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艳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玛格丽特·劳伦斯与艾丽丝·门罗比较论

——以《石头天使》与《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为例

孙艳琳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玛格丽特·劳伦斯和艾丽丝·门罗是当代加拿大文学的领军人物，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多涉及女性问题，把准时代脉搏，切近加拿大现实乃其共性，但又各具特点，前者以长篇小说见长，后者以短篇小说著称。本文取她们各自的代表作为例，从环境营构、人物塑造、主题内涵、宗教立场等层面就其创作进行综合比较，就此概括出她们之于加拿大文学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玛格丽特·劳伦斯；艾丽丝·门罗；加拿大小说

玛格丽特·劳伦斯有“加拿大最成功的小说家”之美誉，曾雄踞加拿大小说界20余年，威望几乎“登峰造极”*John Moss,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anadian Novel,Toronto:McClelland & Stewart Press,1987,p.213.。在其一生所写的诸多作品中，以虚构的西部城镇马纳瓦卡为背景的5部系列小说成就最高。《石头天使》乃该系列小说的第一部，也是其代表作。小说描述90多岁高龄的哈格·希柏利太太坎坷波折的一生，真实地代表了加拿大初代移民的奋斗形象。通过描写哈格临终前两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她对自己一生幸福、痛苦、矛盾和挣扎的往事回忆，过去与现实交织，勾画出一位醇厚自重、刚毅坚强的女性形象。而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艾丽丝·门罗因其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精准把握同样成为加拿大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她善于从熟悉的领域捕捉创作灵感，其作品同样以女性主人公居多，通过平凡女性表达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便是一部充分体现出当代女性成长道路的作品。该小说真实再现出女性为争取与男性平等共处、与社会和谐共生所做的种种努力。全书详细记录了小镇少女黛尔·乔丹幼年到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心理成长过程，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解放道路不同，黛尔的成熟过程更侧重于个人意识从幻想到现实的不断适应与调整，因此其变化更多涉及女性的感觉、意识、心态和心理演变，心理描写是该小说的特色之一。

作为当代加拿大文坛的双璧，劳伦斯与门罗各以其出色的小说创作充分展现出20世纪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生活画卷，因此比较研究其各自的代表作，既可观照二者既相似又不同的文学元素，又有利于加深对两位作家创作风格的分析、理解与把握，更有利于加深对加拿大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

一

首先，浓厚的等级观念是两部作品最显著的相似之处。《石头天使》中的小镇马纳瓦卡至少在三个维度上体现出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首先是商人优于平民。哈格的父亲杰森·卡利作为该镇的首批移民曾对该镇作出突出贡献因而享有崇高威望和声誉。是他竖起镇墓地的第一个石头天使，也是最壮观、最昂贵的一尊，代表着其家族的荣誉；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在镇上修建新长老会教堂时慷慨解囊、大笔捐献，得到镇民由衷的欢呼、肯定与尊重；他反对女儿哈格嫁给一个贫民布拉姆·希柏利，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因此拒绝出席女儿婚礼。其次，男性优于女性。无论商人阶层还是平民阶层，男尊女卑的意识相当严重。成为鳏夫后的卡森，宁愿与富裕家庭的有夫之妇偷情也不愿选择各方面都适合他的女佣，最后情妇弃他而与更年轻的男人交好，让卡森感到巨大的羞辱，直至情妇病逝仍冷言相讥；具体到哈格自己的小家庭，面对丈夫的无能与家庭暴力她只能选择忍受，想独立谋生却面临着来自至亲的反对与抗议。再次，群体优于个体。哈格因为丈夫布拉姆欣赏不了歌剧而备受朋友耻笑，皆因会欣赏歌剧乃是小镇的流行文化，不入此道者就成了“另类”；当众人在教堂为过世的牧师祈祷时，布拉姆因对宗教的亵渎和粗俗言论遭全体镇民不动声色的嫌弃和鄙夷，以致哈格为免众人白眼也不再去教堂；当哈格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离家去外地打工做女佣时，这种自食其力的行为也被周围邻居们说三道四，引起毫无根据的揣测甚至误解。女性争取经济独立的自强行为无一例外地被曲解和唾弃，等级观念和阶级偏见如同一张细密的网紧紧笼罩住小镇，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活着抑或死去，都无法逃脱其控制。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描写的小镇诸伯利同样存在坚实的等级壁垒。最明显的是小镇内部的阶级划分。例如在《活体的继承者》中，两位姑妈以与生俱来的优越感随意嘲讽和戏弄城里来的人，这是由姑妈家在镇上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这种一度保持的优越感在相对封闭的小镇内部代代相传，以致造成了乡下人嘲笑城里人的反讽效果。其次，城市优于村镇。如《伊达公主》里母亲的城里弟弟来访，面对镇上最先进的商店还是满脸的质询和鄙夷，一幅瞧不起的样子；小镇上的人面对来自城市的人也是充满羡慕和仰慕。其次，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居然也有高低贵贱之分。《信仰之年》中的联合教堂显然代表强势与主流，不仅是城里最大、最现代、设施最完善当然也是最繁荣的教堂，而且拥有更广泛的徒众；浸礼会就逊色多了，其教徒“有些喜剧的味道。有社会地位的要人都不加入浸礼会”*[加]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随文标出该著首字及页码。；而长老会，则大多是老人；至于圣公会，“没有人了解它，也没有人怎么谈论它”(《女》：111)，只徒具县城里唯一的教堂钟而已。在《洗礼》中，黛尔的母亲反对女儿与加内特相恋，理由实在摆不上台面，却反映了她的教派偏见： “你想做一个木材厂工人的妻子？你想进浸礼会妇女救济会吗？”回答同样有趣：“不想。”(《女》：251) 又次，小镇人的等级观念或曰阶级意识打上了历史烙印。《变迁和仪式》中，教师博奥斯先生是英国人而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以至于学生不服从他，镇上的人诽谤他，随意捏造他与范里斯小姐有龌龊事。兹群体性攻击皆由国籍而起，不免有些好笑。最后，该镇也存在男性优于女性的不平等性别观。《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房客弗恩小姐因为男友的突然离去而备受镇上人的口舌之污，可见未婚的单身女性在这里是典型的弱势群体，难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如《变迁和仪式》中的范里斯小姐一样，女性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在如此的环境下，换来的不过是流言蜚语或者冷暴力抵制。

