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爱民

50岁说

我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50岁的生日就快要来到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是不会等人的：你想的东西，怎么等也不见来，而有些事情，常常是在人猝不及防的时候，便与你相遇或错过了。

这些年来，明显地感到：去火葬场的次数多了，送比自己年岁大的人，也送过同龄人和比自己年岁小的。每一次回来都有感受，似乎从中明白了一些道理，提醒过自己该放下了。命运就像是在人身背后隐藏的咒语，一辈子都得背着它。我们无法知晓它什么时候就会落在我们的眼前。祸福无常，冷暖应当自知，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就应当懂得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我以为，50岁对于人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小时候见到这个年纪的人，感到他们已经很老了。我现在就处在自己当年所见的那种样子，不同的是，自己又是一个悲观的人，看待事情，灰暗的成分多一些，即便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人生而必死。明白了这个无疑的结局之后，才轮到你选择想要在期间做什么。无论你满怀希望，或彻底绝望，你都得向死而生。

在这个世界上，支配生命背后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秩序和规律的。我们自己就生活在偶然和短暂性之中，在海滩上走过，留下脚印，又不断地被潮水抹掉冲走。人生是由它的不确定性所确定的。

死亡在生命的终结处消弭了一切。意义或许只是在无意之中，才得以被展开和发明的。必须随时随地，具体个别地去应对不断袭来的意义缺失感，才有可能在自己生命根源处的无意义之上，不断地发现属于自己个人的意义。这或许就是人生的悖论吧。只是我自己常在其中，觉察到的是疲惫，还免不了心灰意冷。

在50年所走过的路途中，想要寻找花朵般的美好时刻，似乎也非遥不可及。然而，那样一种真切的向往，总是在现实巨大的漠视中，最终变得销声匿迹了。克己、苦行、祈祷，甘于贫困，我所见过的个人生命史，大多是沉默的历史。它们被时空环境左右，反复地徘徊在灵魂与意识编织的晦暗地带，既非假象，亦非真实，但又不可替代。

生活就活在你以为它已死的状态里。希望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是在绝望当中的。我快到了50岁，才知道，生命中的美好时刻，是极少有的情况，它们短暂又易逝。必须学会呵护自己，去爱自己的寂寞，懂得如何去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与自己好好相处，尽量使内心生活，少受一些异位的摆布。有人说：每一个人对其自身而言都是最远者。到了50岁的时候，更应该懂得去做你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类像充斥，真实滞后的时代。虚拟的东西取代了真相，现实的各种片段暂留在包围它的伪相当中。正如鲍德里亚描绘的那样，在其中既不乏原始场景的萦绕，又有生活在最后阶段的各种悬念。正在不断传播的变形影像，使实在消失在虚拟的幻觉当中。在一个真实匮乏，意义稀缺的年代，能够体验虚空荒诞本身，就是意义。50岁对我而言，大概已经进入了无地的徬徨。我已经无牵无挂，无碍无涉，只是还有属于自己不会太久的挣扎了。

50年前的某个时刻里偶发的事情，今天在同一个时间点位上又相互重合了，就像是星云的运行际汇，看似漫无目的，实则是一桩奇迹。一个人同自己出生时间之间永结的谜一般的指向，想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从哪个时点上开始，在其上所不断累加的事情与经历，又与别的东西偶合纠缠，构成了一个人生命已经开启和未知的部分。过程就像：打开了窗户，又关上了门一样。

我时常迷离于看似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感到处在被抽空的状态。这时候，相对于自己，就像黑夜掷出的骰子，无法弄清它真正的谜底。世界总是在我视线之外隐去，时间又跑得飞快，我无法在当中与它们任何一个能靠得更近。有很多时候，我看见自己像一根鸡毛，既升不到天空上，又不能脚踏实地，只是随着风，在飘来飘去。

有一件事情还在身体里保留着：那便是对于自己生命存活的察觉和身体反映的感受。它们有时就像迷途中的某种提醒，让我意识到，对于自己的意识一直还伴陪着我。一个人对自己13岁时的自我认识，与50岁是大不相同的。我感到在我的身体里，住着许多个我。现在是50岁的我，已经同13岁时，互不相识了。

