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福　柯 撰　杨乔喻 译

附录：

疯狂，著作的不在场

[法]福柯 撰杨乔喻 译

有一天，或许，我们不再知道疯狂是什么。它的形式将自我关闭，它留下的痕迹(traces)将无从被认识。对无知的目光来说，那些痕迹不就是一些简单的黑色记号(marks)吗？至多，它们将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形成的那些构造(configurations)的一部分，这些构造将成为使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身在未来能够被理解的不可或缺的网格(grids)。到时，阿尔托(Artaud)将属于我们的语言的基础，而不再是它的断裂；各种神经官能症(neuroses)将被放置于我们社会的构成性(而非异常性[deviant from])形式当中。我们今天经历为界限(limits)、陌生(strangeness)或不可忍受(the intolerable)的种种，都将加入确定性的平静(the serenity of the positive)之中。现在还在为我们指认这一大写外部(Exterior)的东西，有一天会来指认我们自身。

剩下的，将只有那个大写的外部性之谜(the enigma of that Exteriority)。他们会问，从中世纪早期直至20世纪甚至之后，一直在被执行的那条奇怪的界限(delimitation)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西方文化要将它能够轻易在其中发现自身并已经实际上以间接的方式(in an oblique fashion)发现了自身的东西驱逐至自己的边缘？为什么自19世纪以来，也就是自古典时代以来，明确提出疯狂是人的赤露的真理(naked truth)，却只是为了将疯狂放在一个灰暗、中立化的空间里，让疯狂在其中几乎被完全取消？为什么疯狂接受了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与阿尔托的词语(words)，但却只是在他们的词语中而不是在他们之中辨认自身？

在这一方式中，理性的生动形象将在燃烧中殆尽。那个熟悉的游戏，在疯狂中盯着我们自己最远的那个部分，借个耳朵去听那些声音，从远处，再清晰不过地告诉我们是什么，那个游戏，带着它的规则(rules)、它的策略(tactics)、它的创作(inventions)、它的诡计(ruses)、它那被容忍的非法性(tolerated illegalities)，将永远成为一个复杂的仪式(ritual)，仪式的意义将被还原为灰烬；如同原始社会中的那些交换与对抗的宏大典礼，如同希腊理性对其传神谕者的含糊的关注，或是如同14世纪以来基督教对巫术的实践与处决的双重体制。对文明史学家而言，剩下的只有编撰成册的监禁标准、医疗技术，以及同时被突然、断裂式地包含在我们语言之中的被排除者的词语(the words of the excluded)。

这样一种转变的技术基层(substratum)到底是什么？医学像掌握一切其他有机条件一样地掌握了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对所有心理症候的精确药理学控制？或是一个足够严谨的对行为异常(behavioral deviancies)的定义，社会可以依此为每个人提供适当的中立化模式？或是什么其他修正，尽管它们并不能真正消除精神疾病，但它们的意义却足以从我们的文化中移除疯狂的面孔？

我清晰地意识到，通过提出上面的想法，我已经在挑战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有一天，医学的进步将会使精神疾病消失，就像麻风病和肺结核一样。有一样东西将保留下来，人与他的幻象(fantasies)、他的不可能(impossible)、他的非肉身之痛(non-corporeal pain)、他的夜之躯(carcass of night)之间的关系。一旦病态性(the pathological)被取消，人与疯狂之间那模糊的从属性将成为一种已被取消了病态形式的疾病仍保留的永恒记忆，但这种疾病将作为不快乐(unhappiness)继续顽强地存活下去。事实上，这一观点假设了，最可怕的东西，比疾病的永恒性更为可怕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改变的：文化与它所排除之物之间的关系，更为准确来说，我们自身的文化与其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一真理遥远且颠倒，并被文化揭示并遮蔽在疯狂之中。

那行将死亡、正在我们之中死去的东西(它的死亡也带走了我们当前的语言)，正是“辩证人(homo dialecticus)——开端、返回、时间本身的存在，失去自身真理又重新将其找回并照亮的动物，对自己来说再次熟悉起来的那个陌生人。那个人是流传已久的所有关于人尤其是异化人话语的统摄主体和被统治对象。幸运的是，他们的胡言乱语正在杀死他。

