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应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83)



社会共生研究的当代性

金应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83)

针对社会共生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问题，利用文献分析法，对“共”“和”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共生思想的文化因子进行解析。研究认为，中国共生性的“和文化”是包括个人的共生和国家的共生，人类面对的即是一个命运相连的共生社会；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的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这是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处理国际关系中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

社会共生；“共”；“和”；和谐共生；中国梦

社会共生的核心内涵是“共”“和”，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落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有关社会共生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社会共生能在当代社会引起多方关注，一定有其独特性与先进性，基于此，从个人发展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来论述社会共生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社会共生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

许多人说共生理论起源于西方现代生物学理论，但是笔者的研究却发现其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或许没有“共生”这个词，但在甲骨文中有“共”字，意思是众人合力承担，而共生的思维方式则出现得更早。据考证，早在尧舜禹时代就开始研究用阴阳共生原理来协和社会、协和万邦。《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实绩显著。因此用阴阳共生原理来解读世界一直受到人们的追随。中国古人著《连山》《归藏》《易经》，都致力于用阴阳共生、互动转化来解读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这表明共生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中国古已有之，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中国古人讲“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既用前者来解读世界万物是如何存在的，又用后者来解读世界万物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无论是“和而不同”还是“和实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世界万物之间存在联系性、共生性。正是因为世界万物之间存在共生的有机联系，所以世界万物之间不仅要“和”而且能“和”，既有客观的条件又有客观的要求。就此而言，“和文化”是共生文化，是“和生文化”。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说”，《圣经》中也有“创世说”，中华民族的“创世说”是以盘古开天地来表达世界万物之间的共生有机联系性。据说盘古用四万八千岁开天辟地，打开世界的混沌，最终又将自身化为世界万物。这就告诉我们世界万物都是共生的生命有机体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共生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是有机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是系统性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共生文化，是“和生文化”，是关于世界万物在共生有机联系的系统中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文化。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孔子学说，但孔子自己却说“吾从周”，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学说是继承了老祖宗的共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法、墨以及天文、医疗理论都渊源于老祖宗的共生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共生存在机制、共生发展机制、共生底线机制、共生协调机制、共生选择机制、共生修复机制等在内的完整知识系统，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性是共生文化、和生文化的一脉相承。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文化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和而不同”地存在，均在“和实生物”中变化发展，然而人不是一般的事物和生物，人有意识、有理念、有理想、有情感，人具有个体性和独立性的属性，人人均以某种理念引领自我实现。人的有意识、创造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体性原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因此“和生文化”不仅承认人的不同，而且主张人人应“自强不息”，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彰显各自的个性，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因此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自己追求“中国梦”，而且尊重各国人民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但是“和生文化”不是一般地强调人是不同的，也不是单纯地主张人应该“自强不息”，而是同时主张人对他者要“厚德载物”，尊重他者，包容他者，在“自强不息”的过程中要与他者相互分享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要相互分担责任、权责共担、合作共赢；对他者要有底线和相互的安全感；不要强加于人，而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2]，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相互尊重、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既要相互为各自独立自主发展创造条件，又要在他者患难之际守望相助，使他者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就根本上而言，中国共生性“和文化”的这些主张是基于人是共生的、国家是共生的，人和国家不仅具有个体性、独立性属性而且还具有共生性、群体性属性。人、国家是在与他者的共生性、群体性属性的交汇连接中实现各自的个体性、独立性，实现各自的“自强不息”；是在与他者的利益、权利交汇连接中实现各自的利益和权利；各自的自我实现依赖他者自我实现的成果，各自自我实现的成果依赖他者的认同和使用，否则各自的自我实现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水之船。因此，人的“自强不息”必须与“厚德载物”建立统一性，在与他者的相互尊重、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实现自我。人的自强不息、自我实现是在与他者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实现的。人类社会是命脉相连的共生社会。习近平总书记说：“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4]人与自然界这种命脉相连的共生性构成了世界。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说人人“自强不息”带来的是社会的不同，那么“厚德载物”面对共生的社会不仅为“不同”造就“和而不同”的可能，而且为“和实生物”创造变化发展的条件。中国“和生文化”用“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对立统一性、协和性解决人类面对命脉相连的共生社会，按照“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法则如何展开逻辑延伸问题，并在此认识基础上用“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矛盾对立统一性、协和性来回答人类社会如何形成存在和发展的逻辑演绎结构体系，如何带来各种各样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变革以及相互关系的发展、变革。

三、加强社会共生性研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学理基础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我们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3个“自信”的基础是学理自信，是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生性逻辑演绎结构体系认识的自信。人人都是在共生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信仰的党的理论、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不断优化共生关系的空间，使我们能焕发出史无前例、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我们党实施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命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的战略布局，因而使我们具有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目标自信。

苏长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5]一文中说：“如今的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自信不能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物质财富上，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等精神层面上。”笔者认为，苏长和的文章还从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作了阐述。就当前而言，如何从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说清楚3个“自信”，是我们学术界的重要使命。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需要从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说清楚。所以我们需要用社会共生的学理来说明中国只能且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且世界各国都应走这条道路。某些大国一定要用非和平手段挑战中国，那么中国只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选择。当然，这也符合社会共生修复机制的原理。然而对中国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在社会共生的学理层面上说清楚中国的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世界观，说清楚中国是如何看待当今的共生世界[6-8]。基辛格说：“对美国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要理解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9]这一说法把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说到点子上。为了使美国人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我们也需要为从社会共生学学理上说清楚中国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做出努力。期待我们共同做出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共同奋斗。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是社会共生研究的文化来源，“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人类社会中个人之间共生的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中的“和生文化”则是对建设国际世界共生命运体的要求。可见无论个人发展还是国家建设，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是必然选择。

[1]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曾参，子思.大学·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1).

[5]苏长和.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J].求是，2015(19)：54-56.

[6]金应忠.试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兼论国际社会共生性[J].国际观察，2014(01)：37-51.

[7]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J].国际展望，2014(01)：14-25.

[8]金应忠.为什么要倡导共生型国际体系——与熊李力先生对共生性学说理论批判的商榷[J].社会科学，2014(09)：3-10.

[9]基辛格.若无世界秩序，人类或被摧毁[N].环球时报，2015-11-02(14).

Modernity of social symbiosis research

JIN Ying-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ymbiosis research and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mployed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factors with symbiotic though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example “gong”, “he” and so 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hinese symbiotic “He culture” includes the symbiosis of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and what the human face is a symbiotic society linked with fat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road is embodied in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space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provided by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hina’s two “One Hundred” and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cial symbiosis; “gong”;“he”; harmonious symbiosis; China dream

2015-11-20

金应忠(1945-)，男，浙江绍兴人，教授。

D912.2

A

1671-6248(2016)03-006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