总是零散的、片段的、破碎的感觉。人不可能拥有一个一以贯通的自我感知。总是在一个个时间的点位上，纠集着多个偶合的事件，又在另一个点位上出现不同的情形。生日只是凸显的其中一个点：你的记住它。之后才会同生活世界有所关联。

我们被投入到时空当中的生命与身体，是一件不断风干瓦解的容器；它们在无常的变化当中，经受着事件、制度、习俗和语言的改造。在具体个别的事件中赢得认知；在绝望的顶点上获得希望；用自己的坚忍，迎战生存的残忍；用对具体生活的把握，来抵抗对于我们身体认知的置换，即便如此，也许仍然无法避免，在现实巨大的冷漠中遭受蔑视的厄运。倘若如此，还有什么能将我们奈何。

我总是摆拖不掉模模糊糊的生活状态，被莫名的东西，牵着走，赶着走，身不由己地应对着纠缠不清的烦恼。长久以来，这些郁积的无力感，已经形成了惯性。忍受一种离散的、被化合了的行为举止的周期性，忍受无名无形，莫可名状，比忍受酷刑还要煎熬。与一切不想表明什么的东西一起运转，面对不可区分与无法区分，面对拒绝表意的存在。它们是什么。已经与我的眼中所见无任何关系了。

在2012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西安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陪护生命垂危的父亲。每当夜晚降临，黑暗越过病区狭长幽深的走廊，裹携着行将就木者的窒息之声，神志不清者的胡言乱语，所挟带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妙想，决绝赴死者的临终喉鸣，像植物一样的人们，沉沉不醒的睡眠，鼻饲病人嘶哑的咔咳，失忆者空洞的叫喊，行动不便者沉重的喘息声，让生命暴露出了它不曾多见的另外一面。

医院成了生命隧道的最末端，布满了垂死者遗忘的路径和等待的距离。它太冷酷了，根本就是死亡之所，而多数人又不得不死在医院里。

许多人死于治疗、诊断和药物之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在被临床医学的话语判定必死无疑之后，又神奇地复生。在医院，让我看到了这种救不活，而又不死的“超生”。它们是潜藏在生命之中最为隐晦的奇迹，逃出了医学理性对于生命的支配。

我从未见过人身体之中这样一种出自本能的盲目力量，竟然能令死者甦生。生命在它最后的阶段对自身极限暂时、具体和局部性的活生生的违抗，医学话语是无法解释的反常。它们偶尔在垂死者的身上出现，像一道一闪而过的极地之光。

那些籍籍无名的垂死者的不死，并不完全显露为了克服死亡的强烈意志，也不是为了获得永生。在他们死亡的过程中，涌现出的短暂的不死，或者说他们死而复生的过程，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意外而被忽略，被人熟视无睹。这样一种出于本能而又无意识的生死之镜，不再照射因为死所获得的崇高价值，也不反映通过死来把握自己存在本真的行动。它们是非事件，是最为隐私和羞于见人的事情，无法作为像惯常的死之所形成的与社会联系，用来当成对死亡诉说的另一种面目。在这里，死之只与自身关联。在它最纯净的形式里，展露自身对于不可能性的偶然违抗。

医院让我在50岁的当头，遇见了藏匿在生命尽头这一奇特的身体景象。它们出于被迫和本能，并非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且终将难逃一死。但在那些时刻里，身体逃脱了主动意识的支配，不再用一种更加合时的理性，来取代另一种理性。身体在那样的时刻里，只是自己的剧场，不再上演关于真理的游戏。身体在最后的时刻，才开口讲述自己，远离了一切能指的疆域。

生命和身体以沉默的方式讲话了。它不再讲述被神话的客体，也不讲述世间的丰功伟绩。它在讲述，无法言喻。它在诉说，不可名状。它预示着不该而来的到来，不应之有的存在。

垂死者的不死，向我们泄露的不是生命的永生，而是对于永生的牺牲。这才是生命的诗篇。

能够使文字和身体的感受重合在一起，是我50岁后才有的想法。尽管此前也有过记写自己感受的经过，只是在快要到了这个人生阶段的时间里，又有了一些不同的切身体验。倘若我们能为自己一生中最坏的事情，都能预先做好准备，这当然很好。但有些时候，情况往往会出乎我们所有的预料。尤其当我们面对死亡这个最大的生存谜团，那些理智清醒、毅力超常的英雄，在赴死的过程所体现的价值，的确令人敬佩。而那些无名者，在毫无意识察觉中，便被偶然推到绝路之上所被迫表现出的本能反应，同样让人心惊。

