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

2016-03-21康瀚予

广西民族研究 2016年1期

【摘要】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

【关键词】族群；源流史；方法；分子人类学

【作者】康瀚予，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实验师。兰州，730124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1 - 0070 - 010

所谓族群源流史，是民族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某一族群①的起源、衍化、流散与迁徙，偏重于追溯其族源、梳理其演化的轨迹，从而勾勒出某一族群历史发展的路径。研究族群源流史，不但是人类学家的任务，也是历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由于相关问题涉及族群的发生、发展及迁徙，涉及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内容，故针对某一具体族群源流史的研究往往存在诸多争议，乃至于治丝益棼，莫衷一是。相关问题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最近出版的两部专著——《岭南民族源流史》（徐杰舜、李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结项成果）和《越文化发展论》（叶岗、陈民镇、王海雷著，中华书局2015年3月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成果），在研究族群源流史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方法论上均极具启发性。本文拟从这两部专著的启示性切入，对族群源流史的研究方法做初步的总结与反思。

一、“方法”之困

研究某一族群的源流史，或者说研究其源流及迁徙，并非易事。一则在于族群的源流及迁徙从来不是变动不居的问题，对这一动态的过程进行捕捉与梳理，除了具备一定的材料，还要对历史长时段有宏观的把握；二则在于追索族群的源流及迁徙时，往往不可避免要回溯到上古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直接史料无多，传世文献又往往语焉不详，从而造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局。王国维先生在其著名的讲义稿《古史新证》①中指出：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 ]2—3

这便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主要是指甲骨文和金文）互相证释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王氏所说的“古史”，即上古史，而史学的生命在于史料，“二重证据法”实际上也是关于如何运用史料的方法。研究族群的源流史，尤其是其“源”以及族群的早期发展，已经远非民族史研究的范围，更多的是上古史的研究对象了。王国维先生曾撰写《鬼方昆夷玁獯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鞑靼考》《蒙古考》等关于族群源流的论著，不但从方法论上给后人以启示，还就族群源流史的研究做出了一系列的实践工作。

目前而言，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仍主要限于对传统文献的梳理，历代学者通过有限材料的钩沉，业已勾勒出上古族群源流及迁徙的大致轮廓。但这种大致的轮廓，仍有许多细节有待充实，甚至于这种大致的轮廓是否坚实都是值得怀疑的。一些学者在追根溯源的过程中，面对上古传说或者避而不谈，或者随意牵强附会，乃至于脱离传世文献本身进行“虚构”。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显然不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直接的文字材料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但由于真正定位于“上古”的相关史料很少，“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2 ]41，而且这些史料往往“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1 ]1，在择取与判断上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而后世文献的追溯，不仅时代晚近，没有“去古未远”的优势，而且由于多出于汉族文人之手，对边疆民族的记述实际上存在一定的隔膜。这里试以何光岳先生的古代“民族源流史”系列著作②进行说明。何氏著作的基本材料自然是以传世文献为主的，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由于它们在材料的使用以及结论的提取上存在诸多问题，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有学者指出这些著作“依据传说中的人物及有关故事”、“加上自己的想象力”、“牵强附会”地设计“中华源流史”[3 ]，这种情况在何氏著作中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此，有学者为何先生辩护，指出中国古代传说与神话在研究族群源流方面的重要价值 [4 ]。诚然古史传说有其特殊价值，但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需要审慎看待古史传说，需要作全面、细致地评估与分析。在无法梳理出合理的头绪时，尽可录而存疑，不能为了追求翔实的言说或者迁就详备的体系而罔顾材料的早晚、真伪和可信程度。要知道徐旭生先生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虽研究的是古史传说，但他专门就相关史料可信性的等次作了深入的讨论，顾颉刚、郭沫若等史学大家对史料的鉴别问题也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何氏大量引用《山海经》等书中的神话资料、《帝王世纪》等晚出文献、纬书等材料，并以此作为构建“民族源流史”的砖石，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周书灿先生曾批评何氏著作存在概念不清、逻辑混乱、驰骋想象、言之无据、滥引材料、不加审查等问题 [5 ]，譬如何氏无视钱穆等前辈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方法，不顾时间与空间的对应性，对地名或人名线索进行证据不足的整合与附会，进而勾勒出华族播散世界的宏伟蓝图 [6 ]，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里笔者重新以“何光岳现象”进行讨论，并不针对个人，也非对逝者不敬，而是出于何氏的系列论著作为族群源流史研究之荦荦大者，反思这些论著存在的问题也是在反思古代文史研究中的一些常见误区，以强调在族群源流史研究过程中利用传世文献所需要的科学态度，以及传世文献在研究族群源流史方面的价值与局限。