其次，两部小说都体现出女性在进取精神方面的一致性。《石头天使》中的哈格，既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又要痛苦地从内心进行深刻反省，力求寻找自我，作家不止描写她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与家庭压力，更着力刻画其自身性格所带给她的困惑与苦恼，这是该形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人物所不同之处。小说高潮在于故事接近尾声时女主人公的自我反思：

我一定总是，总是向往着——去欢笑，只有欢笑。为什么我从来不能欢笑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多久了？或许在我心灵深处的缝隙里，一些被埋藏得太深，隐藏的太深的缝隙里，我一直就知道？我应该拥有的每一份欢乐，和我的男人，和我的孩子，甚至在晨曦中，在泥土上，都被循规蹈矩的刹车给中止了——噢，为谁循规蹈矩呢？我什么时候说过心里话？*[加]玛格丽特·劳伦斯：《石头天使》，秦明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随文标出该著首字及页码。

哈格这段剖析让人动容，因为作家讲述的不只是女人的故事，更是“人”自身的故事；她代表的也不只是女性的真实，更是人性的真实。她也许失败过，也许无奈过，但始终都有最清醒的自我认识和感悟。由此可一窥玛格丽特·劳伦斯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于祖国女性充满期待的写作风格，对此后本国文坛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同样体现出作者门罗对女性角色的杰出洞察力和心理透穿力。小说框架围绕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萌生、发展、演变以及成熟的整个过程而构建。黛尔小小年纪即意识到性别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她不甘做一个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女性，但也“从未想过要当个男孩”(《女》：89)，于是注定经历一系列精神折磨才能走向成熟。这是个自我淬炼的过程，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解放，而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探索，侧重的是思想个性由自在自为而不断适应与调整。所伴随的心理演变，微妙复杂，捉摸不定，但大方向正确，故最终引向成熟。正如黛尔的母亲所言：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是的。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现这种改变。到现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联系。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我希望你会用你的脑筋。动脑筋，不要被迷惑。(《女》：202)

黛尔成为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加拿大当代女性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同时也是门罗对于加拿大当代女性自我的重新认识和界定。正如Brenda Pfaus 所评，“女性的身体在变化，并逐渐打上她们由出生到苍老时的印记，如同思想和信念会造就她们的性格，皮肤、头发、呼吸和汗水同样也在雕琢她们。”*Brenda Pfaus, Alice Munro, Ottawa: The Golden Dog Press, 1984,p.57.门罗始终坚持着以写作来抗拒“男性眼中的女性肉体的轻蔑性”*Alice Munro, “Name: Alice Munro, Occupation: Writer”, in Chatelaine (August1975),p.69.。当女性面对现实的残缺或阻碍时，不应盲目逃离或者退缩，而要坚忍地生存，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内心空间，真实地生活下去。这是门罗关于现实与理想的哲学认识，也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

