict Debate：Is a‘China Threat’Inevitabl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5（2）.

[11]翟昌民.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编辑：米盛）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5-0006-02

作者简介：刘朝霞（1979-），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2488）研究生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6-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