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鹏

〔摘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举措。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内涵、科学评价改革成效、有序推进改革进程是邓小平推进改革面临的决策性难题。邓小平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了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邓小平的改革决策思想启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增进人民福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关键词〕 邓小平，改革，决策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2-0061-0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在拨乱反正、纠正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在改革方向、改革目的、改革方式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邓小平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回答了改革以人为本的目的，选择了渐进改革方式，显示出了超凡的决策能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研究邓小平的改革决策思想，对于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具有重要启示。

一、邓小平推进改革面临的决策性难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关键举措。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内涵、科学评价改革成效、有序推进改革进程是邓小平推进改革面临的决策性难题。

（一）如何认识改革内涵：是全盘西化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借口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失误，混淆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界限，以反封建之名否定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是：鼓噪西方市场经济改革，抹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而事实上，“‘文革的灾难确实表明我们还面临进一步肃清封建遗毒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包含封建主义，更不意味着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反封建” 〔1 〕。如何认识改革内涵，社会主义能否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完善，成为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最根本性问题。

（二）如何评价改革成效：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在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上，邓小平所遇到的难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物质上的极端贫穷与精神上的极端‘左倾” 〔2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遭受过严重挫折，在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同时，也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致使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人们普遍贫穷。为此，改革在破除物质极度贫乏而在思想上却极度“左”倾的瓶颈时，稍有不慎，就可能在精神与物质博弈中滑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极度重视物质生活，而忽视人的精神世界；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忽略人的发展；热衷于市场经济的优势，而忽视由此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分配不均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改革理念。因此，改革成效评价的标准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改革如何结束过去物质极度贫困与精神极度‘左倾的现状，又避免滑向另一个“见物不见人”的深渊，成为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决策性难题。

（三）怎样推进改革进程：是激进式的还是渐进式的？

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难以释放，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条改革路径可供选择：一是激进改革，二是渐进改革” 〔3 〕。激进改革唯理性至上，就是在改革之初预设最优方案，强调从整体上对之前的制度、机制进行颠覆性变革；而渐进改革则坚持理性与经验相结合，将改革看成是一个破立结合、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主张逐步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暴风骤雨式的激进改革成为一部分人对于改革的强烈期盼。为此，如何澄清激进改革的弊端、阐明渐进改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成为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 邓小平对改革决策性难题的破解

面对错综复杂的影响改革走向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了改革的价值旨趣是为了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阐明了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

（一）坚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首先，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就的基础上指出：“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4 〕63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同时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4 〕138对于一些人假借改革之名行颠覆社会主义之实的错误做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 〔4 〕116。改革是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4 〕135。

其次，改革要反对全盘西化。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现了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和言论，邓小平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 〔4 〕199我们要反对“左”的习惯势力，同时也要防止右的干扰。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 〔4 〕229。邓小平将它定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其作了界定，“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4 〕207。资产阶级自由化“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 〔4 〕123-124。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改革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 〔4 〕123。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法律的人，要严肃处理，坚决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我国的改革必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进行，强调要“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4 〕202。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证。

（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5 〕146邓小平对只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精神万能论”的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揭示了其唯心论的本质，进而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5 〕314。社会主义要比任何社会更加注重发展生产力，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判断我国改革的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5 〕314。这个标准的明确，为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邓小平强调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并未因此否认精神的重要性，而是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 〕208他不仅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5 〕408。对于经济领域出现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要依法坚决打击；对于政治领域出现的腐败问题，要加紧惩治；对于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些“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4 〕40-41，要坚决进行抵制和斗争。邓小平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来丰富人民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防止了改革滑向“见物不见人”的极端，为推进改革事业构建了正确的目标。

（三）改革要采取渐进的方式

改革既要突破陈规、大胆试验，又要防止犯急性病。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 〔4 〕135。改革没有固定的理论可用，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事业，这就需要我们大胆试验，敢于突破。如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4 〕372。敢闯就是要敢于突破条条框框，敢冒就是要不怕风险、迎难而上。敢闯、敢冒并不是要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乱闯乱试、盲目蛮干，也不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而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和政策，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4 〕139-140同时，邓小平也指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 〔4 〕267

改革要由易到难、逐步深入。邓小平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那是不能动摇的。” 〔5 〕133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对体制和机制进行先易后难——由农村到城市、先点后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改革，“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5 〕150。事实上，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在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而是循序渐进地进行。正如邓小平总结的那样，“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 〔4 〕374。当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我国就把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而城市的改革也是在借鉴农村改革已有经验之上稳步地推进。比如，在价格改革方面，刚开始采取市场定价和计划定价并存，到1997年底，消费品价格才基本上完全放开。“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4 〕237当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后，邓小平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同时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把改革逐步引向深入。

三、邓小平改革决策思想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整体谋划、通盘考虑，更需要决策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全党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 〔6 〕39-40。全面深化改革的抉择能力，既来源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也要注意汲取历史经验。邓小平的改革决策思想就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7 〕14。方向和原则归根到底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性质和成败。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正如邓小平所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4 〕370-371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弦易辙的邪路，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全面深化改革要一如既往地排除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把西方的制度或者理论拿来做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更不能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走西方的老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反对右的同时，警惕“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4 〕375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增强政治鉴别力、敏锐性，才能保证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要增进人民福祉

正如邓小平在回答改革的价值选择时讲的，“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4 〕370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变，就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如何发挥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核心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4 〕373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使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利润实现、利益分配主要依靠市场来完成；另一方面，决不能因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否定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政府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一定要管好。

同时，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继续发展经济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要满足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需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改革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逼近国际警戒线；人们的合理诉求还不能达到完全通畅的表达，人民群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期待社会公平正义。邓小平曾经告诫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4 〕110-111。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城乡一体化政策等，从体制、机制层面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职能，合理划分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释放市场、社会活力，合理引导和支持民间组织的发展，畅通民众的诉求表达渠道，及时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避免全面深化改革滑向“见物不见人”的泥潭。

（三）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处于关键阶段，阻力在增大，风险在提高。长期积压的老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新矛盾又层出不穷，新老问题相互缠绕，使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8 〕7。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就是对邓小平所讲的“敢闯、敢冒”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要坚持邓小平所说的步子要稳的原则，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同时，脚踏实地、稳扎稳打，不可犯急性病，急于求成。越是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时期，越是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度有机统一起来。

要把“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起来。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战术设计，具有既不裹足不前、又不盲目冒进的特征，这为改革提供了一种方式性选择，避免改革陷入空中楼阁式的遐想。顶层设计是一种战略设计，具有整体性、前瞻性等特征，能为改革提供指导性方案，避免改革走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死胡同。全面深化改革，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加强顶层设计、抓住改革的重点难点、推进深化改革，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具体改革领域里大胆试验、大胆突破，做到心中有全局，实现党和国家意志的“自上而下”、人民意愿的“自下而上”的结合，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力量，提供优化方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侯惠勤，姜迎春.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建构的意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7）.

〔2〕陈 升.中国的改革与邓小平的价值观〔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2）.

〔3〕赛晓序.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差异之透析〔J〕.齐鲁学刊，2003（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