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林

（肇庆学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肇庆526061）

《龙眠风雅》的诗学传统

潘林

（肇庆学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肇庆526061）

桐城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造就了它悠久的文化传统，其诗歌创作受儒家及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诗学审美表现为具有风雅传统的显著特征。正是在这种审美特征的影响下，《龙眠风雅》选录的诗人、诗歌既以风雅传统为核心，又为桐城地域诗歌的生成和持续发展指出了方向。

《龙眠风雅》；潘江；风雅传统；桐城

乾隆时期的程晋芳、周永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论说道出了清代桐城派的声势和影响。与其古文创作同步，桐城诗学亦非常发达，明末清初桐城地区便开始编纂具有地域性的诗歌总集，其中又以对明清两代诗歌的整理编纂为主导，比较著名的诗歌总集有《龙眠风雅》、《桐旧集》、《桐山名媛诗钞》、《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钞》、《桐城姚氏诗钞》等，而作为桐城地区第一部地域性诗歌总集《龙眠风雅》更有较强的代表性。它不仅具有地域诗歌总集编纂的特征和诗学指导思想，还鲜明地显示出清初诗坛的总体走向和传统诗学观。

潘江辑《龙眠风雅》分初集64卷和续集28卷，分别收录396人和155人诗作。总集命名为“风雅”有其深刻含义，诗家认为国家盛则风雅正，国家衰则风雅变，《毛诗序》言：“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焉。”[1]2这便指出了政教得失对诗歌风雅产生的直接影响。《礼记》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此论说出风雅与治世的紧密联系，通过诗歌的风雅特性可以考察社会风俗、教化、功德等诸多方面。因此提倡风雅无疑能够促进社会稳定，正如刘基言：“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3]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传统诗坛十分注重诗歌在创作、审美及总集编纂等方面对风雅的传承。吴道新在《龙眠风雅》也作进一步说明：“风雅一道岂易言哉，记有之肆直而慈爱，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风；恭俭而好礼，广大而疏达者宜歌雅。吾夫子删十五国之风，而二雅卒存，正变其意，固有所寓矣。”[4]2吴氏从诗学审美的角度对“风”、“雅”所蕴藉的内涵作出解释，他认为记录那些“肆直而慈爱，温良而能断”，“恭俭而好礼，广大而疏达”内容的诗歌才能称之为风雅，潘江在选录、编纂、评论诗歌时皆以此为中心，并凸显出强烈的诗学风雅传统。当前对《龙眠风雅》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周成强论述了它的具体流传和选诗特点，特指出其风雅特性，只是没有作出深入论述[5]。许结则提出《龙眠风雅》选录的诗人多以“风雅丽则，适性缘情为主旨”的观点[6]。其他论述并不多见。

一、桐城地区的风雅传统

《龙眠风雅》所显现的风雅精神首先当与本地区的风雅传统有着紧密联系。明清时期，桐城文化发达，产生广泛影响的不仅是桐城古文，还有桐城诗歌。钱钟书就曾言：“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7]陈秉钊在《国朝名人集题词》中也作诗论桐城诗派的地位：“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8]其实早在姚范之前，桐城地区虽没有明确的诗派，但是早已产生出大量诗歌，《龙眠风雅》收录的大量明诗便是此例。

按《康熙桐城县志》记载桐城风雅传统当与本地的地理环境有关：“县市环山带水，龙眠翠峍，北桐溪，溪萦绕东南，生其间者多诗书文物之气。”[9]《龙眠风雅》序言亦称：“古所称，九江之北，三楚之南，乃诗人骚客之所出也。”[4]2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桐城地区人杰地灵，更促使桐城具有悠久的崇尚诗文的良好传统。特别是本地区对宋明理学的重视更加速了诗文对风雅传统的继承。《道光续修桐城县志》曾言桐城学子研习性理学之盛：“士人晨夕以文字往来，相攻错。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近时穷究经术，多习考据，其以诗、古文词闻于艺苑者尤多。”[10]县志道出桐城良好的学风，另外此地受明代宋明理学影响深远，诗歌创作方式注重儒家对诗歌审美标准的继承，而风雅则是传统社会追求诗歌创作审美的基本准则。近代刘声木言：“实则桐城文学兼言程、朱之学，大体皆言行足法，不独文章尔雅，堪为师表。”[11]有明一代统治者提倡独尊理学，在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文本乎经”的倾向，那么作为儒家经典《诗经》所言“六义”自当被视为诗歌创作的法则，如方孝孺言：“三百篇，诗之本也；风雅颂，诗之体也；赋比兴，诗之法也”[12]。因此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3]237，被传统社会诗歌创作奉为最高审美标准，这就是所谓的“风雅”传统。方孝孺还说“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显然他把“风雅”之作看做最好的文学作品。同样，桐城文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亦具有强烈的风雅传统，其实清桐城诗人姚兴泉在《龙眠杂忆》中就言桐城诗歌的风雅特性：“语音含蓄，乐而不淫，颇近风人之旨。”[14]姚兴泉言“风人”之意当与方孝孺所言风雅精神相合。

