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红光，刘　勋

(安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00)



“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及重点应对策略探讨

董红光，刘勋

(安庆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00)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依据中国渐进式开放模式和亚洲多样性开创的包容、开放、循序渐进的合作理念在欧亚大陆的有益尝试，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合，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方面深度合作。它为沿线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契机，但同时其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小觑。从历史传承、客观实际透析“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刻内涵，分析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应对风险和挑战的重点应对策论构想。

关键词:“一带一路”;内涵; 机遇; 挑战; 策略; 建议

过去30多年，中国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开放道路，深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主要是靠“引进来”的战略，即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的出口导向模式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增长乏力、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和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依靠人口、土地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构成的低端产品出口驱动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进入新常态。同时，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和资源能源过度消耗等严重后果。因而，化解过剩产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

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发生，WTO的“多哈回合”谈判屡屡受阻，使得多边主义全球化停滞不前，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开始重构，构建和参与以自由贸易区为主导的高规格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世界趋势。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两个贸易协定以高标准、高门槛将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排除在外。而亚洲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而且区域内资源互补性强，发展潜力巨大，但基础设施落后，对资金、技术、建筑材料有着强烈需求。与此同时，从2014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对外投资每年有20%-30%的增长[1]。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大规模“走出去”的市场空间、自身需求和资本实力，因此，在国际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亚洲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以及中国国内对经济增长的需求等多重因素碰撞下，一个新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应运而生。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根据中国发展需求和亚洲多样性开创的包容、开放、渐进式合作理念的有益尝试，是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为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合，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一)地缘政治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贯穿亚欧非大陆，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横贯欧亚大陆的“新亚欧大陆桥”，纵贯中南半岛的“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连通南亚半岛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喀什与瓜达尔港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贯通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中蒙俄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和以主要港口为支点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将中国与周边在地理上融为一体，最终整合成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二)经济全球化内涵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以积极“引进来”的方式深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大国都在谋求重塑贸易规则和体制，争取在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则标志着中国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开放新格局的到来，这也是中国从国际规则的遵循者向制定者做的有益尝试，为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实现必将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更加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开放、平衡发展[3]。

(三)文化交流内涵

公元前138年，西汉使者张骞历时13年的“凿空”之旅打通西域，开辟了一条东至长安西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随后是玄奘西天取经、马可波罗造访元朝、郑和七下西洋的创举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经济互通、人文沟通和文明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对古代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发扬，将“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宗教友好交流传统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各国间的人文交流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4]，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文化交流与发展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四)亚洲安全内涵

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就是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开展深层次、高水平、宽领域的合作，，营造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的亚洲安全环境，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5]。

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的一项国家发展战略，对于实现“四个全面”、国家富强和国际经济合作存在重大机遇。

(一)“一带一路”的能源渠道为中西部地区及周边邻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难点在中西部，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能源无疑是关键因素。“一带一路”建成和在建的中巴油气管道、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和中缅油气管道五条能源进口通道，不仅使中国的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缓解了中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分散了海上进口油气的风险，同时使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首先受益。一是促进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管道等工程建设、油气资源运营、维护等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为中西部的就业提供了可靠的岗位保障；二是促进中亚、俄罗斯等充足、廉价天然气等能源有效出口，增加能源出口国的劳动力就业，增强了该地区的话语权。中缅油气管道使进口中东的原油不用绕过马六甲海峡，而由缅甸直接进入中国西南地区，不仅为西南地区工业发展注入了血液，还拉动缅甸当地的就业。这几条陆路油气管道大大缩短了中国进口石油运输距离，压缩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中西部地区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因此，充足的能源供应和较低能源成本对加快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及周边国家能源普及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也为沿线国家能源出口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将大幅提升沿线国家的外汇收入。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东部产业转型升级和中西部及沿线产业承接带来新机遇

东部地区相对过剩的钢铁、水泥等产能正是中国中西部、中亚、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所在，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将有80 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一带一路”通过“通路、通航和通商”建设为中国东部产业转移、化解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必须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消化过剩产能和库存；同时，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和周边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逐步转移已成趋势，中西部各省份可以根据自身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禀赋等要素优势，有机承接东部产业，避免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最终实现东、中、西部协同发展，同时沿六大经济走廊向周边开放，构建中国版的“雁阵模式”。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提供了空间和契机。

