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传友

(皖西学院皖西文化艺术中心,安徽 六安 237012)



明代六安的茶业

关传友

(皖西学院皖西文化艺术中心,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六安茶在明初茶法改革中脱颖而出，成为名闻天下的名茶。利用文献资料概述了明代六安茶的产地、品种、入贡、销售情况。探讨了明代贡茶制度对六安茶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六安茶;明代;茶业;影响

六安是我国重要的产茶地之一，六安茶更是历代行销天下的名茶。有关六安茶史的研究更是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①。其中不乏有对唐宋、清代、民国时期皖西茶业的专门研究成果，对明代六安茶史虽有所涉及②，但未能完全反映明代六安茶史的全貌，因此有研究的必要。本文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对明代六安茶史作进一步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六安茶名闻天下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后就十分重视茶业的发展。洪武初年，朝廷对茶政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明史·茶法》称：“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以采茶芽以进。”[1](卷八十，“志第五十六”、“食货四”，“茶法”)朱元璋针对宋朝专贡龙团茶，以其劳民而罢造，改为贡芽茶。在茶叶榷制方面也实行灵活多变的茶政措施，明李东阳《大明会典》载：“国初招商中茶，…… 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2](卷之三十七，“茶课”)。表明明代茶法分作贡茶、官茶、商茶三大系统，正如《清史稿》说：“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徵课；曰贡茶，则上用也。”[3](卷124，志九十九，“食货五”)明代在茶叶的制法上改团茶为散茶、改 “蒸”为“炒”，提高了茶叶的香气和内质。这些措施对明朝的茶叶生产，起到了注重品质、讲究实效的积极影响。因而开创了叶茶(即散茶)的全盛时代。

六安茶在明初茶法改革中脱颖而出，成为名满天下的名茶。方志专家陈光贻在《稀见地方志提要》中称“明初名茶以百数，致贡者仅十余，而太祖独重六安，以顾渚上品，则为‘焚荐’，由是六安茶遂名天下。”[4](卷八)所谓“焚荐”即是贡芽茶，“岁荐南京，焚于奉先殿”[5](卷之四)，用于祭祀皇家祖先。六安芽茶因深受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推重，成为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之一，故此而名闻天下。明正德初，时任刑科给事中的陈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被贬官为六安州判官，他认为“六安茶天下第一，有司包贡之余，例餽权贵与朝士之故旧者。”[6](卷九，P74)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天下名茶有“吴门之虎丘，天池岕之庙后、明月峡，宜兴之青叶、雀舌、蜂翅，越之龙井、顾渚、日铸、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萝之上方、秋露白，闽之武夷、宝庆之贡茶，岁不乏至。”[7](P305 卷九)说明六安茶是天下名茶之一。明许次忬《茶疏》载：“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8](P87)明万历时曾任颍上县知县的屠隆在《考槃余事》之“茶品”中将“虎丘”、“天池”、“阳羡”、“六安”、“龙井”、“天目”列为全国六大佳品，将六安茶列“龙井”、“天目”之上，实为“品亦精，入药最效，但不善炒，不能发香，而味苦，茶之本性实佳。”[8](P96)所以被评为第四。明万历时太监刘若愚记明宫中的“饮食好尚”，曰：“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9]以上足见六安茶在全国的知名度之高。

明代六安茶极受文人称道。明弘治、正德年间的大学士、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对六安茶极为推崇，同当时翰林名士萧顕、李士实品饮六安茶而作七言联句《咏六安茶》诗，载于明清所编纂的《六安州志》。诗曰：“七盌清风自六安(李东阳)，每随佳兴入诗坛(萧顕)。纤芽出土春雷动(李士实)，活火当炉夜雪残(李东阳)。陆羽旧经遗上品(萧顕)，高阳醉客避清欢(李士实)。何时一酌中泠水(李士实)，重试君谟小凤团(萧顕)。”[10](卷之七，“艺文志”)诗中“君谟”是宋代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字，蔡氏著有《茶录》一书，诗中“小凤团”就是蔡氏创制的宋代名茶。可见在诗人的眼中，六安茶可以同宋代名茶“小凤团”相媲美。明嘉靖朝御史、太仓州人徐爌因以使事至六安州，对六安茶推崇备至，为之作《茶居士传》，文称“居士茶姓，族氏众多，枝叶繁衍遍天下。其在六安一枝最著，为大宗，阳羡、罗岕、武夷、匡庐之类，皆小宗。若蒙山，又其别支也。”[10](卷之七，“艺文志”)明巡按御史苏祐《六安道中》有“茶芽细摘足充岁，秔稻半干那报秋”[11](卷之五十二，“艺文志”)诗句，称道六安茶。明著名文人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书中称：“余生平慕六安茶，适一门生作彼中守，寄书托求数两，竟不可得，殆绝意乎。”[12](卷下，“八之出”)说明六安茶极受当时文人们的推崇，也说明六安茶之名贵。

