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丽蕊

(安徽新华学院 日语系，合肥 230088)



奇幻的疗伤与追寻之旅
——《微笑的狼》创伤叙事研究

颜丽蕊

(安徽新华学院 日语系，合肥 230088)

日本当代著名“女性”小说家津岛佑子的《微笑的狼》，描写主人公雪子和一名少年的奇特旅行，他们两人在近乎流浪的旅行中追忆亲情、彼此疗伤。在创伤叙事中，作者运用后现代写作手法，展现出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和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小说反讽现实，批判了日本战后灰暗的社会现实，展现社会和时代的悲惨记忆。

《微笑的狼》；叙事特色；疗伤；追寻

《微笑的狼》，是战后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当代文学女作家津岛佑子(1947-2016)的新作。津岛佑子创作了多部后现代叙事风格较为明显的创伤叙事作品，擅长运用后现代叙事技术进行书写，以自己的身世和体验为背景，透过现实边缘的诡谲奇想描绘女性的生理和心理[1]。她的小说《微笑的狼》亦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特色，较多运用创伤叙事下的后现代写作手法，运用反传统的叙事策略——在内容上以主人公童年阶段的创伤经历、创伤表现以及创伤治愈过程为中心，在形式上以近乎游戏的方式求新——描绘在战后日本东京蜕变后，个人记忆与空间感危机促发的主体追寻之旅。

小说出版于2000年11月，主要描写了一次被新闻媒体扭曲报道为诱拐事件的一对少年少女的短期旅行。小说叙述视角多变，时空变化多样，小说、童话、新闻报道多种体裁立体组合，还穿插有大量的主人公梦境和想象的描绘，非现实的描写又与现实相互交织，这些显示出津岛文学作品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小说通过故事情节中穿插的童话描写、非现实的想象，通过两位主人公的旅途经历见闻和相关社会新闻报道，一方面描写了个人创伤的疗伤过程，另一方面也讽刺和再现了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混乱不堪的现实、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集体战争创伤，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1 创伤叙事下的后现代写作手法营造出的奇幻效果

“创伤叙事”即“对创伤的叙事”，是指“对创伤事件、创伤影响、创伤症状、创伤感受、创伤发生机制等的叙述”[2]44。作为文学性创伤叙事的“创伤小说特别从三种相关的背景或语境中显露出来，与之无法分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一种后战争的遗产或意识”[3]93。《微笑的狼》是一部后现代叙事风格较为明显的创伤叙事作品，饱含后现代叙事技术, 在内容上，以主人公童年阶段的创伤经历、表现以及创伤治愈过程为中心，反映战争带给民众的灾难性创伤；在形式上，以近乎游戏的方式求新，“以形式游戏在形式的任意变动中实现形式自身的自我超越，逃脱任何形式的约束，达到在固定的形式的范围内所无法达到的最大自由。”[4]89这种在形式中纳入反形式的精神体现在虚实结合、视角转换以及多种体裁的使用所产生的不连贯性上。

《微笑的狼》运用大量的意识流似的幻想和梦境描绘、内心独白，以及回忆与现实的交织，将想象的世界引入，来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内在的不安情绪。非现实情境的描绘使整篇小说弥漫在奇幻的色彩之中，这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在运用丰富的想象张力进行主线的追寻之旅的情节叙述的同时，打破传统小说叙事形式的固定化，穿插与主人公经历相关的新闻报道，在形式的变动中实现自我超越。童话故事和梦境的穿插，使这部小说充满斑驳瑰丽的奇幻色彩，增添了小说的奇特色彩。小说穿插了4个童话故事。少年擅长讲故事，将自己、少女和身边的人想象成故事里的动物形象，产生了讽刺和影射现实的效果。另外，作者在小说中将梦境与现实交错设置，把梦境描绘得大胆奇幻，从而把日常生活导入非现实的世界。比如女主人公雪子的梦境中常出现的是母亲、哥哥、家，而另一位主人公少年的梦境中常出现的则是父亲、墓地。在夜行车里，雪子想念起家人，她梦到：

父亲和孩子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四周很暗，就像神社里一样。挂着一排桃红色的纸灯笼。“莫古里”的母亲在喊自己的孩子：“雪子！阿敦！”“请拯救我们。”父亲和孩子不见了。母亲仍然在喊着“我们骨肉相连”。阿敦变成小孩子，在樱桃树上向母亲招手，母亲没看见他。母亲来回走着的地方变成了院子，盛开着美人蕉和串红。母亲坐在外廊上，一边叹着气，织起了毛衣。用三根毛衣针织着阿敦的毛衣。[5]69