(三)“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带来新机遇

(四)“一带一路”的为沿线各国旅游、教育等文化交流带来新机遇

亚洲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又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发源地。古老的“丝绸之路”承载着不同文明的交融之路，连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宗教区域。“丝绸之路”有悠久灿烂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沉淀，沿线有嘉峪关、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玉门关、高昌古城、古楼兰、骊靬遗址等文化遗迹，也有河西走廊、戈壁荒漠、丹霞地质公园、雅丹地貌、吐鲁番火焰山等组成的地质公园带。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有伊钦·卡拉内城、布哈拉历史中心、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撒马尔罕历史名城等世界文化遗产，哈萨克斯坦有霍贾·艾哈迈德·亚萨维陵墓、泰姆格里考古景观岩刻等世界文化遗产，土库曼斯坦有梅尔夫历史与文化公园、库尼亚-乌尔根奇古镇、尼莎帕提亚要塞等世界文化遗产，吉尔吉斯坦有苏莱曼圣山以及塔吉克斯坦的萨拉子目古城的原型城市遗址[7]。2014年6月，中国与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请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申遗成功为沿线地区带来的发展动力将不可估量。依据《世界文化遗产目录》“丝路”沿线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共计195项“世界文化遗产”，占比超过世界文化遗产总数的三分之一。“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繁荣于唐宋，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目前，已有泉州、福州、北海、广州、漳州、宁波、南京、扬州、蓬莱在内的9个城市相继联手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行列，成为继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后，我国又一重大的申遗项目[8]。“丝绸之路”是一部集经贸、宗教、历史、民族、人文、艺术等的百科全书,是世界了解东方文明的活教材，走进丝路将成为游客的艺术膜拜之旅，古文明探索之旅，领略多民族风情之旅。随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有序展开，“丝绸之路”必将迎来观光旅游和学习交流的热潮，为旅游、教育等“丝路”文化交流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不仅可改善我国国家形象，赢得国际话语权和提高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也有助于亚洲沿线国家安全和文化多样性的维护，促进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

(五)“一带一路”为丰富亚洲安全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的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9]，民族矛盾、领土争端、恐怖主义、中东难民、能源资源安全等传统、非传统安全挑战，严重恶化了亚洲的安全环境，尤其是域外国家的挑唆和搅局，致使各种矛盾激化，如叙利亚内战、南海危机等。面对恶劣的亚洲安全环境，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指出，亚洲的安全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10]。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就是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深层次、高水平、宽领域的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立足亚洲、造福亚洲，维护亚洲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自主决定对外政策的权利，致力于实现亚洲的合作安全与整体振兴，增加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战略互信，为化解矛盾创造良好的氛围[11]，为铺就“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之路带来新机遇。

三、布局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跨越欧亚大陆60多个国家，涵盖44亿人口。这里自然资源禀赋迥异、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和宗教教派林立，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和地貌特征复杂多样，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对“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顺利实施造成极大风险和挑战。

(一)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挑战

在中亚地区，俄罗斯担心“一带一路”战略会冲击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中亚传统地缘政治版图构成不利影响。在东北亚，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图们江口的出海权问题，在1938的张鼓峰事件中，苏联堵截了图们江的出海口[12]，一直以来，中国在日本海都未能拥有一个运输出海通道；此外还有俄日北方四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日韩竹岛之争等。在东南亚，越南、菲律宾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存在岛礁主权之争，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心态比较矛盾，他们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广大市场，增加本国产品到中国市场的出口，另一方面又依赖美国给予政治和安全保障，进而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南亚，印度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一直以来视印度洋为“印度之洋”，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围堵印度的“ 海上珍珠链”，莫迪政府提出的“季风计划”旨在促进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试图抵消掉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在西亚，有巴以领土争端、叙利亚内战、利比亚内战、“伊斯兰国”复兴运动以及由战乱引起的欧洲难民危机。在中亚，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飞地之争，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乌塔关系是中亚国家关系中最紧张和冲突最多的一对，更有20% 的边界没有划定，争议地区超过70处，2014年两国还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同时，两国在领土、边界、水资源、跨境铁路、天然气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其中水资源矛盾是两国关系中最敏感和最核心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出现政治化的迹象[13]；号称“帝国坟墓”的阿富汗，安全形势更加严重。同时，域外国家美国为“重返亚太”实施打造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阿富汗—南亚”——“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主导的“TPP”意在围堵中国。诸如以上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纠纷和大国博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徒增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试卷以能力立意设计试题，考查了思维能力、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能力．在此基础上，特别突出了对数学思维的全面、深刻考查，大量题目考查了观察、联想、类比、猜想等数学思维方法与能力，对函数与方程、数形结合、分类与整合、化归与转化等数学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考查．

(二)投资和贸易风险加大的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国内经济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较大，这对投资方带来巨大隐患；在沿线的许多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经济落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盈利前景渺茫，投资方将面临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现实风险；同时，投资方还会面临因沿线各国政府的更替、民众的意愿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而引起的工程叫停资金无法收回的风险，如2015年1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甫一上台就表示将停止出售该国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 股权计划,直接影响到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的布局[14]。中泰高铁、中缅水电站事件、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搁浅以及吉尔吉斯坦金矿开采项目上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等类似情况,都提示了这一风险的存在[15]，中国信保发布的最新风险监测与研究报告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风险水平较高，由低至高按1至9的风险评级测算，这些国家均值为5.54，风险为5级的有20国，风险为6级的有13国，风险为7级的有10国[16]。说明“一带一路”建设投资风险大的偏好，极大地影响“一带一路”投资运作和发展。