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王国维先生专门强调了“地下之新材料”的重要价值，即出土文献。但王氏所关注的出土文献仅限于甲骨文和金文，甚至不包括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的先秦两汉简帛文献。虽然出土文献有年代早、未经后人篡改等优点，但除了近出清华简《系年》关于秦人起源的记载等少数史料，真正涉及族群源流史的材料并不多，所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其作用仍然有限。饶宗颐先生在王氏“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出土材料分为一般的考古遗存与古文字资料两部分 [7 ]17—22，这一新的“三重证据法”亦广为人知。正如疑古派学者瓦解了传统古史之后使学者在重构上古史时乞灵于考古学，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为我们研究上古族群的变迁揭示了辽阔的前景。但考古学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是否等同于一个族群的文化，都是未能落实的。一些学者似乎想当然地将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乃至于从这一角度定义“考古学文化”，这一观点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一种考古学文化可以由不同的族群创造，而某一族群也可能创造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将某一考古学文化与传说中的某一具体族群进行对号入座，这种现象无论在考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都相当普遍。这种对应不无探索精神，但又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学者往往注意到空间的对应，而忽视了时间的限定。由于族群的变迁是动态过程，一个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人群活动，在不共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往往会犯以后律前的错误。遗憾的是，由于这种错误一再出现，乃至于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考古学研究在探究族群源流及迁徙方面的积极作用。以近年发现并正在发掘的陕北“龙山时代”石峁大型古城为例，有学者指出其与黄帝部族有关 [8 ]，有学者则认为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都邑 [9 ]，有学者则强调应该慎重看待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联系 [10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映了学者看待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的分歧。虽然学术界主流普遍认定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关、陶寺文化与尧舜有关，广义的印纹陶文化与百越族群有关，但诸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盛极一时的考古学文化的性质，仍然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因为要确认一种考古学文化对应文献中的某一族群，不但要年代相符，地域相合，还要文化特征相近——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最难落实且最具论证灵活性的。殷墟之所以能落实到商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推断难以得到外国学者的认同，主要原因便是其他考古学文化缺乏像甲骨卜辞这样的直接文字资料。虽然近年来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在没有充分的证据出现之前，大多数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均应阙疑视之。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三重证据法”是将人类学材料纳入进来 [11 ]，较早的有徐中舒 [12 ]、杨向奎 [13 ]等先生，他们强调视野扩展至边裔民族，不过他们的出发点仍是史学研究。叶舒宪先生则主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将民间地方的口传叙事和仪式礼俗以及少数民族乃至域外民族的材料视作第三重证据，并将比较图像的材料视作第四重证据 [14 ]，但图像资料或者可以包含于考古学材料，或者可以容纳于人类学材料，是否可以单独成立仍是问题。族群源流史的研究，本应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传统民族志的材料有多少有效性，在这一问题上反而值得怀疑。以当代的田野调查材料回溯族群源流，其材料是否能作为直接证据，或者说是否能够合理解读材料，都是有疑问的。譬如苗族古歌有本族群迁徙史的叙说，不少学者认为这表现了苗族祖先蚩尤与华夏集团在黄河流域大战后败逃迁徙的历程，但也有学者指出古歌所描述的迁徙路线只是苗族在彝族地区小范围内的短距离的迁徙 [15 ]。以民族志材料或者以所谓的“族群记忆”推论古代社会或者考古学文化的某些现象，实际上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此外，诸如演化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线索。共同语言是判断“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准，目前来说，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的语系、语族、语支划分，确实与文献记载乃至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高度相合，如壮侗语系、南岛语系的族群与澳泰族群的范围相吻合。但历史上个别大的族群会对小的族群进行文化同化，这一同化过程涉及语言、宗教等方面，在游牧民族中尤其明显。演化语言学可以为判断族群源流提供重要的标尺，但却并非绝对的依据。

