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露

战争背景下“教书匠”的精神指向
——论刘照如的短篇小说《三个教书匠》

胡 露

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性举措之一，从原始时期生存经验的传递到现代社会知识技能的传授，再至近年对“人”的自身发展的关注，教育的概念界定因其永恒性与历史性问题而至今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科学而全面的定义。近现代的教育家曾对此一问题探索不止，无论是夸美纽斯的“生长说”、洛克的“白板说”、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还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哲学理念的指导下产生的，多着重从教育领域的某个角度或某个方面进入而展开。刘照如的《三个教书匠》以日本侵华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动乱年代中三个意外相遇的“教书匠”彼此间生死相依的经历与情谊。小说中，虽对教育问题的直接着墨并不多，但其三个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光辉却发人深省。俄国的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主张将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教育中，学校、负实际责任的教育者和教师是教育者；广义的教育是无意识的教育，大自然、家庭、社会、人民及其宗教和语言都是教育者。[1]他还进一步指出：“完善的教育可能使人类的身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力量得到广泛的发挥。”[2]目前，广义教育的理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说中三个“教书匠”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就正可谓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人性教育。

一、“教书匠”的人性光辉——真、善、美的典型

正如小说标题所显示的，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三个“教书匠”：一个是中国人苏良，一个是日本人麻生温良，另一个是“汉奸”程德彬，三个身份不同的“教书匠”却因为偶遇而关联起来。苏良本是一介年过半百的平凡的私塾先生，却因日本人的侵入而关闭了学堂，只能靠以前的节余和老伴相依为命。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救了差点冻死在他家的日本逃兵麻生温良，在曾经也是私塾先生的结拜兄弟程德彬的帮助下，两人还进一步得知了麻生的悲惨遭遇。三人在相同的“私塾先生”身份中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情感，苏良在个体生命与国家情感中纠结、矛盾，但仍然选择在日本兵搜捕之时将麻生藏到了地窖里，却不料日本兵还是在地窖中找到了麻生，麻生却已经因苏良的一时疏忽而被闷死在地窖中，最后愧疚难安的苏良在生病发烧时和程德彬一起被日本兵活埋，至此，小说结束。

提到私塾先生，我们的脑海中很自然地就会浮现出一个留着花白胡子、不苟言笑、呆板严肃的腐儒形象，如《牡丹亭》中的陈最良。而“教书匠”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对教师的一种轻蔑称呼。陶行知先生在他的教育名篇《“伪知识”阶级》中也说过：“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三百六十行中绝没有教书匠、读书人的地位，东西两半球上面也没有中华书呆子的立足点。”在这里，“教书匠”的形象与 “教育者”的形象明显是被对立起来的，“教书匠”指的是指缺乏创新与研究能力、忽视思维与思想的培养、一味注重知识灌输的照本宣科的那种古板教师。然而，“教书匠”是否真如这里所说的那么消极呢？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陶行知提出此观点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下急需打破旧有的禁锢思想，其就意在突出这一点。而小说《三个教书匠》中以苏良为典型代表的“教书匠”这一形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对教书匠的这种传统认知，而更凸显教育者的内在精神气韵，可以说这也正是对前述教书匠形象的一种颠覆与补充。

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苏良是一个在中日战争中丢失了饭碗的私塾先生，他的家境本还殷实，却由于战争的到来，孩子们纷纷离开了学堂。这不仅使得苏良失去了工作，晚年也少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只能与老伴相持度过。但是他却依然坚持每日写字读书，怀抱着一个读书人最后的内心的平静。在这动乱的年代里，他爱国，爱学生，更爱教书，苏良时常怀念往日与孩子们共同学习的美好时光，一遍又一遍地将无人使用的课桌擦得干净而油亮。然而，他又无法完全超脱于现实而只做一个读书、写字、浇花的山野隐者，他热爱祖国，时时刻刻关注社会的现实状况，因此他在看到麻生的“兜裆布”时立刻就能判断出他要救的小乞丐其实是一个日本兵。在生命之重与民族情感的纠葛间，苏良不止一次地畏惧和动摇过，但他绝不是一个盲目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着自己的理性判断和人道主义情怀，在得知麻生也曾是日本的私塾先生却被迫来当兵的事实后，他似乎在战乱年代中找到了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的知己，即使是面临生命威胁和同胞唾骂等可能，他也选择尊重生命，最终试图帮助麻生平安回到日本。苏良的善良超越了国界、民族，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教育、尊重生命、善良无私的隐士型“教书匠”。

