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贤

2015年是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阅兵式。这既是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控诉，对中苏军民，乃至对其他盟国军民英勇不屈的大歌颂，也是敲响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复活的大警钟。

普京总统曾说过，俄中两国人民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大盟友，其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2015年5月7日，习近平主席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前夕，在《俄罗斯报》撰文，回顾了中俄共同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这一段光辉历史，指出两国人民一直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并肩战斗。中俄人民的战斗友谊，可以追溯到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刚刚成立的那段峥嵘岁月。当前，中俄关系正处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下面，让我们对中俄百年兄弟般友谊，作一个扼要的回顾。

中国人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战

20世纪70年代，我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期间，曾到过一些城市访问侨胞。有些人告诉我，其祖辈、父辈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到俄国谋生，还“帮列宁打过白匪”，因见不到文字记载，一直不知其详。近读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才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在十月革命前，就有数十万华工以各种不同方式抵达俄国；约有5万人在十月革命一胜利，就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剿匪战争。1919年春，列宁接见了红军第四团第三营的全体中国官兵，盛赞他们为打击邓尼金等白匪所做出的宝贵贡献。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驻乌兹别克斯坦工作期间，听一位俄罗斯朋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苏中交恶那些年，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一些城市拆除了为捍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而牺牲的中国烈士墓，但这一做法在他家乡高加索的弗拉季卡夫卡兹，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而没被执行。

以上故事形象地表明，百年来，中俄人民已经用鲜血结成了兄弟般情谊，这破解了长期藏在我心间的一大疑团——为何在列宁墓后面的克里姆林宫的一面墙上，用金字刻着两个一尺见方的铭牌“Жанг-1917”“Ван-1917”，意思是：“1917年的张”“1917年的王”。在墙上，我还见到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高尔基、加加林（苏联，也是全球第一位宇航员）、伊巴露丽（西班牙共产党前第一书记）等名人同样大小的铭牌（铭牌后洞穴内安放着骨灰）。原来，上述两块写着“张”“王”的铭牌，是为纪念捍卫苏维埃政权（1917年具有象征意义，指当年十月革命后几年的剿匪战争）而牺牲的中国烈士们，所立的以这两个姓氏为代表的中国无名烈士墓碑。

苏联空军勇士们的壮举

1991年初，中苏双方商定，江泽民总书记将于5月中旬正式访问苏联。此访由中联部负责组团，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让我到中联部，参加访问的准备工作。我当时在外交部任苏欧司副司长，主管苏联方面的工作。

在提供给江总书记参阅的十几份材料中，有一份专门介绍在二战和新中国建设中，为中苏友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苏方人士。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在访苏期间，最好安排一次与尚健在的上述人士友好会见。他点了两位人士的名字：曾任苏联援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和武汉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西林。江总书记还特别提到，在参阅材料中，有一位名叫库里申科的烈士，他是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大队长，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其遗孀曾来过中国为这位烈士扫墓。江总书记让我们把这位烈士的遗孀也列入邀请名单中。

两天过后，江总书记对我说，他在不同时期，曾多次到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使馆又大又漂亮，与苏联友人的会见，可考虑安排在那里举行。这样，这些友好人士会有一种重回中国的亲切感。

5月16日下午4时，江泽民总书记与苏方友好人士的会见，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举行。我粗略地数了一下，前来参加会见的友人有40多位，其中约一半穿着苏军礼服，在上衣左上方，一排排勋章、奖章，光彩照人。这些老战士中，有的曾是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飞行员，有的则参加过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他们见到江泽民总书记，都兴奋异常，纷纷回忆起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军的光辉岁月。库里申科的遗孀加丽娜·库里申科紧紧地握着江总书记的手，双眼闪着泪花，激动地说，1958年10月1日，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观礼，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深情地对她说：“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库里申科同志的！”江总书记听后引用莫斯科无名烈士墓一句碑文深沉地说：库里申科同志的“功勋永垂不朽”！