从我生下来起，便被投入到了生存的竞争，在懂事后，现实的环境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告诫。依照分类和排位的原则，努力成为某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进而获得身份地位，像权威人士一样生活，这便是在我脚下早已铺设好的道路。沿着早已被指明的方向走下去，一定会顺风顺水。许多人已经按部就班地在这条道路上大功告成，最后又不得不经历绝对的空洞。

在今日的中国底层无名者的生活，往往处在高处。他们像空气一样相对于生命而不可或缺。既无法被看见，又弥足珍贵；既源源不断，又拒绝在自己的馈赠上签署姓名。从不滥用自己的名义，更不以强权的面目自居，只是在对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的重复中，不断更新自己对于自己的定义。

在文化的眼睛无法辨认之处，拒绝资本理性规定的口粮，不做被绝对真理反哺而成的侏儒，也不再对信息操控的链条上传播自己。让想要支配和定义个体差异的东西，变得不可定义。所有这些，是我到了50岁后，才在底层无数沉默者的身上渐渐看到的东西。我现在把他们写下，拿给自己来看来听。

母亲的病

从我懂事起，便知道了母亲的病。我的懂事与母亲的病是一同进入我记忆的。尽管早先对于病的理解模糊，但它之于人的危害却是再清晰不过了。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比如灶台、桌子上，可见一包包用来为母亲治病的中药，还有用来熬药的砂锅，虑药的细铁网笼等专用的器具。我知道病对于我母亲和我们家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的担忧、牵挂与惦念，也同母亲的病无法分开。母亲的病像一块低沉的阴云，就漂浮在我童年的头顶，让我时常处在孤独和忧郁之中。

在西安20世纪70年初期的夏日黄昏，有一种孤独的味道只属于我个人。在我与邻居的伙伴在城河或城外狂喜地玩完一天之后，每当靠近我家住的院子附近，空气中熬中药散发出的味儿便愈益浓烈。这样的味道我再熟悉不过，它从黄昏到早晨一直都萦绕着我。我立刻会从先前的高兴与快乐当中回到自己的焦虑。那样一种奇特的味道，在西安南部的天空呈现得尤为独特，它们像无声的钟鸣，让我清醒地回到自己所要面对的境况。在这样一种神奇的气息中，我每一次都不得不低下头，任它之中所具有的魔力，将我拉回到自己的担忧。

我的期待，也缘于母亲的病痛。坐在小学的课堂里，常常会想到母亲的病，心里总是盼望她的病快快能好。我童年里要做的一件事情，便是自己独自跑到城墙上，面对着南山，心里默默祈求冥冥之中的上苍，保佑母亲的身体能够早日安康。只有这样，才能抚慰或减轻我的心理压力。

在我没有上学前，母亲带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医院而不是公园。疾病这个对人体来讲最可怕的东西，是我早先所接触到的启蒙教育。在医院里，随处可见在其以外根本无法看见的东西。医院在和平美好的日子里，隐匿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绝望。在医院一切从绝望开始，才有可能从中走出。如若仅仅重合于其中的绝望，就此便会迷失于其中。

没有看不见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这便是医院的铁律。在其之下，人们在那里寻医问药，进进出出。我从小就对医院怀有疑惑。对于疾病的救治，医院从来就不可能变得充足与完备。

