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珊

一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与杨虎城同船回国的还有许多留学海外的热血青年。

当时，笔者的父亲吴志如（吴子牧）正留学法国。卢沟桥事变后，他与同学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抗日联合会、华北救亡会等当地华侨爱国组织，宣传国内救亡活动，为援助抗战前线将士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放弃学业。

当杨虎城到欧洲考察时，他们组织迎接、举办座谈会、陪同考察；当杨虎城回国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杨虎城参加同一个团，乘同一条船回国，投身全民抗战。巴黎《救国时报》曾以《兼程归国共赴国难——抗日将军杨虎城返国抗战全欧抗联归国代表团同轮东归》为题作了报道。

归国途中，杨虎城与夫人谢葆贞题字给冯希勃、郝郁文夫妇：“为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抗战到底，誓求为最后胜利。因同舟回国参加救亡工作，聊志数语，留为此日纪念。”这也可视为寄语船上所有的中国留学生。

1984年，为了寻找父辈在海外参加爱国活动的踪迹，夏铮铮找到笔者。夏铮铮的父亲夏隆台（夏农苔）和笔者的父亲是非常要好的同学，他们都曾留学法国，现都已过世多年。

我们在先后拜访（包括通信）张友渔、钱俊瑞、吴克坚、高云晖、陆宗华、马笙伯（马怀镛）、夏菲、杨拯民等前辈和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张志强等，查阅了巴黎《救国时报》（影印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二·九”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杨虎城传》（米暂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等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文献，整理核对了当事人的口述笔记和既有史料。

陆宗华，后改名陆达，中国冶金工业专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当年与杨虎城同船回国参与救亡运动的爱国青年之一。陆伯伯深情回忆了和杨虎城一起回国的经过。他从书柜中取出一本封皮很旧的相册，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这是杨将军和我们这群学生在回国途中的合影。”泛黄的照片中，在轮船甲板上，一群青年簇拥在杨虎城周围，无论是将军还是学生，脸庞上都洋溢着对自由的追求，对和平的向往。

遗憾的是，合影里，笔者没有找到父亲。尽管如此，笔者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这张照片是对当年历史非常珍贵的纪念。后来，笔者以此为由头，与夏铮铮合作完成了《杨虎城将军与中国留欧学生》一文。经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杨拯民审阅，发表在1986年12月16日的《人民政协报》上，以纪念西安事变爆发50周年。杨拯民是杨虎城的长子，也是笔者的父亲在延安学习时的同学。他送给笔者一本《杨虎城将军画册》（审定者：王炳南、孔从洲、米暂沉、田一明，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此画册里也有笔者在陆伯伯家看到的那张合影。

二

一晃又是20年过去了。

2006年夏，笔者退休，开始在网上建立自己的博客，陆续贴上一些旧作，其中就有《杨虎城将军与中国留欧学生》一文，借此感谢当年写作时前辈们给予的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

随后几年里，通过这篇文章，张铭鼎、陆宗华、景林等前辈的子女先后与笔者联系上。他们拿出珍藏的文图史料，鼓励笔者在原作的基础上丰富内容，用笔纪念那一群热血青年。这让笔者感到责任无比沉重，不知道从何处落笔。

那年那段历史，要先从那船说起。

杨虎城和留学生们乘坐的是一艘法国邮轮。至于轮船的名称，资料中说法不一。

陆伯伯在回忆中曾提到：“我们是一起在马赛港上船的。”后经查证，欧洲各地的华侨、中国留学生回国，多会选择这条线路。这是一条漫长的水路，全程历时近一个月，起点在法国的马赛，一路停靠塞得、吉布提、亚丁、哥伦坡（今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今胡志明市）等港口，终点是香港。

说到马赛，笔者就会想到《马赛曲》。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教唱《马赛曲》的情景还会在笔者眼前出现，《马赛曲》的旋律还会在耳边回响。父亲讲，当年，他和同学们把《马赛曲》作为救国的战歌，聚会时一起歌唱鼓舞斗志。可以想象，当年留学青年乘船回国时，岸边的同学们和船上的同学们一起高唱《马赛曲》，那是何等的豪迈。

说起同船回国之事，不能不提此事的组织者——全欧抗联。

全欧抗联的全称是全欧洲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共同救国”为宗旨，于1936年9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

1937年9月18日、19日，全欧抗联在巴黎召开年会暨纪念“九一八”六周年大会，旅法抗联、旅德抗联、旅比抗联等派出代表参加。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应邀出席并讲演。他说：“今年的纪念与往年不同，往年我们只用空言来纪念九一八，今年今天我们全国上下已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用抗战的事实来纪念它了！……只要全国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9月19日适逢中秋节，身在异乡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们更是百感交集。会上群情激奋，当即决定组织归国参战服务团，分批东归，共赴国难。据史料和前辈回忆，全欧抗联至少组织过四批，均由马赛搭乘邮轮回国。