族群源流史的研究，“源”是最难界定的，由于涉及上古甚至史前的问题，材料方面更加缺乏。除了材料，观念的问题也是需要重视的。鉴于族群源流史的特殊性，我们更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历史的眼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与提升。《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便在材料与观念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二、分子人类学的介入与解码族群源流的新钥匙

族群源流史对材料和方法的要求，实际上早已溢出了传统文史研究的本身，自然科学也逐步参与其中。尤其是近年来广泛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技考古手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较早引起学者重视的是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创立之初便为学者所接受的方法，如费孝通先生早年便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学习过体质人类学的知识。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自传入中国以来，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发展。一方面，人类学家对当代少数民族体质特征进行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考古学家也对古人类的样本进行分析。尤其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学科的创立者、考古学界体质人类学的权威朱泓先生从先秦族群体质特征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反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南亚类型这样的区分体系，归纳出“中国先秦时期古代人种体系理论”，将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代居民分成六个古代的人种类型，即“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东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和“古华南类型”[16 ]471—478。但即便如此，由于所研究的是大致的人种类型区分，难以为族群源流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尤其“龙山时代”以及之前的一段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和不同地区人群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基因混杂程度逐步加深 [17 ]163，寻绎具体族群的体质信息便愈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体质特征的趋同或相异，并不代表族群间遗传特征的异同——遗传特征的决定性相对更强①。而所谓的人种特征具有模糊性，尚且不说某一人种类型包括不同的族群，即便是某两个个体有相近的体质特征也不能说他们血缘相近，因为分子层面的父系、母系遗传情况更为复杂。也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分歧，在基因研究确认现代人“走出非洲”的同时，以体质人类学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则持不同的意见 [18 ]。

1993年，费孝通先生在《中国人类基因组》评审研讨会的发言中，回顾了他于清华研究院结业时所撰《朝鲜半岛人种类型的分析》一文，对过去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作了总结，也对基因研究提出了展望。后来基因研究的快速发展，说明了费先生的高瞻远瞩。在进行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同时，吉林大学在1998年创立了考古学界第一个专业从事古DNA的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展开了“分子考古学”的研究，并利用这一手段对中国边疆地区古代居民等族群展开分子层面的研究 [19 ]，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果。另一方面，复旦大学以金力、李辉等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也展开了“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的研究工作，尤其是2002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相关工作的系统化。分子人类学是在人类基因组等研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利用分子水平的遗传信息来分析人类起源、当代和古代人类群体的演化以及古代社会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 [20 ]。考古学界的“分子考古学”实际上也可以涵括于“分子人类学”之内，因为古DNA也是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古DNA研究是两者的交集所在。相较之下，以吉林大学为代表的分子考古学研究侧重线粒体DNA（mtDNA）的研究，而复旦大学的分子人类学研究则在一开始便侧重于Y染色体DNA研究。线粒体DNA是严格母系遗传的，Y染色体DNA则遵循严格的父系遗传。因为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很早便确立了父系社会的基本格局，而线粒体DNA突变过快，母系基因交流相对更为频繁，所以线粒体DNA的研究往往难以梳理出明确的头绪，在研究族群源流方面作用有限；而一定区域内的Y染色体DNA的特征却相对集中，其单核苷酸突变（SNP）稳定可靠，所以Y染色体DNA便成为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吉林大学与复旦大学的相关研究者都对古DNA做了系列研究，但各有侧重：吉林大学考古DNA实验室由于与考古学界联系更加紧密，占据的材料更为丰富，所以古DNA方面做的工作相对较多，但多偏重线粒体DNA的研究；而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也做了一些古DNA的测序工作，尤其是Y染色体DNA的研究，但更多的关注重心则是现代人群，通过现代人的遗传特征反推古人，进而梳理出某一族群的来源、遗传特征的形成时间以及迁徙路径。所以古DNA研究与现代人DNA研究可以说是分子人类学研究族群源流的两种途径，由于条件的限制，后者的研究目前而言空间更大，也更具系统性。

