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淑通

(1.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南京医科大学　康达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0)



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省思：来自医学的启示*

何淑通1，2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2.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江苏连云港222000)

医学与教育研究有许多共同之处，医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带来许多启示。从学科定位的角度来看，医学发展的历史启示教育研究应勇于突破已有研究框架。从研究队伍的角度来看，医学发展中人才辈出、理论研究队伍与实践队伍紧密结合和重视研究队伍伦理建设这三点同样对教育研究有启发意义。从学科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教育研究应该在积极做好自身学科基础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通过知识的交叉、融合与创新促进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

教育研究；学科建设；医学

近代以来，将人类已有学科划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三分法深入人心，造成的结果就是教育学总是纠结于自己应该按照哪个学科的模式来进行学科建设。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将人类的学科划分为这三个领域都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划分方法的适切性已经广受质疑。事实上，如果我们开阔自己的视野就会发现，人类的很多学科都不单纯属于这三种学科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属于兼具这三种学科特性的交叉学科。譬如，有的学者认为教育学虽然是“根源于社会和行为科学，但也是一门应用科学，即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医学和农学相似。”[1]78教育学与医学的相似之处体现在“医学和教育学是应用科学(相对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同时又是能够对最人道的各种活动中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的理论科学。”[2]7今天，医学的学术地位已经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承认，而教育学的学术性、高深知识性和专业性还广受质疑。因此，从医学发展的历史和学科建设的经验出发来反思教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利弊得失，是很有必要的。

一、学科定位：勇于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

今天，无论是医学研究还是教育研究都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医学获得社会的承认度远非教育可比。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发现这两门学科其实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从时间上看，医学研究和教育研究都产生于人类生存的早期，也都留下了很多经典著作；从知识模式上看，医学和教育的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也都存在着普遍性和特殊性并存的特点；从学科发展时间来看，这两个学科领域都在近代获得了大的发展。当然，教育研究只是与医学研究相似而已，还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医学研究毕竟是工程科学的一种，它将生命科学的理论应用到解决延长生命、减少疾病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中去。教育研究与此相似，但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对教育的目标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而医学研究通常有着比较明确的目标，如寻找治愈癌症的办法。由于人们在教育问题上表现的价值观很不相同，教育研究者无法有一个唯一的、实用的目标去驱动他们的研究。”[1]80此外，医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与教育研究相比还是很少的。但是，从学科定位和学科远景规划这个视角来看，医学研究中把握时代精神，勇于突破现有学科框架可以给教育研究很大的启示。

从人类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致可以将医学粗略地分为古代传统医学、近代实验医学和现代系统医学三个发展阶段。在古代社会，人类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经验，这是医学知识的原始雏形。在这一时期，医学的宗教色彩甚浓，宗教与非宗教的经验医学混杂。在古代的东西方，诞生了很多医学大家，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伦、阿拉伯的阿维森纳、中国的张仲景、华佗、孙思邈等，这些大家将这些经验予以总结就成了医学典籍，这些医学知识通过师徒相授的模式不断传递下去。这一时期的医学教育是不分学科的，以学习医学典籍为主。譬如，在中世纪的萨莱诺大学，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盖伦和阿拉伯的阿维森纳等人留下的著作，学习的方式是死记权威著作上的教条，却往往轻视实践[3]。文艺复兴时期，怀疑教条、反对权威之风兴起，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医学逐渐与生物学相结合，同时吸收化学和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以疾病为中心，创建了生物医学模式，诞生了近代的实验医学。这种模式成为了近代医学的典范，有力地提高了医学的学术地位。伴随着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医学知识不断分化，诞生了一门又一门的学科，这些学科不断开展实验，使得医学知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医学也不断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又诞生了新的学科。自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等思潮和运动，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推动医学界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今医学的主潮已经开始改变单纯从生物学因素出发探寻疾病的原因与治疗的倾向，而朝着从立体化、网络化和多维度等方面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的重大转向[4]257。这使得医学学科的发展迎来了新的路径，医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领域的统称。医学的发展与准确把握近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勇于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密不可分。

