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炜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

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文化成果。它记录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经验、思想情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发生和演变的历程，是文化遗产的重要分支。民间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包括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俗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及其所掌握的传统工艺制作技术和技艺”[1]等。由此可见，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标识，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因此，传承民间文化就是保护民族的悠久文明，就是维系民族的千年血脉，就是弘扬民族的伟大精神。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民间文化传承面临着城镇化、市场化、异域化的多重挑战，一些民间文化的精髓如薅草锣鼓、船工号子、皮影戏等民间艺术正在面临逐渐消失甚至濒临灭绝的危险处境。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建立既适应社会发展又充分尊重民间文化特性的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承机制。以下，笔者以襄阳为例，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襄阳民间文化传承的现状

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这里是三国文化之乡，三国群雄的奇闻轶事名传天下；这里群山环抱，绿水长流，鹿门山、羊祜山、凤凰山、水镜湖、南河等明山秀水的传说家喻户晓；这里历史名人辈出，刘秀、孟浩然、米芾等都在这里留下过动人篇章；这里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如以《襄阳火炮》、《汉江船工号子》和宜城花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以舞龙、舞狮、旱船为代表的民间杂技，以《司老爷查街》为代表的民间舞蹈，以《赶骡车》为代表的民间戏剧等；这里地方民俗独具特色，如穿天节被誉为“襄阳的情人节”、一两黄酒二两牛杂面已成为襄阳人的早餐标志、腌制食用大头菜已融入到襄阳每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共同构成了滋养襄阳人的“精神植被”。[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现代化、城镇化、文化异域化等的影响，襄阳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更多的农村人、山里人涌入都市，他们一方面感受和创造着都市的文明，另一方面也在不自觉间造成了民间文化传承的断层现象。同时，由于市场化的需要，许多民间文化被完全当作商品进行开发，对一些有商业价值的民间文化过度开发，如隆中文化中诸葛亮的鹅毛扇，现在已然成为隆中景点中一个廉价的商品，根本谈不上什么诸葛亮精神的内涵。同时又对一些没有太大商业价值的民间文化任其自生自灭，在客观上加速了某些民间文化的散失。

襄阳民间文化的传承还受到文化异域化的影响和制约。长期以来，提到民间文化，在更多人观念中，会和少数民族、偏远山区等地联系起来，认为只有那里才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目前从政策层面上看，对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上，政府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支持，这样也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中。而襄阳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是汉民族聚居地，尽管这里有悠久灿烂的文明，但在民间文化传承方面没有明显的政策倾斜，再加上近年来襄阳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政府资金投入有限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间文化的传承。同时，文化的异域化影响还来自于国外的文化和艺术。在许多适宜民间文化传承的地方，如南湖广场、诸葛亮广场等开放性的场所，本应是进行民间文化传承的自然场，[3]却被各种现代舞表演、国标舞培训班占据着，民间文化很难找到适当的传承场。

二、建立襄阳民间文化传承模式的对策

面对襄阳民间文化传承的困境，我们要建立一种政府大力支持、社会成员全面参与、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承模式。

1.完善在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民间文化的自发性、不可再生性、连续性、特定性等特征的存在，使民间文化的保护具有特殊性，[4]这些都决定了在民间文化传承中政府必定担当着重要角色。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为民间文化传承提供政策支持和现实保障。

在襄阳民间文化传承中，地方政府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法规的同时，更应在全面了解本地区民间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的地方性分类法规，对参与到民间文化传承的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责、监督机制等制定相应的政策。目前，襄阳市已出台《襄樊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尽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在操作实践中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政府组织机构协调合作传承民间文化，如何建立民间文化传承中的应急机制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不断完善文化立法是民间文化传承中政府的重要职能。