《龙眠风雅》对桐城地区崇尚风雅风气描摹的更为详细，陈焯在序言里赞叹桐城民风淳朴：

龙眠之为山，深秀而迥复。蟺蜒百里，自为奥区，于天柱诸峰无所附丽，士生其间，秉山川苍迥沉郁之气，人尚实学，不竞浮名。尚实学则含英咀华，先求根柢，风骚乐府，户习家传，虽闺阁童孺之言，必无贫俚寒俭之态。不竞浮名，则适性缘情，各摅才致，外诱莫夺，世趋莫移。故有明三百年来诗体三变，龙眠之名卿硕士与四方分壇立者，未尝不声光相接而坚守朴学，一以正始为归者，固自如也。[4]4

陈氏赞扬桐城的山川灵秀，造就此地居民尚实学和不竞浮名的两大特点，这里的实学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应倾向为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继承与学习，“风骚乐府，户习家传”正展现出桐城地区良好的风雅传统影响范围之广。序言还指出有明三百年来无论诗体的变化，但是桐城诗坛“一以正始为归”，这种正始之音又说明诗学正宗的风雅传统经历时间之久。

桐城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更造就了本地区悠久的文化传统，其诗歌创作受儒家及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在诗学审美上突出表现为诗歌具有的风雅传统特色，这当为桐城诗歌的生成、发展主导了总的方向。

二、选录具有风雅传统的诗人

《龙眠风雅》注重选录具有风雅传统的诗人，潘江特别喜欢选取那些严肃性、道德性和教化性的诗人作为对象，通过对他们诗歌的收录借此褒扬风雅传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13]183显然孔子强调人品高于诗品，只有人品正才能写出具有风雅传统的诗歌。明代彭时也曾有类似论述：“自昔学圣贤之学者，先道德而后文辞。盖文辞，艺也；道德，实也。”[15]他亦强调诗文创作中创作者具有道德的重要性，而且道德还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要义。明代正一派天师张宇初在论述文学创作时说：“发乎辞章者，必得性情之正，而后合乎是也。”[16]他所论观点和孔子、彭时雷同，认为能够进行文艺创作的必然需要性情之正，即道德要高，只有如此才能“合乎是”，这里的“是”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中的“风雅传统”。

《龙眠风雅》选录的诗人注重性情之正，具有风雅传统。宋实在序言中直接指出潘江选编此总集的目的当与其表扬诗人的道德有关：“阐潜德之幽光，表哲人之忠孝，俾风雅渊源直可媲于卜氏之序，毛公之传。”[4]2他赞扬《龙眠风雅》在提倡风雅精神方面具有的重要地位，序言中吴道新曰：“人之贤者重其人，即重其诗之佳者，惟其诗亦惟其人。”[4]3就是言在编选诗人时特别考虑其人之贤能与否的问题。方孝标在《与潘木厓书》中说：“若夫首以先断事之忠贞，终以家密之之苦节，于衰宗先后能诗者网罗略尽，而以先君子与先兄环青、亡弟子留各为一全卷，且云此家国之光，不徒桂林之盛，此又仆辈之承休席宠，籍以光昭来兹，岂独一时感辑已哉。”[4]7他也是从编选上言所选录者自殉节的方法到苦修的方以智都是具有传统风雅美德的诗人。展示桐城地区风雅传统的不仅仅是在人物的选录上，还在于总集中编写小传对各位诗人的详细说明，吴道新说：“潘子且仿《品汇》《英华》，各作小传志其人之端委梗概，斯又兼方刘赞训之体，以彰诸先哲之芳规懿迹，颂俾其诗者，论其世而知其人。”[4]3指出潘江编纂的目的就是要表彰诸先哲之芳规，从而论世知人。