二、六安茶产地与品种

六安茶在明代作为地方性产业，其种植面积与产量情况，因史料缺载，无法详知。但其是山区茶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则为不争事实。顺治《霍山县志》称：“霍之产茶大利大害也。霍征徭役繁剧倍于庐郡诸属，山多田少，产茶人户藉以抵田粮之半。”[13](卷之二，“贡茶”、“产地”)以致于在产茶地有从事大面积种植经营茶叶的商品性生产。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三笔》记载：“余友王毗翁摄霍山令，亲治茗，修贡事，因著六茶纪事一编。每事咏一绝，余最爱其焙茶一绝云：露蕊纤纤才吐碧，即防叶老采须忙，家家篝火山窗下，每到春来一县香。”[14](卷二)霍山县境茶春时节，家家采茶焙茶繁忙，一县尽飘茶香的情景毕显纸端。清初六安州文人黄晓的《水晶庵记》载明季六安州齐头山下有古刹水晶庵(今属金寨县麻埠镇所辖)，是宝志公和尚的香火地。庵有四僧“居之以好讼为能，因羡贡生周姓者山多而利广与之邻，遂掘残碑指皆宝志遗业，往投桐之吴绅奉为山主。致书当道，判归僧有。僧亦不善其终，传之徒嗣借梵宫为垄断。方春茶盛，估客盈门，貲获无算。吴绅之裔日来需索，与髠讼。山寺之可鄙者莫若此也。”[11](卷之五十二，“艺文志”)所记虽是寺僧构讼侵占茶山之事，但的确反映了当时齐头山周边有较大规模的商品性茶叶种植经营。

六安众多茶山，在有明一代涌现出了许多优质名品，如“小岘春”、“六安先春”、“六安贡尖”、“六安雀舌芽茶”、“云雾茶”等都是见于史志的六安茶著名品种。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九“种植”称“寿州霍山黄芽、六安小岘春，皆茶之极品”[15](P635)。明方以智在《通雅》中称：“茶饮之妙，古不如今。…… 六安贡尖，多致者不一二掬，更能养人，而又香白”[16](卷三十九)。明小说《金瓶梅词话》还提及当时上等好茶“六安雀舌芽茶”[17](第七十二回)。明六安人潘世美《云雾茶二首》诗序言：“齐头绝顶常为云雾所封，其上产茶甚壮，而味独冲淡。僧昔以奉外郡士夫，近余获尝因赋。”[11](卷之五十二，“艺文志”)是记载六安州境齐头山等地出产的云雾茶。作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六安“大茶”品种也已产生，许次忬《茶疏》称：“顾彼山中不善制法，就于食铛火薪焙炒，未及出釜，业已焦枯，讵堪用哉。兼以竹巨笥，乘热便贮，虽有绿枝紫笋，辄就萎黄，仅供下食，奚堪品斗。”该茶历经清民至今仍是六安茶的大宗品类，受到人们的欢迎。

三、六安茶的入贡及其影响

“任土作贡”是我国历代统治阶级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它是皇朝统治者赤裸裸地以贡献方式直接向地方征索、掠夺地方特产以满足其奢侈欲望的手段。前文已述明朝建立之初，即行贡茶之法。六安茶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独重的贡品，成为明宫廷的必备之物。明嘉靖初给事中汪应轸对此记载说：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酱房、内阁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其不足则用常州茶等。”[18](卷四十)明万历时霍山知县黄守经在《霍山县志》创修序中对六安茶入贡称云：“其地与六安州界者，各产芽茶。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焚香拜表，龙文锦袱，专官驰驿使，竟达长安，而题其黄缄曰：‘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19](P260，卷之十三，艺文志)六安茶采制是在每年清明前后，六安地方官吏亲督茶户入山采摘芽茶，必须一枪一旗，精心焙制加工，按照礼部规定要求装袋并装箱，由地方官员在二十五日内押送到京师。《大明会典》详细记载了弘治十三年(1500)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规定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两省所属)的府县需缴纳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限四十六日；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广德州七十五斤，建平县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2](卷一一三，“礼部七十一”，“岁进”)。可见六安州的贡额数在江南地区最高，上贡时限也最短。明万历《六安州志》记载六安贡茶的额度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增设霍山县，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遂定霍山贡额二百五十三斤，州贡芽茶四十七斤[10](卷之三，“食货志”，“田赋”)。 但明代六安茶实际贡额应超出此数，据汪应轸指出：“六安芽茶，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此其旧例也。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故三百斤正数不得不加者，此亦旧例。”[18](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可见明代六安茶的实际贡额当在四百斤左右。

