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7)



怎样迈出实践共生的跬步？

于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从共生人的特质、共生思想与主流思想的关系，实践共生的具体步骤着手研究共生思想形成以后的共生实践问题。研究认为国内、国际环境需要共生思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实践共生的两大方法，即学科化和实践步骤，促进共生思想逐步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不断推进共生事业。

共生思想；共生实践；共生人；共生论；共生理性

以中国社会学2014年年会举办的首届共生社会学论坛为标志，中国共生社会学诞生已经整整两年了。它聚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30余位共生社会学专业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形成了研究中心。既然它已从社会学学科上站立起来，就要求充分运用、发挥社会学的优势，那就是它的观点的实证性，对社会实际生活的实践性，以期对实际生活确有帮助。从思想观念上宣传普及共生理性，在行动上不断实践异己共生，也许现在不为更多人所理解，但这种积极因素在和平发展的世界大潮流和各种纠结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增长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一、共生人的特质

对于共生——这个关系人类总体的理论来说，一下子付诸实践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国际间各国都只是处于程度不同的利己主义，用非友即敌的不共生的惯性思维剑拔弩张，进行军备竞赛，步步走向战争与恐怖；市井里弄，家长里短间，也都是零和游戏、尔虞我诈、争斗得死去活来、纠结难解。第一批怀着人类共生胸怀的学人，面对严峻的不共生社会的普遍不与共生的心态，感到有志难酬，甚至是一筹莫展，实践共生可说是难如登天。这就是共生被说成是幻想、乌托邦、痴人说梦等的原因。因此，实践共生本身就是个极大问题，甚至比一国振兴还要困难得多，主张共生的人要践行共生，首先得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一是要了解践行共生的长期性；二是要了解它的复杂性；三是要认清它的层次性，即各种不同情况的对待方法；四是要有一以贯之的坚韧性等等。主张共生的人要准备着被各种善意与恶意并存的打击而被看成是疯子、傻子、苦行僧之类。

此中道理乃是因为共生思想在宏观上以人类的命运为命运，而微观上又要落实到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不共生或反共生的人和事：要让人们世世代代习惯于只有我的家、亲人、族人、同教、同信仰、同兴趣、同追求才能相亲相爱，而对他人、他家、他族、他教、他党、他派、他见的存在和诉求则是漠视、忽视的，在利益一冲突就仇视、敌视，甚至是蔑视、鄙视的态度的人文环境中，推行互惠双赢、和平共生的思想必然要与几千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根深蒂固的思想发生严重冲突。他们看不到人我关系中更本质的合作共生、互助双赢的共生本质。

我们的社会，总体而言，是生活在人的感情层次中，即爱恨情仇的环境中，除非是很有远见的学问家、政治家、实业家，很少人能用共生理论去考虑我、你、他三者关系。根据共生论对人性内容层次的分析，人具有生物性、群性、感性、识性、理性、悟性等6个层次。多数人是跟着自我感觉走，即在识性以下。理性在历史上的发展也有它漫长悠久的过程，中世纪以后研究问题的科学理性是自古就有的伦理上的宗教理性(当然这并不是完全的，而是夹杂着灵性或者神性成分)发展与斗争而来，直到资本社会的经济理性。共生论提出共生理性，即目的论的人类共生与方法论的科学理性的结合。共生论尊崇的理性精神是既有价值理性，又有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只有树立共生理性的坚强信念，才能迈开实践共生的脚步，其核心是异己能共生的思想，实践上就要在异己共生上下大功夫。

举例说，有人给你提出不同意见，你是秉承共生原则，充分尊重他的发言权，认真倾听，还是本能地排斥呢？这就是共生的第一步，你连他的话都听不进去，怎样与他共处、共生呢？人们承认“换位思考”是解决纠纷的好方法，但为什么要换位思考？你能说出你的经验，但不知其逻辑关系，共生论能给你以充分的解释。因此，用共生理性解决问题是长久的、牢固的，有着共生理性的人换位思考是常态。

具有共生理性的人才能成为新人类，它是高度文明人的体现，未来社会的人将是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共生人，这里不妨将《共生论》中关于共生人的思想、言论、行为以及精神境界转述如下[1]。

共生新人类是按自然发展的法则，由人性层次向上提升的共生道德和理性思维的途径，尊重主体自由选择，通过长时期的双因双化(外因内化、内因外化)所形成的结果，是人们逐步演化而成的。表1是复杂的共生特质清晰地表述为共生人对6个不同对象的4个层面，24种不同答案，作为一种举一反三的展示。

