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玉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刍议党的群众路线的唯物主义基础

张海玉

（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江苏南京，210094）

［摘要］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主要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具体表现为：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决定了我们要一切为了群众；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还推动了社会变革，这决定我们要一切依靠群众；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决定了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准确理解并把握党的群众路线产生的哲学基础，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和谐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词］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一道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领导方法。群众路线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深化过程，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毛泽东有关“唯物史观是我党哲学根据”的启发，到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有关“发动群众”的深入探索；从“两个一切，一来一去”思想被写入党章，到十八大后深入贯彻实施的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观点和群众方法紧紧围绕着中国的现实状况和时代发展，是贴近党情国情民情的思想体系。

然而，群众路线思想的产生亦有其深刻的哲学旨趣。社会运动和历史变革作为一种自为形式，是人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与自然运动不同，不能准确预见自然事件或历史事件的发生，却能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不断向前迈进着。其中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是实现历史规律的途径，而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规律的最终实现者，理应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尊重与重视。因此，群众路线思想的产生及其观念的提出乃至内涵的丰富，都不仅植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态、特殊的发展国情和党的领导集体之智慧，更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植根于唯物主义深邃的哲学思想。

一

“一切为了群众”作为党的价值预设，放在群众路线的首位，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而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中，依次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其中奴隶社会之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之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于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于资本主义社会，王朝更替的背后是社会形态的变化，而社会形态变化的背后则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以及生产关系的超越提升。无论青铜器、铁器还是大机器的推广与应用，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并积累了社会财富。然而，由于生产资料的多寡占有和社会分工带来的私有制出现，社会自然分化成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或产品的剥削阶级和没有生产资料或只有少量生产资料、艰辛劳动的成果大部分或全部被他人无偿占有的被剥削阶级。因此，尽管社会财富日益膨胀，但绝大部分财富都由统治阶级盘踞，被统治阶级不仅报酬可怜，甚至生活每况愈下，直至一无所有。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科技迅速提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不仅没能分得一杯“福”羹，反而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异化，沦为了“物”的奴隶。

诚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倚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41因此，在高度运转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辛勤劳作非但没能带来应有的报酬，改善既定的生活条件，反之，人在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生产活动即劳动本身相异化，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并同他人相异化。“异化劳动”背后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内在的无法调和之矛盾。这种矛盾极具讽刺性，它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民众生活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它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制度优越之招牌，民众福祉却没有根本性之提高。这种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进步与退步、发展与代价之间矛盾的对抗现象，被马克思概括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1］40。

为此，历史唯物主义将作为生产力发展突破口和根本途径的科学技术革命与“技术决定论”从性质上做了比较。“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是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并将这种作用绝对化。而马克思认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1］41，从根本上区分了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源头上明晰了机器和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具体作用以及机器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进一步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从一开始便定位成为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它不仅着眼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更关照个体精神的极大提升以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被摆在首要位置，一切政策的制定、一切工作的开展，都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切为了群众”切实确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这就从性质上和价值预设上与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一切阶级社会划清了界限。

二

“一切依靠群众”作为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党在制定政策、部署工作和执行任务过程中所遵循的首要标准和具体准则。恩格斯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2］248历史的变革发展受到来自各方合力之影响，但历史趋势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社会历史从根本上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

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作为物质生产承担者的劳动群众，创造了人们吃穿住行等必需的生活资料和从事政治、科学、文化艺术等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前提。［3］220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民群众”这一概念所指代的群体亦有所不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分别指代奴隶和农民，通过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和简单的分工协作，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进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繁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民群众”主要指工人，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社会物质财富迅速累积，从而“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群众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被剥削、被奴役的阶级，而是作为国家的主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上贡献力量。

其次，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创造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生产实践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保障设施；二是直接参与精神财富的创造。［3］221这其中，知识分子作为创造主体虽不直接参与物质生产，却同广大劳动人民一道，在各自领域挥洒热情，建功立业。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党走了不少弯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庄严宣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4］89从此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逐步走向正规，并将其上升至“治国安邦”的高度，进而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104在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在改造社会关系，他们充当着“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之角色，作为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不断推进历史向前发展。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推翻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乃至最终消灭自己，在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方发动战争、寻求变革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人民群众，以中国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为例，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对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是建国初期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抑或1978年改革开放所开启的历史新征程，人民群众在其中都贡献着不可磨灭之力量，发挥着不可小觑之作用。因此，我们更要“一切依靠群众”，在实践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将群众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

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准确、更生动、更丰富。”［6］“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群众路线之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明确了将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有机结合的工作机制［7］21，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逐步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之过程。群众路线一如认识论，在以当前主要任务为核心开展工作时，不论争取独立民主，还是开展经济建设；不论主抓精神文明，还是定位生态和谐，都离不开这一过程。首先，与唯心主义先验论对“天赋观念”、“良知”、“良能”等封闭于主观精神圈子内的观点不同，与不可知主义怀疑论对世界本质问题的逃避和对“自在之物”的盲信不同，同时也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错将认识主体仅仅看做生物性的自然存在不同，“从群众中来”作为正确把握并践行认识本质的工作思路，有效嫁接了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之间关系的桥梁。从群众中汲取思想养分，凝聚群众智慧，才有助于制定深入民心、符合民意并体现民情的方针政策。其次，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1“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认识的最终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在使认识物化和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精神力量到物质力量的转化和超越。因此群众路线不仅要“从群众中来”，更要“到群众中去”，只有当这些惠民政策、利民举措切实保障基层百姓的利益，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时，“从群众中来”才有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一来一去”的领导方法时，还需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无限发展过程，这种反复性和无限性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运动或螺旋式的上升运动。正如列宁所讲：“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无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要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发生和解决的永恒过渡中。”［8］165二是群众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和成熟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谈到“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4］145具体来说，在占有了全面、客观的感性认识材料之后，还要以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加工制作，这一过程被毛泽东巧妙地概括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群众路线只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透彻说理、从容讨论，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进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毛泽东便明确党的宗旨问题即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价值理念；建国后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邓小平提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强调“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和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及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根治“四风”达到“为民务实清廉”。可见，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心系人民、感恩群众的伟大情怀，而唯有深刻把握群众路线背后的唯物主义内涵，才能在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3］ 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04.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7］ 贾高建.坚持唯物史观 贯彻群众路线［J］.求是，2013 （14）：21.

［8］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5.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张海玉（1990-），女，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生管理与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