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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企业维持持久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影响其科技创新力[1]，而知识存量决定创新能力[2]。对知识存量进行综合评价，对客观评估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提高知识管理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调整知识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3-4]。本文立足于科技创新的宏观背景，以国内外知识存量的研究热点——知识存量测度为切入点，基于文献调研和对比分析方法，试图条理化相关研究成果，探析国内外知识存量相关研究的差异和不足，预测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 知识存量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知识存量尚无统一定义。国外有关知识存量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末。1994年，美国学者托马斯·斯图尔特提出了知识资本的概念[5]。

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年度报告KnowledgeBasedEconomy中首次提出了对应于知识流量的“知识存量”，并提出了一套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知识测度框架，成为日后知识存量测度评价研究的基础[6]。

1999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从经济价值视角，立足知识经济理论和知识资本概念，正式定义了知识存量，即“在特定时点、某个组织或系统所拥有的，能直接或间接为组织或系统创造价值和效益的知识总量，既反映组织生产经营的潜在能力，也体现组织系统的竞争能力。”该定义强调知识存量直接或间接为组织或系统创造价值和效益，反映组织生产经营的潜在能力，体现组织系统的竞争能力[7]。后续研究将从实践角度对知识存量近似等同于知识资本进行相关研究。

我国对知识存量的研究有些滞后，知识存量定义的演化过程也更为简单。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邹珊刚、杨志锋团队是国内最先开展知识存量研究的团队之一，2000年他们借鉴了国外知识存量研究成果，基于知识资源的概念将知识存量定义为“某阶段内一个组织或经济系统对知识资源的占有总量”，反映了组织的知识资源占有情况[8]。

2001年，李顺才等从结构层次另辟蹊径，从知识结构层次出发，将知识存量定义为“组织在某个特定时点的知识总量，是依附于企业内部人员、设备和组织结构中的所有知识的总和，是学习的结果，并能反映组织系统生产知识的能力和潜力，体现组织系统的竞争力”，强调知识存量是依附于组织内部人员、设备和组织结构的知识[4]。此后国内学者对于其研究绝大多数基于后者内部理论层次结构化的知识存量的概念理解，更倾向于强调其物理意义。

分析以上3个知识存量的定义可知，国内外知识存量研究均基于共同的知识经济的大环境，强调知识存量与组织系统竞争力的关系；但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演化历史不同。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理念，从实践角度出发，认为知识存量是从知识资本的概念上发展而来的，在研究中往往将知识存量的定义等同于知识资本；国内研究则更注重内部理论层次剖析，基于层次结构对其进行定义。

二是定义视角不同。国外的定义基于知识经济背景，强调知识存量的经济价值意义；国内学者对知识存量的定义，更强调基于层次结构的物理意义。以上不同导致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存量的定义和理解存在差异化，围绕其相关研究成果也各有不同。

2 知识存量测度研究现状

知识存量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其研究内容由外在特征逐渐深入。目前知识存量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是知识存量的测度，国内外有关知识存量测度的研究在方法、理论及应用方面各有侧重。

如上所述，人们对知识存量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国外学者倾向于狭义的理解，认为知识存量是企业或区域在以往研究开发所产生的知识积累，也就是技术知识存量或R&D知识存量[9]。基于此，大多数知识存量测度研究将知识作为一种资源或资本，对其经济价值进行评价测度，将知识存量的测度等同于知识资本的测度[10]。国内学者倾向于广义的理解，关注基于层次结构的物理意义，认为知识的经济价值不等于价值的全部，因此对知识存量的测度也不仅仅是知识资本的测度。实际上，知识的测度包括知识投入、知识产出、知识存量和流量等的测度，而知识存量的测度是知识测度的起点[11]。

知识存量的测度不仅是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大结算”、“大盘存”，也应包括对经济价值角度的创新知识的测度，因此单一视角的知识测度是片面的、不准确的。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将知识存量测度分为知识的物理测度(载体)和价值测度(经济贡献)，知识的物理测度是价值测度的基础[12](图1)。

图1 知识存量测度基本框架

2.1 知识存量的物理测度分析

物理测度是从层次结构视角，对知识的形态、类别及空间特征进行表示与度量，通常表现为知识载体的测度，是一项基础性的微观研究，包括知识的数量测度与质量测度[13]。

知识的数量测度，表现为对知识的载体“信息”进行测度，其中信息包括可编码化的显性知识和隐含的经验类隐性知识[13]。显性知识测度常采用知识结构化的表示与度量[14]，采用定性或定量方法[15-16]，结合相应的结构化模型[17-18]或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15，18]掌握知识存量结构，测度知识存量。隐性知识测度研究更为困难，其研究多基于隐性知识结构构建科学合理的测度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评价[19]，是目前知识存量测度的热点。

对知识的质量测度包括人的主观判断和市场的客观评判，通常用“知识普及度”对知识的质量进行测度。知识的普及度越高，知识的质量越高，但质量高低并不代表优劣，它反映的是知识的层次和浓度[13]。知识的质量测度是目前知识存量测度的难点。