对于未来和谐社会共生人的具体特质是很难全面论述的，以上表中的举隅只是凸显现在共生与不共生的行为、语言、思想、精神4个方面的差异性，以作为对共生人概括认识的参考，在共生道德的品位提高中，加强这些方面的努力。

第一，共生人的行为准则。为了人类的和谐共生，共生人的行为准则是爱护人、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反对一切杀死人、残害人、蔑视人、禁锢人的行为。支持一切追求共生的理论与实践，包括各共生圈的平等联合，直至全球性的大联合，逐步实现多元一体化；反对一切阻碍人类共生的主义和教义，提倡共生道德和全球伦理，促进和谐共生社会的实现。

第二，共生人的语言风格。为了贯彻共生理性精神在言语上的实现，以期达到理性的交流，情性的交融，发挥最大效果，共生人的语言应该是理性的、理智的、谦恭的、商榷的、说理的。对异见是容异的、学异的、理解的、谅解的、得理即饶人的。争论时，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真诚而不浮夸，不加水份与炒作；充分尊重对方，人格平等，留有余地。态度上乐观友好，向前看，不念旧恶，泯去仇怨。这种风格才能体现出共生人的盖山岳之气，容百川之量。

第三，共生人的思想观念。共生人的思想观念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和共生道德层面的，是继承古往今来人类理想与期待，在智能时代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下创造的共生观念。它又是人类在各个范围、各个层次中舒缓矛盾，达到共生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思想方法。共生人并不否认世界存在的差异与矛盾，但认为解决矛盾的要诀在于协调与和解，使凡有相互依存关系的双方或多方在平等博弈中都能获得各自的利益。

共生人依靠的是人类的理性思维，大家都来讲道理、想办法。不相信救世主、大救星之类掌控人类命运的英雄，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世世代代的人们共同努力。作为新的起点，共生论的写作也不是某一个人能完成的，共生论这篇文章，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新世界的共生人将会继续不断地写下去。

第四，共生人的精神境界。因为共生人的目的在于创建和谐共生世界，所以他是站在全人类，不丢弃任何一个人的立场，更不用说残害某一部分人去满足另一部分人的主张。他要超越异教不能共生、阶级不能共生的旧的思想模式。从这两点来说，共生人的精神境界就超越了宗教和共产主义。共生人是循着人类的道德准则——已所欲，施于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上升到泛爱、博爱，再上升到悲天悯人的慈善心怀，它完全摆脱了狭隘利益的桎梏和意识形态编织出来的樊笼对思想的禁锢，达到一种唯和谐共生是务，不惜一切代价，不畏强暴，不为利诱、名惑，慧眼识真相、善恶、是非，为人类的和解、和谐、共生、同乐贡献一切。

综合以上4点，共生人立身之本可以归结为8个字：“共生理性，异己共生。”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和谐共生的社会和世界。只有“共生人”才是那个社会的主人，入场券就在自己的手上和心里。

二、共生思想与主流思想的关系

在中国当前的内部环境条件下，我们提倡共生思想，其与主流意识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有必要认识清楚并处理好，才谈得上共生思想的践行与发展。

国家的主旋律是什么？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以务实政治的坚实脚步代替以前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口号，尽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前景，但却很少过度去宣传、呼喊它，这样反而让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更让人感知它的存在以及它巨大的吸引力、凝集力。而它的内在动力源确实存在于现在提出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让人们感到它实实在在的好处。譬如说平等，由过去的三大差别前进到从意识上消除性别、民族、职业身份上的差别，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使有尊严的生活成为可能。这对有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社会来说是了不起的进步。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才能孕育共生思想，因为共生思想是集人类古往今来追求人人平等、世界大同之境的现代思想，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它不仅不回避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把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和它对人们的要求作为人类道德的一个新阶段，只不过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如果说民主革命争取的是反专制、反权利剥削的自由，那社会主义争取的则是消除贫富差距、公正而公平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少不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因素。

共生论对现今4种道德传统作了分析，认为：第一，源于家族伦理的家国论以忠君爱国为主要精神的道德传统；第二，源于商业伦理的契约论的自由民主为主要精神的道德传统；第三，源于阶级理论的共产主义以公有观念为主要精神的道德体系；第四，源于宗教伦理的唯神论，以神祉旨意为主要精神的道德传统[1]。

这4种道德传统所衍生的各种观念的冲突便是当今社会各种纷争的精神内核，被各政治实体的当政者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加以固化和放大，则是纷争不能和解的根本原因。

