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国

民间小戏是非常贴近生活的，生活气息极为浓厚。它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境和思想感情，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趣味。最早唱小戏的并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农民在农闲时的自娱自乐。他们自编自唱，现编现唱。那时的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最热闹的就数看戏。但在农村看大戏的机会很少，成本也高，于是各地方的小戏应运而生。唱小戏比较容易，因陋就简，简单地化妆一下，没有舞台打地摊也能唱。唱得好不好不要紧，只要红火热闹，能给人带来乐趣就行。流行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二人台、秧歌戏都是这样，它们是在民间歌舞或者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形成的，开始都是打地摊唱，以后逐渐走向成熟才搬上舞台，有的已经向大戏发展。

民间小戏大都是喜剧，这是符合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的。他们通过喜剧来表现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理想，表现了他们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因此，它的取材出不了老百姓自己的生活范围，家长里短，锄田割草，还有最让人感兴趣的恋爱找对象，甚至搭伙计、偷情等。它往往摘取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构成富有趣味性的情节，表现世态人情和伦理道德。民间小戏来源于现实的群众生活，表现了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反映了小范围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表达的是老百姓真实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心理，代表的是民间的观点，而不是官方的意志。

民间小戏演的都是一些小事情，往往一个小小的误会、小小的矛盾、小小的曲折就构成一则小小的喜剧。讽刺与幽默是民间小戏的主要艺术手段，这些小戏在思想倾向上具有明显的道德教化意识，体现了民间的道德观。民间的道德观跟民间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民间的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对劳动美和精神美的追求。正如张紫晨所说：“民间劳动者的审美观与他们的生活文化条件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与他们的物资条件与生产环境有密切关系，也与他们的精神境界有密切关系。劳动者审美观点的主要特征与适用性密切相关，与劳动美密切相关的。”（张紫晨：《中国民间小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这里论述了民间价值观和美学观的取向，在民间艺术创作当中，充分体现了劳动美的思想，并具有明显的实用目的。民间小戏的实用性主要是它的教育和娱乐作用。同时，民间的道德观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精神美的追求。

民间小戏中的“偷”

民间小戏中关于“偷”的戏很多。如《偷南瓜》《偷蔓菁》《偷山药蛋》《偷青菜》《偷菜》《偷点心》等。

在农村，小偷小摸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时难免会引起一些小小的矛盾。地方小戏都是直接反映百姓生活的，而这正是小戏很好的素材，有一定的喜剧性，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山西的四大梆子和临县道情中有一个戏《偷蔓菁》，剧情是一个缺吃少穿的穷秀才，外出借粮却空手而回，饥饿难忍就偷了一个蔓菁，等主人追至家中，秀才碍于面子，先是之乎者也地辩解，最后才向地主赔情道歉。该戏主要对旧时读书人的虚伪与酸腐进行无情的嘲讽，同时对偷窃的行为进行批评。祁太秧歌《偷点心》演述了一位母亲到女儿家做客，受到亲家母的热情款待，临走的时候偷了亲家母的点心，结果点心掉在地上，事情败露，但她并不在意，又将点心捡起来带走。这出戏对某些人不自重、爱占便宜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在山西地方小戏中有个剧目叫《偷南瓜》，流传甚广，如山西的二人台、沁源秧歌、晋中秧歌、泽州秧歌都唱这个戏。《偷南瓜》的小戏流传到各地都会结合地方特色被重新演绎，但无疑都渗透着民间的情怀，民间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

另外，壶关秧歌《偷桃》说的是姑嫂二人到河边洗衣，路过一桃园，嫂嫂正怀孕想吃桃，进园去买，主人不在。小姑摘了一个桃给嫂嫂解馋。正好被看桃园的长工看见，死活不饶，要求和姑嫂二人成就好事。姑嫂二人央求无效，急中生智，抓起一把土迷了长工的眼，将其痛打一顿而去。这出戏强烈谴责了流氓无赖对“偷”的行为敲诈勒索的卑鄙行径。

综上所述，这些有关“偷”的小戏描述的都是穷人无奈而偷吃的形象，反映了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民间小戏中，虽然对“偷”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批评和教育，但对穷苦的偷吃者却给予同情，表现出民间独特的审美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反对一切危害社会与他人的不良行为，赞美劳动人民善良宽厚的品行，痛恨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以及团结互助、扶弱济贫的精神。

民间小戏中的“借”

