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　帅，马　程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述要

郎帅，马程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当前和未来，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海外利益将成为一个新现实，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也将成为一个新常态。从2004年至今，中国学界对海外利益问题的关注已有十年。学者们就中国海外利益的产生背景、概念界定、具体分布、风险挑战以及维护思路等，达成了诸多共识。以此为基础，未来的海外利益研究要进一步思考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和定位，明确国家在海外利益维护中的角色，探寻当前各主体的海外利益维护能力和潜力。

［关键词］中国海外利益；概念；维护；战略

当前和未来，中国拥有极大规模的海外利益将会成为一个“新现实”，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也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中国海外利益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项战略议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2015年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更是6次提及我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问题。所有这些凸显了海外利益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2004年至今，海外利益议题进入学界视域已有10年时间。系统梳理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明确已有研究取得的基本智识，对推动未来的研究议程和现实发展意义深远。

一、中国海外利益产生的背景

中国海外利益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出现、发展和壮大都是在一定的背景下实现的。现有研究在考察该问题时，集中关注了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因素。

从体系层次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重塑了国家的利益结构。全球化被定义为一个或一组这样的过程，它表现为一系列社会关系和交易活动在空间组织中的转化，推动了跨大陆的或跨区域间的交流，生成了新的活动、互动和权力关系网络。［1］它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前所未有的将各国、地区、世界连接为了一个整体。这些变化都加速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对外拓展。一方面，它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可以借助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来发展自己，谋求本国利益，追求本国目标。另一方面，它丰富了中国国家利益实现的手段和渠道。我国在国家利益的拓展上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组合工具箱”。在全球化的助力下，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不断增加，人员、商品、资本、服务等流通的频率和规模急剧扩大，国家利益的内容得到了空前的丰富。

从国家层次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与中国的国策转向和战略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49年至1978年，受限于当时国际环境以及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海外利益的规模较小、种类较少，且主要表现为主权、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经济利益不突出，在国家利益结构中处于次要位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之后，中国改变自身并融入世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主要参与者。2001年3月，“走出去”战略被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国的企业、资本、技术、劳务、文化等开始大量走出国门；同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所有这些变化使得我国的海外利益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

二、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

概念是深入分析问题的前提。在研究初期，学者们即就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问题进行了探讨，至今尚存争议，有三种观点得到了最广泛地运用。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外利益实质上是“境外的国家利益”。2004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社会科学院、国际法学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率先展开了关于海外利益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与会学者达成两点共识。一是中国海外利益“是什么”。刀书林教授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在中国领土之外的中国国家利益”。［2］在内涵上，它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在外延上，与国内利益相对照，包括海外政治利益、海外经济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等。二是中国海外利益“不是什么”。各位专家都认定中国海外利益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我国对它的追求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外利益也可称作中国境外利益，是指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地域存在的中国利益”。［3］这一概念是陈伟恕教授在2009年提出的。该概念在内涵上更加狭小，特指“中国利益”；在外延上更加宽泛，囊括了更多主体的利益，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人，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利益，也包括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利益。与前一种观点相比，它对中国海外利益与中国海外国家利益进行了区分，认为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海外利益的内容要更丰富，包罗万象。

关于中国海外利益概念的争论给相关研究带来了困难，以致很多学者在思考中国海外利益问题时，选择绕过概念分析，直面现实。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海外利益是否属于国家利益，以及它在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如何。有学者试图融合上述两种观点，创建一种综合的概念。苏长和教授认为，“中国海外利益是指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利益”。［4］在内涵上，这一概念坚持了国家利益的取向，但做出了更多更明确的限定；在外延上，它包含了更多的主体利益，更具层次性。

三、中国海外利益的分布

海外利益的分布表明了它的存在形态和地理方位。对于这一点，当前研究主要关注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海外利益已是一个涵盖各领域的利益复合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制造、通信、文化、对外援助等。其中，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国际金融是核心领域，海外能源资源是最为热点的领域，海外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是最为敏感的领域。［5］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截止到2015年10月，其余额为3.526万亿美元；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16万亿美元；同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101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1993年，中国由石油出口国变成石油净进口国，据美国统计，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2014年11月，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从2000年的2万人增至了2013年的41.39万人，增长了近20倍；截止2014年12月7日，我国在全球126个国家（地区）建了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新中国成立至今，其对外援助数量累积达3400亿元，2010-2012年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中国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对外援助大国。