历史上，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可以用“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来形容，虽然很早就在大学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最终却在近代学科化浪潮中处于“次等学科”的地位，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但教育学学术定位不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近代以来，教育学在知识生产上紧跟实践，在学科定位上或者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要求自己，或者学习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缺乏自己明确的学科定位。今天，人类的知识又迎来了一个转型时期，教育学能否把握机会，完成自身崛起的重任，学科定位问题不容忽视。而要讨论学科定位问题，必须知己知彼，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教育学的发展，有不少学者提出要使教育学成为一门超越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科*就笔者有限阅读来看，至少王建华的《教育之学——超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9期)和李政涛的《教育科学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都有这种提法。。因为教育学要实现转型和发展，就必须超越现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成功的范式，道理很简单：已有的成功范式往往属于特定的学科，而且教育学的“科学化”历程走了200多年都未能成功，如果还按照老路走，如何实现突破？教育学的发展必须把握住时代的精神和知识发展的趋势方能把握住学科定位。当然，在现阶段，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教育充满了价值的驱使，各种不同的群体和政治力量都会对教育的特点产生重要的影响”[1]5，同时由于教育研究是研究人的发展，同时还要立足实践，因而教育效果的迟滞性使得我们在教育研究中很难立即判定效果。这都使得我们在规划教育研究的学科定位时，应勇于创新，不为现有框架所束缚。

在现阶段，教育学在进行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一是本土与国家的关系。第一对关系启示我们，教育研究必须和具体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在某一时期内，某个教育现象往往会成为经济、政治或社会文化方面的热点，但是这种热点并不能天然地决定或者确保现实中大众媒体关于该问题的论述就一定具有学术价值。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必须对现实教育现象保持一定的批判反思，从而分清教育研究中的“真问题”和“假问题”。第二对关系启示我们，教育研究虽然要以本国具体实践为基础，但学科框架和研究定位却不可以“国家”为单位。正如邓正来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基本否弃了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理论和以现代化发展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否弃的过程中，我国学界却没有同时对这种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开展研究。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或“民族自豪感”等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在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个别国家作为为自然边界和当然的分析单位开展研究[5]。这种现象在教育研究中也非常普遍，当前教育研究中的很多学者都把国家作为单位，但实际上，教育既有“国家性”的一面，也有“国际性”的一面，教育学的学科定位不是某国的教育学，教育研究不能单纯地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或研究起点。

二、研究队伍：人才、合作与伦理

知识是由人创造的，任何一门学科或者知识领域的进展，都离不开从事该知识领域研究的队伍的扩展和壮大，更离不开很多偶然因素。医学研究队伍有很多优势是教育学所不具备的，但研究分析这些优势，对于我们认识教育研究及学科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一)注意吸纳优秀人才

回顾医学发展的历史，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医学史上的“学科英雄”较多，试想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维萨里对人体解剖学的贡献，没有哈维对于血液循环的发现，那么近代医学的进展不会那么快。而近代以来，在“基于基础科学的临床医学，医学专门化的进展”[6]的研究方针指引下，在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及妇科学、法医学、护理学等分支学科都产生了大量的开创者和“学科英雄”，为医学的进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而纵观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史，则可以发现教育学的发展史上“学科英雄”乏善可陈。遥想当年，教育学是很早就进入大学的，卢梭、康德、赫尔巴特这些人都是为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范式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那些教育领域内响当当的人物，如巴黎的教育法教授涂尔干(Durkheim)，芝加哥的杜威(Dewey)，都已被社会学和哲学这些‘真正’的学科吸纳过去。自此以后，多年以来，普通人(尤其是政客和商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教育专家。”[7]后来，随着教育活动的大规模开展，导致教育和教育研究的从业者地位日益下降。当然，所谓的“学科英雄”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毕竟，在现有的学科框架下，教育学更是很难吸收到优秀人才。但是，作为一个努力方向，我们应该知道要提升教育学的研究水平，就必须保证教育学领域能够有优秀人才的进入。