纵观人们道德传统所形成的核心文化的矛盾斗争，可知共生道德的出现与宣传是多么重要。它是精神上的原动力，推动、改进着人们的观念，使之适应新的世界环境而迈向和平共生、自觉走上共生之路。

因此，共生思想是从更高境界帮助人们认识矛盾、化解矛盾，使社会日趋和谐，而不是相反。共生思想的存在，它不会妨碍各社会主体的生存与发展。它不依靠武力、暴力去影响社会，而是靠理性的力量、辨识真善美的力量，以身作则的榜样的力量去影响社会，向周围发出正能量。

在国际环境方面，现实世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博弈场，除了联合国的宗旨是为全世界服务外，每个国家无不在追寻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追求是在全球200多个政治实体进行博弈中受制约的一员。只有那些能体察到国际发展趋势是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互惠合作日益增进的政治实体，才能提出互惠双赢和多赢的外交路线，并付诸实施，这也是中国特色之一。中国在外交上的古训“协和万邦”在今天得到充分的体现。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是“万国来朝”。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共生崛起，而不是把崛起建立在别国不能崛起的基础上。

有些人总喜欢冷战思维，不把和平当作常态，习惯于和人斗，只有压倒他国他人才舒服，和他国他人平起平坐倒不舒服。他们是处心积虑地设法祸害别国、别人，从中得到利益或者声誉上的好处。

现今世界格局与冷战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面对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世界经济政治的热点东移至太平洋、印度洋后，存在着一个人类再次重新选择道路的机遇期。此时，是重复人类以前的大国争斗灾难，还是另辟蹊径发展新的大国合作、互惠双赢的关系的选择？也就是说发展大国关系，是应在军备竞赛中讲平衡，还是在利害得失之间搞博弈，还是以大国风范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去看大国关系？哪个对人类和平、文明发展有利？共生思想给了我们答案。

中国的品牌，能打得出去的文化品牌、思想品牌、理性品牌是什么？我们应当去探讨这个问题。

讲软实力，就是思想文化的实力，现在中华文化中的共生因素正在起这种作用，试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精神在中国全方位外交路线的作用。富强不称霸、自卫不过当，坚持和平发展的时代精神已经展现。从亚投行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来看，这证实“仁者无敌”，不是现实中无敌，而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影响下的民心向背、国家选择，谁愿意与霸权为友、为邻呢？

融合中外古今，冶人类良知、理性于一炉打造出真正的文化品牌、思想品牌、理性品牌才是未来世界需要的品牌。现在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吸收一切先进思想与文化，这个文化品牌就是共生文化，社会品牌就是和谐社会，思想品牌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维方式的品牌就是共生理性。这些不就是今后世界的高标准软实力的品牌么？

三、实践共生的具体步骤

(一)争取实现共生思想学科化

一个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主张，只有在学科化以后，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关乎该主张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尽管共生学人有充分的自信认为相信这个学术观点的人以后会与日俱增，但不能形成系统的学科是会妨碍它的进展的。

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建立了社会共生研究中心，已经有博士、硕士从那里毕业，现在需要从公共选修课到本科教材编写、培养教师，只要学科内容丰富、思路清晰、充分说理、合乎科学，它就能站起来，立于学科之林。

学科化也并不限制于社会学领域内，尽管社会学容易得到认同，而能付诸实践，但共生的哲学思考已经走在前面，共生哲学同样可以学科化，形成一个独立的哲学门类，开辟一个人类前所未有、今亦难有的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体系。

经济学也可在新的视角下开展共生经济学的研究和学科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伙伴关系必将代替工业社会普遍存在剥削的伙计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消除剥削的思想是会在信息网络时代因生产力的进步与改变而实现等等，这方面真可以开辟新天地。

文化学领域宽广而多样，共生文化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因为在文化方面，只有同己才能共生的文化现象很多，分清敌、友、我的文化就是典型形态。它鼓励斗争、划清界限，对异己宣扬暴力、杀戮、血腥、报复等大量的宣传以人性的两面性为借口，诲夺诲盗，诲毒诲杀的反共生文化。如果共生文化产品登场，必将一扫阴霾，给社会带来清新文化、文艺之风，这方面可创作的事就更多了。

尽管共生社会学论坛要求有更多的实践行动，但基础理论仍然需要发展，这是学科化往深度发展的方面，亦不可忽视。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是不会长久的。但有众多实证、实验的经验而不去认真总结提高也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