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海外利益已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多地区、有层次、有重点的分布格局。它呈辐射状从点到面、由周边蔓延至全球，特别是我国的周边地区、欧美发达国家和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利益十分密集。［6］长期以来，欧盟、美国、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和外部投资来源，近些年中国与韩国等新兴国家、东盟的贸易额和投资额也在不断增长。中国的能源利益主要集中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中东、中亚、北非和委内瑞拉。中国的投资利益主要分布于欧美市场以及拥有重要矿产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投资呈增长势头。对外援助主要分布于非洲、亚洲和拉美加勒比地区。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主要分布于亚洲、欧洲和美洲。海外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覆盖全球，而以亚洲和非洲最为显著。总而言之，中国已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海外利益大国。

四、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伴随着中国海外利益规模的不断扩大，分布领域的不断延展，覆盖群体的不断扩大，其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也在不断增多。

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类：（1）国际冲突类。国家间的战争或冲突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动武、乌克兰危机、苏丹与南苏丹的紧张局势，都使我国海外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2）国内冲突类。对象国国内的政治动乱、政权更迭、种族冲突甚至战争，如吉尔吉斯斯坦内乱、叙利亚内乱等都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3）政策法律类。一些国家的重大政策转向和法律变更，如委内瑞拉等国的资源国有化政策使得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收益大幅缩水甚至血本无归。（4）恐怖主义。近年来，中国海外企业和公民已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一大目标，严重危害到了我国企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5）海外排华情绪。由于宗教文化差异、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不同，以及某些中国公民自身行为不当引发当地人的不满乃至暴力冲突。（6）自然灾害类，包括地震、海啸等一些自然灾害威胁。［6］

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一方面，中国海外利益的崛起招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恐惧。美国、日本、欧盟既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主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以美国和日本尤甚。［7］它们担心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会对其既得利益构成挑战，威胁到它们在相关地区的利益。［8］拉丁美洲被视作美国的“后院”，而非洲则是欧洲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日本则在多领域与中国重合。很多西方国家错误解读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不负责任论”、“新殖民主义”等论调，这增加了中国“走出去”的难度。更有甚者，在国际制度层面和国家层面设定特殊标准，对中国的利益发展空间进行挤压，直接影响了我国利益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既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增加了我国与它们的竞争面。在海外市场、能源资源、投资需求上，这些国家与中国具有一致性，利益竞争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互动的新内容。

五、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

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学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来看，可以分为借鉴世界大国经验和塑造中国自身战略两个思路。

在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问题上，总结当今世界大国的经验无疑十分必要，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历首先受到了重视。大英帝国作为曾经的世界大国，特别重视内政与外交并举，国内改革、工业革命与外部冒险开拓行为并行，政治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综合，软实力与硬实力并用，以此来实现获益的最大化。日本作为亚洲的世界大国，其国家行为受到了二战后一系列条约的限制。但是日本专注于做一个合格的失败者，结合自身优势，谋求自身发展。它脱离军事发展轨道，长期奉行经济现实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追求日本在国际经济方面的权力，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三强之一；借助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日本获得了广阔的海外市场，确保了其能源资源进口通道的畅通；利用本身的经济实力，日本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努力赢得国际地位和国际认同，维护本国利益。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在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上，也有着清晰的思路。它特别重视对其世界领导地位的维系，这是实现一切利益的前提；它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相结合，在内容和排序上兼具稳定性和变化性，突出优先利益；在海外利益的保护中讲求综合运用国家实力，军事打击、经济制裁、价值观输出有机结合；偶尔奉行单边主义，但长期依靠国际机制和盟友的力量为自身利益服务。

