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邦良，贾冬梅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做天才的泥土
——胡风对青年作家的发掘、指导与推广

魏邦良，贾冬梅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胡风主编《七月》、《希望》着重发掘、培养青年作家。他通过面谈、书信、写文章等方式对青年作家予以指导。他还以写评论、出作品集等方式来展示青年作家的创作实绩。青年作家的日趋成熟，得益于胡风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工作。

胡风；《七月》；《希望》；青年作家

作为20世纪著名的编辑家，胡风曾主编《木屑文丛》、《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七月》、《希望》等刊物。胡风因独立主编《七月》、《希望》发掘、培养了一批成绩显著、声名远扬的作家。围绕《七月》和《希望》形成了现代文学一个著名的流派“七月派”。正如贾植芳说的那样：“由于他编辑文学刊物关系，在他周围结集了一批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他从读者中发现的文学新人，其中不少人又成为他的朋友，建立了友谊，以致有一个被称为‘胡风派’或‘七月派’的文学流派。”[1]169

抗战时期，胡风以一己之力主编《七月》和《希望》，其劳碌与艰辛，简直难以想象。从下面这则编校后记，我们可看出，在那个特殊年代，编一本刊物，有多么艰难且繁琐。

“又要脱期了。印刷的困难简直出人想象之外。如果说，在南京办杂志，要坐船到芜湖，再走二三十里山路才能到印刷所，读者大概要觉得奇怪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而且，这一点篇幅的《七月》，只能先排一半，印了拆下字来，再排其余的一半。而且，文中夹英文字母或英文字，是五四时代就习惯了的，但现在往返花了许多工夫都弄不好，因为字母既不全，工友也没有这个经验。”[2]683

胡风主编杂志时，妻子梅志是唯一的帮手。梅志曾对友人谈起编杂志欣喜而复杂的心情：“一路而来，办《七月》和《希望》，有时收到满桌子的稿子和信件，在这寂寞的生活里有着慰藉与热闹，有着为事业的感情、热情。但一想，生活依然是这样，但又一想，这也正是工作。刊物也就出来了，也就是这样生活下来了。一路而来，调浆糊粘信封，一糊一上午，提着一大包或抱着一大包去发信。麻烦死了！但走着走着又安慰自己，你们的稿子寄来或送来了，刊物也出来了，这里那里，都是激流般的生活……”[3]724

老作家楼适夷对于《七月》有这样的评价：“当东战场败退，《烽火》停刊的时候，几乎没有一本文艺的刊物，表面上显出了文艺活力的极度的落退，而《七月》能在最艰苦的处境凛然屹立，这正是《七月》的最大功绩。”[3]927

“从生活的海洋里寻找作者”

绿原也是胡风发掘出来的一位作家，他认为胡风有着杰出的编辑才能，在编辑刊物中，做到以下几点：“始终坚持从生活的海洋里寻求作者”、“珍惜任何作者的任何一点艺术生机”，以及“把整个刊物当作一件有机的艺术品，……无不贯注了他的心血，力求让读者在心灵上有所收益。”[3]622

胡风的编辑实践，证明绿原的概括十分准确。

胡风坦言，主编《七月》，他更青睐年轻人的来稿，几乎不请有名的大作家写稿。他说：“我依靠的是对生活的感受力还没有麻木或冷淡的作者，尤其是在斗争实践中或群众生活中的读者。”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七月》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很多年轻作者，正是从《七月》开始了他们的文学之旅。

1938年，鲁藜到达延安。在延安的军营中，他完成了四十多首短诗，但却无处发表。热心的散文家李又然帮他投寄武汉的胡风。不久，这组以《延河散歌》为题的诗作发表于《七月》头条位置。一个“在思想和诗风上全新的诗人”诞生了。鲁藜由此和《七月》结缘，并一直视胡风为创作上的良师益友。后来胡风还为鲁藜出版了两部诗集《醒来的时候》、《锻炼》。在胡风的帮助和引导下，鲁藜诗艺日渐圆熟，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泥土》：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贾植芳也是通过投稿认识胡风的。他说：“对于胡风重视和发掘从生活深层来的青年作者的来稿，我是有亲身体会的。他的编辑风格，可以说是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编辑传统，他编的杂志取稿的标准，不以作者的名位为准，而是完全看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质量而定。”[1]175

给《七月》投稿时，邹荻帆还是位中学生，但胡风却慧眼识珠，从他大量的来稿中选用一首《江边》。胡风还给这个中学生写了封信，大意是：你好比是一个跟钢琴老师学了几年的学徒，好处是知道了一些弹琴的甘苦，坏处是有时学乱了指法。胡风提醒邹荻帆，不要受老师的束缚，诗要有感情，不像理论文章，必须有头有尾。