这种深入研究必然要进入哲学领域，共生哲学的探讨无疑是一种趋势，从中国共生研究近三十年发展的势头看，哲学探讨成为先行，李思强的《共生构建说：论纲》[2]和胡守钧[3-4]的社会共生研究中心，成绩斐然的实践可以证明。对共生问题的各学科研究都有广阔的前途，这些独立而又相互依存、发展的学科群，它的远景就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门类尽管可以很多，但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决为什么人类要共生、能共生和达到和谐共生，真善美乐的世界的条件和途径。既然人类已经发展成为地球村，为什么就不能出现一个整体的和谐共生的国际社会呢？诚如社会学家刘绪贻在他101岁给中国社会学2014年年会(武汉)的贺辞中所说：最后实现人类的大梦——政治共同体的建成而努力[5]！

共生政治学大概是在学科群中最为滞后的一门，因为现实社会囿于国家主权的唯一性，排他性，研究政治问题总是有些风险。今后会出现懂得共生哲学的道理的、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们能实践国与国共生的宏伟目标，这种榜样，必将成为人类历史性的伟大人物。

作为当权的政治人物，最大难题是如何贯彻既要有民主主义又要有高度集中统一的政令。二者的统一，这可以从《共生论》关于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与社会组织关系中得出相应的解决之道[1]。民主是社会群体的要求，要求在社会系统内利益得到尊重与实现，而社会组织的要求是高效达到组织宗旨和任务的实现。只要组织有严格纪律，不贪不腐、公正廉明，必然深得民心，关键在于组织宗旨与任务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确实在步步实现，则群体利益通过各种民主与法治的方法逐步做到公平、公正，合乎宪法、法律，在国力不断增强的经济形势下得以解决。只要各利益群体的诉求与依宪施政相结合，就是机制的向度正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互链接有效，真正既有民主，又能集中律动作用联系的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务实政治样样落实。共生政治的研究正可以为人类立大功的。

如果马克思名言：“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理想社会的写照，那么，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联合体难道不可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写照吗？实现这个大梦的具体步骤，不就靠政治学科的共生研究去探索吗？提出命运共同体可以团结命运相同的国家，距人类命运共同体虽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造成命运不同还大有原因，仍有同异不共生之别，也许异己共生的意义恰恰就在于人类全体能走向一个命运共同体即共生体上。

(二)深入现实社会的实践

1.社会层面

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包括国际红十字会，残联，各种慈善事业的组织，各种志愿者组织，各种救助组织等以救济救助、济弱扶倾、救死扶伤、帮扶帮教等为宗旨的工作都属于社会共生层面。它们是社会中最受欢迎的共生事业，没有人怀疑它们的共生性，它使“我活也让别人活”的最朴素的原则在这些事业中展现。共生人应该积极地投身在这些领域，用共生理性把这些工作做到更好，提高自己的共生理性，自觉与弱势群体解忧排难，同呼吸，共命运，让人类的共生因素一天天地多起来，不共生因素一天天减少下去，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无论你是从哪种立场、角度去做这些对弱势群体有益的事，都是为共生做出贡献。从有神论到无神论，或者说责任与义务，或者说凭良心，各宗教、各教派，在这个领域启动是会取得一致的。自觉的程度，理解的深浅，虽有不同，但客观救助皆然。

发挥宗教劝善祛恶的功能，尊重教徒们的善举，虽然你可能不信教，但要尊重宗教历史的功绩。共生人只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是共生人，是人类的真正文明理性的人，不让人们野性去残害别人，人我共生的观念在支持他们！

信仰是一种对不确定的信息的主体认定，所以粗暴偏颇地否定宗教信仰是没有理性依据的，对于不共生与反共生的诸多社会现象的任何改善与改进，都是有益于共生的，都是值得欢迎的。共生人可以和任何宗教的教徒们做真心朋友，一点不是虚心假意，不是从策略上搞小恩小惠，而是平等相待，要与宗教界人士作毕生的合作。

社会工作是共生实践的广阔天地，从学科性质来说，它就是共生人实践的试验场地。社会工作在老龄社会尤显重要，当前适龄青壮年负担增大，许多事情得靠社会组织来解决，尤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开拓创新的领域，需要共生人积极参与。

2.家庭层面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家庭，无论是市场经济、市场竞争，还是社会组织形式而言，家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传统的家族家庭观念，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家庭从大家庭到小家庭、单亲，各色各样的情况都有，矛盾也就层出不穷。想维持农业社会稳定有序的家庭生活，几乎完全缺乏客观条件。家庭中产生的各种刑事案件、家庭暴力、遗弃、虐待等种种乱象也需要有共生理性的人去排解、缓和直至从思想上解决这些家长里短的，虽然细小但对社会风气影响都巨大的实际问题。