甚至，我们将不再知道，人如何能够将自身的这一形象投射到远方，他如何能够将这一依赖于他之物同时也是他所依赖之物推到界限之外。没有思想能够思考这一运动，这一最近的西方人仍然在其中发现自身意义的运动。我们将永远丢失的，正是与疯狂之间的关系(并非有关精神疾病的任何知识，或是以异化人的形式表达出的某种态度)。所有将被知道的，只是我们这些经历了五个世纪的西方人(Western men)，是活在地球表面上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许多其他基本特征中有着一个最为奇怪的特征：我们与精神疾病有着一种深刻的、充满悲情的(pathos-filled)关系，一种我们自己难以说清的关系，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并且在这一关系中，我们经历我们的所有危险中最为生动的、那也可能正是我们最接近的真理。以同样的方式，希腊人并没有能够因为谴责傲慢而远离它，而是一直处于对那一过错(excess，此处为意译，强调“超过”之意——译者注)的远离之中，在这一距离之中他们得以将其监禁起来(to keep confined)。

这些人——不再是我们——将仍然需要考虑这个谜(有些类似于我们的方式，当我们今天试图理解雅典对阿尔西比亚德斯[Alcibiades]的非理性[the unreason]如何能够既爱又不爱)：人们如何能够在令他们颤抖的危险之中寻找他们的真理、他们的本质性词语和他们的符号(signs)，一旦这一危险抓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便不能将眼光从这一危险上移开？向疯狂询问人的真理比向死亡询问人的真理更为奇怪，因为死亡至少说出了所有人的归宿，相反，疯狂是那种罕有的危险，与疯狂引起的恐惧和提出的问题相比，疯狂发生的几率要小得多。在一个文化中，一个如此渺茫的终极(eventuality)如何能够握有这样一种具有启示性恐惧的力量(a power of revelatory dread)？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这些回过头来望向我们的人将无从继续。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在几个世纪中不断反复着的一种恐惧，即疯狂将会再次升起并吞没世界；围绕疯人的排除和接纳(exclusion and inclusion)的仪式(rituals)；自19世纪以来的那种小心关注，试图在疯狂中发现某种能够揭示人的真理的东西；在拒绝和接受疯狂词语时表现出的同样的不耐心，以及去辨认这些词语的愚蠢性或决定性时的犹豫。

至于其他：正是那个运动，我们在其中遇到我们远离自身的疯狂，那个受了惊吓的辨识，那一将界限(limit)固定并立刻通过某一特殊意义的编制而将其补偿的意志(will)，所有这些都将被还原为沉默；就像希腊的狂热、骄傲与失语三部曲，或是在某一原始社会中萨满异教(shamanic deviancy)的姿态(posture)，于我们今天而言都是沉默的。

我们正在这一点上，在这一时间的褶皱(fold in time)之中，某种对疾病的技术控制隐藏了而不是指认出将疯狂的体验自身关闭的那一运动。但正是这一皱褶，允许我们展开蜷曲了几个世纪的东西：精神疾病与疯狂——两个不同的构造(configurations)，自17世纪起便融合在一起并相互混淆，现在，正在我们眼前，或者说，在我们的语言之中相互分离。

说疯狂今天正在消失，是说它被包含在精神病学知识和某种人本学反思中的意义正在被取消。但这并不是说，延续了数世纪的以疯狂为可见面孔的越界的普遍形式(the general form of transgression)正在消失。也不是说，这样一种越界，正如我们正要提出的疯狂是什么的问题，没有经历即将产生一种全新体验的过程。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种文化，一切在其中都能够被允许。人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人并不开始于自由，而是伴随着不可逾越的界限(limits)与界线(the line)。被禁忌行为所遵循的系统都是相似的，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着一种特殊的乱伦禁忌体制(scheme of incest prohibitions)。但是，禁忌在语言中的组织却仍然缺乏理解。这两个限制系统并非一个强加于另一个之上，仿佛一个只是另一个的语言版本；在语言层面上不应当出现的并不必然在行为秩序中被禁止。祖尼人(Zuni，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译者注)禁止同胞兄妹之间乱伦，但却仍对其进行叙述，希腊人也讲述了俄狄浦斯的传说。相反，1808年法典废除了旧刑法对鸡奸的惩罚，但与之前的语言相比，19世纪的语言对同性恋却更为不宽容(至少对于男同性恋来说)。并且，很有可能的是，补偿(compensation)或象征表达(symbolic expression)等心理概念完全不足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