我对西安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医院熟悉的程度胜过那些地方的公园。南院门医院，位于当时的公社（现如今叫街道办事处）与银行之间，类似现在的社区医院。坐北朝南，正门直面大车家巷口，离我们家距离最近，只需从我们家向西走过大车家巷，就能在15分钟内赶到。母亲心口痛的突然，最方便去的就是南院门医院。在南院门医院向东不远的粉巷口，是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通常母亲感到病情加重或不见减缓时，才去第一人民医院。南院门医院虽小，但中西医结合科，情况混杂，没有医院特殊的气息，也没有住院的病人。第一人民医院夏天的来苏水气味刺鼻，冬天洗衣房的蒸汽特别浓烈。我在上小学前随母亲到南院门医院的次数最多，上小学后，去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才多了起来。

或许是由于我母亲的家族中，有过近亲婚姻的缘故吧，到我母亲身上，自小就患上了一种先天性心血管狭窄，心脏瓣膜畸形和心肌缺血的病症。在她年轻的时候，这种病还拿不住她，只是在劳累和情绪紧张时发作，随着年岁的增加，母亲犯病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程度更加严重。从最初的胸口敝闷，疼痛难耐，呼吸急促，到最后形成心衰，已无力支撑住自己身体的呼吸了。

“文革”初期，我的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在西安。有一度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我们一家靠变卖母亲结婚时的陪嫁过日子。到后来再也无法维持住一家的生计，母亲便不得不到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她除了操持我们四个孩子的吃穿用度，照料我们的生活外，当时还兼做我们那条街道居委会的工作（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父亲到西安，一直义务做着我们那条街区居委会的工作）。那时候，母亲每天天不亮起床，准备好家里一天吃用的东西后，便去到街道工厂上班。晚上回到家，忙完家里的事情，又同居委会的大妈去巷子里巡逻，帮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为巷子里的孤寡老人服务。“文革”时期，学生大“串联”，母亲还同居委会的其他人一道，每天黄昏后在巷口迎接由解放牌汽车运来的“串联”学生，将他们安排在巷子的各家各户休息；领着我提上两只大暖水瓶，逐一查看各位学生的住宿情况，第二天清早，再将他们送上卡车，自己才去上班。

那段时间里，我父亲家的亲戚和乡村的邻里到西安来看病和办其他事情，我们家就是接待站，我母亲还得照管这方面的事情。乡亲中许多人根本没有钱看病，母亲晚上通常领上我，带上那些老家的人，到我父亲认识的一些老中医家登门求医。那个时候，西安有名的中医，包括沈万白、杨洁尘、贾坤、赵书全的家，我都随母亲去过，而母亲为了不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在这些医生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病。

母亲心脏犯病多数都自己扛着。心口痛的实在受不了，就吃两片去痛片，脸色白得吓人，豆大的汗珠从头顶往下淌，情况十分可怕，母亲却从不作声。

母亲所经历的每一次病痛，在我都像是遭受电击一样。她的痛，比我的痛还要更加疼痛。我不得不带着这样一种比心灵之痛还要更加复杂的感受，度过自己的童年。

1968年下半年，我在每天下午3点半放学后，比其他孩子还要多做的一件事情，便是为母亲买药或取药。南院门医院中药房的药剂师，通常在药配齐后，会用浓重的南方口音呼叫患者的名字，告诉对方可以取拿了。我常常就夹杂在那样一群等待拿药的病人中间，他们带着各自的病和各自的想法，在南院门医院里聚散。我前天，还在梦中又听见了那声音，只是仍然无法弄清，它是来自南方哪个地区。

在第一人民医院取药，一切都非常安静。我每次去的时候，药房窗前的高台阶前，已经很少有人，只有一捆一捆的药包，任由患者自己辨认领取。我得踮起脚尖，从中寻找出写有我母亲名字的药包。我在没有学习识字之前，已经认得母亲的名字。

西安城南的中药店，在那个时候都被我跑遍了。有时候，为了一味缺药，我得从五味什字的藻露堂，跑到竹笆市的达仁堂，按照药味和剂量的要求配好，再从达仁堂赶回藻露堂，补齐所缺的种类，然后赶回家，将其中的一包在药锅里泡好，放在炉子上用武火煎开，再用文火慢慢熬，为的是母亲尽早能喝上。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过旧历年前，母亲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我放学后，为母亲取回药，在她的床前，为她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药汤。母亲接过碗，没有立即喝下，只是背过身子了好一会儿。我也不敢看一眼母亲。我相信那一刻母亲流泪了，也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