加大政府宣传力度，增强全民保护意识也是民间文化传承中政府职能的体现。目前，为了在中小学中开展民间文化遗产的教育普及工作，教育部和中宣部将每年的9月份定为“传承月”，以此为契机，调动社会成员参与民间文化传承的热情。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如电视、网络、广播、街头标语等媒介加大宣传力度。2011年，襄阳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四个襄阳”即“产业襄阳、都市襄阳、文化襄阳、绿色襄阳”的号召，而保护传承民间文化正是建设“四个襄阳”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借此时机，在襄阳市各种社会成员中进行民间文化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增加财政投入是有效保证民间文化传承的物质条件。民间文化的传承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民间文化的普查到重点保护，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一方面，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应划拨专款进行民间文化传承工作；另一方面，因为近年来襄阳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减慢，仅仅依靠政府拨款不能完全满足民间文化传承的需要，地方政府要善于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利用政策优势，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家、社会团体加入到民间文化传承的工作中来。

2.加强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挖掘、保护、培养工作：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关键在于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纽带作用。所谓传承人，按照张紫晨先生的观点，可分为群体传承人和个体传承人两种。广义地讲，长期直接参与民间文化的创作、传播活动的人们都属于群体传承人范畴。个体传承人，即通常我们所说的职业的和半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不仅保存、传承了民间文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民间文化，是民间文化的承载者。

挖掘、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拯救、传承民间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具体工作中，应本着“确保不漏一个民间艺人”的原则，既鼓励民间艺人主动献艺，又采用拉网式的搜查方法，深入田野，走访调查。对于被挖掘出的民间艺人进行定位，建立基本信息资料库，根据相关规定给予相应津贴补助，并尽快展开对民间文化传承人所保存的民间文化的开掘、保护工作。

同时，还应重视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工作。在我国，民间文化相对丰富的地区大多经济发展滞后，由于现代化的发展，这些地区年轻人纷纷涌入城市，这样就造成了我国民间文化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危险处境。如“襄阳花鼓”是地地道道的襄阳地方戏，花鼓老艺人最年轻的也在65岁以上，眼看就要流失。市级保护项目“汉江号子”的歌手年龄最小的也64岁了，随着这些民间艺人身体的衰老或者去世，再加上许多民间文化的传承具有家族性、地域性的特征，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许多民间文化精髓的遗失。因此，我们还应该重视对年青一代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工作。由于学习、掌握民间文化的周期较长，就更需要有一个持续、长期、周密的培养计划，同时，也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青壮年主动承担、自觉参与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现实的可能性。

3.采用多元化的传承手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间文化的传承手段也更加地多元化，除了传统的民间文化传承人之间的口传心授，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用更加多样的传承手段参与到民间文化的传承中来。提到传承手段，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员白庚胜将之划分为教育传承、媒体传承、产业传承、学术传承、民间传承五种。[5]

在基本赞同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襄阳地方经济和民间文化的特点，本文主要谈谈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要高度重视教育传承。民间文化的教育传承非常重要，通过“传播民族民间文化的形式、内容、价值观、审美方式,培养民间文化传人,培养享受与消费的民间文化群体,注入民族精神的生命力”。[5]目前我国的教育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完成，从启蒙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可以渗入民间文化的因素。在启蒙教育中，父母长辈可以多对孩子讲述一些民间故事，多为孩子哼唱一些民间歌谣。一方面可以融洽情感，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孩子亲近自然、亲近民间的观念。事实证明，许多民间文化传承的集大成者，如钟敬文、顾颉刚等都是从听爷爷奶奶讲故事开始迷上民间文化的。进入学校教育，我们可以从课程设置到课外实践再到考试内容等多个方面突出民间文化。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可以把传统习俗、传统文化引入课本，在考试中可以加大民间文化的分值比重，比如在今年的襄阳初升高选拔考试中就有类似这样的考题：“襄阳最古老的街是什么”。可见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民间文化的教育传承，但目前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在高等教育中，更应自觉承担起传承民间文化的责任。以笔者所在的湖北文理学院为例，《民间文学》不仅是开设在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也是针对全校不同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拓展课。在课堂上，教师讲授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在实践环节，将民间艺人请进课堂，又将学生分作不同的采风小组，深入襄阳各地区进行田野作业，并将之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内容。真正使民间文化进校园，不仅让学生了解民间、关爱民间，还培养了能够直接参与民间文化传承的民间文艺工作者。