第一批于10月1日出发，成员7人，多为留学法国的中国学生，已知姓名的有6人，即王季文、夏隆台、曹承宪、马笙伯、段薇杰、沈毅。笔者推测，第七人应是父亲吴志如。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籍档案显示他与前六人于1937年10月1日同一天注销学籍，或因全欧抗联临时指派他随杨虎城赴西班牙考察而推迟行期。

第二批于10月29日出发，成员及家眷近30人，由杨虎城欧美考察团一行7人，杨虎城旧部及子弟，全欧抗联成员暨留学英、法、德、比等国的中国学生组成。已知姓名的有27人：杨虎城、谢葆贞、杨拯中（幼童，杨虎城、谢葆贞之子）、樊雨农、亢维恪（亢心栽）、王麟阁、跻仲翰、杨明轩、金励兹（金闽生）、米暂沉、胡希仲、冯希勃、郝郁文、冯寄欧（幼童，冯希勃、郝郁文之子）、陈柱天、连仲玉（连瑞琦）、张铭鼎（张铁生）、吴秋怡、秦丰川、王深林、刘文华、陆宗华、杨汉兴、羡书剡、李赣鹏、晋增（曾毅）、吴志如。需要说明的是，樊雨农、金励兹是提前两天出发打前站的，跻仲翰则于10月8日自意大利东岸乘“康铁罗索”号回国。

第三批于12月1日出发，成员4人，均为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即王芝伦、景林、沈尔林、孙敦本。

第四批于1938年2月出发，成员4人，均为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即温朋九（温朋久）、刘绮雯、朱江户、乔冠华。

杨虎城所在第二批归国参战服务团，是四个团中人数最多、气势最大的一团。由杨虎城亲任团长，全欧抗联执委、留法学生陈柱天任副团长。此外，随杨虎城赴西班牙前线考察的7名全欧抗联成员、留学生中有5人在此团，即陈柱天、张铭鼎、晋增、陆宗华、吴志如，另有2人即王芝伦、景林参加第三批回国。他们或亲手协助杨虎城起草在马德里的广播演说稿，或看见杨虎城蹲在战壕里放枪，或参与杨虎城向西班牙人民阵线前线总指挥米哈亚将军赠送写有“同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旗帜。有关此行，《在西班牙》（张铁生著，生活书店1938年出版）一书里有翔实记录，遗憾的是书中人物全部为化名。

三

笔者清楚记得与陆伯伯的对话：“听说，杨将军出国前，蒋介石批给他考察费15万元（约合5万美元）。一路上，杨将军节衣缩食，拿出了3000多美元资助中国留学生”，“杨将军在欧美考察的近半年里，接济过中国留学生。其他人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我和你父亲确实是得到过他的帮助”。

原来，陆伯伯和笔者的父亲因临时辍学、手头拮据而住在四等舱。按规定，住四等舱的人不能去头等舱。杨虎城听说后为他们补足船票差价，使两人回到集体中。

为进一步证实，笔者多方查找史料，只查到亢维恪的记录：11时送行李上船，下午5时船开。余及明轩乘二等，秋怡、赣鹏等十余人乘三等，杨先生、夫人、仲玉、拯中、铭鼎乘头等。

第二批归国参战服务团一路上与沿途各地华侨救国团体联系，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在西贡、新加坡等地，侨团侨胞举标语，执小旗，聚在码头热情迎接。杨虎城慷慨激昂演讲国际形势和救国使命，发出“中国绝对不会亡！”的呐喊。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里，杨虎城和全欧抗联成员在他们共同搭乘的那条船上合影，留下珍贵的纪念。

笔者没有找到有关合影日期的记载。杨虎城给冯希勃、郝郁文的题字上清楚写明是1937年11月24日，亦即到达香港的前两天。笔者推测合影大概也在快到香港之时。

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11月26日11时，邮轮抵达香港。

上岸后，杨虎城欧美考察团一行住在九龙的半岛酒店，同行的留学生则住在另一处的旅馆。同学们曾去看望杨虎城，与他商谈救国之事，相约一同抗战。“11月30日上午，杨将军只身随蒋介石的特派代表登机回国。从此，便与我们永久地分开了。”说到此，我们明显感受到陆伯伯话语的沉重。

其时，杨虎城被蒋介石胁迫出国，赴欧美考察军事。途中，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毅然决然兼程回国抗日。记得50年前，笔者也就此问过父亲，将军是否知道回国后面临的凶险。父亲说：“他不可能躲在国外啊！”陆伯伯也如是回答。

回看杨虎城和学生们在船上的合影，笔者相信不仅将军“不可能躲在国外”，与他同船的爱国学生哪个也“不可能躲在国外”，兼程东归共赴国难必定是他们的不二选择。

惊喜的是，笔者意外找到另外一张他们在船上的合影。比对两张照片，地点相同而人物及其所在位置不尽相同，洗印版面上也有出入。这一次，笔者看到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