《岭南民族源流史》（以下简称《源流史》）便是分子人类学介入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尝试。该书的两位作者——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和复旦大学李辉先生，一为人类学著名学者，一为分子人类学专家，该书正是两位学者跨界合作的珠璧联辉之作。分子人类学被视作人类学的分支，但其研究方法主要还是自然科学的手段。在此之前，李辉等先生已经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对澳泰、客家、土家等族群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而且研究者主要是生命科学背景。在后来的研究中，李辉等先生陆续与民族学（如徐杰舜、张有隽）、语言学（如潘悟云）、历史学（如韩昇）等领域的学者展开合作，但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仍显不足。《源流史》的意义在于：其一，它真正整合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力量，将研究的深度推进到新的层次，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其二，作为一部系统的专著，既是岭南民族研究的一个新高度，也是分子人类学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次深度梳理；其三，过去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以自然科学的面目呈现，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其理解存在一定隔膜，而《源流史》则以族群源流史的研究成果示人，实际上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

《源流史》主要从文献和基因两条线索分头并进，最后又汇成一体。一方面，作者对岭南诸民族的源流作了文献与基因两方面的综述回顾，另一方面，在指出百越和苗蛮是岭南少数民族之源的同时，也强调移民成为岭南汉族之源，进而从基因的视野切入一一讨论壮侗语族诸族、苗瑶语族诸族、岭南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源流。尤其是通过分子人类学梳理岭南民族源流，既有总结，也有前沿性的新见。《源流史》指出，岭南人群的祖先可能形成于北部湾一带，时间大约是3万年之前，在其后慢慢地向北发展出侗傣群体，向东发展出台湾蕃族，向南发展形成马来群体 [21 ]137；侗水西迁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侗水语支群体的发源地是在厦汕一带的沿海地区，其长期以来是岭南人群分化过程中的核心成分；传统的对壮族按方言分为南、北两组的分类方法在遗传学上并没有根据，壮族支系体现出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21 ]311；黎族是相当古老的民族，其始源于2万年前，保留着最古老的O1单倍群结构 [21 ]253；苗瑶同源，畲族亦源于苗瑶族群，而非百越族群 [21 ]425；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 [21 ]454；平话人无论是在父系还是在母系遗传结构上都接近于南方少数民族，是语言、文化和自身认同感上被汉族同化了的岭南原住民族 [21 ]478。诸如此类的论断，均推进乃至更新了旧有的认识。

《源流史》的研究初衷便包括“更新民族源流研究的方法”[21 ]54，早在徐杰舜先生对金力、李辉的访谈中，金力先生便指出“我们对分子人类学研究是定位做大框架，做史前史，这是我们的目标。遗传学的作用，在研究史前史中，分辨率可能是最好的。而这一块，遗传学可以发挥作用，正好是人文科学很难研究的部分”[22 ]，李辉先生则强调“分子人类学的出现，在学科发展中就好像C14，C14测年代的方法一出来，就把考古学推动了很多。我希望分子人类学方法的出现，可以把人类学大大的推动一步”[23 ]，均已经强调了分子人类学研究在族群源流史研究中的特殊价值。分子人类学在追溯没有文字甚至缺乏考古发现的人类历史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溯“源”方面是其他方法难以替代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具有精细化、数据化的特征，不但可以对族群源流做出精确的定位，还能提供重要的时间标尺。

正如作者所言，“史学与基因的交融虽然艰难，但互动已经开始”[21 ]513。由于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够关注，对其原理也不够了解，甚至存在很深的误解，分子人类学尚未真正被文史研究者所广泛接受。《源流史》的尝试，其深远意义今天能够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将愈加凸显。但作为尝试，仍存在不少遗憾。因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话语”毕竟不同，两者间的“对话”尚存难度，更不用说两种“话语”的兼容了。在很多时候，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被用以讨论岭南民族的源流，或者是有意寻找基因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的契合点，以进行证实或证伪。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框架仍是主体，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只能暂时屈身于这一框架之下，而难以做到真正的“融合”。当然，这种妥协目前而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存在“话语”的相异甚至冲突。或以自然科学为主，或以人文科学为主，似乎两者必须选其一。即便是纯粹的分子人类学研究，也无法脱离传统文献而独立存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献记载的引导，这种引导并不能排除“误导”的可能，由此勾勒出的过于“清晰”的“源流史”不免令人怀疑。所以，无论是传统人类学学者，还是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者，都需要在保证自身研究独立性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两者相融的途径，李辉的《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24 ] 一文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再者，由于《源流史》一书所采用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主要限于现代人群的测序材料，以今人逆推古人源流有其学理上的合理性，但也是一些传统人类学学者的顾虑所在。下一步的工作，如果能在古DNA方面有所作为，无疑更能令人信服。还需要强调的是，遗传特征的趋同虽然是判断一个民族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唯一的方面。血缘的演化，并不等同于族群的演化，因为族群更多的是文化的共同体而非生理标准的分类集合。通过基因研究可以勾勒出人群的演化概貌，但却不能直接说明民族的嬗变轨迹，毕竟“民族”的内涵更为丰富，其源流变迁的问题更为复杂。