先行而逝的父亲、茫然失落且寻求拯救的母亲、婴儿化的哥哥(阿敦)、危机四伏的周边，作者使用离奇碎片化的语言来表现梦境，表现主人公雪子对家庭和自身所处状态的隐隐不安与担忧。不论是童话故事还是梦境，都是非现实的想象，但正是这种想象“把现实抽象化，变成自我想象的东西，把人的精神和意识看作生活的真实，从而强调主观的绝对性”[6],进而达到了在比较简单的故事情节下着力描写人物的意识活动和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奥秘、强调主观意识的效果。

小说后现代写作手法，还体现在视角转换和多样的叙述方式上。作品的叙述视角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全知外视角、创伤事件全知外视角、第一人称内视角相结合展开叙事。记叙时序方面，顺叙、倒叙、插叙多种叙述方式互相交融。小说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女主人公雪子的自述，并且被设定为小说撰写之时的1999年，女主人公以回忆的方式倒叙40年前发生的事情。小说其他章节都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主要叙述1959年发生的男女主人公旅游的经历。而新闻报道、梦境幻境和童话描写则是插叙进行。这种写作手法也给人一种动态多元的感觉。另外，小说文体、童话故事和新闻文体相穿插，也给人以新颖特殊的阅读体验和丰富饱满的立体感。童话故事的插入起到了反讽现实的效果，而穿插与主人公的见闻、经历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则有力地反映出日本战后初期的黑暗现实。各个不同文体的片段独立简短而不相互连接，并从编排形式上来强调各个片断的独立性，而在内容主旨上又彼此呼应承接，达到了形散神不散的表现效果。

这些写作技巧较为巧妙地糅合于叙事中，作者几次在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节描述到高潮的时候，将非现实描写、视角转换、多种体裁同时使用。比如在站前广场被野狗咬伤和在搭乘的“龙王号”遭遇鱼雷爆炸的大篇幅情节叙述之后，续接上反映现实的新闻报道，接下来的情节告诉读者，之前插叙的不知从何处开始的情节其实是梦境，于是读者被生硬地拉回到现实之中。这种闪回伴随着梦境到现实的突转，幻境与真实的交织、骤然断裂的阅读体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阅读想象过程的连贯性被不停地打断，在不稳定、不连贯的阅读体验带来不确定感的同时，亦加深读者对创伤的理解。少年不自主地反复追忆曾经和父亲在墓地的流浪生活，少女间断性地梦到逝去的亲人，说明主人公们所遭受的创伤的深度和持久性。同时，作者也在通过作品重新回忆自己祖国战后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可见，这种后现代叙事技巧之形式与创伤叙事之内容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2]265，“叙述技术为叙事主体服务”[2]72，“创伤小说从后现代小说中显露出来……试图将叙述的本质和局限置于最显著的位置，传达创伤事件的毁坏和扭曲的冲击力。”[3]94后现代叙述技术超越传统叙事技巧的限制，向读者发出解读挑战，使读者既被诱惑着、又被干扰着阅读小说作品，从而使读者对其表现的创伤的认识更为深刻。

2 疗伤之旅

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它寻求详细阐述创伤的文化和伦理内涵。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露丝在《创伤：探索记忆》(1995)一书中总结了产生自“创伤后压力失调”诊断类别的创伤的定义：“病理学仅仅存在于它的经验结构或感受中：事件在当时没有充分吸收或体验,而是被延迟，表现在对某个经历过此事之人的反复纠缠之中。蒙受精神创伤准确地说就是被一种形象或事件控制。”[3]5指出创伤的延迟和重复性“作为一种盘旋和萦绕不去的影响发挥作用”[3]5。《微笑的狼》的两位主人公便是在持续的、侵入似的重返中经历着创伤体验。

少女和少年因为一件殉情自杀事件联系在一起。少女的父亲是一位婚内出轨的画家，抛弃妻子和两个孩子、踏上了与情人殉情的不归路，而少年正是这一殉情自杀事件的目击者。多年后，孤儿院长大的12岁少年找到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查找到事件当事人之一(与情人殉情而死的画家)的家人的地址，也就是少女的家。5年后，少年再次来访，与少女一起开始了一段自由的旅行。在共同的旅行中，少年被以梦魇的形式反复拉回到与父亲在墓地流浪生活的景象中，被父亲遗弃的画面也出现在少女的梦境里。他们的创伤症状还表现为内心封闭、被抛弃和疏离的感觉、过度联想等。不论是少年还是少女都是孤儿或被抛弃的儿童，都一直活在父亲去世的个人创伤阴影里。17岁的少年在年幼时曾和父亲在墓地流浪生活，后被送到孤儿院“儿童之家”，少年在孤儿院并未得到类似家庭般的温暖，成长为一个孤独地活在自己构筑的童话世界里的人；而12岁少女自小就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生活在以弱智哥哥为中心的家庭而未得到母亲足够的关爱：两位少年都是缺失父爱和家庭温暖的。在小说中，两位主人公被收养和与父辈死别所代表的起源的割裂，是很难治愈和恢复的，他们一直活在这个心理创伤阴影里,未得到治愈。正是这种未治愈的创伤导致了他们的疗伤之旅。