在核心家庭的主要成员夫妻关系上，共生人应秉持陈立夫63年夫妻不曾红脸的8个字经验，就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秉持这样的原则，考虑家庭内的矛盾，的确有它的特效。能做到这点，家庭和睦就不会出大问题了。

婆媳关系难处是千年积重难返的问题，它的实质就是异己不相容的最现实的写照。媳妇没有女儿亲，是“外人”。外人观念就是异己。你靠她添孙子又不承认是自己人(同己)，这就是缺乏异己共生的自觉，非僵不可。

由于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大量再婚家庭中继父、继母与前夫妻的子女间的关系也是新的问题。延续下来的同父异母与同母异父家庭的兄弟姊妹关系也是难处的。客观生活发生的变化是同己的空间越来越小，异己的空间越来越大，异己共处的机会越来越多。现实是个陌生人的社会。没有异己共生的理念和生活知识与方法，很难适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智能社会的转变。在家庭关系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类问题，我们需要在异己共生的自觉上去努力去认识和适应。

在抚幼、养老社会化服务实践中，所谓高素质，就是能替老小和别人的老小服务，要把别人的老小看作是自己的老小，这是社会高度分工的合作状态。只有异己共生的理念，才能提前实现这种适应，共生人肯定是现今社会的先进与楷模。

家庭生活领域具体而微，是我们微观上践行共生的前沿阵地。也就在这里，同己共生与异己共生的磨擦总在不停地进行，稍一不慎，整个环境就会把你拖进“只有我的人才是好的”同己共生的信念之中，而无法自拔[6-9]。

四、结语

在实践共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吸引更多的人共同去践行共生。这必然涉及到如何普及、宣传共生的思想和理念。这方面，共生理性的做法应是不同于以往为实现一个主张或理想所采取的方法。以往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很多是灌输法、填鸭法、洗脑法，就是要把自己的道理演化为大家认同的道理。当然，言传身教，模范作用是很起作用的。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在里面。

我们从佛教传道方面获得一定的启发，就是佛教布道有个异乎常人的概念“方便接引”，佛教的教义很深很广，要想让不同层次、不同诉求的世俗人接受大道理，很难。只能从他们现有的水平、层次的实际出发，给予最大的方便途径。即大开方便之门，门槛很低容易进出。而接引更有学问，接是接待、接客人，待宾客，尊重别人，宾至如归；然后引，即引导、引领，这里丝毫没有凌人盛气、教育教训口吻，更不用说强加于人的改造了。动辄以改造为训，就是一种语言霸权，以暴力为其思想内核的结果，容易引起他人反感。

共生人要像高僧大德一般，自己的境界是一回事，而对待世俗人，又是一回事，就是采取“方便接引”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强求形式上和口头上的一致，而是要确实从理性上实在的认同。

正因为对共生理性的自信，共生论认定的道理是理性服人。靠理不靠力，所以不聚集物质力量，搞人多势众推行真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刻意设教，宣传一家之言，我们借助网络听众家之言，主张众家谐言，共扬理性，相信共生的过程是个自然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教育的过程。这方面的创新和经验的积累，可以为一种崭新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开辟新路。

[1]于真.共生论[M].香港：香港文艺出版社，2011.

[2]李思强.共生构建说：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胡守钧.走向共生[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4]胡守钧.社会共生论[M].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连迅.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大学开幕[EB/OL].(2014-07-11)[2015-03-01].www.hb.xinhuanet.com/2014-07/11/c_1111577953.htm.

[6]胡守钧.优化共生关系 化解社会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2(10)：14-15.

[7]胡守钧.国际共生论[J].国际观察，2012(4)：35-42.

[8]胡守钧，刘畅.重塑社会精神需弘扬民间传统[N].深圳特区报，2011-01-25(B10).

[9]杨玲丽.共生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J].社会科学论坛，2010(16):149-157.

How to take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actice of symbiosis

YU Zhe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Wuhan 430077, Hubei, China)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symbiosis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ation of symbiotic theory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essence of symbiotic peopl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deology of symbiosis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specific procedures of practicing symbio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mbiosis ideology is essential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wo factors of the practice of symbiosis, disciplinization and specific procedures, aiming to accelerat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ymbiosis ideology and the real life and facilitate the symbiosis cause.

the ideology of symbiosis; the practice of symbiosis; symbiotic people; symbiotic theory; the disciplinization of symbiosis

2016-03-10

于真(1929-)，男，湖北黄梅人，研究员。

C0

A

1671-6248(2016)03-008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