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展鸿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4)



传统诚信观及其价值探讨*

罗展鸿**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西桂林541004)

诚信在传统价值观中的地位非常高，是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古代社会对诚信观的培育路径主要有言传身教，在修身中实现诚信，官府以信立威等。就传统诚信观对当代经济社会运行的借鉴意义来看：在社会方面，应以诚立信，形成人与人的和谐前提；在市场方面，应以诚立信，形成商家的诚信文化；在政府方面，应以诚立信，形成政府的核心凝聚力。在当代经济社会中，应以制度保障诚信行为。

诚信；培育；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诚信”构建对于当代经济社会关系健康发展，各类资源要素顺畅配置有着直接的关键性作用。在经济社会中构建起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诚信观”有利于完善市场建设，规范经济社会秩序。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具基础性的内容[1]。中国古代社会把诚信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对诚信观培育的要求也非常之高，其中有自我约束、也有外界约束与培养。本文通过反思传统诚信观，认为“以诚立信”是传统社会的理想之一，研究传统诚信观获得其精义有助于当代社会发展的诚信构建。

1　传统价值观中的“诚信”地位

“仁义礼智信”是古代五常之道，是人之行为的原则，是政治社会关系持续运行的架构。在五常中，“信”排在末尾，并不指“信”在五常中的地位最低。恰恰相反，“信”是五常得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春秋礼崩乐坏的年代，有这样一个事例诠释了“信”的守护者的信条。

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在泓水北岸开展了一场影响春秋时期政治转折的战争——泓水之战。战争由宋国国君宋襄公挑起，虽然宋国的军事实力明显殊于楚国，宋襄公却坚持要打这一战。因为，楚国越了“礼”。楚国国君的世袭爵位是子爵，是“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中较低的封号，应称为楚子。到了这时的楚国国君却自称为王，自诩排在公爵之上，享受与周天子同样的“礼”格。宋襄公要通过一场战争来使楚国国君回归于正统的“礼”。

在战争开始，宋兵已经在泓水之滨布好阵，楚军还在渡河，在力量对比有危于自身时，宋襄公没有听取公孙固等人采用突袭的方法，坚持要等到楚军军队过完河、排好阵式才与其正面开战，要用“仁义”之旗战胜楚军的刀枪。结果大败，宋襄公受重伤于次年病发死去，沦为历史的笑柄。这种战术思想被称为“宋襄之仁”。后来，宋国人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就是说，君子在战场上不伤害已受了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古代作战是不凭借险隘地形阻击敌人的。

就今天来看，宋襄公仅仅受到国人的埋怨，是对泓水之战失败责任人非常轻微的责罚。约定时间、开阔之地、分别布阵、击鼓前进、正面冲锋、光明正大的开战方式在夏、商、西周却是当时的作战规范。泓水之战标志着中国的战争方式也发生了重要转折，光明正大作战的礼义之兵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以狡诈奇谋为指导的作战方式开始突起。

是不是宋襄公不“智”，宋襄公当然知道偷袭或许还可以取得胜利(甚至知道就不该打这样一场实力悬殊之战)，但是如果真是用偷袭的方法作战才是真正的不“智”。这将会造成，不“信”的情况在诸侯列国中更进一步地扩散。

面对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楚国(楚军在当时被称为虎狼之师)，宋襄公到底在坚持什么呢，是“礼”，它的基础是“信”。宋襄公希望自己在一个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中为社会提供表率，成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之君，坚持着日渐衰落的周朝礼法和制度。

其实，在后来的军事中，诚信也并没有完成被放弃，至少在军队管理方面“信”仍然是主要内容之一。如战国时期的孙武就认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信”就是要求将帅有赏罚必信的诚信品格；战国时另一军事家吴起也要求建立一支法令严明“赏罚有信”的军队，如无信，拥百万军队也无用；孙膑对将领的要求则是“信、忠、敢”等。

“仁义礼智”不是天生的，是建立在个人、社会的“信”之上，是经过一系列的“立信”而生成的，失了“信”也就是缺了所有道德价值的基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孔伋)“诚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周敦颐)宋襄公的故事，不应该成为笑柄，而应值得后世学习。

“诚信”是古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价值伦理基础，考证诚信在传统价值观中的地位、古人对诚信的尊崇与保卫，对于构建健康的当代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传统诚信观，虽与当前市场社会中所要求的诚信有本质区别，但是这种对诚信的信仰可以坚守。

2　古代社会诚信观的培育路径

在古人看来，诚信是立人之格，是人的品质、品格树立的前提。西周末年之后，军事上的狡诈奇谋扩散到了社会领域中，然而在一个社会较为平和的时期，往往更加看重诚信，把诚信视为社会关系能够持续的核心内容。因而，也就非常注重诚信在民间、社群、官府中的培养，注重通过培养诚信实现对个人控制、树立威信，使得诚信信条被认可、将诚信内化于主体。