有一天，有必要在其完全的独立性中，研究语言中的禁忌领域。或许我们还无法知道这一分析如何确切实现。我们能否运用语言中当前被认可的划分？首先，在禁忌与不可能性的交界处，我们应该指认出统治语言规范(linguistic code)的法则(被明确称为语言错误[language faults]的东西)。其次，在这一规范(code)内，在词语或现有表达之中，那些被禁止的言论(articulation)(宗教、性、亵渎神明词语的巫术系列)。其三，被规范授权的表达，在语言行为中合法，但它的意义对特定时刻的特定文化来说却是不可容忍的：在这里，一种隐喻的迂回不再可能，因为正是意义本身成为审查制度的对象。最后，是被排除语言的第四种形式：这涉及到使表面上符合被认可规范的言说(speech)服从于另一种不同的规范，后一种规范的核心被包含在这一言说自身之中，因而，这一言说在自身之中被复制(to be doubled)；它说着它所说的，但它添加了一个无声的剩余(a mute surplus)，这一剩余沉默地叙述着它所说的和它被言说时所依据的规范(code)。这不是被规范约束的语言问题，而是一种在结构上具有神秘性的(structurally esoteric)语言。也就是说，它并不交流被禁止的意义，而是将其隐藏起来；它在言说的本质性褶皱(fold)中从一开始便建立起自身。一个从内部挖掘的褶皱，可能通向无限(infinity)。这一语言中到底说了什么，到底传达了怎样的意思，并不那么重要。正是位于言说自身核心的这一模糊且关键的言说解放，向那个永远黑暗的区域不可控制的逃离，才是所有文化所无法直接接受的东西。这样的言说是越界的(transgressive)，并不是在它的意义上，也不是在它的用词问题上，而是在它的“游戏(play)”之中。

极有可能的是，每一种文化，无论具有怎样的性质，都知道、实践并容忍(在某种程度上)，但也同样压制、排除以上四种被禁止言说的形式。

在西方历史上，疯狂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一尺度转换的。事实是，疯狂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一个无法决定的领域，让我们难以对其在行动禁忌与语言禁忌之间作出定义：因此，直到启蒙时代末期，疯狂-非理智(拉丁语furor-inanitas)这一对概念所包含的示范重要性，根据对行为(action)和言论(speech)的记载，在实践中组织着疯狂的世界。大禁闭时代(17世纪组织的综合医院[Hpitaux généraux]、夏朗东[Charenton]*萨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曾被关押在夏朗东精神病院13年之久，直至去世。译者注。、圣拉扎尔[Saint-Lazare])标志着疯狂向非理智(insane)领域的迁移。自此以后，疯狂与被禁止的行为之间保持着仅有的道德关系(主要是与性禁忌相关)，但疯狂却被包括在了语言禁忌的普遍性之中。与疯狂一起，古典时代的禁闭(做手脚confinement)囚禁了思想与言论的放荡、不敬或异端的顽固、亵渎神明、巫术、炼金术，——简而言之，所有标志着非理性在言说中被禁止的世界。疯狂是被排除的语言：或是违反了语言规范(the code of language)说出毫无意义的词语的人(‘疯子 [the insane]’、‘白痴[the imbeciles]’和‘发狂者[the demented]’)；或是说出神圣词语的人(‘暴力者[the violent]’、‘狂怒者[the frenzied]’；或是那些使被禁止的意义流传起来的人(‘放荡者[libertines]’、‘顽固者[the obstinate]’)。皮奈尔(Pinel)的改革，是对疯狂作为被禁止语言加以压制的最显著贡献，而不是对这一情况的改变。