库里申科的牺牲极为悲壮。1939年10月14日，在一次激战中，他所驾驶的战机多处被打穿，因而多处负重伤。他把战机平稳地降落到重庆郊外的长江江面上，以免撞毁民屋。当地政府即派出一两万人沿江寻找英雄的遗体，找到后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一两年过后，在英雄牺牲之地，建造起一座库里申科烈士陵园，他的半身塑像树立其间。2013年3月23日，访俄的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特意提到了这位苏联英雄的光辉业绩。2015年夏天，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专题片《库里申科》。该片于当年9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首映式，受到了热烈欢迎。

有一位老飞行员绘声绘色地向江总书记描述一次突袭日军在台湾机场的情景。钱其琛外长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访问期间与总书记秘书贾廷安、我方译员宫建伟一道，跟在江总书记身旁，随时回答他提出的有关苏联和中苏关系的问题。关于这次空袭的神奇故事，我在场听得真真切切。有一次，苏联轰炸机群从武汉起飞后，一直在4000米左右的高空上飞行。当时，战机上没有供氧装置，飞行员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他们飞入福建领空后，按照指挥长的指令，把战机的高度下降一半左右，在约2000米的空中就可以吸入较多氧气，吸氧后又把战机升回到原来高度，继续往东飞行。28架战机飞越台湾海峡后，找准日军在台湾的某机场，立即倾泻下约300枚重型炸弹，把停机坪上的三四十架日军飞机炸得七零八落，把三四个油库也炸成一片火海。28名飞行员见状兴奋不已，异口同声地在空中一遍遍高呼：“乌拉（万岁）！乌拉！”江总书记听后也兴奋不已，连声赞道：炸得好！炸得痛快！

现在，我简略介绍一下苏联当年援华的背景与情况。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时，敌强我弱的状况可谓泾渭分明，就拿钢铁、石油的年产量来说，中国分别只有日本的1/15、1/129；日本战机的年产量为1200多架，中国连1架也制造不出来。中国在国力、军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势下，蒋介石除了寻求外援，别无他途。但是，美英等国对蒋介石请求提供军援（主要是飞机、高射炮及其他武器装备）一事非但置之不理，反而要把日本侵略这股祸水西引至中国。美国依然向日本大量提供钢铁、石油等特种军需物资，力图把日本拖在中国；英国则向日本明确暗示：在其于香港、新加坡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大前提下，日本在华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蒋介石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向斯大林求援。上述事变后一个半月，苏联就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互助条约。这个被视作两国的准军事同盟条约，矛头直接指向日本军国主义。条约签订后，斯大林立即履行大规模援华的承诺。从是年秋到1940年夏，苏联政府派出5000多名军事顾问、飞行员、航空教官、机械师秘密来华工作、参战；提供了1300多架战机和数万吨航空炸弹，总价值多达4.5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击落日军飞机100多架，炸毁日军机场上大量飞机、弹药和燃油，为中国夺取制空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牵制日本，避免日德东西夹击苏联

在二战中，中苏军民并肩战斗，竭尽全力互相支援，而中国抗日战场的不断壮大，是对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最强有力支持。1973年秋，在一次外事活动中，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对苏联副外长贾丕才（汉学家，我们私下称他为“老贾”）说，他原来是名军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世界战史，特别是二战史颇有兴趣。他向老贾提出几个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重大问题。这位副外长爽快地表示，很高兴同大使探讨这些问题，但需查一下有关档案，还用汉语说：“要用事实说话，有根有据才好。”两周过后，老贾在苏联外交别墅，回答了刘大使的问题。我给他们当的翻译，并作了详细记录。

老贾对刘大使说，1941年6月中旬，毛泽东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希特勒将于下旬进攻苏联。斯大林立即给毛泽东回了一封感谢电，说这一情报印证了他通过其他可靠渠道所得到的两份重要情报。一是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桂永清），从德军总参谋部一名军官那里，了解到希特勒6月下旬要进攻苏联的情报。蒋介石立即把这份“厚礼”送给了斯大林。二是苏联驻日本谍报组织“佐尔格”一名日本反战成员（尾崎秀实，日军参谋本部军官），获悉希特勒将于6月21日或22日进攻苏联。6月22日凌晨4时，希特勒投入几百万大军，从苏联西部、北部三条战线突然发动空前规模的侵略战争。

