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云

〔摘要〕 加强意识形态对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意义重大，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根本导向、基本认同、政治凝聚力。当前，党的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国家思想文化全球性扩张、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宣传方式滞后的挑战，这些挑战严重影响并威胁党的执政安全。维护执政安全，应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度张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创新宣传话语体系，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2-0044-06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党的执政命运，关系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与党的执政安全密切相关。国际国内任何敌对势力妄图危害党的执政安全，首先是扰乱视听，从意识形态领域找突破点。当前，中国正处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改革错综复杂的敏感场域，必然给意识形态带来不可避免的激烈冲突和挑战，进而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应对这些挑战，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紧迫任务。

一、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对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意义重大

党的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能够稳定地执掌政权，有效化解有形与无形的执政风险，使执政体系处在良性运行的状态。实现执政安全是每一个执政党的第一要务。执政党要维护执政安全，首先要做好舆论工作，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引导、意识形态宣传。这说明，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

（一）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根本导向。国家政治系统是一个分工协作、衔接紧密的整体性运行系统。其中，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系统的引领者，要确保在维护执政安全的前提下，使国家政治系统有效运行，必须通过意识形态来培育和教化社会成员，引导社会成员朝着既定的有利于执政安全的目标发挥作用。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担负着精神“顶层设计师”的重任，确切地说，意识形态是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导向系统。它不仅描述现实政权的合法性，使社会成员认为维护执政安全是不容推卸的责任；而且勾勒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使社会成员满怀憧憬与希望，义无反顾地为执政党的执政安全提供助力，扫清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维护执政安全使命而提供可以操作的具体步骤和行动方向。因此，意识形态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根本的政治目标导向和社会价值导向，对社会成员符合党的执政安全目标的思想、行为进行确认、鼓励，对社会成员偏离执政安全目标的思想、行为进行教育和说服。换言之，意识形态就是要激发起所有社会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引导所有社会成员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而践行共同的价值目标。当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意识形态要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成功的导向功能，必须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经过理论上、哲学上以至道德上的充分论证，凝炼出严丝合缝、高度缜密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或价值体系往往成为动员、引导社会成员为实现某种理想信念、社会制度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会成为引领社会成员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而凝聚在一起的思想旗帜。

（二）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基本认同。执政党维护执政安全，一项重要任务是要确保意识形态服务于执政安全的基本性质不发生变化，增强其说服力和解释力，及时消解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认同产生的动摇和疑虑。因此，在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过程中，执政党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洞悉社会成员的思想动向，坚持与时俱进，为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提供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理论阐释，并通过可控的政治运作过程，将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消极服从转化为其内心深处的积极认同，这是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功能。这种功能决定了党为了维护执政安全，会千方百计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形成一整套适合本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话语系统，“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1 〕239。通过不断丰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将贯穿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源源不断地灌输到社会成员的头脑中，直至内化为他们的政治信仰，使其成为社会不同群体持有的共通性政治心态的一部分。这样，社会成员就会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于潜移默化中认同既有的政治秩序，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新阶级，都把自己持有的思想描述成唯一合理的并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为将来有朝一日成为执政党做铺垫，以便于将这种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顺利地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政治化过程，顺理成章地转化为“集体无意识”。结果是，“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2 〕611因此，培养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安全的认同心理，增强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安全的认同，“唤起”他们的合法性信仰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搞好意识形态建设，强化意识形态运作，这是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途径。