我身体里的痛，最初就源自于母亲的病。我最早对于生活世界的获知，更多来自医院和旧的中药铺通往回家的路上。我心中的希望和祈愿，是在每一次为母亲取回药，奔向归家的途中升起的，包括我成年后，每一次送母亲去医院，再将她接回家的过程，心中的希望从未幻灭过。每一次的希望愈急迫，回过头来所遭受的失望与挫败感，也愈深重。母亲的病，让我过早地深陷于人生的悖论当中，让我的童年，从一开始就处在生命的规则无法化解的存在之谜中。

我常常身不由己地想到死亡，想到自己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那样一种藏匿在生命尽头不可言喻又真实存在的境况，是我的想象不能穿越之地。我与母亲，都共同拥有这一否定所带来的绝对虚空的时间。它在我们身体之中，又外在于我们的目力不能及之外。母亲的病诱发的对于死亡的想象，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有一个必然的结局中，却无法预料任何的必然性。在我看来，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有可能随时随地地发生。而在这之后，才有可能谈到个人作何反应。你可以随时随地采取抗争，你也可以等待或消沉。你也许会恐惧，但最终，你能依靠的，是你必须首先成为自己，然后才是你对于所有一切的承受。

恐惧，无力感，绝望，伤痛的合谋作用，让我对于自己的感知产生了倒错。当我在童年里，以一个孩子的面孔出现在一群衰老的病人中间，没有人知道我的老成，而在成年后，我的多愁善感，我的意想与随意的性格中所藏的孩子气，也是我的同辈难以察觉的。我清楚地感到，在我的身体里，驻留的人不止我一个，从中所见的我自己，也不只是单一具体的个体意义上的自己。我从生下来，到我懂事，知道了母亲所生的病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化身。

前些天，我回到了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在角落里又看见了母亲用过的药锅，上面已布满了灰尘。我用手在它的表面摁了几下，我看见自己的指纹清晰地印在了上面。有些事情，对我是想尽力忘记的，包括母亲的病，我总是不愿提及，生怕勾起自己的伤痛。但凡事情经过或拥有了，就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最终都会留下痕迹，叫人挥之不去。这些或许还是我时常心头怀有一种罪感的原因吧！一旦想到母亲与生俱来的疾病，没有办法根除，我立刻就会从一种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状态，无法排解内心的忧郁。

我的母亲生在旧社会，曾经缠过脚，后来又放开了。她的鞋子，比裹脚的人大一些，又比正常人的小。童年里，每天晚上回到家，如果在母亲的房里只要看见她的鞋子摆放在床前，一定是她的心脏病又犯了。那样的情况，我是不敢走上前去的。我会躲在隔壁的房间，直到母亲心口的痛舒缓下来。每一次的心痛，母亲都是独自躺在床上硬扛着，等到她叫我为她倒一杯水时，我才敢来到她的床前，知道她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疾病所造成的恐惧与危害，并不只存在于它可见的形式中。它在人的血肉里爆发，在不可见的精神领域不断投射影响。真正可怕的不是病，而是它的不可预期，难以把握的变化。它的意外，它的独特，它所造成的无法辨别的漆黑的暗夜感，所有这些比病本身更为可怖。

就这样，我在母亲所经历的病痛中长大了。我的母亲，也在她的病痛中活到69岁。每个人的生命，死亡或所得的病，都是诸种生命、死亡和病的一种。人生快乐也罢，痛苦也罢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我的母亲是在对于自己病痛的承受中死去的。而有的人，在得病之后，根本没有机会与自己的病相抗争，便死去了。

2000年母亲的逝去，距今快15年了。15年前就像是昨天。母亲的病，还是她的病。我的心情也还是同样的心情。现在它们被我用来证明曾经有过的一段时间。也许对别人来讲，那样一段时间毫无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母亲的病给予我所拥有的那一段时光以内容。

自行车

自行车消失于城市公共视野的领域并非一件久远的往事，但这种变化却是悄然而又不易察觉的；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它们便随着黑夜的离去，而极少呈现自己在城市道路上的踪影。自行车已被驱赶到了一个人们极少能够看见的地方，马路已将过去给予自行车通行的空间，剔除殆尽。根本的变化就藏匿在这样一种神不知鬼不觉的进程中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到来与另一个时代的离去，并不意味着要留下所谓的宣称。