这一改变只有到了弗洛伊德才真正发生，当疯狂的体验最终转向上文提到的语言禁忌的最后一种形式。在那一点上，疯狂停止成为语言错误，被大声说出的亵渎神明，或是不可容忍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弗洛伊德本人所定义的精神分析确实是对禁忌的极大提升)；它表现为包裹在自身之中的言说(speech)，在所有它所说出的东西之下，说着另外一些东西，对其而言，它同时是唯一可能的规范(code)：或许是一种神秘的语言(an esoteric language)，因为它的语言(language)被包含在一种最终不过说出这一暗示的言说(speech)之中。

弗洛伊德的思想应当在其原本意义上得到理解；他并不是发现疯狂陷入它所共享的日常语言的意义网络之中，因此授权我们用日常心理学词汇的陈词滥调来谈论疯狂。它将欧洲的疯狂体验重新放置于危险并尚在逾越的区域(因此仍然被禁止，但以特殊的方式)，在这一区域中，语言指涉自身，在陈述(statement)中说出(to state)陈述所用的语言(language)。弗洛伊德并不是重新发现了某一意义丢失了的同一性(identity，或身份)；他指认出某一能指的断裂式形象(the irruptive figure of a signifier)，这一形象具有绝对的异质性。这一点足以保护他的思想不受任何心理化意图的威胁，半世纪以来我们都在用这些心理化意图去谋杀它，以各种“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及其无性统一体(asexual unity)的名义(可笑的名义)。

在这一事实中，疯狂出现了，不是作为某一隐藏意义的诡计，而是作为意义令人惊诧的保留(reserve)。但这里的“保留”不应被理解为储备，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包含又悬置意义的形象( a figure that contains and suspends meaning)，提供了一个虚空(void)，在其中所有被提出的只是尚未完成的可能性(still-unaccomplished possibility)，某一意义可能就出现在那里，或是第二个、第三个，等等，直到无限。疯狂打开了一个空缺的保留(a lacunary reserve)，指出并证明着语言(language)与言说(speech)在其中相互指涉的那一空洞(hollow)，在对方的基础上构形(forming)自身，只是诉说着二者之间那仍然无声的关系(still-mute relationship)。自弗洛伊德以来，西方的疯狂成为一种非语言(a non-language)，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双重语言(a double language)(一个只在言说[speech]中存在的语言[language]，以及一个只说出自身语言[language]的言说[speech])——即一个严格来说什么都没说的语言的矩阵(a matrix of the language)。被言说的皱褶(a fold of the spoken)便是著作的不在场(an absence of work)。

有一天，人们应当认识到，弗洛伊德并没有让疯狂在用它延用了数世纪的本真语言在述说(speak)(一种被排除的语言、胡言乱语的愚蠢、在不确定性中跑到理性的反思沉默之外的言说)；他所做的是让不可理性化的大写逻各斯(unreasonable Logos)变沉默；他使其变干涸；他强迫它的词语回到源头上去，一路回到自我指涉(auto-implication)的空白区域(blank region)中去，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被述说(nothing is said)。

我们正在感受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但一切尚不清晰；但在我们的语言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奇怪的运动。文学(literature)(应该是从马拉美[Mallarmé]开始)正在缓慢地变成一种语言(a language, 法文une language)。作为它说出的内容，同时作为同一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语言的言说(speech)说着使它能够作为言说被解读的(decipherable)语言(language, 法文la langue)。在马拉美之前，写作是有关在某一既定语言(language)之内建立某人言说(speech)的事情，因此，某一著作是由一种语言还是由其他语言构成，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为了表现大写修辞(Rhetoric)、大写的主体(the Subject)，或是大写图像(Images)的符号(这些符号是伟大的)。19世纪末(大约在发明精神分析的时期)，写作变成一种在其自身内部书写自身解码(decoding)原则的言说(a speech)；或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在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语之下假设了统摄性的权力，修改它最终(也是实际上)从属的语言价值与意义；它在一种写作姿态的在场中(in the present of a gesture of writing)悬置了语言的王权(reign)。

一个结果便是这些次语言(secondary languages)(我们将其简称为批判[criticism])的必要性：它们不再作为文学的外部附属物( external additions)而发挥作用(被认为在考察著作的创作心理之谜与作为消费行为的阅读之间有用的判断[judgements]、中介[mediation]与传递[relays])。现在，这些次语言位于文学的核心，成为文学以自身语言制造的空洞的一部分。次语言是必要的也必然是未完成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言说(speech)被带回到它的语言(language)那里，语言(language)在言说(speech)中被建立。

