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伦水, 张利周

(广东医科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523808)



理性的自觉：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

吴伦水a, 张利周b

(广东医科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523808)

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培育了独特的古希腊理性哲学。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与柏拉图的“理念论”奠定了西方传统理性思想的客体性原则，它强调客观世界运动的规律性、自足性和自为性。而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与苏格拉底的“人本思想”则开创了西方传统理性思想的主体性原则，它代表主体精神不断地创造与革新的自由本性。当然，“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并非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在二者的融合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较具代表性。

理性；自觉；古希腊哲学；逻各斯；努斯；辩证统一

1 古希腊理性精神自觉的背景

如果说原始文化主要以拟人化、形象化等朦胧的方式来展现对理性的意识的话，那么古希腊哲学则以思辨建构、逻辑论证等自觉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性的理解。当然，这种演变不是没有原因和根据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理性哲学摇篮的古希腊哲学的产生自有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土壤。

首先，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这个爱琴海上的岛国成为沟通亚、欧、非的交通要塞。除了善于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之外，这个岛国和民族还接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据说雅典就是由一位埃及人栖克洛普斯创立的，大多数外来移民在文化上超越了当时的希腊人，而且和当地人结合为水乳交融的一体，这和英国人在北美殖民地上排挤当地人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1]227。这种文化和民族的大融合必定有利于希腊达到繁荣的顶点。公元前6世纪，希腊奴隶制已经全面确立。经过梭伦的政治改革，雅典逐步确立了奴隶制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意识强烈，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一切构成了希腊理性哲学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在精神文化方面，荷马史诗、神谱体系、悲剧文学等为古希腊理性哲学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希腊民族精神与荷马诗性智慧之间的息息相通关系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希腊生息在荷马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1]222。维柯对此也进行了非常别致的历史文化学分析。他认为，荷马时代的以诗颂神、颂英雄的神话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真实性了，是经过窜改了的与有关事实相悖的神话。然而，正是这种虚构和杜撰显现了希腊理性精神的跃起，这是一种带着炽热的生命激情的理性精神。与此同时，享有盛誉的赫西俄德的《神谱》则以神话的语言、以形象的方式展现了希腊人对宇宙生成奥秘的理解，希腊悲剧则显现了文明时代的理性对人生的深刻洞见。这一切都孕育着以“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为基本精神内核的古希腊理性哲学。

2 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精神”

罗素说得好，对永恒之物的追求乃是激发人们哲学思考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2]82。确实如此，正是出于对某种永恒不变的“本原”的好奇和渴望才真正激起了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探索和思考的欲望。这里所说的“本原”是指某种产生世界万物及其变化的始基，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指“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为它”[3]4的那个东西。不同的哲学家对何者为世界的本原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泰勒斯认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等等。为了哲学而放弃王位的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摆脱了前人在宇宙论上的感性倾向，提出更为深刻和普遍的“逻各斯”概念。他认为，世界是一团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和熄灭的永恒的活火[4]21。这里的“火”不是盲目的、被动的有形物，而是有形和无形的统一，它按照特有的规律、分寸和尺度进行自我运动和自我塑造，这就是“逻各斯”(logos，或译为“道”等)。虽然“逻各斯”一词具有多种不同的用法和解读，但是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含义或者说特点：①“逻各斯”是万物之源，是指导一切的东西，是“支配一切的主宰”[4]22，是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变化发展的规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则。②逻各斯”是“一”而不是“多”。“逻各斯”是大家共有的普遍性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逻各斯”。③“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逻各斯”是包含对立的统一，它“是战又是和，是盈又是亏”[4]21，23。④“逻各斯”具有永恒性和变动性。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它都永远存在并运动着，因此，“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断地更新”[4]23。当然，“它的永恒更是其过程方面的永恒，而不是实体方面的永恒”[2]84。⑤“逻各斯”是非自明的。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4]26，“逻各斯虽然象我所说的那样常在，但人们……却象从来没有遇到过它(逻各斯)一样”[5]。但是，“道为灵魂所固有，是增长着的”[4]23。也就是说，“逻各斯”隐藏在事物内部，只有思想本身才能体悟到它，而人的感觉经验是难以认识到它的。综上所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概念首次在本体论意义上系统阐述了西方传统理性思想的客体性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自足性和自为性，主张人应该在遵循客观规律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存在的规定性。当然，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感性世界是不断流转变化的表层现象，因此，“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4]26，这种对感性世界的贬低态度为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分立埋下了伏笔。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思想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柏拉图认为，感性世界的东西都是过眼云烟、飘浮不定的现象，只有理念才是本质性、实体性的东西，理念是感性事物的原因与根据，感性事物通过“分有”或“模仿”理念而获得存在的依据。这在造成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分立的同时，更突显了理念世界的本原性、客观性、普遍性、完满性和绝对性。而且柏拉图认为，以“可见世界”为对象获得的只是“意见”，这是凭借灵魂的低级能力(信念和想象)就能获得的；而以“可知世界”为对象获得的才是“知识”，这要靠灵魂的高级认识能力(理智和理性：前者的对象为数理知识，后者的对象为善理念)才能获得，而且这种“知识”的获得不依赖于“感性”而依赖于“理念”，即“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6]。如此一来，柏拉图便以逻辑思维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超感性、纯思辨的精神王国。这在一方面为后人营造了一个有规可循、令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确立了理性哲学发展的客体性原则(逻辑本质主义)。总之，柏拉图不但确立了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价值理性与认知理性的二元分立，而且更强调了理念世界对感性世界、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价值理性对认知理性的优先地位。但是，柏拉图对这种优先地位缺乏具体的分析与论述，更多的是采用假定、比喻、感知等表面化、日常化的解说方式，缺乏生命的原则与普遍性的依据[7]28。此外，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欲望和激情，与之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品格：智慧、节制和勇敢，并且认为正义就是理性对欲望和激情的控制而达到的和谐状态。可见，柏拉图的政治伦理学也体现了灵魂对肉体、理性对感性的优先地位。