（三）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政治凝聚力。意识形态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政治凝聚力，是指意识形态对党的执政体系的聚合、统领作用。这种作用被葛兰西称之为“社会水泥”。这一方面表现为执政党从文化、观念甚至利益方面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整合，使每个成员从中体会到执政党的治理决策能力对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从而唤起人们对执政党更加强烈的聚合心理，并将这种聚合心理上升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共同信念和奋斗方向，以达成一种行动上的协调优化，持续推进党的执政安全；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党总是处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此消彼长，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把同质而分散的社会意识形态统合在一起，把异质而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分化或消蚀，把未完善的观念形式意识形态化，通过不断整合，使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更具凝聚力、说服力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党的执政安全。显然，意识形态在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提供凝聚力是一个综合的自觉自为的动态发展过程。 历史证明，是否重视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维护执政安全关系密切。美国尽管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但两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注重保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与凝聚力，这是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得以维护执政安全的重要原因。恰恰相反，列宁之后的苏共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以贯之地保持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使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出现混乱。苏共执政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更是鼓吹思想多元化，从而加速了意识形态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这从反面印证了马克思的断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3 〕539由此可见，发挥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是执政党维护执政安全的必然要求。

二、党的执政安全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当前，受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形式不同的消极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给党的执政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一）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全球化扩张，削弱了人们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全球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现代工业生产力向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扩张过程，它“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 〔4 〕23。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他们必然利用思想文化挑战我们党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冲击党的执政安全。一是利用西方思想文化话语体系，直接攻击党的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把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看作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和终极目标，实施两手策略，胡萝卜加大棒并用，不断制造“中国责任论”“共产党终结论”等荒谬论调，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准则颠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对我国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割裂、国家政治观的混乱和对党的执政认同危机。二是变相输出价值观，对青年的思想施加影响。某些西方国家加大资本投入，不间断地采用“奖学金赞助”“文化交流”等手段，对我国各类人才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引诱笼络，变相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一代的价值观选择，侵袭他们的头脑和心灵。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打造一批所谓有实力的中间阶层与社会精英，形成一批亲西方的政治势力。很明显，西方国家妄图分化思想、拉拢人才、腐蚀青年，不仅是蓄意瓦解党的意识形态的受众基础，更是对党的执政安全的严重挑衅。三是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体系插手国内问题，否定党的领导。当前，互联网正在成为某些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危害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工具。一些境外黑客组织持续对我国重要党政机关、高校网站进行网页篡改，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散布分裂国家的政治言论。据监测，2014 年我国境内被篡改的政府网站 1763 个，被植入后门的政府网站 1529 个，分别占全部被篡改网站的 4.8%和全部被植入后门网站的 3.8%。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等各种渠道，内外勾联，歪曲事实真相，插手群体性事件，煽动所谓“维权”运动，培植所谓“政治异见人士”，对党领导下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出版制度进行系统的丑化和妖魔化，冲击我国文化和党的意识形态，阻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削弱党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前，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政治诉求多样化等一系列“多样化”的发展特点。这种“多样化”的新形势新特点，正在成为挑战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的不容回避因素。一方面，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催生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党的意识形态“碎片化”。在这种多样化背景下，各个社会阶层的意识觉醒，思想观念出现分野，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党的意识形态因此逐渐失去以往强大的表达功能，依靠传统集中宣传灌输的方式显得力不从心，政治凝聚功能的发挥受到严重阻碍，呈现出 “碎片化”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是，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乘虚而入，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又加剧了政治文化判断标准的失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社会成员对党的执政认同感弱化。另一方面，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催生社会现实问题的复杂化，降低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功能。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对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为社会成员安身立命奠定思想基础，同时指明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为实现执政安全提供保障。当前，我国社会现实中存在着的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不同的制度政策安排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与住房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问题，党员干部腐败的频发和高发趋势问题等相继成为社会成员质疑和不满的对象。面对这些问题，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在积极努力地回应，但有时也存在说服力不够的问题。这说明，党的意识形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解释功能降低，不与时俱进创新话语体系就无法凝聚新的思想共识，难以整合社会成员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而奋斗的意志与信念。