在教育传承中，我们也应该重视场馆传承的重要作用。尽管在襄阳，文博馆、图书馆、博物馆应有尽有，但是在实际中很多场馆都只是形同虚设，关于民间文化的资料很少，即使有部分资料也无人问津。这就要求一方面相关部门加大投入，另一方面社会成员要多到这些民间文化相对集中的地方，接受民间文化教育，加深对本民族、本地区民间文化的了解。

其次，要充分利用媒体传承。媒体传承是民间文化传承的全新课题，在数字化的时代，民间文化获得了更加生动、更加鲜活、更加快捷的传承方式。新闻摄影、电视、网络，甚至在民间文化基础进行再创作的各种影视作品、表演艺术，都是民间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媒介。在采录民间文化时，实地拍摄能够准确、同步记录整个民间文化的传承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形式的拯救，应急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首先必须热爱民间文化，有敏锐的民间文化感知力，抓住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电视、网络等也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电视、网络等数字媒体，受众面积很广，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媒体参与到民间文化的传承中。相关部门就更应该增加对新闻媒体民间文化的投入力度，在节目设置上，可以适当增加民间文化知识普及和宣传的相关栏目，还可以通过现场直播、录播民俗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体验、参与民间文化传承。比如，从2010年开始，襄阳市政府在每年的端午节都会在汉江上组织各个机关、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等进行龙舟大赛，这对于传播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每次比赛能亲临现场观看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因为多方面的制约只能望而却步。如果能进行相应的电视转播甚至网上同步播放，能够参与、体验这一重要的民俗活动的群众肯定会更多，宣传效果也会更好。

再次，要搭建学术传承平台。学者已经成为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主体，在民间文化传承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中国学者参与民间文化传承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这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找到民间文化的因子，并用一种客观、理性、超功利的眼光研究民间文化，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我们重视学术传承，很重要的就是要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将进行各种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汇聚到民间文化的传承中来。因为民间文化向来都不是单一的学科，因此更要以开放的眼界、开阔的胸襟容纳不同领域的研究，多组织关于民间文化的学术会议，让更多的思想在碰撞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同时，各地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也要积极吸纳各个地方高校的教师、相关学者，从而提高学术传承的水平。

最后，要大力推进产业传承。这里所说的产业，并不是说将民间文化纯粹的当作商品进行消费，而是在正确的文化消费理念的指引下，合理有效地开发民间文化的产业价值。民间文化的产业传承可以与发展当地独具特色的旅游业结合起来，使旅游景点达到自然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如襄阳的古隆中、黄家湾就可与三国文化紧密相连，汉江风光欣赏则可以汉水女神的神话、汉江号子等民间文化为依托，这样使观光旅游者既领略了美好的自然风光，又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同时，还可以利用一些民间技艺推进产业传承，如襄阳大头菜腌制技艺已经获批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头菜的腌制、销售已经成为襄阳文化、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作改编成影视作品或进行商业演出，既是促使民间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间文化进行产业传承的有效形式，许多民间文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比如2011年，在对荆山楚源文化进行开掘的基础上，利用现代的舞台艺术、传媒艺术，在各大剧院上演的荆风楚韵大型民俗歌舞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对于我们在新的环境下传承民间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新的时代面前，民间文化传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传承、发展民间文化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只有不断更新观念、拓宽视野，才能建立一套适应社会发展的民间文化传承机制。

（说明：该文为湖北文理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成果。）

［1］肖庆华，桑圣毅.文化消费视野下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12（4）：133-136.

［2］单三娅.民族民间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植被[N].光明日报，2004-03-31（B1）.

［3］张福三.论民间文化传承场[J].文化研究，2004（2）：27-34.

［4］翟燕.民间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1.

［5］白庚胜.民间文化传承论[J].河南大学学报，2007（1）：28-34.

［6］白荧.新闻摄影与民族民间文化的融合[J].新闻窗，2011（4）：52-52.

［7］滕万翠.关于保护湘西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与建设文化湘西的思考[J].民族论坛，2007（7）：插4.

［8］吕虹.关于建立贵州多元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发展机制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06（1）：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