(三)话语权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由于话语权的缺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缺乏有效而紧密的沟通平台和形势，域内国家的话语权被西方的媒体和舆论控制，鼓吹“中国威胁论”，极力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将“一 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17]。西方媒体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影响了亚洲普通民众判断力，脱离了域内各国实际，使得域内国家对域内事务缺乏话语权的把控，也使得民众无法真正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而对“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形象的形成了消极态度，缺乏合作诚信。同时，由于亚洲民族、文化和宗教多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并由此导致近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对称的非传统事件频繁发生，饱受诸如关贸摩擦、恐怖袭击、海盗侵扰、难民事件以及宗教教派冲突等非传统安全的困扰，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构成了严重威胁。

四、“一带一路”战略挑战重点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战略布局，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意义重大，也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该战略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是全方位的，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破局，必须抓住重点、主攻方向，努力取得“一子落而满盘活”、“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一)加快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和谐地缘政治格局

面对单极世界大国格局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我们要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和谐地缘政治格局。一是要坚持合作、共赢、开放的态度，加大双边和多边的利益合作平台建设，强调平等、包容、开放原则，尊重各方关切和发展意愿，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平衡点；在与印度关系上，中国力邀印度的“季风行动”与“21海上丝绸之路”对接，同时贯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使“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的无缝对接，激活亚洲也是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造福两国人民。二是加快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在与美国的关系上，应尽力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对抗，为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所造成的挑战、避免擦枪走火，应加强外交、军事各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保持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和紧急状态下的联络通道，扩大交流领域和范围，增强政治、军事互信，坚持竞争中扩大合作，在事关国家主权及核心利益上，必须坚持有理有据的斗争，重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与俄罗斯关系上，2015年5月，中俄签署联合声明，确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并轨对接[18]，为双方深化全方位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俄高铁项目，进一步释放了两大经济体的发展潜力，总体来讲，为应对当今美国超级大国的世界单极秩序，中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应加强和巩固这种合作。三是坚持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充分发挥“亚信峰会”的平台作用，本着亚洲人民处理亚洲的安全事务原则，依据亚洲的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构建和完善符合亚洲人民利益的安全合作机制，摒弃冷战结盟对抗的思维，以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的安全观谋求亚洲健康的安全发展；进一步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综合性合作机制，应对极端势力和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推动“一带一路”顺利实施和健康运行，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二)积极推进政策协议的制定和落实

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提出两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国家层面的双边伙伴框架协议、合作行动纲要、关系发展规划超过30多项；如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与塔、哈、吉和卡塔尔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中国还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南非等国家签署了一系列海洋领域合作文件等，这些政策协议亟需落实；一是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政策协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等优势条件，积极融入当地风俗和习惯，大力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作用，有效规避因文化、法律等原因造成的风险，实现互利共赢，确保能够“走进去”。二是切实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外交、公安、商务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国内投资主体的指导和帮助，进一步简化相关的行政审批手续，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三是加强对政策实施后的评估与完善，加大与沿线国家、市场主体以及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加强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数据资料，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一带一路”有关政策落实及效果的评估，并加大“立、释、改、废”的力度。

(三)全力加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设计和开工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的作用、优化现有交通结构布局，2015 年7 月1 日，全国铁路新运行图实施，其中中欧班列增至21列、中亚班列增至17 列[19]，现有铁路客货运资源，依然有进一步优化和升级的空间，我们需进一步论证，保证铁路运输满足需要。二是开通新的海运航线，充分论证沿线国家主要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客货源体量，积极发展海运建设，截至目前新开通海运航线不足3条，整体落后于沿线发展需要。三是加强能源资源运输管道建设，新建2条输气管道，投入使用1条输油管道，基本满足当前需求，但由于管道网络建设具有滞后性，其建设周期长，共建难度大，因此应前瞻性的谋划和建设。四是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输电线路，目前，国际输电网络开工仅10条，尚有数条跨国输电网络未建成使用，必须加快建设能源网络建设，为国内产能开拓市场，积极为当前去产能实现路径供给。五是扩大过境免签的数额，在国际航线方面，积极推进新开通一批“72小时过境免签”机场口岸。

