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清 张书琛



中国鹰猎文化的历史演进与精神气质

宋学清 张书琛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117）

［摘 要］鹰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拥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近百年来鹰猎文化日趋消亡，关于鹰猎活动的记载与研究相对苍白不足。纵观鹰猎文化的发展历史，一个崇尚鹰猎文化的民族往往骁勇善战，充满进取精神，而鹰猎不兴的民族与时代往往孱弱衰败。该文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鹰猎文化演进脉络，分析影响鹰猎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探索鹰猎文化当下的保护发展之路。

［关键词］鹰猎文化；民间文化；文化内核

鹰猎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类型在世界范围内曾经盛极一时，在历史上它既表现为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娱乐活动，对人类历史与生活产生过深远影响。在中国鹰猎文化曾经遍布北方少数民族，比如契丹、女真、满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其中云南的纳西族因忽必烈南征大理国也曾兴起过鹰猎文化，同时古代汉民族贵族群体也普遍存在鹰猎文化现象。但如今鹰猎文化的衰落与崩败已成不争事实，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现代化进程既提高了生产力也提升了娱乐活动，从而导致鹰猎活动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价值与审美性，不再是实用价值与娱乐性。比如中国今天保存比较完整的鹰猎文化区：吉林省吉林市渔楼村满族鹰猎文化，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苏木塔石乡柯尔克孜族鹰猎文化，云南丽江纳西族鹰猎文化等等，它们在保护原生态鹰猎文化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一种文化产业，从而实现了民间文化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在当下良性发展的合理化道路。因此深刻认识鹰猎文化实施合理的保护策略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项重要命题。

1　鹰猎文化的源起与发展

鹰猎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字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鹰猎最初主要应用于狩猎活动，其后鹰猎活动的生产性逐渐让位于娱乐性成为统治阶级重要的娱乐方式，且成为鹰猎文化的主要形式。部分学者认为统治阶级的鹰猎活动在隋唐时期就已开始，盛行于金（女真建）、辽（契丹建）、清（满族建）时期，随着清朝的覆灭，这种活动随之消亡。［1］但是根据文献记载关于鹰猎活动早在《诗经》、《礼记》、《尔雅》、《春秋》、《左传》等文献作品中均已出现，据《礼记•月令》记载：“惊蛰之日，鹰变为鸠。小暑之日，鹰乃学习。处暑之日，鹰乃祭鸟。”这是对鹰成长过程较为清晰的记录，可见鹰已经真正进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根据《史记》记载李斯死前犹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鹰猎技术已为人们熟练掌握，鹰猎活动已经成为统治阶级重要的娱乐活动。正如南朝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记载：“楚文王少时好猎，有一人献一鹰，文王见之，爪距神爽，殊绝常鹰。故为猎于云梦，置网云布，烟烧张天，毛群羽族，争噬竞搏。此鹰轩颈瞪目，无搏噬之志。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献者曰：‘若效于雉兔，臣岂敢献？’俄而，云际有一物凝翔，鲜白不辨其形，鹰便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度其两翅，广数十里，众莫能识。时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文王乃厚赏之。”这是对古人鹰猎的一种夸张描绘，传达出对于猎鹰能力的惊叹。这足以说明鹰猎在我们先民生产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而《后汉书》记载了曹操比喻吕布的一句话“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这句话不但提到了猎鹰，对猎鹰的饲养驯练技巧也进行了具体描写：鹰饥饿的时候可以用于狩猎，喂饱了就会想到逃跑。而这种驯鹰的方法与其后成熟的鹰猎文化在最核心的原理上已经基本一致，这个原理就是“熬鹰”。笔者于2013年6月11日专门前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渔楼村，即中国北方满族历史上著名的“鹰屯”，见到了当地驯鹰能手刘洪生，根据刘的解释：苍鹰只有在体重处于一定的范围内才可以用于狩猎，脂肪含量超标的鹰看到猎物往往不会立即扑上去，而常常对猎物“熟视无睹”。苍鹰往往可以坚持一周不吃东西，所以要训练一只苍鹰，必须要让它“饿”。和金荣也曾在《纳西族鹰猎文化》一文中详细提及驯鹰过程中的“熬鹰”与“叫远”方法。［2］33-34他们的描述与《后汉书》中曹操对猎鹰的认识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早在汉代期间人们驯鹰的方法已经成形、成熟了。