《石头天使》中的故事发生地马纳瓦卡镇，是一个位于加拿大西部的农业小镇，是以劳伦斯度过童年的曼尼托巴省的尼帕瓦镇为原型虚构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的小镇诸伯利，同样是以作家门罗的出生地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威汉姆镇为原型塑造的。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渗透着作家的自传性而增强了历史感和现实感，其中微妙但不失鲜明的等级观念和阶级意识使得这一典型环境更得以立体化的呈现；至于对女性人物的关注尤其对她们成长的独立主体存在身份的强调，作为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则是再自然不过了。两部作品尽管出自不同作家之手，但由于二者生活的时代相隔不远，还由于她们都是在加拿大这个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移民国家共同的文化语境中，更由于她们是对女性同类的命运不但怀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怀抱同情大爱的知识精英，所以，其作品所呈现的相对一致性乃顺理成章。如此的客观环境、如此的题材选择、如此的艺术处理，对认识和理解加拿大的社会历史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对于观照和分析两人描写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传达的价值观开辟了门径，提供了方便。

二

正如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对于两位伟大的女小说家而言，她们所展示的文学世界自然各具特色。最主要的差别表现在女主人公各具风采的人物性格方面。作为典型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由其各自的精神风貌体现出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

《石头天使》中的哈格，突出特点是坚韧自立、敢于反抗。这种反抗表现在三个层面：对以其父兄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反抗，对以其丈夫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反抗，以及对以儿子为代表的家庭霸权的反抗。哈格自小便憎恨成为一个柔软脆弱的人；她是有两个哥哥的女孩子，但父亲杰森还是对其投注了最大的心力，从小就传授女儿一些经商的要点，耳提面命灌输创业维艰须自强自立的观念，一句凝结拓荒时期大无畏精神的祖辈格言“看谁敢”背后深藏着多少对女儿的激励与期望！他以女儿为荣，“两年来我所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你是我的荣耀，明天人人都会这样说的。”(《石》：33)他依照传统给哈格规划安排人生道路，即在家帮着打理生意，和相配的男人结婚。但哈格却违背父愿，一意孤行嫁给舞会上偶遇的布拉姆·希柏利。婚姻选择是对父权的反抗，也昭示了哈格首次确立并依从独立意识。岂料这婚姻带给她的只有无尽的失望和伤心，丈夫品格低下、行为粗俗，除了床笫之趣根本不在乎她。经济捉襟见肘、家庭吵嚷不休，使她抬不起头，找不到做人的尊严。离开马纳瓦卡，是哈格第二次确立独立主体意识。她拒绝成为家庭的附属、丈夫的泄欲供体，拒绝陷入一眼望不到头的贫穷，向着探索女性精神独立和经济独立的道路勇敢前行。此后她一直努力养家，尤其从布拉姆得病之后，直到老年与儿子儿媳一起生活，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哈格第三次反抗的对象不幸是自己的儿子，先是反对小儿子的婚姻，间接造成约翰车祸离世的惨剧；又在耄耋之年与长子玛文发生冲突，拒绝住进养老院而出逃，为的是保持其精神的自由与独立。在这三次反抗中哈格的个性得到鲜活体现。她就如小说的名字，是石头做成的天使，坚硬、固执、冷傲。但女作家笔下的哈格又绝非这样冰冷简单的女性存在。借助其循环往复的回忆，小说交代了她性格的形成原因：落生丧母让她从小缺少女性关爱，在强悍的父性陪伴下成长，使她被动地否定了作为女性应有的温柔和软弱；马纳瓦卡镇的人们恪守世代相传的规矩，无人胆敢与之挑战，尤其在男女两性关系上，传统的男权社会掌控一切的原则，从身体、经济、意识形态上严酷地钳制、压迫着女性；儿子们则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母亲。直到小说最后年迈的哈格才有勇气解脱，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

高傲是我的荒原，带领我去那儿的却是恐惧这个魔鬼。我除了孤独还是孤独，可又从未自由过，因为我在心中给自己戴上了枷锁，这枷锁又溢出我的身体，束缚住我接触的一切。哦，我的人儿，我死去的两个人儿，他们是死在自己的手上，还是我的手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带走那些岁月。(《石》：237)