明代贡茶制度对六安茶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表象上看六安霍山茶户的贡额数量不大，但实际上六安霍山茶户所实际支付的贡茶额度，远超出史志所载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因地方官府胥吏、皇亲国戚、太监等藉此搜刮，百姓深受其苦。明陈霆《两山墨谈》指出：“予谪宦六安，见频岁春冻，茶产不能广，而中官镇守者，私征倍于官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山谷窭民，有鬻产卖子以买充者。官司视之漠然，初不为异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6](卷九，P74)。可见太监利用皇家特权额外私征数倍于正常官贡，出现茶户“鬻产卖子”的惨景。明汪应轸在《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中也指出：“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此外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18](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达四分之一多，无疑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明正德间任广信府同知的庐州府巢县人曹琥在《请革芽茶疏》中痛陈贡茶之弊有“五害”，其云：“方春之时，正值耕蚕，而男妇废业，无以卒岁，此其为害一也；二麦未登，民艰于食，旦旦而促之，使不聊生，此其为害二也；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芽茶一斤卖银一两，犹恐不得，此其为害三也；亦或采取过时，括市殆尽，取无所应，计无所出，则又科敛财物，买求官校，百计营求，恐不免祸，此其为害四也；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之小民，相戒不敢入市，此其为害五也。凡此五不韪者，皆切民之深患，致祸之本源。”请求皇上“罢此贡献”[20](卷之十六，“艺文志”)。虽是说江西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地区)之事，但亦基本反映了当时六安州贡茶之弊端。顺治《霍山县志》对明代朝廷征收六安贡茶摧残六安茶业的情况作了极为中肯的评述，其云：“事关献纳，大父或过为郑重，左右遂乘其意，变乱黑白，簧鼓小民以规厚利，始或巧为刁难，要其包贴以饱溪壑，既且充以伪品，售其奸欺，以误国典。如南茶有五河尖、徽州尖，皆早出，而造作工緻比本茶似胜，而味与价之劣且十百焉。奸人收之以充纳，而本茶反见抑扼矣。”故“产茶之山虽广，而贡茶采制则在勾萌之后，必须一枪一旗，取精既多，所伤实众，故但量以给贡额耳。余俟繁殖庶几取饶，故其贡茶自解京而后，民间苦无多藏。而上司卖茶动以百觔计，其发价未必抵寻常之半，而仓卒搜索，民间其价必三倍寻常。官责之衙役，衙役凭报茶户，任情那(挪)移。富者贿免，仍出藏茶以徼倍价。贫者勒赔，破产倾家以完公事。及其交茶又须厚贿左右，不然一茶而俄指为荆和俄题为燕石。令当事者东西易面，而不知民始为茶所累，而兴作无资，则茶愈荒芜，所出之茶不足以纳茶粮僦以与人人，又谓其负累，卒之日夕不谋，而茶粮犹在，噫亦苦矣”[13](卷之二，“贡茶”，“利病”)贡茶制度对六安茶业的严重摧残，可见一斑。