老贾还对刘大使说，当年8月初，将近200万德国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希特勒放下狂言：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上，不是斯大林检阅苏联军队，而是他希特勒检阅德国的“胜利之师”。在这个危急关头，斯大林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从七八千里之外的远东地区，静悄悄地调出三四十个师支援莫斯科战线，而这二三十万人是为了预防日本与德国相配合，东西夹击苏联而部署在那里的。9月30日，莫斯科保卫战打响。12月初，德军在苏军的沉重打击下，外加零下20多摄氏度的“俄罗斯严寒威逼”，开始从莫斯科郊外败退，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老贾强调说，斯大林之所以敢于作出这样一个战略决策，是因为他判断，中国抗日这个大战场，把几百万日军死死拖住，使其无法北上进犯苏联。他还说，希特勒一直要求日军参谋本部，派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尽快进攻苏联东部。日军参谋本部“北上派”与“南下派”为此争论不休，正因为中国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日军，才让“北上派”与德军东西夹击苏联的图谋没能得逞。这也得益于上面提到的那名日本军官所提供的准确情报：日军当年内不会北上进犯苏联。据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从东线总共调出约60万官兵、3.3万辆坦克、5000多门火炮支援西线。

老贾还从历史经纬的角度，回顾了“东线”对“西线”不可估量的巨大支持。他说，希特勒上台后，一直垂涎于苏联的广阔领土和丰富资源，其“长线打算”是把苏联从欧洲地图上“一笔勾销”。由于英法当时的政权对希特勒采取“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希特勒很快便在欧洲中部连连得手。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斯大林当机立断，毅然决定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使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一年十个月。而在二战前夕，苏军在中、苏、朝、蒙边境地带的张鼓峰、诺门坎，两次出重兵大败日军。这两次对日军的惨重打击，使其再也不敢从东边对苏联轻举妄动，让苏军得以免遭腹背受敌。

刘大使回到使馆后，高兴地对我说，老贾查过苏联档案，他所介绍的情况是实实在在的，证明中国战场对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确曾起过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关于中国战场对苏联卫国战争的重要性，斯大林曾作出这样的精辟论述：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绑住时，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罗斯福对他的儿子所说的一番话也颇为公道：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日本军团就会调到其他战场作战……日本便可以与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反攻。

毛岸英向斯大林请缨上战场

还有个例子让我深受感动。1996年2月6日，斯大林的长孙叶甫根尼·朱加什维利与我（时任驻格鲁吉亚大使）一道观看新拍的故事片《雅科夫——斯大林的儿子》（叶甫根尼本人出演祖父斯大林）后，告诉我一个“大秘密”。他说：“祖父向我讲过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希特勒军队进攻苏联第二天，一名叫谢廖沙的中国年轻学生，给他写了一封请战书，坚决要求上前线打法西斯匪军，信的落款是‘毛泽东的儿子。”这是毛岸英，时年19岁。我问：“你祖父批准了吗？”他答道：“你觉得这可能吗？他可不是斯大林的儿子（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即叶甫根尼的父亲，于希特勒发动对苏联战争的当天，就被斯大林派上战场，后来英勇牺牲在德国一所集中营中），而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24岁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时，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装走出机舱，给前来迎接的毛泽东同志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来，他后来在苏联参了军。

听了这个感人故事后，我告诉叶甫根尼：“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把自己的长子，就是这个谢廖沙送上了前线。他淡淡地说：我毛泽东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这位格鲁吉亚朋友听后声音低沉地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故事我听说过，他的儿子也没有能够回到他身边。”凝思了一会儿，他深情地说：“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格鲁吉亚人，这两位影响过历史发展进程的伟人，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其做法却惊人地相似：战争一开始，就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的亲生长子送上了前线，而且连出发点都一模一样——我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而且，毛泽东同志的儿子当年还向苏军统帅请缨上前线去打法西斯匪军，他这是要为苏联而战啊！这真是两位伟大的父亲！两位伟大的儿子！”之后，他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两位伟大的统帅！两位伟大的战士！”