对他国经验的考察，最终目标是为了塑造中国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还要从我国的国情和客观实际出发。很多学者致力于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的整体视角，谋求建立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中国模式。一种观点认为，鉴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特质以及习惯于内部消化危机的倾向，它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海外利益维护拓展之路。其核心在于“保护海外利益，共同发展的模式是中国选择的方向；包容的利益观是共同发展模式的基础；它强调利益的分享、包容、共赢和互利，其独特之处在于‘把民生作为先导’”。［10］另有学者对这种模式的具体建构进行了探析，它具体表现为一个权力、制度和观念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立体模式：中国是这个模式的基座，国家具有“元载体”的属性，同时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其他主体；海外利益是这个模式的客体，是模式作用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权力、制度、文化是这个模式的支柱，是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的手段；中国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并将实力转化为能力，要善于利用现有规则和制度来保护自己，要努力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通互融。［11］

六、未来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中国海外利益问题已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战略议题。关于它的背景分析、概念探讨、分布追踪、风险评估和维护思路，学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在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思考海外利益问题，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促进现实的发展，需要做更多更细致的工作。

第一，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界定。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学界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在内涵上，它是否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尚存争议。今后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被回答：中国海外利益是否属于中国国家利益，或者它是否可被视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如何。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海外利益的维护问题，谁是它的维护主体，谁来承担维护任务，投入何种资源以何种程度来进行维护。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历程进行重新审视，有必要对全球化对国家施加的影响进行重新审查，有必要对海外利益的典型特征进项详细描述。

第二，国家在海外利益维护中的角色。在海外利益的维护上，中国政府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等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政府在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国家的保护责任。特别是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中更是将海外利益维护作为了一项战略任务。但正如一位国际观察家指出的：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具体承担何种使命，白皮书并未言明。而学界关于是否应该放弃“不干涉原则”的讨论，则切中了该问题的要害，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对中国外交的重大原则提出了挑战。［12］未来研究中，需要结合形势变化，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进行再审视，以使外交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第三，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当前选择。对“应然”问题的探讨并不代表现在要无所作为，关于海外利益的维护当前有诸多事情可做。一方面，对其他主体角色的研究。海外利益的主体还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它们自身的保护能力和潜力值得挖掘。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在近20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了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9项举措。［13］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当前的角色扮演。［14］中国外交中“正确义利观”的提出，中国军队亚丁湾护航、利比亚撤侨，中国参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倡建亚投行，这些都预示着探讨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国家实力、供给国际公共物品等议题，对于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维护拓展模式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 Jonathan Perraton.Globalization［J］.Global Governance，1999（4）：483-496.

［2］ 杨磊，张运成.中国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N］.中国经营报，2004-06-21.

［3］ 陈伟恕.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总体视野：一种以实践为主的研究纲要［J］.国际观察，2009（2）：8-13.

［4］ 苏长和.论中国海外利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 （8）：13-20.

［5］ 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J］.外交评论，2009（5）：56-70.

［6］刘新华.论中国海外利益［J］.当代世界，2010（8）：51-53.

［7］ 周程.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J］.国际融资，2005（7）：24-28.

［8］ 郑永年.中国应考量如何保护其海外利益［J］.科学决策月刊，2007（3）：48-49.

［9］ 曾卓.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及保护［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3（3）：52-57.

［10］ 苏长和.保护发展海外利益，中国选择“共同发展”模式［N］.文汇报，2010-10-14.

［11］ 肖晞，郎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模式构建探析［J］.学习与探索，2015（9）：51-58.

［12］Mathieu Duchatel，Oliver Brauner&Zhou Hang. Protecting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The Slow Shift Away from Non-interference［R］.SIPRI Policy Paper，2014（41）.

［13］ Susana Moreira.Learning from Failure：China’s Overseas Oil Investments［J］.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2013（1）：131-165.

［14］SebastianHeilmann，Moritz Rudolf，MikkoHuotari& JohannesBuckow.China’s Shadow Foreign Policy：Parallel Structures Challeng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R］.China Monitor，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2014（18）.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15年研究生创新研究计划“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郎帅（198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与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