要做好学科研究队伍的建设就必须培养好“接班人”，注意选好“苗子”，因为“一个学科的生存能力与其吸引学生的能力也密切相关。”[8]185在培养“接班人”的过程中，要注意培养教育研究者的学科信仰。教育学者的使命是由他所承担的角色赋予的。有学者认为，“教育学者立足的根基不仅在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本身，还在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对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是否有贡献，是否因此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行为。三者合一，才是教育学者的真正贡献。”[9]233但是，近代以来，现有的学科规训制度已经日益改变了学者的生存方式，正如米尔斯所批评的那样，现今大学中学者的学术地位和职业生涯以及他们的“进取心和过分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单一视角，单一语汇，这种单一一套方法之上的。说实话，除此之外，他别无所知。这些学生中的部分人，常常把智力本身从个性中割离开来，把它看做一种他们希望能借以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的技术小玩意。”[10]这提示我们，教育研究队伍的建设必须从改革学科规训制度入手，培养研究者的忠诚和想象力。

(二)理论研究队伍与实践队伍的密切合作

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医学的研究是理论学者和实践学者共同参与的，其理论与实践队伍是统一的。美国医学家G.H.Roche认为医学既是科学，同时更是一门技艺，“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医学是一门科学，就其应用而言，它是一门技艺。”[4]5医学同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著名学者弗莱克斯纳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指出，医学课程按其逻辑顺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第二部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以及细菌学等实验室科学；第三部分才是人们通常在医院看到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临床科学。因此，医生要有效地防治疾病，就不能只学习临床科学知识，而必须具备有关人体结构、人体机能等方面的知识和使用各种仪器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实验室科学知识与技能。而实验室科学都是以物理学、化学、生物等科学知识为基础。因此，医学在教学中医学院和医院必须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1]。近年来，新兴的循证医学、转化医学都强调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融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医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教育学发展的历史上，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队伍之间的对话是不够的，彼此之间的攻讦倒是时有发生。但同时，教育研究中的合作又是必不可少的，教育研究水平的提升不但需要有教育实践队伍的参与，还需要其他学科甚至政府官员的参与。因此，教育研究不能单纯就教育谈教育，走向孤立化，更不能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彼此分开。在教育研究中，应该通过一定的机制使大学中的教育研究者和其他学科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通过这种联系机制使“教育学者们更加熟悉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以及大学其他专业领域的新发展，也鼓励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教育产生兴趣，在教育研究中通力合作。”[12]241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学者们很难或很少“将前沿的学科知识转化到学校课程中去，而学校课程常常会依赖于那些使用陈旧过时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的教育研究。”[12]241这导致教育学者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之间联系的缺乏，从而“剥夺了非教育学者们对教育问题研究的强烈兴趣。”[12]241因此，教育研究必须有理论和实践的良性联动，只有通过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通力合作，教育研究才会有新的进展。

(三)注重研究队伍的伦理建设

医学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从其诞生不久就开始有意识地提倡和制定自身从业人员的道德伦理和行为准则。譬如，中国古代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将“医乃仁术”作为中国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而西方医学自古希腊起，就高度重视医生和医学研究者的行为准则建设，强调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职业道德。自古希腊流传至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但是对整个医学界的一种激励，也是医生群体和医学获取社会信任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医学在发展中对于职业队伍和研究队伍的伦理建设一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美国第一所医学院的创始人约翰·摩根在《论美国医学院的建立》中说道：“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重要性源自其研究对象，而掌握这门科学难度甚高。其研究领域可谓包罗万象，且需要掌握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医学生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而且要求那些有志于此苦旅的人们具备博大、慈爱的心灵。”[13]近代西方医学在传播的过程中经常不畏强权，通过自己的知识形态赢得人们的信任。譬如，近代西医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多次遭遇抵抗，但西医没有退缩，终于通过自身的知识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这些都离不开研究者的伦理建设。