三、个案研究的比较：百越的源流与迁徙

我们再来看《越文化发展论》（以下简称《发展论》）一书。该书试图勾勒出越文化发展的轨迹，并提炼出越文化“点状突进”的发展规律，其着力点不限于“史”，还在于“论”。在论述越文化的“先越文化”“越国文化”两个阶段时，作者也采用了分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鉴于其研究重心所在，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被工具化看待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但与层出不穷的类似成果相比较，该书借鉴了过去多为学者忽视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可以说是越文化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的突破。

在论述於越的族源、吴等周边民族的源流、百越的源流、越地的民族变迁、秦帝国统一背景下的民族融合、越文化的海洋性诸问题时，《发展论》均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有所关注。《源流史》与《发展论》两书的重要交集是关于百越源流及迁徙的研究。前者的研究主要以李辉先生有关澳泰族群遗传结构的系列研究为基础，该书勾勒出了以北部湾为中心的澳泰族群扩散历程。百越及其后裔是岭南民族的重要构成，而《发展论》重点涉及的，则是百越的重要一支——於越①。早在《论于越的族源》[25 ]一文中，“越文化发展论”的课题组负责人叶岗先生对于越的族源作了初步的讨论。在该文中，作者已经注意到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也作了一些辨析与反思：

在现代生物学技术发明之前，科学界也曾经存在过这样或那样的辨析人类种族问题的科学依据，这些依据因限于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而为新的发现所代替。当前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将辨析人类种族问题的科学手段提升到基因层次，这固然是科学发展的一个进步，但我们还不能说它就是最终的手段。

这一提醒从现在看来都是值得注意的。由于族群源流史所关涉问题的复杂性，分子人类学的出现虽然为学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利器，却并不意味着能够最终解决问题。

在后来的《於越族源问题考论》[26 ]282—304一文中，“越文化发展论”课题组作了进一步讨论。值得重视的是，在该文中，课题组结合分子人类学的新进展对於越族源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该文也构成了《发展论》第一章第一节的基础。作者将於越的族源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百越集团的血缘特征，可以追溯到距今2万年前的北部湾地区，是为百越的祖源；二是东南越人的血缘特征，形成于距今8000年左右，稍迟于本区域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因此，若单从血缘看，於越是距今8000年左右本土起源的；三是从代表历史时期越国文化的民族共同体看，於越在马桥文化阶段以后在越地逐渐形成。[27 ]60

相较于《源流史》探讨族群源流时过于依赖基因的线索，《发展论》则对於越的族源作了具体的分析。一方面，於越的族源或者说百越集团的血缘特征，以及东南越人的血缘特征，作者都是依靠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参考考古发现得出的——史前时期正是文献材料的盲区；另一方面，作者也充分考虑到民族形成过程的复杂性，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指出於越作为一个具体的民族实际上应该是在马桥文化阶段以后在越地逐渐形成的，如此一来，又摆脱了血缘的束缚，对於越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

此前李辉等先生对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的先民遗骸作过检测，证明均属于越人血统，从而为分歧很大的良渚文化族属争议，以及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之间的断层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发展论》并不满足于简单认定创造“先越文化”的人群看作一个连续的、静态的整体，而是根据考古学所观察到的嬗替演变，尤其是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大量外来特征，指出越地人群的变动。《发展论》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重视，又是《源流史》所欠缺的。岭南地区同样有丰富的考古遗存，是文献和基因之外的另一重要线索来源。