（三）宣传方式滞后，弱化党的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一方面，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单一，灌输效果不佳。宣传是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最重要的形式和途径。当前，国情、民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意识形态宣传从基本范畴、基本内容到宣传手段都没能及时跟上变化，显得相对单一、乏力。具体来讲，从意识形态体系的基本范畴来看，对基本范畴的界定、调整与创新不够，时代敏感性不强；从宣传内容看，较多地固守过去的政治教科书，对社会变迁发生的深刻变化，对社会成员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说服力；从宣传格局看，仅仅依靠党的宣传部门和官方媒体，学校、家庭、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从宣传队伍看，缺乏一批敢于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缺乏一支能创作出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的高素质文艺工作者队伍，缺乏一支能用通俗语言将意识形态与社会成员生活结合起来传送到千家万户的宣传员队伍 〔5 〕186-189。这样就使党的意识形态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高冷”的灌输内容不能让受众产生心理共鸣，无法深入发挥其价值导向功能，其灌输效果自然不佳。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互联网快速扩展延伸方式应对迟缓。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全球的思想文化交融更为自主开放。但互联网扁平化、反中心、反控制的技术特点，也改变着意识形态的传统传播方式。早在十多年前，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在谈到互联网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时就指出：“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 〔6 〕面对互联网时代，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依靠传统媒体宣传的方法手段日益显得被动：一是互联网传播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传播内容分散不可控等特点，导致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舆论导向控制和管理难度加大；二是网络时代客观上存在官方的舆论场和民间的舆论场，这两个场域之间由于立场不同，存在隔膜甚至断裂，尤其是民间舆论场的社会群体舆论具有自主性、分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导致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短时间内难以与各个群体的心理需求相切合，一旦不能与他们达成共识，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效能就大打折扣；三是网络社会没有中心，没有层次，上下级关系难以认定，权力难以有效约束，加之网络传播的迅捷和难以监控，使得自下而上层层报批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机制反应缓慢，舆论引导能力因此削弱。

三、维护执政安全，有力应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维护我党执政安全，有力应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应从以下几点着力。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宝贵经验，清醒地认识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对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着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严肃甄别与清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中国几代人影响至深的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历史与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坚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正确方向，社会秩序就会良性运行，党的执政安全就不会受到威胁；反之，什么时候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没有被及时清理，肆意流行，社会发展就充斥着不信任感与不安全感，缺乏生机勃勃、团结一致的精气神，党的执政安全也会受到挑战。对此，胡锦涛同志早在200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7 〕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与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一方。首先，党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这是一条铁律，不容动摇与改变。当然，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要丰富与发展，绝不能允许各种社会思潮打着“创新、话语转换”的旗号偷换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包装一新后粉墨登场，宣扬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危害党的执政安全的思想观念。为此，党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的引导监管力度，设定新形势下媒体、报刊、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底线，通过制度、法律制止传播危害党的执政安全的行为。其次，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要成为新形势下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的新常态。“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8 〕154只有这样，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时，才能发挥榜样示范与主力军作用，有助于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最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性的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建设服务于党的执政安全，绝不是要片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压制多样性的思想文化，搞文化专制，而是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提倡多样性，多样性的思想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源泉和象征，不仅可以增进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提供能够借鉴的精华和养料。

（二）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度张力，拓展自我整合的弹性空间。当今时代，信仰与价值观念多元并存，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让所有社会成员一致认同。这种现状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形成倒逼之势，促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打破常规，接受竞争和挑战，坚持与时俱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党的意识形态不能局限于特定时空，滞后于时代被动解释现实；而是力求超越特定时空，主动指导现实并设计未来时空的发展影像。这说明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必须保持兼容并蓄的适度张力，拓展自我整合的弹性空间。

就当前而言，意识形态建设保持适度的张力应做到：首先，对于无害的非主流社会思潮予以尊重，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还要吸取。这有利于使奉行它的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和执政安全的作用。其次，对各种企图危害执政安全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决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更不能沉默失语、没有声音。” 〔9 〕99这是保持党的意识形态适度张力的政治底线，不可逾越。再次，要彰显党的意识形态以人为本的特质，在解释力上保持灵活适应性，使更多的普通社会成员找到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理论动因。为此，要关注普通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不能要求老百姓只为一大堆观念奋斗，他们必须有提高生活水准的欲望，不论是添购摩托车、小汽车、公寓、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更好的皮鞋、更好的衣服，更好的住宅，还是……” 〔10 〕121由此可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只有彰显人性，满足社会成员利益需求，通过人文关怀、文化关怀、情感渗透，为社会成员提供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才能对现有的社会秩序给予最大限度的认同，从而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思想动力。