鹰猎的产生最初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冬季是比较清闲的一个季节，这种清闲也为鹰猎活动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多数驯鹰人在农忙的时候都是农民，只有到了秋收之后才开始驯鹰狩猎。早期的鹰猎偏爱于驯养体形较大的鹰类譬如苍鹰，部分地区甚至会选择驯养翼展可达两米的金雕。反观进入宫廷的鹰猎，驯鹰的种类呈现缩小的趋势。一般情况下鹰的体形越大可以捕捉猎物的体形就越大，当然鹰中上品也不乏能以小博大，但归根结底体形决定着猎物种类和大小。驯鹰种类缩小的趋势表明猎物用途的变化：早期鹰猎以实用为目的，因此驯养大型鹰类以求捕获更大猎物；驯鹰种类的变小说明猎物在猎手心中的地位已经由食用逐渐变成一种符号。猎物的大小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狩猎行为带给猎手的快感。由此娱乐成为了鹰猎的主要目的，鹰猎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成为了一种贵族运动。可以说鹰猎最初起源于民间，但贵族推动了鹰猎流行使鹰猎走向繁荣。

贵族进行鹰猎活动并不会亲自去野外捕捉猎鹰，也不会亲自去驯养，贵族的猎鹰主要依靠猎人提供。由于野生的鹰难于捕捉，宫廷贵族往往不惜重金购买，当时一只名贵的鹰可以卖到白银20两。古代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凡触犯刑律的罪犯，被发配辽东的，如能捕获一只优秀的猎鹰，便可以得到赦免。不论古今中外，贵族总是潮流的引领者。一方面，对鹰的寻求导致了百姓去捕捉鹰、驯鹰；另一方面，鹰猎能在百姓中流行也体现了百姓羡慕贵族生活方式，希望过贵族式生活的心理。

汉民族的鹰猎文化在唐宋时期发展到鼎盛，甚至专门设立了养鹰、收鹰的专门机构。比如《新唐书•百官志二》：“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资治通鉴•后唐明宗天成元年》：“鹰坊人善友扶帝自门楼下，至绛霄殿庑下。”《仁宗纪》：“至大四年二月，罢仁虞院，改置鹰坊。”［3］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鹰猎文化方面官方行为的直接干涉，从而使鹰猎文化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推动。同时引人关注的是唐代人在鹰猎活动中独创出鹰帽，鹰帽是猎鹰头部的一种防护用品，是驯鹰狩猎必备的专门工具，是鹰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唐代健康的审美观念，对健美、丰腴的崇尚，使唐代体育活动得以蓬勃的开展，而鹰猎作为一项贵族的体育运动，自然也在唐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唐盛世”的一个重要侧面。

2　北方少数民族的鹰图腾崇拜与鹰猎文化

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鹰猎活动的迷恋表现得往往比汉族更为强烈。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红山遗址、黑龙江省密山市兴凯湖新开流文化遗址等地，都相继出土过鹰首骨雕，据考证新开流文化遗址的骨雕距今至少有五、六千年的历史［4］。同时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出土过金猎鹰形缀饰，阿鲁柴登匈奴墓中也发现过鹰形金冠，由此可见古代北方民族的鹰猎文化极为繁盛。辽金时期都曾设立过掌管鹰鹘的五坊，甚至辽还专门设立鹰坊使、鹰人、鹘等职位。［5］为获取上品猎鹰辽曾开辟鹰路，“阻卜、高丽、兀惹乌昭度、铁骊、靺鞨、西夏都曾向辽进贡过鹰。辽国也将海东青之类鸷禽作为名品馈赠北宋。”［5］对鹰猎的喜爱由此可见一般，从此猎鹰开始成为“贡鹰”进入少数民族与汉族政权的统治阶层，成为他们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