“借”是旧时乡村的习俗。人们互借东西以补一时之欠缺，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通过互借，亲戚朋友、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可以建立友谊，增进感情。但在阶级社会里，借跟偷一样，是贫苦人生活中的无奈之举。“借”有时也容易引发矛盾，尤其是贫富之间，由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同，人生观念和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这些矛盾有时表现得很尖锐。民间小戏中的“借”，无非是借吃借穿，借一些生活必需的小物件，如《借鞋》《借罗衣》《杨春生借麦》等。而且，往往穷人向富人去借，贫富之间的差异造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在冲突中用夸张、讽刺的手法，展开喜剧情节，赞扬生活中的真善美，对一些丑恶行为进行辛辣的嘲笑、讽刺和鞭挞。

有的小戏揭露和鞭挞了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为富不仁的社会丑恶现象。如祁太秧歌《狄青借衣》中，狄青家遭汾水淹没，与母亲寄居在城外破窑中，因无冬衣御寒，向姐姐去借衣。姐姐很讨厌他，欲以薄衣数钱打发他走，还讥笑他。狄青愤而离去。锡剧《借黄糠》讲述李俊明将当铺赠予长女凤英作陪嫁，自己落难后向凤英借粮，凤英竟不念旧情，羞辱父亲。凤英先要将妹妹卖入娼门，遭父亲拒绝后又要将妹妹卖人做妾，将钱放入她家，还要父亲李俊明到她家来当奴才。李俊明为了借粮委曲求全，凤英却百般刁难后只给了一袋黄糠，然后将老父推出屋外，闭门不理。

对有些富者吝啬小气、爱占便宜，穷者爱慕虚荣、死要面子的行为进行揭露和讽刺。赣剧高腔《张三借靴》就是这样一场闹剧：死要面子的张三要到金员外家去贺喜，身上的衣服有了，就是脚上的鞋破旧，就到财主刘二家去借靴子。刘二吝啬不想借，百般刁难张三，最后张三借到靴子却误了筵席。天黑了，张三饿得走不动，躺在路边的石凳上头枕着靴子睡觉。刘二被借了靴子后，心疼得在家里睡不着觉，就领着家人来追靴子。刘二把靴子抢回来，张三趁刘二不备把其脚上的靴子脱下来穿上回家，刘二舍不得穿新靴子就赤脚回去。徽剧《借罗衣》则对爱慕虚荣、争强好胜的二嫂子进行了漫画式的处理：二嫂子要到娘家赶会，看见左邻右舍的女人们都打扮得漂亮阔气，自己就跟王大妈借罗衣，又跟大嫂借了头上戴的金花，然后让小叔汉宝子借来一头驴牵着送她去了娘家。到娘家后跟大姐和母亲显摆自己的好穿戴，并说是自己花钱买的。姐姐不信，二嫂却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最后被小叔汉宝子说破。endprint

与前面两出小戏相比，二人台《借冠子》则另有新意：家境贫穷的刘四姐要到娘家去赶庙会，头上缺少打扮，就到有钱的邻居王嫂家借冠子，王嫂不舍得借给，四姐却一定要借，于是争吵起来。王嫂叙述她的冠子来得不容易，怕被弄坏，四姐历数平时对王嫂的诸多好处，斥责王嫂忘恩负义，但王嫂还是不愿借给。后来刘四姐虚假应承给王嫂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相谢，才把王嫂的冠子借出来。这出小戏不仅批驳嘲笑了有钱的王嫂吝啬、贪婪、爱占小便宜，而又忘恩负义的恶劣品行，同时表现了刘四姐勤劳爱美、乐于助人的品德以及聪明机智、不卑不亢的性格。这是一个经典剧目，在山西其他的地方戏中也有不同的版本，剧情大同小异。

另外，壶关秧歌《杨春生借麦》则表现了一种社会道德理想。书生杨春生家贫，一天到马九斤员外家去借粮，马员外乐善好施，借给他二斗麦子，又在麦子里面藏进一锭金子，使之度过饥寒。杨春生回家磨面时发现了金子，急忙送还马家，结果马员外拒不承认金子是自己的，二人争执不下去见官。县官将春生女许于马家子为婚，并收春生为义子。这出喜剧尽管缺少生活的真实性，但表现了穷人的理想与愿望，倡导穷而不失志、为富要仁慈的民间道德理想。

民间小戏中的“卖”