另一个结果是疯狂与文学之间那一奇怪的近似性，我们不应将其解释为最终揭示出的心理上的亲缘性。作为一种通过强加于自身来使自己沉默的语言，疯狂既不证明也不讲述著作(或是可能通过才华或机遇成为著作的东西)的诞生(the birth of anuvre)，它指明著作产生的空洞形式(the empty form)，也就是那个著作不停缺席(absent，不在场的)的地方，在那里，著作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它从来不曾在那里。在那个苍白的区域，在本质遮掩之下，著作( anuvre)与疯狂(madness)之间的不相容性被揭示出来；那是一个盲点(blind spot)，里面隐藏着各自的可能性(possibility)和相互之间的排除(mutual exclusion)。

但是，自雷蒙·鲁舍尔*雷蒙·鲁舍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现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视》(1897)、《印度印》(1910)等。(Raymond Roussel)和阿尔托以来，疯狂也成为语言最接近文学的地方。但语言接近文学并不是为了表述自己的发现。我们应当理解，文学的语言并不是由它所说来定义的，也不是由赋予它指示意义的结构来定义的。文学的语言具有一种存在(a being)，正是这一存在，是我们在有关文学语言的问题上应该去提问的。但在当下这一存在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一定是与自我指涉(auto-implication)、复制(the double)，以及中间被挖空的空无(void)相关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文学的存在，自从马拉美将其制造出来直至今天，获得了疯狂的经验在弗洛伊德以后所占有的区域。

在我眼中，不知哪个未来的文化，可能它已经非常临近，我们将把两句从未被真正说出的话无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句如著名的“我在说谎”般矛盾和不可能的话，它们同时指明同一个空洞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我写作(I write)”与“我发疯(I am delirious)”。以这一方式，其他一千种文化同样将“我疯狂”与“我是动物”或“我是上帝”或“我是一个符号”，甚至或者“我是真理”归类在一起，从19世纪到弗洛伊德的时代便是如此。如果那种文化对历史有品味，它将回忆起尼采在发疯中所宣告的(1887年)，他是真理(为何我如此聪明，为何我如此博学，为何我写出这么好的书，为什么我是一个有死者[fatality])；不到五十年后，鲁塞尔自杀前在《我的有些书是如何写出来的》(Comment j’ai écrit certains de mes livres)一书中，描写了他的疯狂和他的写作技巧(techniques)之间如何系统化密切相连的故事。他们一定会惊讶，我们能够在长久以来畏惧着的哭喊和等待着的歌声之间辨识出如此一种奇怪的亲缘关系。

但或许，这一改变并不应当引起任何惊异。毕竟，我们今天正惊讶地看到两种语言(疯狂的语言与文学的语言)正在沟通，即使二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是由我们的历史建构起来的。自17世纪以来，疯狂与精神疾病在被排除的语言领域(大体来说，非理智[insanity]的领域)中占据着同样的空间。当疯狂进入另一个被排除语言的区域(一个被限制的，保持神圣、恐惧、垂直直立于自身之上的领域，它在一个无用、越界的大写褶皱[Fold]中反思自身，并被公认为文学)，疯狂将自己从与精神疾病的亲缘(古老的或新近的，依据我们选择的尺度而定)中释放出来。

后者(精神疾病——译者注)在其所有确定性上，被指派进入一个愈加严格控制的技术区域：在医院，药理学(pharmacology)已经将不安者的房间转化为极好的温润的水族馆。但在这些转化的层次下，由于外在于这些层次的原因(至少外在于我们当前的目光)，一个结果(dénouement)正悄然发生：疯狂与精神疾病正在取消它们与同一个人类学统一体(the same anthropological unity)之间的从属关系。那个统一体自身正在消失，连同人(man)，一个转瞬即逝的假设(a passing postulate)一起。疯狂，这一病态的诗性光环，正在不断地失去它的光亮。远离病理学，在自身形成褶皱却不说出任何东西的语言中，一种体验正在形成，我们的思考在其中受到挑战；它的临近已经可见(visible)却绝对空白(empty)，尚不能被命名(to be named)。

(责任编辑：周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