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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的第二代皇帝世宗柴荣（公元921-959，公元954-959年在位）同他的养父郭威（即周太祖）一样，也是武人出身，却颇有改革意识，无论武人文人，老臣新臣，只重贤才而不看出身亲疏或资历。他一即帝位，就大举招贤，其求贤诏说，凡是“怀才抱器，出众超群”，或“养素于衡门，屈迹于末位”者，都要加以任用，给予厚禄。但凡他看准一人才，不管周围如何反对，他都要坚持任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柴荣要用出身刀笔吏的魏仁浦为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议者以为魏不是科第出身而反对。柴荣反驳说：“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1]到底破格用魏仁浦为相。

五代之时，科举制在各地大多徒具形式；柴荣却能认真看待，亲自过问。显德二年（公元955年），礼部侍郎刘温叟主持考试，草率录取了十六名进士。柴荣即命令重新考核，亲自复审及第进士的诗赋策论，沙汰滥进，结果只录取了四名进士及第，确保了以进士科选士的严肃性。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为重开制科向全国发布诏书：

诏悬制科，凡三：其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二曰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其三曰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2]

陶懋炳先生说，像柴荣这样“广开途径，搜求人才，唐末以来，此为仅见……这些措施改变了幕僚为卿相、亲将为将帅的用人唯亲的旧习，虽然此后短期内仍不免有此现象，如赵普之为开国宰相，但改变颓习却由此启其端。”[3]

柴荣以天子之身登高一呼，便从四面八方汇聚来大批贤才，均分别专长而以授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