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红妍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 河南 洛阳　471023)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人主义话语的边缘化

徐红妍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250014；洛阳理工学院 中文系， 河南 洛阳471023)

[摘要]个人主义作为西方社会文明的精髓，在晚清至“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期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但个人主义是源于西方的文化观念，在现代文学发展期间，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左翼文学等不断发生冲突与摩擦，直到最终被彻底否定，个人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了一种边缘化困境。

[关键词]现代文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边缘化困境

个人主义作为西方社会文明的精髓，在晚清至“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成为“五四”文学批判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礼教秩序的思想武器。个人主义在西方有着强大的文化传统与社会根基，法治精神、契约社会、自由传统都保障了个人主义在西方的通行，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仁、义等普遍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互排斥，因此，个人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传统文化、左翼文化发生冲突并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困境。个人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处境表现出西方文明在植入中国时所缺乏的文化根基，直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确立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观，扩大了集体主义话语的影响，个人主义话语从此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与生存空间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一、中西文化碰撞中“人”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人”与西方个人主义话语中的“人”在内涵上有着根本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早就有“人”的观念，但中国的“人”是伦理中的人。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仁者，人也”*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5页。。“仁”字从字形构造来看是“人”字旁边有“二”，也就是说，“人”是在二人或多人的对应关系中的概念，“仁”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在人与人的相处中，理想的关系便是以仁的态度处处以别人为重，即“亲亲为大”*王国轩译注：《大学·中庸》，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5页。。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将“人”纳入五伦秩序中：“中国的五伦就是中国社会组织，离了五伦别无社会。把个人编入于这样的层系组织中，使其居于一定的地位，然后课以那个地位所应尽的责任。”*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1-82页。人在这种伦理关系中承担的是无条件的义务，而没有为自己而存在的空间和权利。

在西方个人主义话语中，“人”一般称为“个人”，“个人”对应的词语是“individual”，这一英文词源于拉丁文“individunns”，本意为不可分割的，用“individual”一词来指涉一个人意味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社会单元。“individual”一词被用以表达人权观念是在17世纪，这一时期西方现代社会组织逐步成熟，个人成为自然权利的主体，个人拥有权利和表达权利成为西方个人观念的核心。个人成为权利主体，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只能是个人。*金观涛、刘青峰：《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二十一世纪》2004年8月号，总第84期。因此，西方个人主义话语的个人是独立的、作为权利主体和社会组织基本单元的个人。

因此，中西文化语境下“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人”是作为道德主体和伦理关系中的人，人是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因此，中国的“人”强调义务、孝道等；而西方的“人”更注重个人权利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这是中西两种文化中“人”的根本区别。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傅斯年等人极力宣扬个人主义，倡导青年人做独立自主的“个人”。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李大钊的《万恶之源》、傅斯年的《人生问题之发端》等文章提出个性发展、独立人格、自我实现等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这种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规范的“人”拉开了距离，体现出一种现代个人观。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中鲁迅最早提倡个人主义，1907 年的《文化偏至论》已将西方个人主义郑重介绍到中国，十年以后《狂人日记》中著名的“吃人”意象揭示了几千年文明史上“个人”一直被吃掉的现实，*关于《狂人日记》主题所谓“礼教吃人”，近年有研究指出，实质揭示的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压制和褫夺”。参见周南：《〈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其相关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而鲁迅认为，只有这种现代个人才能够承担建设“人国”的重任：“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极力倡导下，个人主义话语成为一种极具感召力的人生观念，青年一代大胆追求个人的正当权利，反抗伦理本位的人，突破传统文化对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定义与限制，一时间个人主义话语中的“自我”、“个人”、“自由”、“个性”、“权利”成为热门词汇并形成了一股个人主义文学思潮。