在后来的回忆中，邹荻帆仍对胡风来信心怀感激，他说：“尽管信不长，但对于一个正在摸索前进的青年来说，令我反复思考，起着‘举一反三’的指航作用。”[1]273

和邹荻帆一样，彭燕郊给《七月》投稿时也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没想到，不久，彭燕郊就收到胡风的回信，说那首题为《不眠的夜里》的诗留下备用。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得到主编的亲笔回信，当然激动万分，他说：“我懂得了，他的眼睛是向下看的。”

杜谷的诗《泥土的梦》由好友投给《七月》，不久，他就从《七月》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诗的题目却印错。战争年代，纸张粗糙，条件恶劣，这样的错误稀松平常。可很快，杜谷就收到胡风的道歉信，请他原谅杂志上的印刷错误。杜谷为此大受感动：“我当时向报刊投稿已经五六年了，接触过的编者不少，但是除了靳以同志以外，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对工作这么认真、对作者这么负责的，何况我只是一个其名不扬的青年作者呢！”[1]477

马希良读中学时就喜欢诗歌，他的一次课堂作业就是一首长诗《沙地的牧民》，国文老师鼓励他投稿。他先后投给郭沫若主编的《自由中国》、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均无回音。后来投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很快就收到回信，要作者修改后再寄给杂志。后来，诗稿经不下十次的修改，终在《七月》刊出。马希良感慨：“这就是大作家胡风对一个中学生的培育。”

绿原初次给《七月》投稿时担心主编不重视“无名之卒”的稿子，就开玩笑地写了句：“如蒙见弃，则只能证明无名小卒无不皆然的命运。”胡风对绿原的诗稿给予恰如其分的评析，并以这样的语句回应了绿原的“玩笑”：“请先生看看本刊各期的目录，有哪几位作者又是文坛上的名人？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绿原由这封回信，发现了一个“秘密”：“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刊物《七月》竟没有一个编辑部，连退稿信都要主编来写……”

李正廉读大学时曾给《七月》投稿，一篇稿子退回，另一篇经胡风推荐发表于另一家杂志。为什么胡风会给一个普通学生回信，甚至采用他们的稿子，李正廉给出的答案是：“这是因为在胡风看来，在艺术上无大人物、小人物的区别，在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一视同仁。”

胡风爱护青年，提携青年，但他以质取稿的原则决不会变。

冀汸在普通师范学校读二年级时曾给《七月》投过稿，胡风回信说诗稿未达发表要求，但希望作者可以继续惠赐新作。两年后，冀汸再次投稿，是一首长诗《跃动的夜》，被录用。但胡风并未因作者已崭露头角而放松对他的要求，后来，冀汸又多次投稿，但却连连遭遇退稿。在一封回信中，胡风对冀汸的诗稿做了这样的批评：

“稿，早看过，觉得没有力量。作者只是跟着事迹底过程跑，情绪好像完全是被动的，那些近于抒情的词句好像是硬逼出来的，觉得应该有情绪的波动所以才那么写出来的。也许写之前有着情绪的要求吧，但写的时候只凭着记忆中的那个要求来支持似的。”[1]488

冀汸还给胡风寄过剧本，胡风也给予了否定。冀汸以亲身经历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胡风向来以质取稿，即使和自己联系密切的年轻人，胡风也坚持自己的取稿原则。

胡风在《简述收获》中也曾表述过他的“不近人情”：“对曾经发表过他们的作品的作者，发现他们的感觉或感情已经失去了清新和真挚，不能反映人民性的生活内容，或者原来不过是反映了表面的政治风雨，我就不再发表了。我继续在读者中间寻求新的营养，尤其是从战地，从根据地和解放区来的时代前进面的声音。”[4]629

“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

鲁迅曾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憎与爱才能文。”鲁迅还指出，作家写出革命作品，首先作者须得是革命人，所谓“喷泉里流出的都是水，血管流出的都是血”。胡风推崇鲁迅的话，认为“(这番话)提出了战斗的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东西”。

鲁迅这番话对胡风影响深远。作为主编，他多次对青年作者强调：“无条件地成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人生战斗的根源，正是艺术创造的根源。”“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胡风特别看重作者对生活的态度，认为作者对人民对生活所采取的真诚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成绩；而他本人对文学对作者的真诚态度则决定了编辑成就。

胡风对他的作者付出的是真诚的爱，即使对他们作品要求过严，那也是爱之深才责之切的。

彭柏山被国民党抓入牢房后，胡风设法将他的作品结集出版，所得稿费对囹圄中的彭柏山来说，无疑是雪中之炭。贾植芳给胡风写信时，没留下详细地址，只说在重庆一家报馆。胡风为找到他，走遍了重庆所有报馆，当他看到眼前的贾植芳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胡风不计报酬，不分场合地对青年作者予以指导；不计成本，不惜篇幅把青年作者推向文坛，其最大动力就是他对文学对青年这种无私而博大的爱。