叶甫根尼的这番话说得多好啊！我不由得想起这两位伟人另外两个同样极为感人的故事。有一次，斯大林的这位长孙告诉我一个大秘密。其父亲被德军俘获后，希特勒曾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斯大林提出，要用在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中被苏军俘获的鲍卢斯元帅来换他的这个儿子。这位苏军统帅听后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深沉而坚定地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说：用一个什么元帅换一个士兵，这可办不到！被德军俘获的苏联士兵多着呢！我要是同意这一交换，别的同样被德军俘获苏联士兵的父亲们会怎么说？！结果，斯大林的长子英勇牺牲在集中营。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有一次，他的一些亲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将其遗体运回国内安葬。这位烈士的父亲听后摇了摇头，同样深沉而坚定地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结果，毛岸英一直安眠在朝鲜大地上。

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做过贡献的中国人

2015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后不久，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不朽军团”大游行。在游行队伍中，参加过、支援过苏联卫国战争的军民肖像被高高举着，密密麻麻，一大片连着一大片。看俄罗斯电视一台的实况转播时，在连绵四五公里的洪流中，我突然发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肖像，它们分别由中共早期革命家李范五之子李多力、朱德外孙女刘丽、刘少奇之女刘爱琴高高举着，也看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朱德之女朱敏、刘少奇之子刘允斌的肖像。

上世纪80年代，朱敏曾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有一次，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峥嵘岁月。希特勒发动侵略苏联战争的前一天，正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她，被派到离白俄罗斯与波兰边界不远处参加夏令营活动。朱敏与夏令营全体人员很快就被驱赶到一所德国集中营做苦役。她曾被强迫在一个兵工厂制造炸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她把对法西斯匪徒的仇恨，埋藏在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弹壳之中：往里面装沙子，或者少放零件，使其成为一个个臭弹。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红樱桃》女主角楚楚的原型就是朱敏。

如前所述，在战争一开始，毛岸英就向斯大林请缨上战场，但没获批准。三年后，他终于作为一名苏共党员、苏军坦克手上了前线，参加驱逐德军的白俄罗斯大战役，并进入波兰、德国东普鲁士境内作战。战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唐铎属于孙中山亲自培养的第一代“天之骄子”。1929年，他被国民党政府派往苏联空军进修。战争一开始，他也打报告申请上前线参战，亦未获批准，只是在苏军战略反攻最后阶段，才如愿以偿。唐铎在近200次空战中，其战机常常是带着浓烟、烈火，甚至弹洞而归的。他曾创下一天六次升空迎击敌机的最高纪录。

唐铎后来回国，成为新中国空军少将。他在回忆录中，对昔日空战之惨烈，作出画面感极强的描述：“每次空战，几乎都是带血的。有一次，返航时，我与机舱后的机枪手聊天，说着说着，他突然没声了，我还以为他太累睡着了呢。等飞机一着陆，我回头一看，这位战友已经牺牲了。”

胡济邦是位神奇人物，我1963年秋到外交部翻译处工作后不久，就认识了她。她是位中共秘密党员，是从事对苏工作这一特殊行当的老前辈。在档案中我看到，1936年，时年25岁的她，被国民党政府派往驻苏联使馆任新闻秘书，并兼任中苏文化杂志社驻苏记者。

胡济邦以中国记者身份，亲历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她开着一辆旧吉普车，跑遍了苏联各大战役的战场，向国内发回许多脍炙人口的深度报道，如《莫斯科大会战》《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她笔下的苏联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法西斯匪军，给正在英勇顽强抗击凶残日军的中国军民以极大鼓舞。

胡济邦采访过盟军各国的领袖人物，如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戴高乐、铁托，还采访了在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中被俘的德军元帅鲍卢斯。更有绝者，这位“语言天才”是分别用被采访者的本国语言——俄、英、法、塞尔维亚语和德语进行采访的，这在世界新闻采访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此外，在一些国家军政领导人交谈缺少翻译的情况下，胡济邦常常毛遂自荐充当译员，因而也是我们翻译这一行的老前辈。