教育是一项道德事业，教育离不开从业者的信仰，学术研究也需要信仰。正如杜威所说：“教育是自洽的，应该自由决定它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目标。离开教育的作用，从外部资源去借用目标，就是放弃教育的事业。”[14]而教育的信仰则只能来自于教育者自身，因为只有教育者重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荣誉，从而形成自己的伦理准则，其他群体才会尊敬教育从业者群体。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世界的“除魅”，学术研究中的“去道德化”“去信仰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术研究当然需要科学的精神，也需要摒弃自己的主观道德判断，但是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无论在教育实践还是研究实践中，都需要考虑道德和信仰问题。道德和信仰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更是教育研究的根本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信仰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没有信仰的教育学科也不是真正的教育学。人都是有信仰的，教育研究也必须有信仰。在传统上，学术研究以探索真理为信仰，但是随着学术的职业化、研究经费的市场化，物质—经济信仰也开始入侵到教育研究中。但是，“任何以物质—经济信仰指导甚至决定教育信仰的努力，都将是对教育信仰和整个教育事业的扭曲。当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以物质—经济信仰作为自己从事教育工作的首要前提时，当受教育者以同样的信仰作为自己学习和成长的目标时，教育的问题并不会因物质生活的丰盈而减少，反而是增多了。”[9]183因此，在这个道德危机、信仰缺失的时代，教育研究者如何持守对于教育的信仰，研究者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引发公众对于教育的道德感和信仰，当成为学科建设努力的方向。

三、学科知识体系：自主与融合

医学的发展表明，西方医学在近代异军突起，成为医学的标准范式，并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与其将自己学科发展的知识基础建立在新兴的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基础之上，并采用科学的方法大有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医学也注意将经验知识加以总结提炼，注意积累基础医学的知识，用相关基础医学的理论来解释临床的疾病。同时，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积极吸收非西方的医学知识为己所用。许多西医学者深入非洲、亚洲等地区，通过对这些地区疾病的研究，拓宽了医学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种融合是以其他医学逐渐去除其知识中的巫医成分，逐渐用科学化的方法来完成的。譬如，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通过对中医典籍中的知识进行实验，从而实现这些知识向科学知识的转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需要、医学的发展、新技术的渗透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兴起了医学交叉学科，这些交叉学科的知识极大地改善了医学的知识基础问题。医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一门学科的发展，既要有独立的学科基础知识，又要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知识的交叉与融合。

(一)建设教育研究的基础知识

一门学科的发展，知识形态很重要。教育学之所以饱受诟病，其学科的知识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相关学科研究者的眼里，教育知识主要是主观知识，具体表现在：(1)教育知识具有较强的个人性，是教育者对自我经验的确信，而没有成为不同知识主体间共享或共同确证的知识。(2)依照自然科学的评价标准，教育知识具有浓厚的经验特征和受哲学影响的思辨性，知识呈现出随意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而按照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一种知识，只有当它从‘个人知识’转化为‘集体知识’，或从‘私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的时候，才具有合法的身份，具有相当于客观性的那种强制性。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知识之所以受到远甚于教育知识的关注和尊重，就在于其强烈的‘集体性’或‘公共性’。”[9]25这启示我们，教育学的学科知识发展需要实验的方法(事实上，裴斯泰洛奇、杜威、蒙台梭利等人都是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建构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就像医学上的疾病一定要有其生理学、病理学基础一样。