四、六安茶的销售

明代六安茶因其很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各地茶叶商人来境贩运。每逢新茶上市之时节，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纷纷云集六安州及霍山县的茶乡收购六安茶，使得六安山区的茶叶贸易和其他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因史料缺载，明代六安茶销售情况无法给出明晰而确切的结论。清顺治《霍山县志》对明代六安茶贸易情景有载：“土人素不辨茶味，唯晋赵豫楚需此日用。每隔岁，轻千里挟资裹粮，投牙预质，及採造时，男妇错杂，歌声满谷，日夜力作不休。校尉、寺僧、富商大贾，骑纵布野，倾囊以值。百货骈集，开市列肆，妖冶招摇，亦山中盛事。”[13](卷之二，“贡茶”、“利病”)明许次抒《茶疏》称六安“茶生最多，名品亦振。河南山陕人皆用之。南方谓其能消垢腻，去积滞，亦甚宝爱。”[8](P87)清初宋起凤《稗说·品茶》中说：“白门之家多喙六安，而不蓄他制。为六安能养胃气，故江淮河朔以逮山右咸喙贡尖，他不重。贡尖者，六安中精品。”[21](P95卷三，“品茶”)文中“白门”为南京的古称，“贡尖”是当时六安上等芽茶。上述所引说明了明代六安茶在华北、华中市场的销售流通情况，已经销售到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及南方江苏、湖北等地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对明代南京市场销售六安茶也有记载。六安茶近则销售到皖北、江淮一带，明张茂有诗称“陆路不通江浙货，居民多尚六安茶”[22](卷下，“宿道春行”)说明六安茶在明代得到了广泛销售流通，成为一般民众喜爱的饮品。明末流行的《两京十三省土产歌》歌谣也述及当时六安茶的销售情况：“细茶出在六安州，洞庭西山出蜜桔。”[23]此外小说《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二回与明文学家罗贯中、冯梦龙所著小说《平妖传》第四回中提及的六安茶，也反映了明代华北地区的高端与低端茶的流通情况。

注释：

① 主要成果有关传友《六安瓜片小考》，刊《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姚治中《茶与唐代社会》，刊《六安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王哲、宋光钧《六安瓜片茶历史文化探讨》，刊《农业考古》2007年第2期；关传友《唐宋时期皖西茶业》，刊《农业考古》2008年第2期；朱正业、杨立红《试析民国时期皖西茶业的衰落原因》，刊《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6期；朱正业、杨立红《民国时期皖西茶业改良述论》，刊《皖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姚治中《略论古代皖西茶产业》，刊《皖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关传友《清代皖西地区的茶业》，刊《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马育良《淠河“茶麻古道”初探》，刊《皖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徐立、丁以寿《民国时期皖西茶叶生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刊《茶业通报》2013年第4期；刘宝建《清宫里的六安茶》，刊《紫禁城》2013年第12期；六安市政协文史委、六安市农业委员会合编《六安茶》，黄山书社2014年版；关传友《由竹枝词解读六安茶史》，刊《皖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马育良、郭文君《地方文献关于清代民国皖西茶叶运销的书写》，刊《皖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② 主要成果有赵克生《明清时期六安茶的上贡与贸易》，刊《皖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马育良《淠河“茶麻古道”再探》，刊《皖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陶德臣《唐代至明清时期皖西茶叶贸易的发展——皖西茶叶贸易史研究之一》，刊《皖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姚晓燕《一纸旧广告单 引一段六安茶史》，刊《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李东阳，申时行.大明会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3]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4]陈光贻. 稀见地方志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1987.

[5]顺治长兴县志(上海图书馆藏稀见地方志丛刊第91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6](明)陈霆. 两山墨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31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明)顾起元. 客座赘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胡山源. 古今茶事[M].上海：上海书店，1985.

[9](明)刘若愚. 明宫史[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10]万历六安州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11]同治六安州志[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2](清)陆廷灿. 续茶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13]顺治霍山县志[M]. 顺治十八年刻本.

[14](明)李日华. 六研斋笔记·三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15](明)徐光启. 农政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2.

[16](明)方以智. 通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明)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戴鸿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8](清)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19]光绪霍山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20]康熙六安州志[M].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21](清)宋起凤. 稗说(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2]明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5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0.

[23]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代饮茶文化[J].中国文化，2006(23)：55-66.

*收稿日期：2015-04-16

作者简介：关传友(1963-)，男，安徽六安人，皖西学院皖西文化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皖西地方历史文化、生态史。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16)03-0020-04

On The Tea Industry of Lu’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GUAN Chuanyou

(WestAnhuiCultureandArtsCenter,WestAnhuiUniversity,Lu’an237012,China)

Abstract:The Lu’an tea emerged after tea law reform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became famous all over the country. Based on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producing area, variety, tribute-offering, and sales of Lu’an te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probes into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tribute tea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tea industry in Lu’an.

Key words:Lu’an tea, the Ming Dynasty, tea industry,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