3 古希腊哲学的“努斯精神”

古希腊哲学的“努斯”概念来源于阿那克萨戈拉。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应当是某些永恒不动的具体元素(例如：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而应当是无限多样且运动变化着的元素。也就是说，世界的本原在于无数在质上不同的“种子”，它的结合与分离决定了宇宙万物的生熄变化。“努斯”(nous，或译为“心”“心灵”等)就是这里结合和分离的决定者，它是无限的、自主的、最精粹的和最纯洁的，它拥有对万物的一切知识和最大力量。或者说，“努斯”乃是一个“有智慧的本原，一个使世界有秩序的精神”[8]，它知晓一切并安排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的东西“都是心所安排的”[4]39。正如黑格尔所总结的那样，在“心灵”里面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定”，在心灵中有着“目的、善”[9]354-355。总之，阿那克萨戈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心灵支配世界的思想，在本体论意义上奠定了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代表着精神自由自觉的本性，代表着不断地创造与革新，代表着不断地自我超越。因此，黑格尔在谈到阿那克萨戈拉时说“这里有一道光芒开始放射出来(诚然它还是很微弱的)”[9]42但可惜的是，阿那克萨戈拉并没有把“努斯精神”贯彻到底，苏格拉底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敏锐地指出：他“完全不用心灵，而是求助于气，清气、水以及其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4]63

苏格拉底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学说。他认为，阿那克萨戈拉虽然指出了“努斯”对宇宙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的推动和安排作用，但未能正确阐明它是如何进行推动和安排的，因此，常常诉诸那些盲目的机械关系。例如，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的“种子”都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分布于每个具体事物之中，但他并没有科学地说明这种比例是从何而来的。苏格拉底指出，这里所谓的“安排”包含“逻各斯”之意，也就是说“努斯”对世界的“安排”本身就体现着“逻各斯”的秩序精神，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某一具体事物的生熄变化，但如果用来解释整个宇宙的因果联系时就会陷入混乱的因果链条之中。苏格拉底认为，既然是一种“安排”就应当是有目的，而目的就应当是“善”或“好”；也就是说，“逻各斯”应当接受某种更深层的力量的“安排”，这种比“逻各斯”更为深层的力量就是“努斯”，前者只能是后者手中的一个尺度、工具和规定性。因此，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着谜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力图证明那些宁愿思考这类题目的人是愚妄的”[10]4。在他看来，那些只关注外界而不关心人自身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10]5。为此，他强调人应当“认识你自己”，在自身的灵魂深处寻找确定的真理。总之，苏格拉底推进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和对理性能力的重视，从而进一步突显了理性的主体性原则。对此，黑格尔有一段很精要的评析：根据苏格拉底的原则，“凡是精神不提供证明的东西，对于人就没有效准，就不是真理，人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他无求于外；这就是精神的主观性”[7]66。