在个人主义话语的影响下，“五四”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个人已不再遵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是有了个性追求，“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载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七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个人”的发现确立了人的自主地位，肯定了人之为人的正当权利。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对爱情的追求、对性欲的袒露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正当权利。“我”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袒露被压抑的性欲都有一种置传统礼教于不顾的个性意识与权利意识。郁达夫《茫茫夜》中的同性恋、鲁迅《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未婚同居等都在强调他们作为个人的自主权利：“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个人的权利意识完全是西方文化概念，“中国的道德语言是产生不了‘权利’的观念，只有义务的观念。此外，权利是以个人为本位，这又和中国的家族一体的想法不合”*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载《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86页。。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人”是伦理中的人，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既要遵守伦理秩序，又负有义务。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庐隐、冯沅君、倪贻德等作家笔下的个人有强烈的个性意识，他们不再遵守纲常伦理，更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预期，他们看重的是自由与个人权利，这种个人观念颠覆了传统文化中人的观念，“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鲁迅的这段话精准地道出了个人主义话语在传入中国后遭遇到的“水土不服”的文化困境。正是中西文化语境的不同使个人主义在中国经常被误解为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这在本质上是中西两种“个人”观念的冲突。

“五四”文学创作明显蕴含着中西两种“个人”观念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成为创作主体的痛苦根源。鲁迅的《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中的人物努力做一个独立的有个性的人，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狂放不羁的个性、迥异于世俗的行为与传统文化对人的预期大相径庭。传统文化中的人对道德、伦理秩序的遵守是一种义务，“‘仁义道德’掩盖了四千年文明背后真实的奴役关系”，这是鲁迅“震惊的绝望与黑暗”*周南：《〈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及其相关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因此狂人、魏连殳、吕纬甫等人追求的现代个人观与传统文化的个人观产生的激烈冲突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郭沫若的《残春》描写了不为传统所容纳的婚外情，主人公的个性追求最终幻化为悲剧。巴金《家》中的高觉新是被传统文化塑造的符合伦理规范的人，但他内心觉醒的自我意识又使他体验到这种伦理人的痛苦。庐隐、冯沅君、苏青、冰心等作家描写了新一代的青年拒绝做伦理化的人，而是以自由意志勇敢地主宰自己的命运，试图做一个现代化的个人，但是来自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却阻碍他们，他们追求的现代个人观无法被传统文化所接受、所认可，最终导致他们的精神痛苦。

现代个人观源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成熟，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等著作提出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现代社会承认个人是自然权利的主体，契约与法律成为组成社会的根本机制，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维护个人价值、肯定个人的正当权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将个人主义话语引进中国，并将其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与观念，号召青年人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但他们忽视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与社会基础，更没有预想到个人主义话语在融入中国文化语境时可能遭遇的困境，因此，当中国社会面临政治混乱和频繁战争时，个人主义话语很快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并逐渐成为一种边缘化存在。

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摩擦

个人主义话语在“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人”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萌芽，文学创作主张表现自我、突出个性，打破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文艺观，从而革新了一代人的文学观念，带来文学创作的新面貌。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阶级意识的兴起，强调集体主义的左翼文学迅速发展，“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郁达夫：《光慈的晚年》，载《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页。，左翼文学秉持集体性、工具性的文学观，强烈排斥个性意识与自由观念，否定文学的个人主义话语。“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话语与左翼文学的集体主义话语的根本冲突是“小我”与“大我”的冲突。所谓“小我”指的是个人主义话语中的“个人”，“大我”则是集体主义话语中的“我们”。“小我”强调自由、个性与权利的同时，也不否认集体的存在，但是“小我”观认为集体只是无数个人的集合，个人不是任何人或任何集体的工具，“个人参加团体之后，既不可能获得新的权利，也不可能失去他所应该具有的权利。”*[美]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秦裕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101-102页。“大我”在左翼文学的集体主义话语中是消融了个性和权利的“我们”，个人的价值以是否服务于集体、服从集体利益为衡量标准。左翼文学的集体主义话语将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人”置换为集体中的“我们”，这与“五四”文学所宣扬的“个人”发生了冲突。