从这时起，哈格接受了潜于自身的母性的回归。从不断反抗的人生历程到追求女性自主性身份的过程，她终于找到了可以安放自己心灵的内在栖息地。《石头天使》从来不是一部悲剧小说，劳伦斯给它套了一个冰冷高傲的外罩，内里却是一个女人努力生活、火热跳动的心。这部作品也不只是个人审美历程的再现，更是贯穿一个女性90多年生命历程的史诗。

相较于哈格，《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主人公黛尔的性格特征更在于探索。这是一个自童年时期便孜孜以求的当代女性成长的典型形象。孩童时期的黛尔尚未萌生出性别意识和自主思维，喜欢跟在班尼叔叔后面亲近大自然，也单纯地以为八卦小报上的报道便是真实世界(《弗莱兹路》)。对于城里来的小表姐玛丽，作为小镇女孩的她充满嫉妒和排斥，在克雷格叔叔的葬礼上咬了她一口。她隐约感到周围人对女性和孩子的同情，但被人宽恕的羞耻感又鼓动她克服内心抗拒去瞻仰死人遗容，满足对死亡的好奇(《活体的继承者》)。母亲的我行我素刺激着黛尔的个性快速发展，她拒绝继续成为前者用来显摆知识的工具，被大人批评“自我意识太强了”(《女》：80)。此后黛尔进入青春期，青少年特有的叛逆性让她渴望冒险，不愿在芸芸众生中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存在(《伊达公主》)。到了《信仰之年》，黛尔同时对宗教和性产生了兴趣，她偷偷地参加感兴趣的教派礼拜，一边在纸上画些丰满的裸体女人。尽心祈祷的愿望破灭后，黛尔不再被宗教蛊惑。在《变迁和仪式》里，黛尔进入中学，和青春期的同学们一起经历着性的冲动与迷惘，试图通过阅读填补缺失而不得。性意识在黛尔身上的另一个表现是有了暗恋对象——男生法兰克。可惜后者未继续读高中，白日梦便告一段落。小说的关键情节出现于《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与《洗礼》两篇。此时黛尔已是生理上的成熟女性，对性接触充满渴望结果差点遭性侵。此事给她造成严重困扰，找不到倾诉的伙伴，只好默默承受。所幸她并未放弃对知识的热忱，读够了最爱的历史小说，又改读现代书。知识始终是黛尔用来填充心灵的最佳食粮。母亲作为黛尔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因素，由妄图掌控转为情感辅佐，黛尔也不断调整与母亲的关系，由一味抗拒到理解接受。《洗礼》篇中，作为学生的黛尔已具备深厚的知识女性资质，与代表职业女性的好友内奥米渐行渐远。她和优等生杰里结为盟友，在学业和身体上一起探索，但始终求而不得，“我对爱的需求转入地下，像狡黠的牙痛”(《女》：238)。加内特的出现对黛尔的性格转折起到决定性作用。借由性的辅助，黛尔初涉爱河，更沉沦至要为之放弃学业。残存的理智战胜了爱情的盲目，黛尔失恋了，“脱离了爱的生活，世界回到原来的样子，恢复了它的自然和无情的重要性。我感觉到我原来的自我”(《女》：272)。她依然具备了现代女性应有的精神气质。一系列精神的和肉体的探索，使主人公摆脱了错误和迷惘、幻想和自欺，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尾声：摄影师》篇中，黛尔回归众人眼里那个优秀卓越的女学生形象，她感受到对于故乡的长久眷恋之情，想要开始写作：“我想要的是最后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层话语和思想，树皮或墙壁上的每一道光，每一种气味，坑洼，痛苦，裂缝，错觉，静止的聚拢在一起——灿烂，持久”(《女》：287)。黛尔回归到知识女性的既定道路，业已完成对自我精神和身份的确定，一个当代女性探索者形象在门罗笔下脱颖而出，完整而清晰。