自行车淡出城市生活的沸腾景象之外，并不意味着这样一种富涵魅力的器物在时间中的被风化和老去，恰恰相反，它所创造的城市空间的自移性和自主流动的永恒活力，为早期的现代城市格局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增添了无尽的想象力。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自行车在街道上如潮奔流的场面了。今天的城市少年，也极少有机会在黑夜里，骑着自行车沉默行进，同黑夜一道共同探寻城市角落隐藏的秘密。但这绝对不意味着自行车作为一种精妙的奇思臆想，作为一种伟大的发明实践，它的意义丝毫的减损。

自行车依然是城市体验与城市地理志最合适的撰写者。他的速度、节奏和随意性，它的停顿和类似漫游的行进状态，以及它的变化与简洁单纯的方式，还包括它所能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实现的漫无目的地逛游所包含的意指，都是解读城市空间文本结构，探寻城市秘密最好的路线图。

在自行车上观察城市，你不用担心它过太快或太慢。它和街道上的行人可以并肩前行。在你和城市与人群之间，永远不会隔着一层玻璃。在自行车上观察城市，也不会等同于在摩天大厦之上探出头来的观看。它不会让你置身事外，不会让你有居高临下之感。在自行车之上，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还同他所观察的对象一道，共同组成城市的风景。

自行车是在沉默中行进的，它是人行走方式的自然延伸，并且强化了人类行走固有的本质特征。尽管它也出自人造，但它在根本上不会与人产生分离。它与人心手相应，它和人亲密无间。它是人性的化身，而非功能的载具。它与人的亲近不会带来噪声，它的移动也不制造轰鸣。它并不以压迫的方式靠近它的目的地，也无须启动或关闭自己的挚动。它随时都可以停歇，同样随时都可以行进。

在自行车上，你可以环顾四周，也可以停下来与陌生人交谈。在它之上所展开的褶皱是全景式的。你可以从中领略城市的细节、味道和温度，还可以感知人情、人心与世故。它绝不将丰富多彩的城市经验，简化成为玻璃窗上二维的图像。

作为一代人的成年礼物，自行车已被镌刻在了那个年代人们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礼物，它无须回报，更不怕被历史所遗忘。它摆放在人们面前，无须收回，更没有过多的耗费。

《阳光灿烂的日子》和《17岁的单车》，都是自行车对人们集体记忆与个人参与的诗意展现。自行车已经实现了人与自身与时空之间的诗意组合，它如今是否在大街上出现，是否仍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交通方式，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在变化中变化的东西，谓必会长久；在变中不变，才意味深长。

自行车从来都不只是单一的工具。它还意味着人有效地参与城市进程和有效地参与自身塑造的一种方式。这样一种另类的方式，已经化作今天的城市背景和秘密，已经深入到城市的空间结构当中。自行车在它身后所留下的生命，也会让今天的城市永生。

汽车神话

关于汽车的广告宣传从外观的直接感受看，总是让人感到一种冷漠的高贵与陌生。它是悬置飞动的不确定性，类似任何谜语背后的结构，激发人们对于不可预知的多种期待。好莱坞的电影还让汽车与美女、色情和暴力恐怖相伴，不仅直接在速度之上展示各种残酷的场面，还生成形形色色的诱惑。

近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旧梦，不断地在中国大地上重现。城市舞台的主角，不再是人群与建筑，而是通过汽车引起的混乱、拥堵、污染和噪声。城市地理的核心，已不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不再是地理本身，变成了汽车这样的动力装置和为它服务的高速公路网系，以及各类坐标设施。

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方式便是居住和流动，这是地产业和汽车制造得以兴起的根本。但是，汽车无论是作为一种让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出现的科技，还是作为一种让流动得以自由延续的思想，或者是被当作功能化的工具来加以看待，其背后的生命，都早已经死去了。作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它最终都是不可持续的，都会变成一种与人相异之物，成为搅乱城市生活的“恶棍”。