值得注意的是，《微笑的狼》中“流浪之旅”所带来的“疗伤”具有双向性，因为彼此的陪伴，少女和少年缺失父爱和兄弟姐妹之爱的“创伤”都产生了治疗的效果，也为他们摆脱“边缘化”危机、重新回到社会提供了基础。

少女自小缺失父爱又未得到母亲足够的关爱，和母亲的关系也并不亲密，她“长成了一个不太听话的孩子”[5]31，在未告知母亲的情况下擅自开始一段外出旅行，也是叛逆性格的表现。少女对于父亲殉情自杀的事实是知情的，但是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少女在和少年旅行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刚开始对他一方面不信任，一方面又“十分好奇。对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怎么也讨厌不起来”，就像“非要了解一无所知的父亲的世界一样”[5]31。可以看出,少女一开始就把少年看作父亲的替身，而旅途中少年的真诚与悉心照料也使少女对他十分“信赖”，“想把一切都托付给他”[5]47并“忠实地追随”[5]163。到后来，她对生病中的少年“像大人似地守护”着(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上升到互相支撑的程度。与少年的彼此依靠中，她也时常惦念远逝的家人，思念时刻守护自己的母亲。正是通过与少年的旅行，她得以重新认识创伤事件和理解创伤感受，体会到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也完成了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心理建设。在最后少年被警察抓住，被迫结束旅行时，少女“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绝望”[5]300，一直努力主张少年的清白直到他被释放。

少年也在与少女的旅行中，把她视为最珍贵的伙伴，给了她父兄般的温暖。他通过自我暴露创伤，与少女建立了新的联系，从一个封闭内心的个体变为一个学会与人沟通交流、能够信任依靠守护他人的人。并在相处中加深对她的感情，他们逐渐互相需要、离不开彼此。通过多次的暴露和重新认识创伤，少年重建自我，从创伤中走了出来，得以治疗创伤，能够以一个正常社会人的身份重新回归社会。

同时，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作者津岛佑子的创伤书写，津岛佑子在她的一生中充分体验了创伤[7]。身为单身母亲，“她自幼失去了父亲和哥哥，后来长子离世，经历了这些不幸的她，在其小说中频繁地以缺失的父亲、智力障碍的哥哥及其死亡、丧子之母的痛苦作为主题”[8]，作者的创伤性体验与小说情节设置有密切关系，她在作品中再现一生中遭遇的创伤经历[9]，因而叙述小说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作者自我讲述和释放的过程。小说的几位主人公身上都包含有作者自己的投影，尤其少女的经历与作者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父亲与情人殉情而死是相同的。作者津岛佑子的父亲、文学家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是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在津岛1岁时，与情妇投水自尽，同时还与另一女人生有和津岛同岁的女儿。“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母亲一直瞒着津岛，告诉她说父亲是病死的, 直到小学四年级翻阅人名字典时，她才了解这一真相。”[10]其次，作者还与小说中的少女一样，在1959年当年升入初中[5]350，有过失去存在智力缺陷的哥哥的经历，也都是在寻找一种与已逝父亲的联系。津岛佑子1岁时就丧父，长大成人后得知自己是太宰治的女儿，就像那位少女“非要了解我一无所知的父亲的世界”[4]31一样，阅读父亲的文学作品，以此减少生存的孤独与不安。作者和两位男女主人公都缺失父爱和家庭温暖，都有对生父相关信息的搜寻，都活在丧父的缺失感和阴影之中。在共同的旅行中，两人一起编织着“血脉相连”的亲族故事，想象成兄弟关系，幻想着彼此成为共同体，互相依存，他们追寻的正是那份缺失了的来自家庭的爱和温暖。