诗人侯唯动曾说，胡风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善于发现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每位投稿的青年，都倾注心血培植。胡风说过“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而他本人正是理论结合实践的典范。

对于青年作家，胡风有时是当面指点，有时是通过书信指导。如果某个青年提出的问题带有典型性，他会就此写出文章发表，让更多的年轻人从中获益。

当侯唯动写信向胡风请教关于写诗“技巧”问题时，胡风觉得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就撰写长文《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公开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并通过此文系统而透彻地阐述他对“技巧”这个问题的思考。

侯唯动在信中提到他正“向世界名著学习技巧的提高工作”，胡风指出，这说明对方“第一，你至少是不知不觉地把诗的创造过程归到了所谓‘技巧’的运用上面；其次，你想从世界名著学习的是‘技巧’，也就是肯定了有离开内容，离开诗人的主观，说来好像是可以捉住的具体的(但其实是成了抽象的)‘技巧’的存在。”[5]80

胡风在文中表明，不能离开“和内容相应相成的活的表现力”来抽象地谈“技巧”。他说：“对于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立场的诗人，一个特定诗人的特定作品，孤立地去论他的‘技巧’，甚至孤立地学习他的‘技巧’，这只有走江湖的形式主义者才会想到的事情。”[5]81

正是在这封信中，胡风道出了他的两句名言：“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无条件地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够有条件为艺术上的诗人。”

最后，胡风表达他对抽象谈论技巧的厌恶和反感：“因而，我诅咒‘技巧’这个用语，我害怕‘学习技巧’这一类说法，至我觉得一些‘技巧论’的诗论家势非毒害了诗以及诞生诗、拥抱诗的人生不止的。”[5]82

胡风对“技巧”这个问题思考已久，在发表于1935年的《关于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和倾向》一文中，胡风就不赞成离开内容谈“技巧”：

“我们要求能够表达‘新的内容’的‘新的技巧’，是当然的，但这种新的技巧必得是从新的内容流出的，必得是因为只有这种新的技巧才能够使那内容更正确地更有效地更容易地传达给读者大众。然而，这里所提到的一部分作家却不一定是这样的。在他们掉花枪的技巧下面并不一定找得出内容的必要，他们却技巧地把他们所要传达的内容和甚至是有教养的读者隔开了，好像他们的技巧是用来遮饰内容的贫弱，根本就忘记了大众读者一样。借用法捷耶夫和幼锦的尖刻的然而是天才的说法，这是‘技巧的焦躁’，但‘技巧的焦躁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6]

侯唯动的提问，促发了并坚定了胡风对“技巧”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的思考，所以，他才公开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对“技巧”这个问题或许不是一两篇文章就能得出定论，胡风的关于“技巧”论述或许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他能够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开诚布公吐露自己关于“技巧”的深思熟虑，足见他对文学对青年的真诚与爱。文字背后是一颗感人的拳拳之心。

“做一个选择读物的读者”

一个青年作家发表一两篇作品也许并不难，但要想在文坛站住脚，引起读者和文坛的关注却并非易事。为了能把自己欣赏的青年作者尽快地推上文坛，胡风费心费力，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方面，为作者写评论，使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文坛新人的优点与缺点；另一方面，克服重重阻力，为年轻作者出作品集，全面地展示他们的创作实绩。

早在编《工作与学习丛刊》时，胡风就推出了艾青的诗作。后来主编《七月》，胡风又选用了艾青大量的优秀之作。然而，艾青的声誉鹊起却在胡风那篇诗评《吹芦笛的诗人》问世之后。

在这篇诗评中，胡风以饱蘸感情的笔调写道：“我想写一点介绍，不仅因为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的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的脉脉流动的情愫，他的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的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的几幅面影。”[2]455

如果不是用心细读过诗人作品，如果不是用心体察过诗人的创作心境，胡风就不会如此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心态，也不会如此细腻地描述诗人作品的创作特色。

正因为熟读诗人诗作，又将其诗作在心中涵泳再三，胡风才能准确地指出：“艾青底诗使我们觉得亲切，当是因为他纵情地而且是至情地歌唱了对于人的爱以及对于这爱的确信。”[2]458

艾青在文坛上崛起，当然要归功于他作品的出色，但倘若没有胡风这篇文笔清新、贴近文本的评论，艾青恐怕不会那么快就广为人知了吧。

路翎的成长，凝聚着胡风的心血。在路翎的心目中，胡风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更是恩重如山的导师。