2.1言传身教，落实诚信教育

古人特别注重对个体的诚信教育，认为诚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所谓“三岁看长，七岁看老”，对三至七岁小孩的诚信教育非常重视。在《论语·学言》中，曾子说道，“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自己也成就了“杀彘教子”的典故。曾子之子随母上街后哭闹，曾子之妻以杀猪给你吃为由哄儿子自行回家，曾子知其事后杀了猪。虽其妻“与婴儿戏耳”，但不杀猪将是“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赵柔卖犁”也体现了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北魏时期的赵柔被他人赠予数百枚犁，赵柔同儿子善明去集市上叫卖，赵柔打算二十匹绢卖给一商人，另一商人后来出三十匹绢来买，善明想卖给后来的商人。赵柔说：“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最后，还是卖给了先前的商人。

像“杀彘教子”、“赵柔卖犁”的典故在古代社会非常多，这些典故成为了教育后辈的诚信案例，一直流传至今。大思想家荀子认为如要使诚信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准则，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对人们进行诚信教育[2]。

2.2个人修身，以言行实现诚信

何谓诚信、诚信的重要性通过上述内容已经知晓。那么，“何以能诚信”，必须“心正而后身修”。在古人看来，作为个人来说，以诚立信是达到修身的前提。何谓修身？修身就是使个人获得足够的才华和美德。如何获得？“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记·大学》)也就是说，要达到修身，就得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摆正自己的心灵，要达到“正其心”就得做到诚信。失信之人，不要说成为贤人，就是受到普通人爱戴也是困难的。

在这方面，除了我们所悉的“管鲍之谊”之外，“范式守信”也是值得学习的一个范例。东汉的范式年轻时在太学求学，与张劭是好朋友。在一次分别时，范式对张劭说，两年之后将到家拜见其父母。两年之约快到之时，张劭把此事告诉母亲，请其准备酒菜招待范式。张劭母亲疑此事的可能性，张劭则非常确定，后来其母信，备酒饭，范式果然按时到。“范式守信”表达了只要诺言一出，不论多长时间都能谨记，而后“言必行”。《论语》中也说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就是说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在外注重行为，要小心谨慎讲究信用，“言而有信”。正所谓，以诚修身，以信立世。

2.3官府引领，以诚信树立权威

在古代，对民众树立诚信，使民众自觉地践行官方的诚信指导理念是官府力行的一件事情。所谓，“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也不强”(《论语·颜渊》)。

战国时期的秦国，为变法，商鞅推出新法令，怕民众不相信，为激励民众对新法令落实的信心，商鞅在城墙南门放了一根木头，贴出告示如有人将此木头搬到城墙北门即赏十金，众人都不信，每日逐加，在将赏金提至五十金时，一壮士在嘲哄中将木头搬至北门，商鞅如约赏其五十金。通过此事，秦国的新法令得到了贯彻，秦国的政策权威立于民间，史称“徙木立信”。扛一根木头，走几步就能获得大量奖赏，扛木之人似有天方夜谭之念。可是，商鞅通过这一“以诚立信”的方式，获得了民众对官府的信任，使得政令、法令得以落实，国家实力得以强大。

以上是古代诚实观培育的三条主线，虽然在实践过程中功利性较强，但在整个古代社会中起到了一种稳定器的作用。在普通民众心中，讲“信”可能失去眼前利益，却往往能够获得长远利益，甚至是隔代利益。这也是古代大多民众为什么坚守诚信的重要原因之一。

3　传统诚信观的当代借鉴意义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诚信是不能失去的，也不应该失去，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个人、社会、政府会自愿放弃以信立本。问题是，如何实现以信立本。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想用贵族时代的制度和礼法来解决变革时期的现实问题，注定是成功不了的。当代社会如果将古代社会的诚信观作“拿来主义”也必定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不作“拿来主义”，却可以借鉴，这是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传统的诚信观不适用于当代社会，并不代表传统与现代是断裂的。历史是延续的，诚信观也是延续的。从目前来看，传统诚信观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仍然有众多借鉴意义。

3.1在社会方面，以诚立信形成人与人的和谐前提

人与人之间信任，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一。因传统社会慢节奏的状态，传统社会提倡“朋友有信”的交往理念[3]，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相对多的时间来理解彼此，建立信任。再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以实际的地理空间为度量，为了使他人相信自己的诺言，必定要求约定时间来履行空间上的承诺，也就有了“范式守信”这样的众多典故。

现代社会中是快速的生活生存节奏，传统社会那种“田园诗意般”的交往已经不在，原有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间与空间被(无意义地)物质追求所代替，人与人之间缺少“在场”交往。人与人之间没有过多时间的交往，也就缺少相互理解的时间前提，转换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空间。这种时空的变化，虽然减少了“在场”的交往时空，但是显然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缺场”的交往时空在增加，为以诚立信增加了许多便利条件，“抱柱之信”之类的守信灾难将不再发生。

时空发生了变化，而承诺、诚信等基本规范依存，在当代，依然要求人与人之间将诺言进行到底，将诚信互化。只有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才能获得一定的和解。