3 从社会批判精神来看对理想社会的追寻

津岛文学作品中的家庭大多是“存在某种缺失的家庭”[11]330，以主人公的父亲去世或离异呈现一种不完整的形态，也就是“把父亲作为‘不在场者’予以表现”[4]346，描写存在某种缺失的家庭。《微笑的狼》这部小说同样表现了这一共同的特点，以主人公父亲的自杀(少女的父亲)、因病死亡(少年的父亲)作为故事展开的前提，体现出对父爱和家庭温暖的追寻。津岛佑子不仅多描写存在某种缺失的家庭，“她还常常描写特殊感受和幻境，来反思现实社会”[11]330。

小说利用全知外视角，展示了日本民族的战后创伤史，不仅仅是墓地殉情事件给少年和少女造成的个人创伤，更展现了战争给整个日本民众带来的集体创伤，对日本民族造成的国民精神的深刻影响，整体民心不济、治安混乱、疾疫横行、劳资矛盾突显等社会现状的揭露和描述，令人触目惊心。

在主线情节叙述的同时，作者穿插了6处与主人公经历相关的新闻片段，这些新闻报道发生在昭和20年(1945年)至昭和22年(1947年)之间，展现出战后黑暗的社会现实。男女主人公在列车上见到了弃婴，听到了疑似人贩子的对话，与其后加入的一系列新闻报道内容重合。这一系列新闻报道关注的是战争刚刚结束后的时期内发生的事件：61名流浪者被征往北海道和九州煤矿，但是煤矿的待遇极差，致使多人逃走，劳动条件恶劣也造成劳动者的不安；有50名战灾遗孤、流浪儿被拐卖到东京都某村建筑工地；被强制收容的流浪者的安置情况。当他们所乘的列车出现扒手、警察命令全体乘客下车进行搜查黑米市之后，插入的新闻也是13年前的1946年发生的老百姓非法携带粮食越境、遭到警察的强行没收、混乱中发生多起盗窃案的事件，当时政府的强硬行为遭到民众的指责。当叙述到两位男女主人公误上从中国广东驶来的霍乱船的惊险经历的情节时，穿插进的新闻也是关于霍乱的。1946年4月，来自中国广东的撤退船和复原船上发生霍乱，救援粮食出现短缺，对周边渔业造成影响；同时，东京都发现成百上千的发疹伤寒和天花患者。在叙述到男女主人公梦境里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汽船爆炸的情节时，作者穿插了1945年真实发生在日本的3起触雷沉没事件，死伤人数均达200-500之多。在《水的孩子》一章，小说结尾添加的是1946年樋口诱拐少女事件的报道。另外，男女主人公在三等车厢还险些经历脱轨事故，真实经历了弃婴事件和火车扒手事件。作者运用小说虚构情节与客观反映真实的新闻相交错的手法，在小说中真实描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再现了日本战后初期人民水深火热的现实。

这些新闻发生的时间与少年少女旅行时间的1959年相隔12-14年，但是在内容上又极为重合，相似事件在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内发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反映在二战后十几年间,日本持续处于灰暗混乱的社会现实之中，生活于战后黑暗现实中的日本民众的生活是水深火热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两位主人公少年少女在经历这种战后黑暗现实的同时，经常在梦境和幻境中描述一种十分和谐美好的图景。他们所向往的童话故事里,各生物之间和谐相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非现实世界的图景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折射出主人公和作者内心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只可惜这种向往是徒然的。

擅长讲故事的少年，把自己、少女和身边的人与故事里的动物形象联想成对应关系。他把列车中品行低劣的乘客比作“猴子”，把冷漠的社会比作“冰冷的床”，把人的世界称为“人类的窝”。童话故事里的猴子“不知道规矩、恬不知耻地撒谎、不自尊、推开别人将座位据为己有”[5]50，“不洁净乱扔东西”[5]67，“不懂得秩序、为了眼前的食物而不顾一切、忘恩负义不知节制”[5]53。少年先后用《森林的故事》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两个童话故事的情节作为依据，为自己和少女起故事中狼族和犬族的名字，而将旅行中列车里的其他人想象为故事里异类的猴子，投以鄙夷和批驳的目光。小说巧妙地以儿童视角讲述战后的社会现实，冰冷的灰色图景被赋予了些许生动而温情的色彩，强烈的反差又形成极大的讽刺效果。