（三）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能力，汇聚意识形态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集中地体现了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丰硕成果和集中体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是汇聚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现实思想基础。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诸多社会思潮中的引领地位，最终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思想上的认同程度和在现实生活中自觉践行的程度。为此，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善于分析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心理状况。一种价值观念能够为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在于其迎合了这些社会成员的心理，得到了他们的心理认同。因此，在社会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客观、及时洞悉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心理状况，是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前提。为此，一方面要把那些由社会成员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而引起的社会情绪作为重点加以研究，下大气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产生辐射式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要把那些社会成员普遍感兴趣的且已成为热点问题的社会心理作为工作的聚焦点，采取得体得法的措施因势利导，使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发挥良性导航作用。二是主渠道主阵地引领要双管齐下。现代媒体具有种类多、覆盖面宽、影响程度深、社会作用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主渠道，必须做到科技先行、与时俱进、丰富多样、贴近生活。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界、高等院校具有接触国内外信息多、对社会成员影响较大等特点，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领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汇聚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的主要阵地。为此，必须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等院校的优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管理、教育教学、文学艺术创作中，内化到社会成员的头脑中，使他们在与危害党的执政安全的异质性社会思潮论争时理直气壮。

（四）创新宣传话语体系，推进意识形态生活化、时代化、大众化。当前，党维护执政安全，仅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科学性远远不够，还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起来，创新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首先，持续推进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体系生活化。要从实际出发，通过总结社会成员在实践中积累的创新性的鲜活经验，使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体系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注入生活化的语言，而为广大社会成员听得懂、喜闻乐见的思想理论。当前，应该进一步深入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新时期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取向、奋斗目标等紧密结合起来，用生活化的话语阐释、解读，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更深入人心。其次，持续推进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体系时代化。任何一个伟大思想体系的产生，都是时代精神精华的集中反映。马克思曾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 〔2 〕164因此，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发挥各项功能，必须使其宣传话语体系顺应时代的发展、回应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再次，持续推进宣传话语体系大众化。意识形态宣传话语体系要引领大众，化育人民，必须完成大众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大众化”一方面要求意识形态的宣传话语体系从抽象化和晦涩难懂的语言象牙塔中走出来，树立理论的“亲民”形象，另一方面又要远离简单化、庸俗化，不仅要在解释方式上更加贴近社会成员、通俗易懂；还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才能坦然面对各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岿然不动”。

（五）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快党的意识形态人才梯队建设。执政党维护执政安全，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没有组织的。” 〔11 〕15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加强团结和引导，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最大限度把他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9 〕106。知识分子天然是意识形态的构建者与传播者，必须大力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首先，加快干部队伍结构调整，大力培养和提拔思想理论素养高、政治敏感性强、熟悉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并充实到领导岗位。努力提高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识别与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渗透”图谋的能力，抵御腐化堕落奢靡不正之风的能力等，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始终保持清醒坚定的政治理念，有效正确引领社会成员，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其次，着重抓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在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对青年学生的人生选择影响很大。因此，要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宽广的知识视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敢于对异质社会思潮说“不”的思想传播者，使他们旗帜鲜明地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立场，理直气壮地捍卫党的执政安全。再次，要加大对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中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 〔12 〕。教育和培训是推动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在新形势下提高知识分子和干部理论素养的新常态。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培训的重点，把政治素养高、党性原则强、敬业爱岗的模范事迹作为鲜活的案例，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和理论水平，使他们成为夯实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行者，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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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 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