路翎杰作《财主的儿女们》出版后，胡风为这部史诗般巨著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序的一开头，胡风就断言：“时间将会证明，《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5]263

对于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蒋少祖、蒋纯祖，胡风做了这样的分析：

“在那个蒋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的控诉：知识分子的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胡风说：“这是对于近几十年的这种性格的各种类型的一个总的沉痛的凭吊。”

对于蒋纯祖，胡风认为，通过塑造这个人物，作者提出了这样的号召：“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战，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份以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做残酷的搏战。”[5]267

胡风高屋建瓴的分析，有助于读者(甚至包括作者)领悟作品中的人物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路翎作品的出现为什么会令胡风那么欣喜呢？也许，胡风这番话会让我们找到答案：

“在我们的文艺领野，矗立着鲁迅的大旗。在今天，人会承认这面大旗，人更乐于自命是这面大旗的卫士，但人却不愿或不肯看见，多年以来(包括鲁迅在生的时候)，虽然也有一些来自这个传统的真诚的战斗，但却有多少腐蚀这面大旗，淹没这面大旗的乌烟瘴气。什么是鲁迅精神？岂不就是生根在人民的要求里面，一下鞭子一个抽搐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来的突进？在这个意义上，不管由于时代不同的创作方法的怎样不同，为了坚持并且发展鲁迅的传统，路翎是付出了他的努力的。”[5]268

弘扬鲁迅精神，坚持鲁迅传统，是胡风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舍生忘死的奋斗目标，而路翎的作品则给了他奋斗的希望与底气。

曹白、东平、田间等也是胡风十分看重并欣赏的作家，胡风也多次为他们写下饱含深情又一语中的的评论。这些评论，显示了胡风坚实的理论素养、敏锐的艺术洞察力以及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为了形容作品的战斗力，胡风把自己的编辑方法比喻成“集束手榴弹打坦克的战术”：“手榴弹的炸力太小，不能摧毁坦克，但如果把若干个集成一束同时在坦克下面爆炸，那是能够打断它的轮带，使它瘫痪的。”胡风说：“我自己愿意做一根把这些手榴弹束在一起的绳子。”[4]627

如果把单篇作品比喻成“手榴弹”，那么作品集就是“集束手榴弹”，其“爆炸力”(影响力)当然大大增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胡风克服种种困难，募集资金为年轻作家出版作品集，陆续推出《七月丛书》、《七月文丛》、《七月诗丛》，集中展示年轻作家的创作实绩。

主编刊物，不辞辛劳；指导作家，呕心沥血；推广作家，不遗余力。胡风把编刊、培养作家当作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并为此付出了汗水、智慧与心血。有人把胡风说成是“中国的别林斯基”，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胡风确实像别林斯基那样深爱自己编辑的刊物，深爱那些以严肃而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创作的文坛新人，深爱他的编辑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风和别林斯基并非不可相提并论。

胡风在《简述收获》中道：“我不配记住也实在不记得1930年左联成立时提出的‘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号召，但我总记得还是1924年在军阀统治下提出的‘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的劝告。但我也自知没有做泥土的条件，只是做一个选择读物的读者，我得到的报酬是第一个‘欣然的赏鉴’可以算得我认为是好花的花。”[4]647

胡风说“自知没有做泥土的条件”，那是他的谦虚了。他有“做泥土”的胸襟，更有“做泥土”的条件。《七月》与《希望》就是从这“泥土”上拔地而起，郁郁葱葱的。其间的累累硕果，是胡风胼手胝足的“报酬”，也是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

把鲁藜那首诗献给胡风是恰当的：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曹白、东平、绿原、路翎、贾植芳、孙钿、侯唯动等，一个又一个在生活的风沙中辗转向前的文学青年，就是从这条路上走来，走向文学，走上文坛，走进历史。

[1]晓风.我与胡风(上)[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2]胡风全集·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晓风.我与胡风(下)[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4]胡风全集·6[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胡风全集·3[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胡风全集·5[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24.

(责任编辑 汪继友)

Being the Soil for Genius—— Tapping, Instructing and Spreading for Young Writers by Hu Feng

WEI Bang-liang; JIA Dong-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Anhui, China)

Hu Feng is the editor in chief ofJulyandHopewho seeks to exploit and develop young writers. He gives instruction through talking face to face, writing letters and articles and showing their actual work through writing comments, publishing collections, etc. Thus,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young writers should give credit for all the hard work along the bumpy way.

Hu Feng;July;Hope; young writer

2015-12-16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胡风办刊实践与思想研究(13YJA751050)

魏邦良(1966-)，男，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贾冬梅(1971-)，女，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K825.6

A

1671-9247(2016)03-0028-04