汽车化的时空带来了全然不同的居住、生存与交往方式，但是伴随着汽车的运动、气味、噪声和对人的视觉侵犯与环境危害，来解密社会生活的本质，却被人看的无足轻重。

汽车制造、消费以及文化的兴起，是打着人拥有在空间里自由流动的绝对权力这一幌子的。汽车这一人为的发明之物，将栖息与流动看似对立矛盾的东西，统一和谐地集于自己一身。“流动的房子”、“轮子上的居所”、“运动过程中的休息”等等，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都是理解资本运作与本质变化的关键概念，都是引起全球性技术变化的标志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汽车作为产业、作为文化、作为观念与思想、作为科技发明等等，所隐含的所有方面，都不难理解了。它是文化、技术与社会超强联合的综合体，又是一种非人、非物、非文化的怪物。

人类最原始的步行方式，从来不赋予人地位与身份这样的尊容和价值，但汽车这部机器，却使它自身人格化了，在自己之上刻满了用来区分、辨认和对人分类的标志。汽车承诺了另一种虚荣的尊贵享受。

它还引起了我们对于时空的重新看待。由这一类居支配地位的移动方式所生产的被压缩的时间关系，重新安排了我们的起居、工作、娱乐，甚至重新安排了我们的性生活。

由汽车重新分离出的时间感觉，是速度化的、碎片式的和短暂的时间性的认知，其特征是流动、变化和瞬间的即刻爆发。时间不再是四时与季节的变化，不再是植物的变化，而是一种瞬间多元，即时流动的离散格局。

太多的自移性、太多的流动性，让城市的中心消解殆尽。超越距离与分裂时间，让汽车给人的感知带来了越乎寻常的想象。一旦被汽车构成的连字符所吸纳，人将被这种不息之流所驱赶，被迫漂泊，被迫出入于另一种光怪陆离的新奇性组合当中，被迫接受汽车移动的弹性与强制性的规定，不得不将“家”建在轮子上。

在汽车里，你可以四处漫游，但你不可以随意停下来。你可以环顾左右，但你必须接受路牌的指引，必须听命于速度、仪表和其他设施的规约与限定。你可以控制它、启动或关闭它的发动机电门，但你最终无法完全驾驭它。尽管汽车也出自人为制造，但它并非与人亲密无间，并非与人心手相应，并非与人身体协调统一。“轮子上的家”有朝一日会有可能变成“轮子上的铁笼”，最终让人囚禁在自己发明的机器装置里。

你可以坐在汽车里观看窗外的景象。但挡风玻璃上的风景，没有味道和气息，没有温度，更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在汽车里，人们再也无法与自己身在其中居住的城市形成直接的触摸与体验；在汽车里，同样无法深入到你居住的城市当中隐藏的秘密，感受人情人际之中日常的平凡与安详。

汽车是目的论的产物，是功能化的机器设置，是以速度克服距离的疯狂想象。它为人们打开了一扇自移流动的便捷之门，同时又关上了一扇沟通交流的门。在汽车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逻辑，并非出自一种交往的需要，而是一种资本寻求增值，实施统治的需要。没有汽车制造业背后带动的产业链和关联的产业链，没有它本身作为产业所形成的上游和下游的联动，所谓的由汽车带来的人在移动方面的自身解放都将是镜中花、水中月。

人们常说，移动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刺激性，有赖于自身脉搏的跳动与血液的畅通流动。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手一车，人人把握着自身自由移动的权利，其后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不说由此形成的环境、资源与空间等等方面超常的消耗，使这样的设想难以为继，单从这一设想有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来看，并非一派现代化的乐土景象，而是危机和其后紧随的灾难。是一幅可怕的西洋景。

汽车神话勾引起我们内心的好奇，常常让人在一种对于未来的期待中着迷。受此诱惑，我们一直处于对更加美好悬念的追寻之中。如果真有自由，汽车神话会给出你超乎自由东西；如果真有完美，它同样会许诺出超乎完美。在汽车神话这种看似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技术文化统治形式里，已无生命可言，或者说它的形式所包含的生命力已死。人们今天所能利用的，仅仅是其中剩余的那一点点残值。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