作为小说中的另外两个主人公之一的程德彬是一个渴望报效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却背负着“汉奸”骂名的“教书匠”，与苏良的无私相比，他可能略显“自私”，但他的形象也正因为缺陷的存在而更加真实丰满。首先，程德彬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因为精通日语而被日本人胁迫做翻译，由此而身处于中国同胞的唾骂与日本鬼子的凌辱的夹缝之中。程德彬虽然一直顶着“汉奸”的身份苟活着，却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摆脱汉奸的骂名，甚至以牺牲一条腿的代价来逃脱日本人的掌控，但是即便是如此，日本人也并未放过他。其次，与苏良的善良相比，程德彬身上最光辉灿烂的人格还在于他的重情重义，他和苏良是结拜兄弟，曾多次劝说苏良把麻生送走，不要惹祸上身，因此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来给苏良通风报信，一再地劝说他丢掉“包袱”。然而，苏良却并未真正抛弃麻生，导致程德彬与苏良最终都失去了生命。或许对于程德彬而言，这才是他内心所渴望的一种解脱。此外，虽然是“坐馆”先生，程德彬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却丝毫不比苏良少，他在得知麻生的私塾先生身份时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惊喜和激动，这或许也是三人在这战乱年代中感受到的微乎其微的一丝温暖吧。

麻生是一个日本兵，他在小说中初次出场时的形象是差点被冻死的乞丐，作者一开始就将他置于弱势地位，以消解读者因他的身份而产生的厌恶之情，进而过渡到对他产生同情心理乃至在无形中升华他的形象的艺术效果。麻生全名叫麻生温良，与苏良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不仅在于名字中都有一个“良”字，还在于同是私塾先生的身份，更在于相似的禀性气质。他们都因为战争而被迫放弃了深深热爱的教育工作，而麻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比苏良、程德彬都要深厚，他为此不惜冒险成为一旦被抓便死的逃兵，在逃亡的过程中也时常面临愤怒的中国民众的攻击。可见，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对周边国家进行无情的掠夺和屠杀，还对本国人民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害。麻生虽深陷于战争的泥沼之中，但依然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为了家人牺牲自我，也懂得对苏良夫妇的救命之恩磕头感谢，传统教育中温良有礼的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虽然小说对麻生的着墨并不多，麻生说的话也是靠着程德彬的翻译才能得知，但是麻生痴恋于教育事业、懂得感恩、温文多礼的日本式“教书匠”形象还是跃然纸上。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影响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时甚至可以决定小说创作的成败，而在小说形象探讨中，艺术对比研究对于小说创作或是小说鉴赏的实践都大有裨益。苏良、程德彬、麻生三者虽然都是“教书匠”，他们对教育事业有着类似的执着与眷恋，但在其他方面各有各的特质，无论是苏良无私的善良，还是程德彬的重情重义，抑或是麻生的知恩图报，都是“教书匠”品性中真、善、美的典型，他们身体力行地诠释人性之美，是行走着的教育典范。

二、“教书匠”的姿态——教师形象的回归

有学者指出，教师可分为三种境界：“依据专业水平的层次不同，教师大体可分为教书匠、名师和人师三种境界。”[3]可见，“教书匠”是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第一阶段，相对于教育家的宏观把握与深度视角，“教书匠”的工作状态显然还处在一种相对基础的阶段。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教育既离不开教育家的理论指导，更无法缺少“教书匠”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他们是教育最前线的耕耘者。李镇西先生曾指出：“每个人都成为教育家固然是好的，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境界，做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教书匠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4]在《三个教书匠》这个短篇小说中，刘照如以明确的姿态试图为“教书匠”正名，呼唤教师形象的回归。