进一步以选录的女性诗人为例。潘江对所录桐城女性诗人均加以褒扬，特别是她们对传统礼教的恪守，虽说有其局限之处，但未尝不是对风雅传统的提倡：

龙眠彤管之盛，倡自纫兰、清芬久登词坛，然如耀殉节于危疆，仲贤守贞于阿阁，大义彪炳，奚假雕虫，而节妇宫闺诗史一书区明风烈录正摈衰，尤裨风教，嗣是玉台香奁，平分鼓吹，吾母，实称鼎立……然而内行肃雍，母仪贞顺，笔霑花露，皆珤金虹璧之吟，墨蘸香脂鲜冶叶倡条之奏，则又闺阁铮铮雅音与高行并传矣。[4]10潘江赞扬她们殉节、守贞的烈妇行为，并认为这有裨风教，指出选录的诗是闺阁铮铮雅音与高行并传。其他如在选录方氏维仪诗时赞其“年十八寡居，因请大归，守志清芬阁。”

除了对桐城所录诗人作总体观照之外，总集所列小传中还对具体选录的诗人气节、品性作出赞扬，以突出其风雅传统。如陈熙载《绝笔诗》：

松柏何尝不渐零，循环原自有枯荣。

不留人世愁眉事，自向天宫放胆行。

似我儿孙还肯构，传家笔墨是躬耕。

从容挥手当今日，今日方能证此生。

这首诗言语平实、淡雅，诗人对人世看的透彻，以乐观豁达心态对待人生，并要求儿孙安心躬耕，踏实生活，具有很积极的意义，也正符合编纂者所提倡的风雅传统，因此总集小传赞其“年八十七，赋诗别宗亲，与子诀，皆修身理性之言，不言家事。”[4]494还有对其他诗人气节的赞扬，例如说钱润：“尤慷慨尚气节，有慎庵、畏斋遗风。”除此，选录者对传统美德亦加以赞扬，例如小传中言诗人左其旋：“为人孝友和顺。”

《龙眠风雅》以诗存人的收录方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录那些具有风雅品行的诗人诗歌，总集在对他们作总体关照评论的同时，又在小传中详述具体诗人的品德品行，借此突出其风雅传统，进而紧扣“风雅”这一主题。

三、选录具有风雅传统的诗歌

由于桐城地域具有良好的风雅传统，选录的诗歌亦如其选录的诗人明确体现出清新雅正的诗学风格。这种特征又当与编纂者选录具有风雅传统的诗歌紧密相连。吴道新在序言中指出潘江命名《龙眠风雅》与选录诗歌的关系：“观其命篇，则知以操选之旨浑而正，公而平，有脊有伦，无偏无党，善乎。”[4]3吴氏认为之所以命名为风雅，主要是潘江选录诗歌的宗旨为“浑而正，公而平”，这种和平正大的风格当属于风雅标准，方孝标还将《龙眠风雅》与《列朝诗集》作比较，认为《龙眠风雅》“和平正大之气往往不足以视足下此书”[4]7。《龙眠风雅》对诗歌的选录注重对雅正特性的挖掘，注意从多方面突出诗歌的风雅传统，例如所录诗歌充满正气与节气，具有昂扬豪放的唐诗气象，语言淡雅朴实，而这些都属于风雅传统的审美范畴。

从抒发的正气来看，主要是透过诗歌所体现的正气、气节，将传统伦理思想所要求的审美规范纳入到诗歌中去。例如方法《绝命辞》：

休嗟沉被逮，是报主恩时。

不草归降表，聊吟绝命辞。

身当殉国难，死岂论官卑。

千载波涛里，无惭正学师。

此诗描写的是靖难之役时，方法以命殉节的事，《江南通志》、《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桐城县志》等史籍均有记载。这种忠于故主正是传统伦理所提倡并赞美的气节，也是诗歌风雅传统正面积极表现的。诗歌中“报主恩”、“殉国难”等都积极体现了方法的气节，对传统社会极有教育意义。因此《龙眠风雅》不仅收录其诗，而且还将其人、其诗均收录于总集的最前面，可见对这种审美的认可。