满族先民女真人狩猎时往往伴以鹰犬，因此保有较为悠久的鹰猎文化传统，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宋人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天柞皇帝》上记录：“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邻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能擒鹅鹜……？”［6］女真人的“海东青”在满语中意指矛隼，是指从大海之东飞来的珠青色的猛禽，它也是女真人的一种重要的鸟图腾，其地位与原始思维接近于汉民族的凤凰图腾。

北方民族敬畏猎鹰的雄伟、勇猛与善战，尤其是满族将其视为部落的图腾崇拜，具备了神性成为民族之魂。在满族人的日常生活中时刻渗透着鹰图腾的痕迹，他们的墙壁上、装饰品上以及使用的日常器具上都绘有鹰图案，甚至于家族谱系、祖先碑文上都雕有鹰图腾文字。在满族萨满教祭祀仪式上，将猎鹰视为族群的守护神，认为它是萨满的化身。他们对鹰的敬仰与尊重同时表现为对鹰的崇拜与驯服，女真人擅长驯鹰，而关于鹰的驯猎技术北方民族也与汉民族呈现出极大的不同。汉族人在驯鹰过程中会逐渐脱离初心，将实用性行为最后演化为各种规矩讲究，开始注重鹰猎文化的形式与秩序。但是满人却完整保留下来驯鹰的传统，使彪悍、顽强、坚韧的民族性在鹰猎文化上得以全面呈现。他们发明了有效但残忍的“熬鹰”，关于熬鹰刘洪生告诉笔者，其秘诀就在于人和鹰在精神上的对抗：在捕获一只野生鹰以后，鹰往往怕生，且不吃不喝，甚至攻击人。这时候猎手要昼夜不离地和鹰守在一起，不让鹰睡觉，与鹰对视。让鹰对人产生敬畏，乃至于产生依赖。熬一只鹰，常常需要猎手也几天几夜不合眼，对人也是一次重大考验。

满族人选择了这种强悍的驯鹰方式，这种强悍的驯鹰方式也越发塑造强悍的民族性。

3　鹰猎文化的衰落与民族性的内在关联

从南宋开始汉族的鹰猎步入衰落期，从此一蹶不振。其中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南宋位于长江以南，气温较高，农作物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鹰猎的兴起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多数驯鹰人在农忙的时候都是农民，只有到了秋收之后才开始驯鹰狩猎。南方农忙的时间较长，从时间上限制了鹰猎的进行。最为重要的是时间问题，鹰猎的最佳时间为冬季，因为夏季是猎鹰的繁殖季节，驯鹰捕猎对鹰的繁衍不利，这时的猎鹰也很难完成捕猎活动，最为重要的是动物交配生产期间停止捕猎是猎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夏季杂草太多，鹰在抓住猎物后不容易被猎手找到，容易把鹰丢失。冬季下雪以后猎物比较显眼容易被鹰捕获，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猎鹰已经做好捕猎的充分准备。但是南宋时期偏安江南，江南温润的气候显然也不适合鹰猎。

南宋以后理学兴起，架鹰遛狗被视为纨绔子弟的作风，不被提倡。而北方那些生活在辽金统治下的汉人，只有捕鹰进贡的义务，并无鹰猎的自由。鹰成为了侵略汉人，压迫汉人的象征，汉人也不再愿意进行鹰猎。由此导致汉民族悠久的鹰猎文化日渐没落乃至消失。