早期的创造社主张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文学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倾向，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作品中“小我”的个性锋芒曾一度激起众多文学青年的共鸣。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创造社成员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逐渐放弃“小我”转而追求“大我”。 一向标榜文学是自我表现的郭沫若在转向后称“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麦克昂：《英雄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他的《革命与文学》、《留声机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等文章论述了革命文学的正当性，反对个人主义文学：“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划除，对于浪漫主义的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李初梨声称前期创造社的文学使命已经完结，“当时文学上的标语，是‘内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现’，这的确是小布尔乔亚意识的结晶”，目前要“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0页。“阶级意识”是一种与个人意识相对的集体意识，创造社成员对阶级意识的认同意味着他们放弃“小我”融入“大我”，“自觉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创造社成员不仅自己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转换，而且与太阳社以及其他左翼作家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联盟的形式表达革命文学主张和政治主张，“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营造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运动。以个人主义、个性解放为思想基础的“五四”新文学在十几年的发展时间里，批判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艺，反对“文以载道”的旧式文艺观，积极倡导“为人生”或“为艺术”的文学，革新了一代人的文学观念，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最早的十年里有了重大收获。郭沫若等人的突然转向以及对个人主义文学的猛烈攻击，引发了左翼文学与梁实秋、林语堂等人之间的冲突。

新月派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个人主义文学社团，它在文艺上持个人主义主张，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文学的独立、自由、健康、尊严。新月派的个人主义文学主张招致了彭康、冯乃超等左翼成员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新月派的文学自由论和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一种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观点。作为新月派成员的梁实秋反对左翼文学以集体的名义对人的个性进行抹杀，“无论文学，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的‘大多数’不发生任何关系。”*梁实秋：《文学与革命》，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783页。梁实秋的“所谓大多数”指的是集体的“大我”，他认为革命文学强调阶级性和集体性造成了对“小我”的压抑。

林语堂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同样遭到了左翼文学的攻击。林语堂于1932年和1934年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个性化的小品文，并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创作主张，在取材方面林语堂也主张自由与个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林语堂：《发刊〈人间世〉意见书》，《论语》第38期，1934年4月1日。，林语堂的小品文主张体现了他的个人主义文学观，得到了众多个人主义作家的支持与响应，周作人、废名、施蛰存、朱光潜、俞平伯、孙伏园等作家都积极在《论语》、《人间世》上发表作品。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促进了个性化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丰富了现代散文创作的风貌。但这种小品文却遭到了左翼文学作家的非议，他们指责林语堂背离了社会环境一味追求消闲，作品缺乏战斗性和时代气息。为了对抗林语堂提倡的个性小品文，左翼作家创办《太白》半月刊，专门发表战斗性的小品文，以“大我”的话语与林语堂的“小我”话语形成对垒。

“五四”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兴起曾经鼓舞过无数青年人，给予他们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力量，“回想当年，个人主义曾经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等等的概念相联系，在我们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给予过我们鼓舞的力量”*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但左翼文学却将个人主义视为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强调青年人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实现去个体化过程，将“小我”融入“大我”的血色激情之中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左翼文学构建了与“五四”个人主义文学完全不同的审美形态，华汉的《地泉》、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茅盾的《子夜》、洪灵菲的《流亡》等作品中浓郁的革命意识与“大我”话语取代了“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话语，展示了“大我”对“小我”的征服。左翼文学通过对集体意志的强调，指出个人放弃自我融入集体之后，不仅没有忧郁、恐惧、怀疑等情绪，而且还获得了某种永恒的价值，这种集体至上的革命话语使个人主义话语面临着被“组织化”的困境。左翼文学作家也不再是有着主体精神的独立个体，而是变成了集体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以集团的形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极力宣传革命文学的正当性和前卫性，这使一向崇尚自由、独立且不善以集体面貌示人的个人主义作家无法抵挡这种强烈的话语霸权，当他们以自由、个性、独立等个人主义词汇去对抗阶级、革命、集体主义等“救国救世”的宏大话语时更显苍白无力，个人主义话语在与集体主义话语的冲突中越来越滑向现代文学的边缘。

三、民族救亡意识下个人主义话语的“末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不同团体的作家此时团结在一起，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成立后，民族救亡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空前高涨，产生了大量闪耀着炽热的抗日救亡精神的文学作品。由于抗日文学作品多数是短时间内的急就章，主题又统一指向抗日，在艺术上难免存在不少缺陷。针对这一情况，梁实秋、沈从文、施蛰存等个人主义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批评，引发了个人主义与民族救亡意识之间的论争与冲突。