2.2 知识存量的价值测度分析

知识的价值测度，即把知识作为一种资源或资本，对其经济贡献进行测度。知识包含一定的信息量和价值量，其价值测度包括基于知识价值量的测度和基于知识属性的测度[20]。

基于知识价值量的测度，通常包括宏观的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以及知识产业、知识产业链的经济价值测度和微观的基于组织、个人和知识产品的知识资本价值计量测度[21]。其测度指标从过去产出和市场份额指标，向资产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会计指标和每股收益、股权回报等财务指标测度[13]转变。近几年，基于模型或定性定量测度方法[8，22-23]的改进和结合知识存量的增长规律进行测度分析[15]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

基于知识属性的知识存量测度，考虑到知识的规模和复杂性，从知识的宽度、深度、分布和关联性等属性出发对知识进行测度[20]。如李顺才等提出的基于知识工程的隐含经验知识测度方法[11]，陈素惠提出组织知识存量评估模型研究[24]等，均是基于知识属性的知识存量测度研究。

2.3 国内外知识存量测度研究比较

2.3.1 共同点

国内外知识存量测度研究的共同点，体现在以下4方面。

一是理论基础相同。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基于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即1996年OECD提出的知识测度框架，该框架指引了知识存量测度的发展。

二是研究环境相同。国内外研究均基于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背景环境，虽然切入点不同，但研究成果分析均侧重于知识存量测度的经济学分析，多关注于知识的经济价值。国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持续为关注热点。

三是研究层面相同。知识存量测度的研究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贡献以及知识产业、知识产业链的经济价值测度向微观层面的基于组织、个人和团体的知识存量测度领域转移。

四是跨学科应用。在研究方法方面，由单一的经济学方法分析倾向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开始重视利用网络模型测度组织系统的知识存量[25-26]。

2.3.2 差异

由于国内外对知识存量的理解不同，测度方面各有侧重，故差异明显(表1)，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础理念不同。国外学者将知识存量的测度与知识资本的测度等同起来，将知识产生的经济价值等同于知识含量；把R&D费用投入当作知识存量，把对知识的价值测度和对知识本身的测度等同起来。国内学者在测度知识存量时兼顾经济学测度指标，从概念出发，也关注结构化知识存量。

二是研究侧重点不同。国外研究多关注于知识的经济价值，多数关注宏观经济层面，集中在国家和行业的知识存量测度。国内研究更关注于结构化知识的表示与度量，也就是知识的物理测度，基于知识的层次结构，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型测度知识。

表1 国内外知识存量测度的对比

3 知识存量测度研究展望

3.1 有待深化的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知识存量测度的比较分析，认为虽然我国对于知识存量测度(尤其是深入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开创性研究，但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化的问题。

3.1.1 测度分析不够全面

虽然我国对于知识存量测度的研究更倾向于广义层面的知识存量概念理解，少数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到结合经济和价值维度测度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应用研究阶段，考虑到知识的复杂性、模糊性、不可度量性，其多数研究仍然倾向于基于知识存量概念结构的物理测度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兼顾知识的价值特性。深入相关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对知识存量进行物理测度研究时，在知识质量测度方面仍然没有突破性研究进展，也就是说，知识的质量测度仍热是目前知识存量测度的难点。

3.1.2 测度视角单一

知识存量测度的研究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在发生变化，虽然总体上呈现宏观的国家及产业、价值测度向微观组织、个人和知识存量测度领域转移，但总体上来说，目前我国的知识存量测度研究大多是对国家或行业的进行宏观层面理论探测，面向不同研究需求的微观层面个性化测度研究较少。

3.1.3 缺乏实证性质的验证分析

总体上，当前测度研究仍处于面向应用的理论探测阶段，无法验证测度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其实际应用性不强，可操作性不足。

3.2 未来研究趋势

针对上述知识存量测度研究方面的不足，认为此领域的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2.1 注重测度方法的创新

为了保证知识存量测度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既要考虑知识的物理测度维度，又要考虑其价值测度。针对此目标，可从方法学着手，考虑将相对度量与绝对度量相结合，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测度分析方法，把定性的测度指标定量化，再予以统一的量化标准测度。同时，也可考虑将跨学科领域的方法应用到知识存量测度中，不断为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

3.2.2 面向个性化测度服务

目前我国的知识存量测度研究视角比较单一，且研究结果的应用性不强。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存量测度的框架结构不应局限于单一化的面向宏观层面的测度，也应考虑到不同个体、团队、组织的个性化测度需求。从研究主体的需求出发，打破单一化的测度框架结构，构建个性化的知识存量测度框架，同时要结合所研究主体的个性特征，有的放矢，制定个性化的测度准则进行知识测度。

3.2.3 注重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知识存量测度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性描述探测阶段，测度方法的可靠性和可行性在应用验证上与国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知识存量测度的相关研究需结合组织的发展情况，验证测度方法和结果的可行性、可靠性，在方法和测度指标选择上综合考虑应用性，从而提高其可操作性。

4 结语

通过科学地对比分析国内与国外在知识存量测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差距，找出国内研究存在的不足，对进一步拓展知识存量测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升知识存量测度研究的理论水平、文献质量和实践价值具有深远意义。

可以预见，知识存量测度的相关研究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也将变得更加复杂，还有待更多学者投入到此研究中，提出符合当前国情的个性化的知识存量测度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