民间小戏中“卖”的戏最多。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村，人们的社会交往极其有限，尤其是妇女，被禁锢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很需要社交，渴求与人交往的，到大门外买东西大概就是她们与陌生人接触的唯一机会。在闭塞的农村，人们很难接触外面的世界，货郎的到来不仅能满足她们物资的需要，也能带来精神的愉悦。货郎带来的新鲜的东西和新鲜的信息，强烈地刺激着乡村的神经，于是，买卖中更容易产生故事。“卖”本身不是戏，但作为一种民俗事项可以引出许多的戏。往往以买卖双方的一些小纠葛铺叙构成情节。关于“卖”的小戏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买货的女子与卖货的男子一见钟情，然后相恋，私自订下婚姻。如二人台《卖菜》，二姑娘爱上了卖菜的青年刘青，趁父母不在，假意偷菜挑逗刘青进家，然后两人吐露真情，私订婚姻。左权小花戏《卖扁食》，小寡妇以卖扁食为生，一年青长工向其买扁食时自叙身世，小寡妇十分同情，不仅赠予扁食，还向长工表达了爱情。二人台《卖衣线》中的年青姑娘将一个卖线的货郎叫回家中，然后倾吐爱慕之情，并趁家里大人不在悄悄成亲。从封建的道德观念来看，这些都是有伤风化甚至大逆不道的行为，民间小戏却对婚姻自主、追求自由幸福爱情表示肯定和赞美，真实地反映了民间在婚姻爱情方面的道德观念。

二、买卖双方因挑拣货物或讨价还价争吵，言语失和。如祁太秧歌《卖高底》，太原鼓楼底的王老虎到王家庄去卖高底，遇二姑娘，左挑右挑都不称心，王老虎心中很不痛快，于是言语失和，二姑娘一怒转回家中。又如祁太秧歌《卖绒线》，太原青年刘恒到王家村卖绒线，遇前来买线的二姑娘左挑右拣不称心意，还踢翻了绒线摊子，为此二人争吵，二姑娘理屈词穷回家。这些充满喜剧因素的戏剧冲突主要追求红火热闹的剧场效果，但同样对生活中一些不文明行为进行批评教育。

三、货郎调戏前来买货的女人，然后被女方本人或家里人痛打一顿，吸取教训。如二人台《卖麻糖》，卖麻糖的小贩路边看见挖野菜的姑娘，先是出言调戏，然后动手欲行非礼，姑娘抓起一把黄土迷了他的眼才逃脱。二人台《卖碗》中卖碗的人调戏前来买碗的姑娘，被姑娘砸了碗担子。祁太秧歌《卖辣椒》中的陶狗蛋走村串户卖辣椒，调戏前来买辣椒的少女“辣角角”，少女叫来她哥哥，将陶狗蛋暴打一顿。祁太秧歌这样的剧目很多，而且情节大致相同。

祁太秧歌《卖绒花》和《卖元宵》虽然情节模式与前面所举几个小戏相同，但对情节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增添了人物，运用误会的手法，使情节变得曲折生动。如《卖绒花》中卖绒花的小贩杨小玉捏了前来买花的二姐的脸蛋后溜走，二姐回家告诉爹妈，爹妈出来误将卖瓜的刘小二打了一顿，小二不依，经邻居劝说，二姐出来说明实情。

以上剧目情节都比较单纯，对社会上某些人的流氓习气进行无情的嘲笑和鞭挞，惩恶扬善，释放正能量，对民众具有教育和警示作用。

民间小戏中的“劝”

劝人向善是戏曲的主要教育功能。戏曲的“劝”是通过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通俗而深刻的语言，运用笑声和眼泪来潜移默化，让人在艺术的欣赏过程中提高认识，得到教育。民间小戏中“劝”的戏很多，这些戏的教育功能超过它本身的娱乐功能，是民间有针对性的思想品德教育方式。如祁太秧歌《劝妻》中丈夫劝妻子勤俭持家，不要好逸恶劳。《劝戒烟》中妻子劝丈夫戒掉烟土重新做人。二人台《劝女》则是母亲苦口婆心劝女儿出嫁后要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善待丈夫。祁太秧歌《劝丈夫》、眉户《张连卖布》和二人台《秀姑劝夫》都是丈夫赌博成性，妻子劝其改邪归正。

晋北的秧歌和道情戏中有一个剧目《四劝》，说的是小姑子不贤，经常和嫂嫂寻衅闹事，又在母亲和哥哥面前搬弄是非，致使一家不和，经常吵闹。一天正吵闹中，邻居大娘进去进行解劝，最后四个人都醒悟、和好。

这些“劝”的小戏都是直接教育人的，奉劝一些失足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痛改恶习，回归正道，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劝的方法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往往是丈夫或者妻子直接解劝对方，使之醒悟改正错误，或者邻居的大娘进来解劝。尽管方法雷同，情节落于俗套，但都体现了戏曲寓教于乐的作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