作者还讽刺了媒体的失真报道所反映出的人性之恶。少年对他人的不良行为极为鄙视，尽心尽责地照看孤儿院的小孩子们，在和少女的旅行中一直尽己所能地照顾她，他正直善良、有责任心、单纯而缺乏安全感，喜欢幻想，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少年活在童话故事里，“大人的书没有读过”，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童话故事里，幻想自己和父母在一起的美好生活，“虽说这只是幻想，他却总是沉浸于这幻想中，使自己得到安慰。这幻想是那么美好。……”[5]12他单纯地想和少女一起去远方看风景，但是在战后混乱的世态之下，人们却难以相信这么一个17岁少年的纯粹动机，而给他扣上“诱拐少女”的罪名，最后被警察暴力逮捕。这是新闻媒体在未探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进行的武断报道，是一种不负责任、不计后果、职业操守缺失的表现。伪装成道德批判者，给纯善的人扣上邪恶的帽子，没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了。一次单纯的旅行竟被扭曲为一次备受瞩目的诱拐事件，无良传媒恶意揣测、肆意炒作、煽动民众情绪，民众的盲目跟风拥趸，警察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粗暴执法，这一系列的团体、民众、政府层面的广泛的道德缺失的行为，无疑是对自诩道德家的虚伪盲目的人群的一种极大的讽刺和批判，尤为引人深思。

津岛佑子在小说《微笑的狼》中，一方面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超越个人的体验描绘，更为宽阔地展现出战后日本社会现状，并且直击社会问题，关注在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处于战后特殊时期的日本民众的创伤体验，体现出作者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作者所追寻的理想社会，是家庭温暖、社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和关爱的社会。从对于品行低劣的人性的批判可以看出，作者推崇品行高尚的人格，期冀高素质的理想型社会人格。因此，虽然非现实情境的描绘使整篇小说弥漫在奇幻色彩之中，形成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是，作者津岛佑子并非一味追求描写人物内心的非现实的东西，在运用丰富的想象张力进行主线的追寻之旅的情节叙述的同时，穿插与主人公经历相关的新闻报道，展现出战后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体现出作者关注时代生活的矛盾、关心社会问题的可贵精神，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

4 结论

《微笑的狼》在创作手法上，没有侧重安排故事情节或者人物行为，而是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叙述一段心灵的疗伤之旅。作者运用后现代写作技巧，小说情节设置自由穿行于现实、想象与记忆中，将奇幻性与写实性相糅合，通过童话故事、梦境的穿插和新颖奇特的写作手法，构筑出奇特的小说世界。并且展开一幅多面立体的战后日本画卷，在不断变换的时空中表现个体对记忆和自我身份的确认。作者津岛佑子不仅描写存在某种缺失的家庭，还描写人物的特殊感受和幻境，关注人物的创伤体验，对人物的创伤形成、创伤症状、创伤治疗都有全面的描写。更可贵的是，作者进而反思现实社会，在小说中对战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人性良知缺失进行揭露和批判。通过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以及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表现出作者对父爱、家庭温暖以及理想社会、人性良知的追寻。

[1] 庄司肇.津島佑子[M].東京：沖積舎，2003：133.

[2] 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3] 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M].李敏，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4] 高宣扬.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 津岛佑子.微笑的狼[M].竺家荣，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99.

[7] 川原塚瑞穂.母恋いのモチーフ：津島佑子『ナラ·レポート』を読む(イギリス共同ゼミ)[C]∥海外教育派遣事業.大学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国際的情報伝達スキルの育成」活動報告書.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国際的情報伝達スキルの育成」事務局，2010：202.

[8] 川原塚瑞穂.津島佑子の文学:物語と記憶[C]∥学内教育事業.大学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国際的情報伝達スキルの育成」活動報告書.東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国際的情報伝達スキルの育成」事務局，2010：206．

[9] 岡村知子.津島佑子『あまりに野蛮な』論:生と死の円舞(ロンド) [J].日本近代文学，2013，89(11)：139-153.

[10] 林涛.日本当代女作家津岛佑子[J].外国文学，2000(2)：28.

[11] 刘春英.日本女性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责任编辑：柳 克

Fantastic Journey of Healing and Pursuing— A Study of Traumatic Narrative in Laughing Wolf

YAN Lirui

(Japanese Department,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230088, China)

LaughingWolf， written by Yūko Tsushima, a famous Japanese contemporary female novelist, narrates a fantastic journey of the protagonist Yukiko and a teenager, in which they recall family affections and heal each other psychologically while nearly exiling.In traumatic narrative, the writer shows her unconventional writing style and the pursuit of ideal society by the postmodern techniques.Critiquing Japanese gloomy social reality after World War II, this novel shows the deplorable memory of society and age.

LaughingWolf; narrative features; healing; pursuing

2016-07-31

安徽新华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15xqjdx03)

颜丽蕊(1986-)，女，河南濮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I313.074

A

1009-3907(2016)11-00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