其次，两部作品中对宗教的态度也有明显不同。劳伦斯承认宗教但并非虔诚，或可说不得不接受之；门罗则对宗教采取拒斥态度因此创作上往往淡化处理。《石头天使》中，哈格的父亲卡森捐建教堂，为名字刻在银烛台上而荣耀、为留名于教堂的荣誉名单而自豪；实际上“父亲是个害怕上帝的人”(《石》：27)，他靠个人努力而非祈祷和信仰上帝获得成功，追随教会只为彰显身份与实力，宗教不过是他的工具而非真正的信仰。哈格的丈夫布拉姆更对宗教嗤之以鼻，居然在牧师布道时口无遮拦地抱怨：“那个圣洁的杂种为什么还不收起他的圈套？”(《石》：70)哈格的儿媳多丽丝是虔诚的信徒，寄希望于牧师对婆婆的开导，因此常带牧师过来劝慰，但得到的却是哈格的冷嘲热讽。哈格遇到的陌生人莫利，也曾有过信仰，但随着婚姻的不幸放弃了，“就像把它放错了地方，再回去找时，怎么也找不到了。”(《石》：185)儿子之死更是让莫利迷惘和愤怒，上帝并没有保佑信服它的人。至于哈格，她对宗教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无所谓。在她眼里，信仰有时是父亲利用的工具，有时是丈夫发泄的渠道，有时是儿媳愚笨的证明。哈格遗传了家族“一切都靠自己奋斗”的信条，因此不信牧师的话，更不接受宗教的救赎观。转折发生于小说最后，入院就医的哈格面对儿媳带来的牧师，突然间从他的圣歌里领悟了自我救赎之道，好像一下子认清了自己，认清了自己的这一生。为什么一生向往快乐却从未得到过？紧紧束住她的难道不是过分强烈的自我吗？一辈子活在可能失去自我的恐惧里，因此像刺猬一样用满身的刺来武装自己，像战士一样对人生遇到的任何难题奋勇抗击！但即使如此，圣歌引起的感动依旧有限，哈格还是那个难以相处的老太太，拒绝被任何人、任何事所驯服。她只被圣歌感动了一刻钟。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宗教明显不受重视或欢迎。在黛尔叔叔克雷格记载的家谱里，宗教似乎只用来区分族人，如“他们和爱尔兰新教徒结婚……一个人娶了罗马天主教徒……多数和苏格兰新教徒结婚。”(《女》：38)云云。黛尔父母眼里的宗教只是一种家庭属性，“我们属于——至少父亲和父亲的家族属于——诸伯利的联合教堂。”(《女》：40) 他们也很少去教堂，父亲穿上做礼拜的套装会非常不习惯，母亲之于宗教则始终持有谨慎但不加掩饰的怀疑。至于黛尔，年幼时一度对信仰产生兴趣，曾偷着参加过圣公会的教堂礼拜，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宗教的虚伪性：它根本不能改变更不能拯救生活现状，她和弟弟想要留住的狗还是被处死了。黛尔看见走投无路的弟弟试图学着祈祷，“比看见有人把手指剁掉更难受” (《女》：134)。此后她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过宗教的痕迹。门罗用“洗礼”这一宗教用语来比喻黛尔性探索的终结：无论加内特多么热烈和主动，依旧换不来以放弃自我为代价的对爱情的服从和宗教的皈依：“我不想受洗。如果我不想，受了也没用。”(《女》：269)显然她更看重自我的独立性，经过爱情和宗教导致的热恋和失恋的“洗礼”，黛尔重拾自信，“我想我会开始真正的生活” (《女》：273)。与宗教的冲突只是主人公寻找自我身份途径中的一个触发点，它未曾并永远不会改变黛尔。

无论玛格丽特·劳伦斯还是艾丽丝·门罗，都是在书写自己的家族历史。前者笔下的苏格兰长老会，有着女作家清教徒的家庭历史印痕。后者关于宗教的书写，则也留有因信仰分歧而导致父母关系紧张的家庭氛围之影，门罗将其信仰描述为“某种关于世界的宗教情感”，对宗教实际上持讽刺和否定态度。究其原因，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带来各自的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在加拿大的早期历史中，宗教和教会扮演着极为活跃的角色，移民聚居点常按种族和宗教划分。历史上各教派之间不是很和谐，但却能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诸方面求同存异、合作相处。信仰的复杂状况当然会真实地反映于文学创作中，两部作品适成佐证。