再看齐鼎名赞荆轲扬保家卫国的忠贞与气节的《荆轲》：

高歌易水泪沾裳，一骑西行犯虎狼。

最是樊主偏饮怀，谁怜匕首泣咸阳。

荆轲刺秦王的悲壮事迹被传统社会历代文人所称赞，其气节更为后代所效仿。潘江所选两首诗都是抒写对国家、君王忠贞的主题，这是诗歌审美风雅传统的重要表现。

从诗歌创作的风格来看，所选录的诗歌具有昂扬豪放的盛唐气势，这是明诗创作中学习的主流，更是诗家最为欣赏的风格特色。例如左光斗《入塞曲》：

大漠高空尘不飞，新秋塞上草犹肥。

石榴红绽葡萄紫，博望遥驰宛马归。

此诗写出塞外大漠的壮美景象，秋高气爽，草木茂盛，还有满是收获的石榴葡萄，而诗人则在大漠中随意驰骋，这是盛唐边塞诗的典型特点。左光斗将塞外生活写得如此积极向上不能不说具有正面意义。

再看谢佑《舟过洞庭遇雨》：

碧水如天万顷浮，布帆高挂漾中流。

带将一阵潇湘雨，直过湖南几十州。

此诗写诗人舟行至洞庭湖遇雨，首写大雨磅礴的气势“碧水如天”，再写在雨中快速前行的画面，“直过湖南几十州”更体味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所带来的快乐。其他还如方佑《枞阳绝句》写出枞阳江边波浪滔天的气势：

波浪掀天百尺高，风云接地万山号。

行人莫问枞阳事，令尹于今不行陶。

从诗歌语言的运用来看，《龙眠风雅》选录诗歌多为淡雅之辞，以表达诗人对日常生活、交友等方面的感受，充满了闲情雅致。例如方氏孟式《田家乐》：

松下柴扉茅屋，篱边竹径清溪。

菜花蝴蝶一色，野雀山鸡乱鸣。

这首诗由诗歌意象群组合而成，松、柴扉、茅屋、篱笆、竹径、清溪、菜花、蝴蝶、野雀、山鸡共10种意象组成初春田家美好的景色，平淡中透出雅致，朴实中流出醇美，这种雅淡闲适十分类似孟浩然、韦应物等创作的田园诗歌。再如姚之骐《无题》：

细风和雨三月春，娇红嫩绿一时新。

可怜夜半窗前月，梦绕巫山枉断魂。此诗前句刻画出三月的美好景物，微风细雨中满是鲜艳的花儿和嫩绿的树芽儿。后句则描写诗人眼前的一些冷色调的景物，这正寄托出创作者此时的情感，本诗的构思就是欲通过强烈的对比而衬托诗人浅浅的失落悲伤之情。《龙眠风雅》还选录那些善于模拟古诗而作的诗歌，这些乐府古题经历时代久远，因带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得到认可，后人喜好模拟古题创作。例如总集第五卷收录赵诗128首，其中有《君马黄》、《杨白花》、《行路难》、《箜篌引》、《采桑行》等均为仿古题而作，《杨白花》：

杨白花随风扬，曾见临渭水。斜出汉宫墙，春风何事遥相逐，旧日帝乡今蛮乡，杨花扑面亦笑我，前日夕郎今夜郎。

“杨白花”本是唐柳宗元作乐府旧题，主要表达出自己的悲愤，哀婉之情，明代很多诗人均有创作《杨白花》，例如高启、杨士奇等均有作品问世。这首《杨白花》感叹世事变迁，表达抒情主体具有的飘零之感。

总之，《龙眠风雅》诗歌创作多以风雅传统为标准，注重对古典诗学审美的挖掘，这既是编纂者诗学思想的体现，更是地域乃至当时社会诗学审美思想的反映。

四、提出具有风雅传统的诗论

传统诗歌创作离不开教化性，教化则离不开对诗歌风雅传统的追求。《毛诗序》言诗有六艺：“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并定义风雅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1]1-2就是说诗歌的本质属性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风雅既是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又是教化的治世之音。

《龙眠风雅》序言及诗人小传集中体现了编纂者提倡的风雅传统思想。也因为有此目的，潘江将总集题目定为“风雅”，他说：“因思诗首葩经托始风雅，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摛词之家去法乎上，风雅二字尽之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亦曰此吾龙眠之风雅云尔。”[4]9潘江首先阐述命名“风雅”的由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本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赞扬《诗经》中国风与小雅诗歌思想的纯正，有利于社会的教化。潘江认为即使自己所选录之诗达不到古人所要求的风雅水平，但是借此题目也足以附庸风雅，表达自己编纂此总集的根本目的。