满清入关后满族对鹰猎的支持与喜爱，主要体现在皇族权贵身上。顺治十四年，京师内务府在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设立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辖区面积7000平方公里，专司采捕朝廷贡品。同时设立了“捕鹰丁”，专事负责贡鹰差事。［7］当时清朝贵族把握的猎鹰主要有黄鹰、松子、跺子、细熊、白熊、鹞子、鸡鹰、燕松等十几种，其时的鹰猎活动对于鹰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不再要求围绕捕猎活动的基本特征，相反开始更为关注审美价值，对猎鹰形态美的要求开始提升。比如燕松是鹰中羽毛最美的，紫胸脯，红眼睛，灰脊背，燕子尾，在狩猎活动中人们也不再单纯将燕松架在胳膊上，而是用块白布或绸掂在身下扁着，露出一双朱砂眼，紫色胸脯和剪刀似的燕子尾，以增强其审美效果。同时猎鹰的品种越来越小，最后竟至于驯养比鸽子还小的雀鹰、鹞子来捕捉鸟雀，美其名曰怡情。小到极致，还有养鸟高手可以驯练灰伯劳捕捉麻雀。可以说鹰猎文化在狂欢化娱乐活动中逐渐丧失其文化内涵与功能性特征，走向毁灭是必然结果。

满族对鹰猎的喜爱也成了中国鹰猎最后的一段辉煌。很快中国进入了近代时期，鹰猎终究比不过枪炮狩猎给人的新奇刺激，鸦片也取代了海东青成为贵族们的新宠。到了民国十七八年，玩鹰的人逐渐减少，会玩的没钱玩了，玩得起的没时间去玩，也有有钱想玩的人，可是不会玩。鹰猎曾经在中国兴盛了上千年，成为各民族文化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类型，对本民族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就文学形态消失的表层结构而言，似乎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鹰猎文化摧毁了汉民族的鹰猎文化，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又摧毁了满族的鹰猎文化。然而，究其深层次原因鹰猎文化的衰落主因在于文化内部的瓦解。

汉民族鹰猎在唐代达到鼎盛，而唐代也正是汉民族最引以为傲的一段时期，唐朝国力强盛，喜爱的事物也充满阳刚之气。鹰猎文化恰恰具备了勇敢、敏锐、坚韧、强悍的特点，这无疑契合了当时汉民族的民族品质。在鹰猎的过程中，人无形中也锻炼了强健的体魄，形成了骁勇的性格。而宋代以后民族精神衰落，武力上战胜不了敌人，精神上相应地日趋颓唐，一个颓废的民族是无法崇尚鹰猎文化的。满族鹰猎的衰落，与其说是西方文明的冲击，更不如说是渐渐被汉族同化。期间鹰猎曾有过几次短暂的复兴，但正如晚清时代也有过同治中兴一样，短暂的复兴远远不能挽回鹰猎文化走向衰亡的命运。

相反西方鹰猎文化却能够保持长盛不衰，欧洲鹰猎文化的起源如今只能通过早期少量的一些雕刻、绘画等艺术作品去窥探，以期揭示这一文明的源起。今天学界普遍认为人类鹰猎文化最早起源于中亚地区，直到今天中亚高原仍然是猛禽猎鹰的自然栖息地之一，其间聚居大量的矛隼、猎隼、游隼、苍鹰等大型猛禽。在这里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工驯化的马，而居住在这里以游牧和狩猎为生的吉尔吉斯人长期以来保持着悠久、稳定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几百年间几乎没有改变，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吉尔吉斯人的祖先是最早想到利用猛禽打猎的民族。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符合逻辑的假说，那么鹰猎文化的发源地就被限定在东起阿尔泰山、南到咸海、接近在乌拉尔河和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区域内。总之在西方鹰猎文化起初知者不多,后来却发展为欧洲贵族的体育运动，到中世纪形成高潮。当时仆人们被允许拥有次等的短翅鹰，用它来进行小规模狩猎，以增加食物供应，平民百姓不能拥有名贵的长翅鹰。鹰猎活动在西方历史悠久，在中世纪以后仍然是上层贵族们最热衷的一种娱乐活动。