关于於越的来源，向来有“越为夏裔”说，《源流史》根据其他学者的意见，指出“历史文献说百越源于夏民族不可信”[21 ]99。但《发展论》通过梳理文献指出，古人只是说越王是夏人后裔，并不是说於越源自夏民族，更没有说百越源自夏民族。对于“越为夏裔”这一古人深信不疑但今人嗤之以鼻的论调，《发展论》却在讨论其成立的“可能性”：“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是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一员，广富林文化受到其强烈的影响。在夏代的时间范围之内，一支来自北方的考古学文化来到越地‘另立门户，显然是值得玩味的”，“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的发现，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么一个事实，那便是良渚文化之后，东南地区的文化与北方的文化有着明显的交流，少康封无余于越地并不受地域阻隔的影响”，“限于材料，我们尚难将‘越为夏裔的说法坐实，但在众口一词的传说以及考古学提供的线索面前，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一说法的可能性”[27 ]34。作者并没有落实“越为夏裔”说，而是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述和考古发现，呈现了“越为夏裔”的可能性，提醒我们简单否定该说并不足取。

《发展论》还进一步提出“二分论”的族源观，指出过去“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足取，强调区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族属的必要。通过梳理古今王室与子民族属不同的现象，为我们审视族群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二分论”的族源观实际上作为看待问题的新视角，有助于我们反思过去机械化的族源研究，《发展论》这一观念性的启发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

我们不难看出，《发展论》有意调和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分子人类学的材料，这种调和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而是在分析矛盾背后的可能性。或许这种调和自有其缺陷，但作者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

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起步不久，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但考虑到取样的代表性、解读的客观性等问题，其结论远非最终的答案。《发展论》对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合理的利用，但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时，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在用于佐证自身论点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由于典型的百越遗传特征Y-SNP单倍型O1-M119（H9）在史前的东北地区也有发现，作者强调虽然古代“夷”“越”的区分还是比较严格的，两者的分布地域和文化特征均有不同，但两者可并称“夷越”，泛指东方及南方的民族，“夷越”有可能存在遗传结构的交叉，在语言以及文化特征上也有一定交集 [27 ]60。作者注意到了溢出百越族群而共见于澳泰族群与东夷族群的文化特征，跳出“夷越同源”与“夷越无关”的简单论断，在更广的视域内对东夷和百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面对现代汉族中的O1-M119，作者指出“其来源还需要审慎探讨，单纯将其视作汉族的同化作用所致似乎并不恰当。良渚文化曾对全国有过较大规模的文化扩张，这一文化扩张是否伴随人口扩张有待研究。从现代汉族O1-M119的分布情况看，以江浙为中心（即良渚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带），层层递减。O1-M119广泛渗透进汉族群体，是在良渚文化之前，是在良渚文化时代，是越国极盛之时，还是在越国灭亡之后，都是值得研究的”[27 ]27。《发展论》一书对“良渚时代”进行了讨论，强调了良渚文化对三代文明的强烈影响，梳理出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北方地区渗透的线索。而就在《源流史》中，作者也提出这样的猜想：“良渚文化消亡以后，有观点认为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北方，在中原建立了夏朝。如果是这样，北方的O1的分布倒是可以解释的。但是这还需要更多材料的支持。”[27 ]276这些探讨实际上可以为分子人类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源流史》与《发展论》两部专书不约而同对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给予关注并非偶然，分子人类学的介入为研究族群源流史提供了新钥匙。在解码人类基因的同时，分子人类学也在不断解码历史上不同族群的源流变迁。这一工作方兴未艾，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广泛的合作，尚有非常广阔的探究空间。同时，《发展论》也提醒我们，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并非最终的结论，族群源流史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需要我们更加综合、辩证地进行研究。

四、启示：关于秦人源流及迁徙研究的构想

前文讨论了研究族群源流史需要的方法以及所要注意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分析《源流史》和《发展论》两部著作的优点和缺憾，可以为族群源流史的研究提供更具体更鲜活的个案。总体而言，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需要在传统“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有所延伸，不但需要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遗存为支撑，还要将视野拓展至人类学的视域，包括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分子人类学的手段，后者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方兴未艾，尚存在很大的挖掘空间。