当然，客观来看，以往教育研究的不发达，其实也和教育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不发达有明确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跨学科思潮的影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跨学科思潮日益兴起。但正如克莱恩所说：“讨论跨学科性时，存在着一种无法避免的悖论。我们的词汇——具体而言，我们的整个逻辑分类——预定了我们只能以学科性的语言来思考。”[15]当前，教育学分支学科的知识还不够丰富，但正在发展之中。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与其基础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时代精神密切相连，正如著名学者李泽厚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为语言学所统治，以维特根斯坦为标志，人们力求从语言来探求人或人的本质，与此相应的是逻辑—控制论科技工艺的发展的话；那么，下个世纪与生理学、遗传工程等的充分发展相适应，教育学、心理学将继历史学和语言学走上哲学的祭坛。”[16]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知识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关于人的知识正在逐步变得成熟。关于人的知识的成熟会给教育研究的学科发展带来重要的机遇。

(二)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

“二战”以后，随着人们对近代以来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诞生了许多跨学科研究，科际整合开始成为现代学科发展的主潮，传统的各个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在科际整合的浪潮下，学科之间的“杂交”越来越强劲，传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都开始面临着学科开放、学科转型和重新学科化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教育学科也逐渐地从单数的教育学过渡到复数的教育学。对于医学而言同样如此，医学交叉学科包括医学内部分支学科、医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门类科学之间发生的交叉[17]。通过这种交叉不但扩大了医学的研究领域，还引发了多元思考，促进了医学新的发现和生长点，推动了医学研究的深入。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两门学科交叉所形成的学科有590门，例如医学伦理学、健康心理学、免疫遗传学等；由三门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有119门，例如分子生物物理学、放射病理生理学等；由四门学科交叉形成的学科有6门，如临床心脏电生物学、胚胎发育生物化学等；由多个学科交叉形成的综合性学科有151门，如性医学、计划生育学、生命学、时间医学等[18]。同时，医学交叉学科的构成从生物医学体系向人文医学体系转变，其理论基础也由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的分离趋向于基础—临床—预防医学的一体化。

教育学也同样存在着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的问题。这首先需要我们认识到教育知识的丰富性，也需要我们重新认识教育学的知识类型。教育知识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将知识的发展比喻成工业发展，不如将其比喻成园艺发展更为恰当。只要商品菜园种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能满足消费者完全不同的要求，那么它就是不错的商品菜园。”[8]211在教育知识的园地里，有很多经验的知识，这需要我们注意在分析的基础上促进知识的概念化。有学者将教育学的知识形态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经验型(大多是描述型知识)、经验—理论型(如从理论上对先进经验所进行的总结)、实验—理论型(要求知识符合科学的有组织的实验的要求)、反映—理论型(如逻辑—方法论问题的研究)[2]13。从教育学的发展来看，不但需要借鉴教育经验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当前，教育学科在选择其他学科理论和知识时存在着形式主义，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研究中对该流派的观点、结论、答案极端信服，在研究中倾尽全力地介绍该流派的观点，然后把该流派的某个研究结论直接拿来，“作为寻找教育问题答案的大前提，通过三段式演绎推理，很容易地得出新结论。”[19]这当然是存在问题的。教育学科要与其他学科实现整合，必须建立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实现逐步的融合。有学者提出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进行科际整合的过程与方法包括六点：(1)找寻焦点；(2)建立融合；(3)挖掘资源；(4)扩大境界；(5)灵活应用；(6)反思评价[9]142。这启示我们，要实现教育学和教育经验知识、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整合，是一件非常费力的事，除了研究人员的合作以外，还应该有学科研究方法的合作。但是，只有实现整合，才能使学科取得新的发展。也只有在整合和竞争中，教育学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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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世萍)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Inspiration from Medical Science

HEShu-tong1，2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97，China；2.School of Kangda，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Lianyungang，222000，China)

Medical science shares plenty of similarities with education research，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from the medical development can bring much inspiration for the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e orientation，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encourages education research to break the existing research framework bravel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team，the inspiration from medical scienc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nstantly emerging talents，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 team and practical team，and emphasis on the ethic construction of its research tea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education research ought to lay stress on its own knowledge accumulation，then draw lessons from other disciplinary knowledge，and final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knowledge.Key words：the education research；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the medical science

2016-03-11

何淑通(1980-)男，江苏新沂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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