宋宝颖在序言中对风雅论述更为详细：“风雅一道岂易言哉，记有之肆直而慈爱，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风，恭俭而好礼，广大而疏达者宜歌雅。”[4]2他认为诗歌创作具有风雅特性非常艰难，只有做到肆直、慈爱、温良、能断四点才能称之为风，做到恭俭、好礼、广大、疏达四点才能称之为雅。宋氏对风雅的具体解释正体现了传统诗歌对审美的要求，也是诗歌创作追求的最高水平。陈焯在序言里则赞扬桐城诗歌具有风雅之旨：“今日风雅一道众喙争鸣，诋娄乐为浮音，黜湘南为细响，纷呶愈甚，格调愈卑，使得龙眠学诗之旨而存之。”[4]4从上述材料来看，无论是编纂者还是替总集写序的编纂者友人的诗学观点均体现了桐城地区对诗学的总体看法。

除了在序言中对风雅进行总论，潘江还从诗歌的创作方法、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论述。汉魏盛唐诗是诗歌创作的高峰，也因符合风雅传统的审美规范被后代诗家视为正统，明代曾掀起学习汉魏盛唐的复古高潮，这种学诗风气亦必然影响地域文化，桐城诗学的发展也与其紧密相连。萧世贤是弘治进士，此时前七子高涨，一统诗坛，潘江赞其：“为诗文力追汉晋。”萧氏深受复古派影响，其创作方式以汉晋为学习对象，这在明代当被认为是学诗的正途。方以治为崇祯进士，受桐城地域风雅诗学影响，其诗歌创作与当时名流“力倡大雅，复社诸公皆以声气名节相推”，因而潘江赞其“必陶铸骚雅，蒸湆汉魏，然后可与解衣盘礡耳。”

《龙眠风雅》除了创作方法强调学汉魏盛唐具有风雅传统外，诗歌风格亦追求风雅，具体又表现为温雅、沉雄、蕴藉等几方面。例如论程芳朝诗具有舂容温雅的风格：“公雅志经世不求工于声律……舂容温雅，得殿阁之□，读其诗可想见其风度也。”说齐莱名诗淹雅愠丽的风格：“《青莎馆集》淹雅愠丽，自成一家。”潘江还赞扬诗歌创作具有沉雄的风格，例如他将余珊与复古派何、李比较，说他诗歌沉雄高古，“其诗沉雄高古，与何李同时，极为所推。”这种风格当为盛极一时的复古派所具有，也是后期学界赞扬前期复古派具有风雅特征的重要方面，其他还如论齐近诗：“诗歌沉雄踔厉，亦有悠然堂流风。”潘江还说“诗古文皆百煅千炼，特有真诣”。他认为诗文创作当需要千锤百炼，只有如此才能体现诗歌的真谛，因此“为诗文必根于理。”这里所谓“理”、“诣”的核心当理解为风雅传统。总集中对创作风格论述的颇多，例如他选录诗也以“风雅丽则，适性缘情为主旨”。《龙眠风雅》不论是创作思想、风格和方法均以风雅为要义，其诗论的风雅传统不仅是诗学教化的表现，更是传统审美观的体现。

清代诗学的发展是一个极富变化的动态过程，其诗学流派、思想虽在不断推进演变，但倡导风雅的传统则贯穿始终。正由于风雅传统被诗家所重视，那么如何系统地认识到它在诗歌创作、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及传承关系，一直是研究清代诗歌的重要方向。桐城诗歌不仅是地域诗学的代表，更反映出时代的总体特征。《龙眠风雅》的编纂则从上述几个层面集中体现了诗歌具有的风雅传统，因此它既是清代诗坛主体诗学思想的体现，也是清代诗学对传统诗学思想的接受继承。这种注重风雅传统的诗歌创作对桐城文学后期的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清代出现的桐城派，他们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在文风上力求“清真雅正”，这当与其诗歌的风雅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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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汪长林

On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Dragon Sleeping in Elegance

PAN Lin
（Institute of Xijiang History and Culture,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 526061,Guangdong,China）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surroundings of the Tongcheng area have created its long cultural traditions,and poetry creation ther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nd CHENG and ZHU’s Neo-Confucianism. Elegance was a typical feature of poetic aesthetics.Under the influence of it,the poets and poems in Dragon Sleeping in Elegance,with the elegant tradition as the core,dominated the creation and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Tongcheng poetry.

Dragon Sleeping in Elegance;PAN Jiang;elegant tradition;Tongcheng

I207.2

A

1003-4730(2016)06-0006-05

时间：2017-1-20 15:3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70120.1533.002.html

2016-09-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七子派接受史研究”（12YJA751051）；肇庆市2015年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江流域明诗选本研究”（15ZC—07）。

潘林，男，安徽舒城人，肇庆学院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讲师，文学博士。

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