归根结底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的大河文明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决定了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无法避免被同化的命运。所以，鹰猎可以在汉民族兴盛，但当汉民族失去拼搏开拓的精神之后鹰猎也随之衰落。鹰猎可以在满族兴盛，但随着满族文化被中原文化的同化鹰猎也随之低迷。只有西方海洋文化与草原文化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都具有“动”的精神充满冒险探索精神，所以保证了鹰猎最终在西方长盛不衰，成为西方精神的象征之一。

纵观鹰猎文化在中国发展的脉络，每当时代崇尚探索追求刚健之美的时候，鹰猎文化必然盛行，而当时代表现出颓靡之风鹰猎文化也随之衰落。不能说时代之风、民族精神决定了鹰猎文化的盛衰，也不能说鹰猎文化的盛衰影响了时代精神与民族性。只能说鹰猎文化的盛衰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的风气。

4　结 语

鹰猎文化作为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衰落已是不争事实，当下我们需要保护这些濒危的文化形态。文化的保护只有通过与大众的接触，才能实现其基本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只有在保护、传承基础上，不断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越和创新，它的生命力才能显得越来越有生机。”［8］保护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实现文化的产业化，要做到保护和传承，就要靠创新和适应市场，而一个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建立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这是民族文化与时俱进，创造人类精神财富的核心与灵魂。文化的创新，靠的反而又是文化的传承。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中国当代文化创新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们要从精神上、价值观、存在形态等各个方面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并以此来维系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保护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本土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习惯，想象力和文化意识将是我们维护国际文化身份的最终依据。当今中国正在迅猛发展，经济和科技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实现早已不是梦想，“现代化的实现，除了要有经济、科技的指标，还要有国民人文素质的指标，我们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任何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作用。”［9］

在今天鹰猎文化主要保护方式是文化的产业化。以渔楼村满族鹰猎文化节，［10］苏木塔石乡柯尔克孜族鹰猎文化节，［11］丽江纳西族鹰猎文化节为例，［2］33-34当地政府与民间组织相互合作共同开发这一民间文化形态，形成固定的鹰猎文化节，与动物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沟通配合，支持保护当地的驯鹰狩猎活动，投入一定的资金鼓励当地具有鹰猎传统的猎人参与到鹰猎活动。最后将其开发成一项有效的旅游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观摩、欣赏鹰猎活动，实现文化的良性循环。应该说这是当下鹰猎文化保护的最为有效途径，为民间文化的保护与生存提供了有效模式。

参考文献：

［1］马杰华.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鹰猎文化探析［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0（4）：120.

［2］和金荣.纳西族鹰猎文化［J］.今日民族.2015（8）：33-34.

［3］转引自陈致平.中华通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238.

［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J］.考古学报.1979（4）.

［5］彭善国．辽金元时期的海东青及鹰猎［J］．北方文物.2002（4）.

［6］转引自陈佳华,刘世哲.宋辽金时期民族政策的几个特点［J］.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 （4）：64.

［7］闻宥.广汉所出永元八年砖跋——关于古代鹰猎的一则札记［J］.四川大学学报，1985（2）：121-124.

［8］潘小娟.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才能保护和传承［N］.中国经济导报，2012-11-24（B06）.

［9］卢风.非物质经济、文化产业与文化繁荣［N］.中国文化报.2010-3-22（003）.

［10］曹保明.在鹰屯放鹰——鹰猎文化节传承满族鹰猎文化［N］.中国民族报，2011-1-14 （012）.

［11］曹保明.帕米尔高原的鹰猎文化［J］.科学之友（上旬），2013（04）：88-89.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 Ethos of Chinese Falconry Culture

Song Xue-qing Zhang Shu-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Falconry culture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ut it is disappearing gradually in a couple of hundred years, and there are few records and researches about it now. Making a general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lconry culture, we can see that a nation which respects the falconry culture tends to be more brave and battle-wise and if not, the nation would be frail and declining.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the evolution of falconry culture clear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is culture.

Keywords:falconry culture; folk culture; cultural core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083（2016）02-0063-06

收稿日期：2016-01-14

作者简介：宋学清（1979-），男，吉林集安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张书琛（1992-），男，陕西延安人，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学院2011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