4 “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的辩证统一

综上所述，“逻各斯精神”强调客观世界的独立自为性，主张客体性、合规律性、人的自在性，将主体消融于客体中以确证其存在的价值；而“努斯精神”则强调自我主体的独立自为性，主张主体性、目的性、人的自为性，把主体看作是世界秩序的安排者和赋予者。当然，以上概括仅就理论的主导倾向而言的，事实上“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并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提出“逻各斯”概念的赫拉克利特也非常关注人的智慧、伦理和风俗问题。例如，他认为，“热爱智慧的人必然熟悉很多的事物”；“用自己沾染血污的办法来清洗自己的流血之罪是徒劳的”；“铲除暴虐比扑灭火灾更有必要”；“多数人却只是在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如同牲畜”；“人民必须保卫法律，正如保卫城垣一样”，等等[11]。崇尚“逻各斯精神”的柏拉图也非常关注人的精神家园和道德的发展，其“理念”一词本身就很好地体现了客体原则(“理”)与主体原则(“念”)的统一。而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本身也蕴含着“逻各斯”，苏格拉底的人本哲学同样也蕴含着对逻辑秩序的尊重。当然，在将“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相结合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尤为典型。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也即一切存在中最根本的存在。他说：“实体，就其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别的人或某匹马。”[3]309在这里，“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说明它是承载一切宾词的最底层的，“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说明它是不与其他个别实体相掺合的独立存在；唯有“个别的东西”才是独立存在的，也是一切宾词和命题获得存在意义的基础；因此，所谓实体也就是指“个别的东西”“这一个”。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万物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都可以归之于“质料因”和“形式因(这里指广义的“形式因”，包括“形式因〈狭义〉”、“动力因”和“目的因”)”的辩证统一，“形式因”体现着事物运动的自主原则，而“质料因”体现着事物运动的自在原则，可见，“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在“实体”的运动变化中实现了初步结合。关于“质料因”和“形式因”之间的关系问题，陈康先生认为《范畴篇》和《物理学以后诸篇》(又译《形而上学》)是前后矛盾的：《范畴篇》认为“个别的东西”(tode ti，又译“这一个”“基本本质”)是“第一实体”，“种”(eidos，又译“形式”“埃多斯”“次级本质”)是“第二实体”，而《物理学以后诸篇》则认为“形式”(eidos)才是“第一实体”，也就是说，在《范畴篇》中确立的“个别”和“种”的高下位置，在《物理学以后诸篇》中又倒转过来了[13]279。笔者认为，从静态的和现象的层面上看，“质料”是“形式”的承载者和基础，是个别实体作为既存个别性的基本前提，而“形式”只有对这一事实加以概括的“种属”的普遍性，因此“质料”高于“形式”；但从动态的和本质的层面上看，“质料”虽然是某一个别实体存在的根基，但不是“它之所以为它，而不是它物”的本质所在，“形式”虽然相对于特定“质料”而言更具有普遍性，但是相对于其它个别实体而言则是使特定实体得以成形和定性的根据，因此，“形式”才是真正的实体，“质料”只是无规定或待规定的普遍之物，“形式”高于“质料”。可见，这主要涉及的是理解角度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深刻而且辩证的，但由于他不是将“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主要理解为现实的“活动”，因此，这种结合只能是外在理论上的结合而已。黑格尔曾指出，亚氏哲学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强调“那个绝对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概念”[7]381-382。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对最高的实体概念的忽视，而在于没有真正找到实体辩证运动的根本动力，当然，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也并不比亚里士多德高明多少。此外，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学而言，他也非常强调理性的主体原则与客体原则的辩证统一。例如，他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公民个体与城邦社会是一体的，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因此，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再如，他认为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也就是说，幸福不是被动的感受或天生的潜能，而是灵魂自由选择的活动，而真正的自由选择必然是主体原则与客体原则的辩证统一；幸福也是“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它不但要求“灵魂合乎德性”，更要求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1]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61.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55.

[6]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68-271.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 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伍德,增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3.

[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0]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

[11]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6-51.

[12] 汪子嵩,王太庆.陈康:论希腊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79.

责任编辑：沈宏梅

Consciousness with Reason: “Logos Spirit” and “Nous Spirit”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WU Lunshuia, ZHANG Lizhoub

(a.School of Marxism; b.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523808, China)

The uniqu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soil gave birth to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Logos” by Heraclitus and "Idealism" by Plato established the objective principle of western traditional rational thought, emphasizing the regularity, self-sufficiency and self-performance of the objective world.“Nous” by Anaxagoras and “Humanism” by Socrates established the subjective principle of western traditional rational thought, representing the freedom nature with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Of course, “Logos Spirit” and “Nous Spirit” are neither incompatible nor quit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in which Aristotle's thinking is more representative.

ration; consciousness;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Logos; Nous; dialectical unity

2016-04-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ZH208);广东医科大学博士启动项目(2XB13045)

吴伦水(1979-)，男，福建屏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伦理学研究；张利周(1979-)，男，湖北利川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城市治理与政策分析研究。

B502

A

1009-3907(2016)11-008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