这些启示，也为笔者正在从事的秦人源流及迁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关于秦人的来源，过去的研究大多根据传世文献的梳理，或系之于西方，或认为其来自东方。倾向西方说的学者有王国维、蒙文通、俞伟超、刘庆柱等先生，倾向东方说的有卫聚贤、黄文弼、邹衡、林剑鸣、韩伟等先生 [28 ]。后者实际上是一种久已有之的传统说法，只是一些学者认为秦人从东方长途跋涉迁徙至西陲之域难以相信。事实上，古代族群之长途迁徙并不鲜见，而某国统治阶级与下层民众的性质亦需要区分。从文献所载秦人与鸟崇拜之关系，以及考古材料所见秦人陶器器形、葬俗等因素，均可见秦人与东方民族千丝万缕之关系。由于传世文献之间往往存在矛盾，故出现了多种相互抵触的观点。对于过去的族群源流史而言，之所以分歧万殊，疑点重重，正在于传世文献之间往往难以调和，学者的解释又存在很大的主观性，或夸大有利自己观点的证据，或无视对自己不利的材料。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旧题进行新研，正如《源流史》一书的撰作背景——适逢绝佳的机遇：

一是清华简《系年》公布的契机。《系年》是一部完整的先秦史书，作为焚书坑儒之前的战国竹书抄本，记载了武王克商至战国早期的诸多史事，有些记载闻所未闻。如《系年》记载了战国早期越国的一系列军事活动，系越国史的新知，《发展论》一书即率先对这批新材料进行了讨论。《系年》同样有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第三章载：“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王屎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圄，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世作周。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①其特殊价值在于，交代了秦人由东方迁至西方的具体过程，即周公东征是导因，起点是商奄，终点是邾圄，这些线索弥足珍贵。尤其是终点邾圄的出现，将秦人的落脚点落实于今甘肃甘谷县西南，而就在当地，有相应的考古遗存足堪讨论。目前针对《系年》相关记载的研究已有不少②，但仍有若干关键问题有待厘清。

二是近年来早期秦文化考古的突破。从2004年开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组成了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在国家文物局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早期秦文化的探索。2004年至2014年十余年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陇山东西两侧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足迹遍布陇南、天水、宝鸡地区，并选择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尤其是甘肃东南部甘谷毛家坪、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的重要发现，为探索早期秦文化提供了契机和线索 [29 ]。毛家坪遗址此前已有发掘 [30 ]，近年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年代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其繁荣期在春秋中晚期，应与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所设“冀县”有关 [31 ]。由于毛家坪遗址与清华简《系年》所见“秦先人”所迁之地相近，故尤为重要。近年来早期秦文化的考古发现表明，秦人应属东方民族，与殷商关系密切，或可说是广义上殷遗民的一支。比如秦墓中殉人、腰坑、殉狗习俗，车马埋葬特点，以及商式风格陶器，均显示秦人不是陇右的土著，而是来自东方。如李崖遗址的秦人墓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西周时期秦人墓葬，便具有商文化特色。

相对而言，针对秦人源流及迁徙的人类学研究相对薄弱。在传统人类学研究方面，与秦人源流有关的一些习俗，如秦人屈肢葬墓的来源、甘青地区腰坑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等问题，均需要整合更多的材料进行全面的分析，这方面的工作尚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正如《发展论》所指出的，先秦的国家往往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族属不同的现象，该书也指出了秦国的例子，秦国的统治者有自东方迁来的线索，但其子民则多羌戎之属 [27 ]35。而从葬俗看，秦人上层贵族和下层平民的确存在差异，但这是否又可以说明两者族属不同？其背后的缘由究竟是等级区分还是族属差异？据笔者所知，目前关于秦人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也并不充分，因为样本的难以采集以及机构、学科间的隔阂，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又较体质人类学更为缺乏，尚有很大的潜力①。若能在分子人类学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显然更能窥及秦人复杂源流背后的真相。但分子人类学的一个缺陷在于，由于取样的随机性和样本的稀缺性，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仍是问题。如果经过取样测序发现样本（其数量是有限的）都是土生土长的西陲之人，是否能推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关于秦人统治者由东方迁来的记载？能否解释早期秦文化考古遗存多东方色彩的事实？

可见，研究某一族群的源流变迁，并非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材料便能轻易得出结论，也不能因为分子人类学有其特殊长处而盲从。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复杂性，对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提出了要求，也对理论创新提出了要求。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在看待问题时往往存在分歧，如目前的材料使学界倾向于秦人统治者自东方迁来，但具体从何处迁来，史学家多倾向于自山东地区来，而一些考古学家倾向于自山西地区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由使我们期待更多的跨界合作和更多的突破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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