3.2在市场方面，以诚立信形成商家的诚信文化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欠发达、市场容积并不高，人与人的交换活动大多时候是直接的物物交换。直接的物物交换往往建立在信任之上，随着这种直接活动的扩大，形成的非直接交换的商业活动保留了交换中的诚信原则。对于商业活动，战国时期就有了“市价不二，国中无伪”的要求。这是一种相对的基于交换双方信息透明的交换规则。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活动有了资本主义式的萌芽，商家无不标榜诚信，一些大商家、老字号商家纷纷“以诚立信”，打造商家、行业的诚信文化。清朝晚期，四川商会规定：“片言重诺千金，无食言者可昭其忠信”。[4]活跃于明清500年的晋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徽商则有“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的商训。梁启超就认为，“晋商笃守信用”，徽商能够“以诚待人，以信接物”。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构建不仅离不开诚信，反而更加需要诚信。所谓“不诚无德”，不能期望没有诚信的商家、厂家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没有诚信的商家、厂家只为消费者提供“瘦肉精”、“苏丹红”、“塑化剂”及“天价”等等。目前我国正在提倡与打造的“工匠精神”其中就包涵了诚信。“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也就说，不以次充好，用良心做工，把最好的产品参与市场交换。诚实无欺，恪守信用，应是市场经济无二的契约。

3.3在政府方面，以诚立信形成政府的核心凝聚力

要想民众诚信，政府必须首先做到诚信。管子曾经说过，“言而不信，而民不附。”政府如果出尔反尔、大话空话连篇，所做出的承诺常常失信于百姓，百姓就有可能弃政府而去，或重新建立一个政府。正所谓，“一伪丧百诚”。只有政府率先在各方面、各领域作出诚信、落实各项政令，百姓才会拥戴政府，为政府分忧。“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吕氏春秋·贵信》)

政府如何才能做到以诚立信呢，韩非子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也就是说，政府立信要从小事做起，要把给民众的每一个小信用都能够兑现，只有这样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大的信用才能建立，民众才会拥护这些政策进而拥护整个政府行为。一个整天忙于说大话的政府必定是不诚信的政府，一个不落实政策的政府肯定也是一个不诚信的政府。

除了政府自身的立信之外，如何才能最终形成政府凝聚力，只有寻求制度保障。虽然古代社会一直强调无论个人、商业、官府都要以诚立信，但是维系“诚实”二字的是内省与道德，在利益面前这种维系往往难以维系。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如果一个人通过非诚信手段获得了利益，受到的惩罚小于获利，那么他仍将会破坏原有的诚信领域，导致社会诚信精神的不断流散。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认为，为什么中国没有从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原因之一在于中央集权太深“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5]，也就是说没有法制维持商业中的信用。当前，我国政府要保持、提升对民众的核心凝聚力，必须将诚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严密的制度保障诚信的树立。

总的来说，传统“诚信观”维系着古代的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官府与民众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诚信观其关注的重心是培养非经济因素的“修齐治平”型君子人格[6]。传统诚信观不是保障经济领域的公平交换，而是确保政治领域的专制统治，最后形成了厚诚信道德教化，薄诚信制度建设的社会诚信环境。这与中国当前以市场经济为社会发展路线所要求的诚信在内容上是有巨大差异的。在借鉴传统诚信观的内容、培育路径，培育现代诚信观的过程中，必须认知到传统诚信观建立的前提与现代诚信观建立的前提是不同的。

4　结束语

在传统社会中，诚信所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言而喻，是立人、立国的根本之一，家庭、社会、国家共同构建着一种理想的诚信观。然而，诚信在古代社会中主要是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社会与国家提倡，约束非诚信的行为往往较“软”，非诚信行为时常普遍发生，如清朝的纪晓岚就买到过泥巴做的蜡烛。软约束、德性教育在利益面前往往乏力。从现代社会发展来看，传统社会的德性诚信培育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制度诚信培育是两种不同的诚信建设模式[7]。由于传统社会商业活动较少，人们对诚信往往基于政治方面，因而诚信观的内容也就偏向政治教化。基于与传统社会历史环境与发展重心不同，市场社会诚信观的培育更需要“硬约束”。这种“硬约束”以制度固化诚信为核心。通过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保障“以诚立信”得以实现。当代经济社会要把诚信培育放到一个更高的制度建构层面，让守信之人不吃亏、吃福，让无信之人吃大亏，没有这种保障，讲诚的人就会失去守信的动力。“言必信，行必果”，最终还须制度完善来保障。

[1]陶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的传统文化根源[J].学术交流,2015(12):63-67.

[2]曾美勤,成海鹰.论传统诚信的内涵及主要内容[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46-47.

[3]韦红霞.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融入大学生诚信教育研究——以贵州高校为例[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2):59-62.

[4]李奋生.传统诚信伦理与现代企业诚信文化建设[J].中外企业文化,2008(2):5-7.

[5]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09.

[6]王存河.权力监督与诚信政府的建立——公法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诚信[J].甘肃政治学院学报,2003(8):93-97.

[7]王淑芹.社会诚信建设的现代转型——由传统德性诚信到现代制度诚信[J].哲学动态,2015(2):77-72.

(责任编辑叶桂郴)

2015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课题《传统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广西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2015SZ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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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859(2016)02-0252-04

**作者简介：罗展鸿，男，江西德安人。教授。研究方向：思想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