此外，两部小说在叙事艺术上同样显示了各自的独到之处。《石头天使》采取过去与现在交替的叙述策略，蒙太奇化的现代书写特征的优点在于：一、符合90多岁高龄主人公的人物设置。女作家利用老人喜欢回忆往事的特点，虽往来驰骋跨越时空但可信度强，便于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二、蒙太奇的运用在主要情节之外可起到补充衬托作用，一些“打断”更似于强调。哈格年老时的脆弱无助由于穿插往昔生活情景而变得沉重，从而更加打动人心；同时往事复现填充“留白”，使主人公的完整性格得以形成与展现。三、最大限度地凸显了小说主题，平铺直叙的叙述节奏被打乱，人物的个性品质与作品的思想主题当然就鲜明欲显。《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则与一般长篇小说不同，它由若干短篇组合而成，或可称为小说集，确切地说，乃是由彼此相互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的长篇作品，有如众多的环组成长链，环扣之间，独立又相连，彼此推动、互相作用。借助每一篇小故事分别讲述属于黛尔成长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从童年到成年，由天真无知到成熟世故，既有对主人公生活环境和家庭氛围的描写，也生动再现了主人公惊心动魄的精神转变瞬间。这种写法介于传统与现代技巧之间，娓娓动人却别开生面，其中心理刻画、顿悟描写、迷惘渲染、困惑分析，交错回环，造成极好的阅读美感。这非常符合门罗的写作观，“我所看重的，是以精准的色调或质地还原事物本来的样子”*Alice Munro, 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Toronto: Anansi Press, 1973,p.241.,而关于写作技巧，门罗则强调“超越经验……我说的不是对个人经验的直接呈现，我看重的是对呈现方式的控制”*Alice Munro, Eleven Canadian Novelists, Toronto: Anansi Press, 1973,p.245.。

三

两位女作家个性鲜明的小说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全新的加拿大文学，均具有开创纪元的意义。从女作家成长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来看，玛格丽特·劳伦斯成名于二战结束时(1945)，鼎盛期直到加拿大百年国庆(1967)。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被视为“加拿大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量和质都在飞跃进步，作家们以极大的热情表现祖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同时也开始冷静地观察人生命运，就历史、文化和文学及加拿大人的民族身份等问题进行思考。劳伦斯便是该文坛过渡期的关键人物。一方面，在加拿大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她坦承受罗斯《至于我和我的房子》的巨大影响，它“似乎是我度过的关于我自己的人民、我自己的地方、我自己的时代的唯一完全真实的小说”*转引自[加]威·约·基思：《加拿大英语文学史》，耿力萍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另一方面，她创造的马纳瓦卡女主人公们也如罗斯前辈的刻绘那样成为人生的榜样，又给予后来的加拿大女作家以影响。劳伦斯为加拿大文学尤其“妇女文学”开拓了路径。其笔下的马纳瓦卡堪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那帕塔法相提并论，虽然在地图上找不到，对读者来说却是那样真实，小镇的生活节奏、历史斑痕及人物性格、坎坷命运都那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她向读者展示出20世纪加拿大经历的全景式画卷，表现出风靡文坛的革命力量,使加拿大文学于轰轰烈烈中走向世界。无论小说的现代化还是女作家群体的迅速崛起，之于当代的加拿大文学，都是最重要的标志。

艾丽丝·门罗成名于1960年代之后，正值加拿大文坛的繁荣期。1967年加拿大百年国庆时，国家意识再度发展为大国、强国意识，作为发达国家，其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当属多民族社会的形成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尤其加拿大当代文学不以表现歌舞升平为缺憾，也努力去发现问题和反映冲突。繁荣时期的文学创作多以个人成长、自我认识、人格心理、理想追求之类题材为主体，由此揭示冲突、反映人性，门罗便是典型代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出版于1971年，属于门罗的早期创作，聚焦于女性个人成长主题。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适逢文坛短篇小说大放异彩，女性作家群星璀璨。此时玛格丽特已为文坛领袖20年，代表长篇小说稳霸巅峰，门罗则为短篇小说打了翻身仗，一跃为文坛主力军。《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序言中说：“在形式上是自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John Metcalf, ”A Conversation with Alice Munro”, in Journal of Canadian Fiction, Vol 4(Fall 1972),p.58.黛尔的故事既有高度写实，又具有普遍象征，从少女性爱心理切入踏进成人社会不可避免的情感波澜和精神成长，实在是一箭双雕。小说写道：“人们的生活，在诸伯利和其他地方一样，枯燥简单，却又不可思议和深不可测——铺着厨房油毡的深深的洞穴。”(《女》287)其中所揭示的普遍性哲理反映出作家写作艺术的出神入化。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精微的心理描写相得益彰，是门罗根植于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最大特色和最大贡献。受其影响，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群迅速崛起，成就为世界文坛所瞩目。如果没有玛格丽特·劳伦斯和艾丽丝·门罗，加拿大文学就不会在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异军突起，这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佘克)

收稿日期：2015-10-25

作者简介：孙艳琳(1986—)，女，山东梁山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6-01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