教师形象的塑造与教师主体拥有熟练的教学技巧、崇高的人格精神以及热爱学生、爱护学生等职业品行密切相关。小说中的苏良、程德彬、麻生三个教书匠都是心地善良、热爱教育事业的人物形象，小说没有正面描写这三个教书匠是如何进行教学的，更没有阐述他们具体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观念，但在一些侧面描写中，却映衬出了这三个主人公光辉璀璨的人格精神。例如，苏良家东厢房里的“其他东西都放得零乱，只有码在一起的书桌很整齐；别的杂物上面都落满了灰尘，只有书桌干净油亮”[5]，足可见苏良平时对这些书桌爱护有加，平日里肯定是擦了又擦、抹了又抹；程德彬在得知麻生也是私塾先生时，“眼睛里也有了泪光”，一个人对教育事业有如此深的执着与眷恋，以至于在碰到与自己同样曾是“教书匠”的人会激动得不能自已；麻生在异国他乡，最担心的居然是他那十二个学生，不辞劳苦地要跋涉至山东半岛，好回到日本，看看他的学生们，这是怎样的一种深刻的爱生之情，才能让一位“教书匠”不顾逃军之祸、路途之险，执着地想要回到自己的学生身边？而再观当下的中国高校，教师们纷纷去从事科学研究，却有很大一部分教师将基本的教学育人工作抛在脑后，平时的上课大都是应付了事，导致上课效率不高，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也不好。须知，学校应以学生为根本，教育也应该以教学为本源，“这个社会从来就不缺研究者，缺的是将研究成果熟练而精准地付之于实践的匠人”[6]，而这“匠人”，在教育界指的就是对教育拥有一份虔诚之心的 “教书匠”了。刘照如在《三个教书匠》中以高度赞美的口吻塑造了三个在战火纷飞中仍然保持纯良本性和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的“教书匠”形象，表达了作者对“教书匠”的崇敬敬仰之情。历数古今中外的著作，教育题材的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其中却不乏精品，如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卢梭的《爱弥儿》、都德的《最后一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教育题材著作，如叶圣陶的《倪焕之》、刘心武的《班主任》、韩寒的《三重门》，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在刘照如的《三个教书匠》中，作家用他那略带写实风格的“先锋派”写法，塑造了三个善良淳朴的“教书匠”形象，并以悲剧的结尾让读者陷入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沉思之中，认识到现代教育中“教书匠”的重要性。

的确，在当下中国功利化、工厂化的教育大环境下，对师者“匠”之品质的强调是尤为重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匠”解释为：第一，“能工巧匠”之“工匠”；第二，指在某一方面很有造诣的人。而笔者在本文中也倾向于将“教书匠”中的“匠”理解至这个层面，亦即对教育事业怀抱精雕细琢式的尊重与持之以恒式的热爱之精神的一种描述。小说中，日本政府上门抓壮丁的时候，麻生正在教学生念书，“他央求政府的人，能不能让他把课讲完，把学生安置好，再跟他们走”；苏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梦到“东厢房的课桌被重新摆放开来，十几个学生都回来了。苏良站在一旁清点人数，回来的学生一共是12个，他们端端地坐着，准备上课”。这些孩子何其幸福，拥有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认为快活”[7]的爱生如爱自己之生命的老师。只是，战争年代，有那样多不得已的残酷，三位老师都未能再见到自己的学生就要阖上双眼。那么，在我们这个和平年代，又有多少师者能不被外在的利益过多捆绑，而真的成为一个能把这份面对“人”、教育“人”的事业从事好的“教书匠”呢？或许，在阅读《三个教书匠》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是在接受一次教育般的洗礼。

注释：

[1]转引自顾远明：《对教育定义的思考》，《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1期，第5页。

[2][俄]康·德·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上）》，郑文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陈世滨：《教师的三种专业境界》，《基础教育参考》，2006年第1期，第42页。

[4]李镇西：《做自在“教书匠”》，《山东教育》，2012年第28期，第64页。

[5]刘照如：《三个教书匠》，《山花》，2015 年第 10 期，第41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

[6]赵晓瑞：《教书匠有何不好？ 》，《内蒙古教育》，2009年第7期，第30页。

[7]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舍予

责任编辑：金润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