二战这个大舞台，让胡济邦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中国女性脱颖而出，尽显中国战地女记者的巾帼风采。她是位用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锋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做出不懈努力的“文装中国战士”。她是我们外交部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过宝贵贡献的杰出人士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胡济邦就被调回国，曾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处长。周恩来总理利用其所长，让她为外交部官员专门讲授外交礼仪。胡济邦后来转入新闻界工作，曾任中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1979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1995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

据不完全统计，有四五百名中国人以各种不同方式，参加了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目前尚健在的有五六十人。我的一位朋友，百岁老人苏飞就是其中一位。2015年春，普京总统发布命令，给他们授予“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4月15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钱益寿代表普京颁发了奖章。到俄罗斯使馆领取奖章的有毛泽东之女李敏、刘少奇之女刘爱琴、瞿秋白之女瞿独伊、李富春之女李特特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两位统帅的战略合作

在新中国成立后第137天，中苏两国政府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两国各自的发展壮大，对20世纪后半期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四个多月前刚签订的上述条约是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中苏两家与美国一家的严重较量。从志愿军赴朝参战，一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苏两大统帅——毛泽东、斯大林，对于战争形势及其走向的分析，对于重大问题的决策，一直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进行沟通，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对于前线司令部的战术性建议，只要毛泽东不提异议，斯大林都表示赞同，双方保持着高度的默契。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肩并肩，经过顽强卓越的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苏联方面对这一胜利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大林给毛泽东、金日成提供的援助是多方面的，而且质量高、数量巨大。就拿与美军争夺制空权这一朝战要害来说，斯大林的投入是无可比拟的。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有12个苏联空军师参加空战，轮番参战的飞行员达7000多人次，击落敌机1097架，苏军高射炮还击落敌机212架。在空战中，苏方损失了335架战机，120名飞行员英勇牺牲。

在战事进入关键阶段，毛泽东提出边打边谈，斯大林明确表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毛泽东还真诚地请斯大林“亲自领导”停战谈判。斯大林虽没应允，但从中苏频繁来往的密电中可以看出，从谈判方针到步骤、谈法，都是中苏两位统帅共同决定的。

中苏朝三国密切合作，共同战胜了美国侵略者，这为捍卫三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为保障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主政苏联前期，中苏两党两国相互尊重、相互支持，谱写了中苏友谊的新篇章。不幸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到了中期竟达到了严重的地步。两党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了十多年。“鸡犬之声相闻”的两大邻邦，却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到了1989年春，由于中苏双方共同努力，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在北京顺利举行，两人共同宣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用鲜血凝成的两国战斗友谊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1991年12月26日，苏联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三天后，中苏关系就顺利地转化为中俄关系。1996年4月23日，在中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叶利钦的共同倡议下，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在国际上开创了国与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先河。这样，在三年多时间内，中俄关系就上了三个台阶：从一般关系，到“互相视作友好国家”（1992年12月），再到“建设性伙伴关系”（1994年9月），又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月）。这种新型关系可以具体拆解为以下五个方面：政治上高度互信，战略上相互倚重，经贸上互补互利，人文上深入交流，国际上紧密配合。普京在俄罗斯主政后，中俄关系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正疾驰在一条快车道上。回顾百年的中俄（苏）关系，我们既感受到了绚丽夏花般的美丽，又经历了寒冬的凛冽风霜。不过，在百年的中俄（苏）关系中，友好睦邻合作是其主流，而对立、对抗只是一股暗流。双方从中得出的一条主要经验教训是：斗则俱伤，和、合则共赢；对立对抗是祸，友好睦邻是福。这是两种不同表达法，意思则是相同的。中俄两国是世界上“结伴，而不结盟”的典范。“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是中俄两国人民共同发出的心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国与国关系中，中俄关系是一对“含金量”最高、最为“实打实”的双边关系。

回望百年的中俄（苏）关系，感触颇多。它从“花开花落”到“花谢花茂”，令我想起“法门无内外，大道无遮拦”这一禅语。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语，叫作“大道行思，取则行远”。用鲜血凝成的中俄两国人民兄弟般友谊，乃大道也！这是一条不怕遮拦，也不可遮拦，越行越远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