梁实秋在抗战时期无意间挑起了文学界“与抗战无关论”的争论。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接编重庆《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并发表了《编者的话》，文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梁实秋：《编者的话》，《中央日报·平明》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反对没有个性的“抗战八股”，提倡有个性的创作。但在全民抗战的高涨情绪下，个性自由、个性文学与民族存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梁实秋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激烈反击。罗荪与宋之的分别发表《与抗战无关》、《谈“抗战八股”》等文对梁实秋进行批驳，此后一段时间，《大公报》、《国民公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学月报》等刊物相继发表多篇批判梁实秋的文章。面对文坛咄咄逼人的气势，梁实秋只好匆匆辞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

同样持个人主义文学观的沈从文也不满当时文坛的创作状况，他在《再谈差不多》一文中说：“是好好的多用点心思，写出些有风格有个性有见解的作品好，还是不思不想写点不三不四应景凑趣小文，且跟随着风气来嚷嚷骂骂好？”*沈从文：《再谈差不多》，载《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沈从文批评跟风文学，强调作家独立自由的精神，这种个人主义话语与全民抗战的氛围格格不入，很快引来了众多作家的批判。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一文中斥责这种个人主义文艺观是“逆流”：“在这种洪涛激浪的澎湃当中，总也不免有些并不微弱的逆流。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艺的贫困’的呼声——叫嚣着自抗战以来只有些田间式的诗歌与文明戏式的话剧。”*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载《郭沫若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文学界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为日后对沈从文等人的清算埋下了伏笔。建国前夕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则把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个人主义作家彻底打入了反动者行列，这预示着个人主义话语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彻底失去生存的空间与合法性。

民族抗战的形势造就了国统区和延安地区并存的局面，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地区在抗战时期成为众多知识青年神往的革命圣地，萧军、丁玲、王实味、何其芳、艾青等作家正是带着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文学想象来延安寻求新的生活的。由于这些作家深受“五四”个人主义话语的影响，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既是他们的价值观，也构成了他们的文学想象。来到延安之后，这些作家依然保持着个人主义的文化痕迹与创作趣味，对延安地区的官僚作风和等级观念提出了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抨击了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官僚作风，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批评了基层领导干部对上奴颜婢膝、对下颐指气使的不良风气，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尖锐地抨击了延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化趋向，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阴影，反映了知识青年在理想破灭后的失望和沮丧，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提出作家要有写作的自由。这些文章对延安地区的尖锐批判彰显了作家的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蕴含着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学价值观，闪耀着“五四”个人主义话语的光芒。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使它在意识形态上追求高度的一致性，在文学艺术上要求文艺无条件地服从政治需要，形成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伦理。丁玲、萧军、王实味等人鼓吹的民主、平等、自由、个性等个人主义思想和延安地区集体至上的精神格格不入，如果任由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自由发展，必然引发人的主体精神和个性意识的高扬，而确立集体至上的目标必须削弱个性意识，“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美]霍弗：《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因此，丁玲、萧军、王实味等人宣扬的个人主义思想成为一种必须予以清除的思想障碍，于是便有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讲话的文艺观遏制了个人主义思想，纠正了文艺界的个人主义倾向，是左翼革命文学观的进一步深化，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和创作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变了“五四”文学以来开创的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使文学朝着一元化的格局发展。许多作家在讲话发表后终于爆发了“灵魂深处的革命”，开始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何其芳抛弃旧我走上了自新的道路，创作出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等符合讲话精神的诗歌。丁玲在目睹王实味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之后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她对自己作为主编刊发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深刻反省自责：“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载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在忏悔了自己的思想错误之后，丁玲迅速跟上讲话精神的步伐，创作出了一批符合新文艺规范的作品，终于成为新文艺路线的代表作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使很多作家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格局与风貌，个人主义话语在随后的文学作品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建国之后更是被当作毒素予以清除。通过对作家思想和文学作品的不断“纯化”，个人主义话语在当代文学中几乎销声匿迹。

个人主义自“五四”时期兴起，到与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的论争，再到延安时期的被肃清，其曲折经历显示了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境。个人主义首先遭遇文化的“水土不服”，使其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有效的对接与融合；在传播过程中又遇到中国社会的频繁战乱和动荡不安，民族救亡的社会环境使个人主义话语很快失去了吸引力。作为少数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个人主义始终难以融入中国的文化语境，更难以成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个人主义话语最终在集体主义话语的挤压下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陆晓芳)

收稿日期：2016-02-15

作者简介：徐红妍(1978—)，女，山东高密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洛阳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6-00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