(四)深入推进各类产业园区等平台的合作共建

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正在运营和建设的各类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77 个，当前投入使用的数量有限，不足三分之一。中资工业园区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和示范性，它不仅能够促进某一产业的做大做强，也是加强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平台，必须深入推进各类产业园区和平台的合作共建，促进园区尽快盈利和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园区高水平建设和管理，立足所在国，着眼国际，尝试构建多种跨国交易平台；加强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引进，发挥当地人才作用；完善园区和平台的运作规程，建章立制，明确分工与合作，确保园区能够健康发展。二是加强产权管理，产业园区及平台的建设涉及到产权归属等，尤其是所在国的政权更迭和政府换届，极易失去对园区平台的管理和控制，引起国际纠纷和跨国诉讼，因此，必须加强对产业园区全方位的跟踪服务，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在建设和运行的之前必须明确产权归属及债务承担。三是加大法律服务力度，国际投资面临的重大障碍和挑战便是法律具有主权属性和复杂的运用规程，尤其是两国或多国未签署相关条约或未加入某一国际组织的情况下，极易涉及到法律诉讼，必须建立和完善“项目评估、服务保障和风险控制”的一条龙的法律服务保障机制，在园区建设前和管理过程中必须明确法律冲突时的冲突规范的选择、准据法的适用、识别及反致运用、连接点的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及豁免适用等国际私法及公法的运用。

(五)加快可控项下金融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是积极推进融资平台的建设，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等，在条件允许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尽快推进试运行。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并落实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在总结和完善当前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与“一路一带”沿线国家央行货币互换规模，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已经向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注入资本金480 亿和450 亿美元[20]。三是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库建设，确保项目融资产品供给，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一带一路”业已设立项目储备库，中国工商银行还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署“一带一路”战略专项合作协议，为中国企业相关业务开展全方位融资和保险服务提供多样化产品服务。四是加速国际金融架构的重塑，推行并扩大SDR；SDR不是一国主权货币而是多国主权货币，可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支稳定力量(央行行长周小川语)，当前，1个SDR中，相当于含有0.42个美元，0.11个人民币，0.31个欧元，0.08个英镑和0.08个日元，即人民币有近11%的份额，远远高于当前人民币在全球资本和金融交易的2.8%的份额，但SDR从开始设计到目前只是一个摆设，从未坐实，因此，坐实并扩大SDR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重要制度理念，必将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和发展，厚植国际竞争新优势。

(六)持之以恒加强人文交流

“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中国记忆的历史符合和国际印记，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种族结构复杂、文化多样、宗教、社会矛盾复杂，“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缺乏必要的合作共赢理念和文化认同感，必须加强人文交流来增强相互身份认同。一是大力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加快建设诸如在老挝、斯里兰卡等国开设的中国文化中心，大力组织“丝路书香工程”和“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赴沿线国家巡演，深入与沿线国家互办“文化年”活动；加强生态环保合作，进一步开展绿化博览会等。二是促进历史文化符号开发与保护，促进中、哈、吉三国共同申请的“长安-天山走廊道路网”世遗项目发挥功效；深入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将中国文化、中国元素，尤其是丝路元素和历史符号深刻融入到产品、技术和创新中，为增强文化软实力作出新的尝试和贡献。三是促进青年人才的交流培养，积极推进各国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扩大高校留学生的交换名额和资助标准，大力促进青年人才文化交流，塑造一代心灵相通、文化认同的青年人才工程，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

(七)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是深刻而广泛的，其中一个最现实的影响在于可以去产能、促升级，供给侧改革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在去产能的背景下，加大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来填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空间，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一是加强高端产品的供给，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加快转型升级、精致生产，过去我国的产业低端，面向的多是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而低端的供给体系是难以为继的。二是优化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品保护，加大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和完善，同时，大力鼓励新技术、新产品、新制度、新模式、新组织和新业态的发展。三是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减税增效、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提升中资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和市场活力。

“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是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在欧亚大陆的延续，是中国在“引进来”的同时大规模“走出去”和“走进去”的新途径，是探索一条符合亚洲多样性特点，具有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发展新理念。既存在重大的历史机遇，同样也面临着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并发挥实施效果是一个重大系统课题，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研究，着眼于“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的分析，就如何发挥机遇、应对挑战多角度提出了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然而本文主要从宏观对策视角对“一带一路”战略挑战进行的研究仍不十分的详尽，需要进一步细化并为推进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更多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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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尚健)

收稿日期：2016-04-20

作者简介：董红光，河北邯郸人，安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19;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98(2016)04-0075-08

On the Challenge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DONG Hong-guang, LIU Xun

(College of Politic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100, P.R.China)

Abstract:“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s not an entity or mechanism, but a useful attempt to build an inclusive, open, progressive cooperation in Eurasia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ed with diversifying elements of Asia, with the purpose of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ecurity and other aspects of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by the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history and the notion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countries concerned, and at the same time, brings about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that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faces, and put forward ideas to cope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Key words: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notation; opportunity; challenge; 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